上海解放初期警备工作（文/《警备大上海》）上篇
1949年5月12日至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上海战役，取得了既歼灭国民党守军．又比较完整地保全了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城市的辉煌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史上创造的罕见奇迹。
参战部队在上海战役发起前就认真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当时．江南大地正是梅雨季节，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他们在日夜兼程奔赴上海前线的途中，抓紧分分秒秒，一面行军，一面学习《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和纪律》等政策规定，做到了“人人受教育，一个都不漏”。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把毛主席关于要保全上海这个工业大城市的指示和党制定的城市政策及纪律规定，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准则。
为了保全上海，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制定了钳击吴淞口、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迫使敌人为保住海上退路，不得不把主力调至吴淞口两侧与我“拚命”，从而，使我达到既歼灭敌人，又使上海市区免遭战火毁坏的目的。为此，人民解放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有24000多名指战员流血负伤．7600多位中国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攻打上海市区之敌时，各个部队坚决执行了不准开炮、不使用炸药的规定；部队攻进市区后，自觉遵守了陈毅司令员关于“没有找到营房以前，部队一律睡马路”的指示，不入民宅而露宿街头。为了扑灭敌人发射燃烧弹引起的火灾，某部七连以一人牺牲，数人负伤的代价，奋力从火海中救出了70多位居民，被救群众热泪盈眶地呼喊：“解放军是我们的救命大恩人。”当第27军的部队将敌军在投降前向某商店敲诈去的10根金条追回归还原主时，店老板激动不已地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解放军真是老百姓的军队啊！”广大指战员对缴获的金银财宝，眼不红、心不动，如数上缴；对自己看管的各类物资，嘴不馋，手不摸，尽责守护。第23军某部2连，宁肯饿肚子，也不动用仓库一粒米。第26军一位排长，宁愿赤脚追残敌，也不拿仓库里的鞋子。上海解放后的第6天，淞沪警备部队就发出了公告，决定将缴获国民党军队强行征用的数千辆民用汽车发还原主。许多车主领到自己失而复得的汽车后，连声说：“共产党真是我们的大救星，解放军真是人民的大功臣！”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他们给上海人民献上了一份很好的“见面礼”，使上海人民从人民解放军的言行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谋私利为人民的高尚品质，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当时，一位著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后的种种情景，沉思好久，最后，他坚定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连当时美国的《生活》杂志对胜利之师的人民解放军不入民宅睡马路，以及大量的遵纪爱民的新闻报道，也不得不评论说：“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
参加上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一部分部队，在上海解放之后就一直担负着警备上海，保护上海人民安全，保卫和参加上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任务。40多年来，尽管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支部队始终遵循着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想上海人民所想，急上海人民所急，与上海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密团结，共同保卫和建设新上海的赞歌。上海警备部队（解放初期称淞沪警备部队）已成为稳定上海形势的坚强后盾，是上海人民信得过的忠诚卫士。
一、21万大军威震敌胆，迅速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地方，社会情况极为复杂。解放前，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系统繁多．机构林立，各个系统的特务分子就达6000余人．其中特务组长以上的骨干达1600余人。上海解放前夕，一部分特务分子潜伏下来，继续与人民为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设有特务机构，进行特务活动。还有不少从全国各地逃亡到上海的地主、还乡团，以及大批溃散在上海街头的散兵游勇……这些反动的邪恶势力和社会渣滓严重地扰乱着上海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在党的领导下，经精心周密安排．制定正确政策，军民密切配合，组织专门反特力量，从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人民，稳定了上海的革命秩序。
1．精心计划．周密用兵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就在考虑用哪支部队攻打上海，哪些部队担任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的问题了。为此，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唐亮，代表三野亲赴丹阳向总前委汇报上海战役的设想和兵力部署等问题。5月6日，三野前委在苏州召集第九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和第26军政治部主任李耀文等开会，专门研究上海解放后的警备问题。会上，除厂宣布上海解放后第九兵团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外，有关各个军的警备任务和警备区域、部队的入城政策纪律，以及警备上海应注意的事项，粟裕、张震、唐亮等三野负责人都作了具体交代。总前委开始考虑到大批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容易发生住宿困难和违反政策纪律等问题，特电告三野“只需经过训练的六个营进入市区，维持秩序……”。粟裕、张震经过周密计算后．5月13日向总前委和华东局报告称：“六个营仅162个班，只能看守162处”，“兵力不敷分配”，故建议将第20军、26军、27军三个军担任市区警备，这样就有2430个步兵班，可以执行警备任务。5月14日，总前委致电粟裕和九兵团负责人，除同意三个军担任市区警备外，同时要求派得力干部带队，后勤和辎重部队一律距市区30～40里，无命令不得入城。并且告诫部队：“只要我们部队的纪律维持得好，自己阵营不乱，则保护与镇压两个任务是能顺利完成的。”5月18日，总前委和华东局又致电即将进入上海市区的各个军，提出除原则上按旧行政区各配置一个团的兵力外，应采取分区警备与重点配备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规定警备部队的任务是“镇压反革命特务活动，肃清散（兵）游（勇）及残余敌人，维持秩序，保障社会治安”。并对警备上海的兵力再次作了具体安排。决定以三个军进入上海市区，两个军驻防上海市郊，特种兵纵队警备港口。整个上海及市郊共划分5个警备区，即以邑庙、蓬莱、嵩山、卢湾、常熟、徐汇、龙华、杨思、洋泾等区为第一警备区，由第20军警备；以黄浦、老闸、长宁、静安、新成、江宁、普陀、新泾等区为第二警备区，由第27军警备；以闸北、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大场等区为第三警备区，由第26军警备；以江湾、新市、杨浦等区为第四警备区，由第33军两个师警备（该军另一师控制嘉定、宝山、南翔地区）；以高桥、川沙、南汇、奉贤、宝山为第五警备区，由第30军警备，并负责边防守卫。
1949年5月24日，当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后，坚决贯彻了“打到哪里．警备到哪里，保护到哪里”的指示精神，实行了边占领、边设岗的办法。在解放初期，上海市区就设立岗哨达5000余处，将原来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工矿企业、银行、仓库、车站、码头等都原封不动地看管起来，等候军事接管。在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协助下，确保了有条不紊的顺利接管。
经过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心计算，周密用兵，使21万人民解放军（市区15万、郊区6万），在上海解放后就有条不紊地迅速地进入各自的警备区域。21万大军，5000多处岗哨，声势浩大，日夜巡逻，有力地震慑了敌人，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保护了人民，使人民增强了安全感。
2．以铁的手腕，严厉镇压武装匪特
上海解放以后，解放军威震敌胆，使特务土匪、地痞流氓不敢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但是．社会治安情况依然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一些武装匪特，趁上海社会秩序尚未稳定，用什么“地下军”、“治安军”、“起义军”名义，或冒充中共地下武装和民主党派．或打着“上海市人民保安队”的旗号，抢占资产，冒名接收旧政权机构的枪支和物资。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管了邑庙、蓬莱警察分局和几个公安派出所；借口搜查散兵游勇，闯入民宅，对居民施以酷刑、逼索钱财、强奸妇女……，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损坏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上海市各民主党派也为此数次登报发表声明．表明他们绝对没有以民主党派名义参加接管上海的任何单位和任何物资。
为了有力地打击这帮穷凶极恶，严重扰乱上海社会治安的武装匪特，淞沪警备部队与上海市公安部门紧密配合，首先将姚安涛和冯玉铭等两股武装匪徒抓获归案。
姚安涛原系国民党少将特务组长，解放后潜伏下来。组织了“人民革命军江苏纵队”，自任司令，进行反革命活动。这股匪特冒名接收了长短枪十余支，公房一所，汽车两辆，以及大量物资。1949年6月16日被淞沪警备部队抓获。冯玉铭组织的一伙武装匪徒，自称“中共地下军耀字部队”。他们持枪抢劫、酷刑逼财，共抢到金条61根，以及一批银元、美金和金银首饰。他们抢劫得手后，将事先伪造的一封“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扬帆副局长”写的纸条，丢在被抢劫过的祥盛印刷厂内，妄图嫁祸于人。尽管他们活动十分猖狂，气焰非常嚣张，且手段极其恶毒，但是，在上海广大人民支持和配合下，终于落入了法网。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将这两股武装匪特的罪行查清之后．于6月24日判处姚安涛、冯玉铭为首的6名罪犯死刑。《解放日报》对这两案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肃清匪特，维持治安》的社论。
这一判决，不仅给气焰嚣张的武装匪特以有力的打击，而且，增强了全市人民对搞好上海治安的信心。许多市民反映：“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武装匪特就是应该坚决镇压！”“有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可以安心搞生产了。”
3．收管散兵游勇，整顿社会秩序
上海解放初期，散布在全市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很多。有的大摇大摆地走街串巷；有的挎着枪或身藏手榴弹，或拖着伤残的肢体向店铺强讨钱财；有的则白天藏身，黑夜出来，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个别的还在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准备在城市里“打游击”。这伙人大都是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从各地逃到上海来的，有的已在上海找到姘妇安了“家”，情况十分复杂。如果对这伙人不及早收容起来，妥善安置，对上海的社会治安极为不利。
5月2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5月2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正式对外办公后，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责令散兵游勇要在6月20日以前到指定地点报到，逾期不报到者，必将严加惩处。同时，分别召集各地区原保甲长会议，责令他们对住在本地段的不按期到指定地点报到的散兵游勇要积极检举，以立功赎罪。上海解放后，先后共收容散兵游勇15427名，其中将级军官11人，校级军官397人，尉级军官3360余人。
把这些散兵游勇收容集中后，组织他们学习，提高了其中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也较快地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情况。最后，对这批人分别作了妥善处理，有的遣送回乡，参加生产；有的介绍去工厂安置就业；一部分国民党高级军官被送往“俘官团”，即被俘军官学习团，学习改造后再作安置。这样既挖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社会基础，又有效地增强了上海人民的安全感。
4．统一组织力量，军警民密切配合
上海解放后，为了迅速有效地稳定上海社会秩序，大力抓好社会治安，进入上海市区和郊县担任警备任务的各个军都采取小集中、大分散的办法，每个公安分局管辖的地区配置一个团的兵力，每个街道、地段、派出所配置一个连或一个营的兵力。这些连、营、团、师的军队干部与公安分局、派出所和各区、县、街道的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了各级治安委员会。上海市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宋时轮司令员、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市民政接收处处长曹漫之等组成上海市军警民联合办事处，由宋时轮任主任。他们集中办公，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密切配合，共同行动，效果十分明显。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先后破获了“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中国人民革命军江南兵团”、“淞沪突击队”、“长江纵队”等40余股武装匪特，收缴了名目繁多、来路不明的各种非法武装的武器。
军警民联合办公，使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很快地得到解决。当时苏州河内船只乱停乱靠，秩序混乱。从外白渡桥到新闸路桥仅2公里路，可船只一夜还不易通过；马路上到处设摊，仅几条主要马路就有摊位七八千个之多，交通严重堵塞。市公安局发布了《苏州河交通规定》和《管理摊贩暂行规定》，淞沪警备部队出动大批佩带“警备”、“纠察”臂章的战士，积极协助公安部门整顿苏州河的交通秩序和沿街的摊贩，使交通堵塞和苏州河的安全航行状况迅速改观。
当时，少数奸商进行银元投机买卖，哄抬物价，影响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危害人民生活与正当的工商业发展。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扰乱金融、操纵银元的投机者赶快觉悟》一文之后，立即得到全市广大人民的拥护，纷纷要求取缔。上海市军管会接受民意，6月10日上午，毅然检查投机中枢证券大楼，一些不知悔改、破坏金融的奸商落入法网。在取缔银元投机买卖，打击扰乱金融市场的斗争中，淞沪警备部队的各级政治部（处）主任亲自带队，率领大批干部上街宣传，要求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参加反对投机倒把和破坏金融市场的斗争。
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警民更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统一行动。4月27日，在搜捕反革命分子行动中，淞沪警备部队出动了15个团．2万多兵力，负责搜捕、警戒、押送工作。在全市人民大力支持和各方面配合下，使8600多名罪犯落入法网，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上海解放初期，许多交通道口和一些重要警卫目标，都是解放军、人民警察、工人纠察队员一起执勤，亲密无间。人民警察与解放军一起站岗，感到有了依靠；解放军则把人民警察与工纠队员当作了解风俗民情的向导和翻译。上海人民看到军警民团结执勤的情景，更感到安全了。
5．警备部队调整整编，认真做好防务交接
1949年7月底，第九兵团奉命解除对上海的警备任务。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宋时轮率兵团机关和第20军、26军和27军移驻市郊整训待命（驻浦东的第30军于1950年1月也解除了对上海的警备任务，进行整编）。淞沪警备部队随即奉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整编。由第9兵团部抽调一部分干部和第33军，重新组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30军、33军、第100师、警察总队、华东警卫团，以及吴淞要塞的部队，共7万余人，接替了原21万部队担任的警备任务，固定哨所由5000处减到1300多处。
根据当时的警备任务和上海的行政区划，为了便于与地方配合，并易于接受各区党委领导，第30军仍担负浦东边防，并守备崇明，吴淞要塞部，队仍守备要塞。市区划为5个警备区，即以黄浦、老闸、新成等区为第一警备区，由上海市警察总队警备；以邑庙、蓬莱、杨思、洋泾等区为第二警备区，由98师警备；以嵩山、卢湾、徐汇、长宁、龙华等区为第三警备区．由100师警备；以闸北、北站、江宁、普陀、常熟、静安等区为第四警备区，由97师及华东警卫团警备：以榆林、杨浦、北四川路、提篮桥、虹口等区为第五警备区，由99师警备。
为了做好警备工作的交接，各个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只许接好，不许接坏”的要求，深入人心。各接防部队都是先派领导干部向交防部队请教、学习，并具体了解防区内的警卫目标和地形道路。各交防部队，都毫无保留地把警备工作经验向接防部队介绍。第27军军长聂凤智亲自向接防部队的干部介绍警备工作经验，由于从上到下，齐心协力地搞好交接，昕有警卫目标都没有因交接防而发生意外，保证了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6．组织专门力量，加强反特斗争
上海解放前夕，第九兵团党委根据总前委关于上海解放后的警备治安工作“必须由淞沪警备部队完全负责”的指示精神，针对上海解放后政法战线要忙于接管，忙于对原上海市警察局“拆屋重建”的具体情况，专门研究了如何完成警备大上海的问题。一致认为，上海解放后兵团部率领21万大军警备上海，声势浩大，确能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但是，仅仅靠公开的站岗、巡逻，是不能完成警备任务的。这伙敌人，不怕”公开的警备”，最怕掌握他们罪证，揭露他们老底的“秘密警备”。因此，经上级批准，第九兵团决定抽调部队三分之二的保卫干部，和上海市调来支援部队的一批熟悉上海情况的地下党员，组成反特战线的中坚力量——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由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长瞿道文任军法处长，下设两个科。在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和首长领导下，全面负责对匪特的侦察破案、拘捕审讯，并根据上级批示，结案处理。
在上海解放后的两个多月里，军法处在上海地方党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下，在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取缔了40余股武装匪特，对罪行严重的，予以法办，为维护上海的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
1949年8月，新组建的淞沪警备部队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警备机构调整，警备兵力减少和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来反特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继续加强反特斗争的进攻力量，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警备任务。
党委扩大会议后，警备部队各个师设立了侦察科和侦缉队，各个团都配备了侦察参谋，建立了侦察组。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也充实人员，力量得到加强。上海地方党和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支援了一部分身强力壮，具有对敌斗争经验的人员到军法处工作。军法处由原来的两个科，扩建为情报、治安、侦察、审讯、军法、执法6个科，以及秘书、资料、拘留所、执法队等部门，开展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在反特斗争中，各警备部队也取得了显著成绩。第99师在齐齐哈尔路破获的蒋经国系统的特务组织，是由军法处掌握使用的情报关系带路，将正在开会的40余名匪特全部抓获。驻在浦东的苏南警备10旅（后改为公安17师）的侦察人员，先后捕获了匪特300多名，其中有从台湾派遣来的“少将区长”陆亚玺、“海北纵队司令”李文达。已混入江湾机场建筑队并骗得“劳模”称号，化名黄兆才的匪特司令王志敏等。第97师290团班长刘振德带领全班守卫某工厂，很快与工人交上朋友，打成一片，从中了解到许多敌情。这个班在一个雨夜巡逻时截获三个刚刚抢劫得手的匪特，截获的钱物很快物归原主；在一次夜间巡逻中，他们在苏州河搁浅的小船上，捉到了5个特务，缴获了短枪、黄金和银元，击毙了一名逃跑的匪特。一年多时间里，刘振德带领的班，共活捉特务7名、击毙2名，捕捉匪徒、小偷37名。这个班荣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授予的“警备先锋”锦旗，刘振德被评为淞沪警备部队的“警备模范”。各警备部队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向174个工厂和当时敌情较为严重的龙华、洋泾、杨思等区的18个村派出工作组。他们在地方党的统一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取得较好的效果。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抓大案、破要案，配合经济斗争，维护长江航道，打击流窜匪特，保护外国守法侨民，深挖潜伏特务，捕捉内潜外逃之敌等方面，在公安部门的密切协同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他们积极配合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及时侦破了伪造人民币的大案，揭露了国民党军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派遣来沪的少校副官艾中孚、上校特工组长黄浩等伪造人民币，扰乱金融市场的罪行，把混入公安机关与艾犯勾结的旧警察清洗出去。这一案件的及时侦破，是继6月10日查抄证券大楼后，对破坏经济建设，扰乱金融市场者的再一次沉重打击。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有力地打击了流窜匪特，维护长江口航道畅通。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组织多方面力量，清除了国民党军在长江口一带炸沉的船只和丢弃的大件设备，并由解放军工兵部队清除了水上爆炸物，航道很快畅通，使上海与苏北及崇明、横沙、长兴等岛屿恢复了正常航班，方便了人民群众。但是，流窜在长江口两岸的国民党潜伏匪特频频作案。1949年9月22日，他们洗劫“鸿生轮”，打死了7名解放军，洗劫了全船乘客的财物，在苏北上岸后，沿途散发反动传单，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勒死了小学教员、复员军人和农民积极分子4人。淞沪警备部队根据陈毅司令员限期破案的指示精神，在韩念龙副政委亲自领导和组织下，投入大批力量侦破此案。军法处的侦破人员，夜以继日地跟踪追捕，在南通专署公安处和南通市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迅速地将国民党军统潜伏特务黄志英为首的20名武装匪特捉拿归案。这伙特务匪徒的迅速覆灭，有力地保证了长江口航运的安全。
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在捕捉武装盗匪，保护守法侨民方面，也是有成绩的。1949年7月，他们查清了持枪抢劫外国侨民的恶性案件，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这一案件的破获．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外事政策的严肃性，扭转了部舒外国侨民恐慌不安的心理，稳定了他们的情绪。
军法处的办案人员，抓住国民党空军“二·六”大轰炸后，特务分子活动猖獗之时，侦破了数月没有搞清的“江涛纵队”案，使1940年就是国民党上海军统站的处长，奉命潜伏的少将特务江涛，落入法网。江涛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这一潜伏很深的军统特务案件的破获，是军法处办案人员贯彻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的结果。
军法处的办案人员，在捕捉内潜外逃之敌方面．创造了很好的范例。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狂轰滥炸后，盘踞在舟山等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派特务潜回上海；已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又打出旗号，扩充势力，妄图外逃入伙。他们一时气焰嚣张，活动频繁。军法处办案人员在上海市公安局大力支持下，及时地抓获了准备外逃舟山入伙的匪特，接着，通过打入特务组织内部，搞清了情况，又将“反共救国军江苏省游击司令部”这一特务潜伏大案破获，使号称11个支队，涉及200多人的特务武装全部覆灭。
从19495月27日至1950年6月30日的]3个月中，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共破获各类案件1456件，逮捕各类案犯6480人，其中有44人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224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42人将功赎罪，绝大多数人交代罪行后，教育释放。13个月来，共缴获长短枪1198支，机枪37挺，迫击炮一门，电台14架，汽车14辆，以及大量的弹药和黄金、银元、药品等。
一年多来，奋战在反特战线上的淞沪警备部队的指战员们，以旺盛的斗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与狡猾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以“秘密警备”的卓越成绩配合了“公开警备”，使解放后的上海社会治安很快稳定下来。正如郭化若化若司令所说：“警备必须反特。我们（当时）决定以秘密警备与公开警备相结合的方针对上海市进行军管，是正确的。秘密警备有力地配合了公开警备任务的完成。”原淞沪警备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欧阳平说：“那时如果没有秘密警备，光靠公开警备是不能完成警备任务的。”
1950年6月，随着上海市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政法机关的健全，淞沪警备部队奉命将部队担负的反特工作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各师、团专门组织的反特力量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也随之进行了整编，许多同志又走上了警备大上海的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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