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队史（团史资料选编第六期）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即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随后便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为了解放大西南准备干部，第二野战军根据中央指示，从老解放区抽调区以上干部为骨干，再从新区招收学生、工人培训为一般干部，组建成“西南服务团”随军挺进。其中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即为从山东老解放区抽调的一支区以上的干部队伍。

一、六大队的组建过程

1949年7月初，中央和华东局电示山东分局，抽调1200名干部南下，其中县以上干部200名。在此之前，山东已几次抽过干部外调，干部较为紧缺，但为全国解放事业需要，山东分局仍从各区党委、直属市、省级机关认真挑选，乃至点名抽调。同时，派匡亚明、苏牧两同志筹办“南下干部学校”，拟调集干部、学生工人和荣军1500到2000人，进行短期学习后再选1200人编队南下。后接华东局指示，因荣军不适长途行军不调。1949年8月中旬，康生从上海开会回来传达华东局指示：军事干部、工人和学生新区不缺，均可不调。只调地、县、区三级地方干部。于是山东分局据此从南下干校1千余名干部学员中挑选南下干部270人，及具有工作能力身体健康南下干部的爱人70人，西南籍干部10人，共计350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队”。余下800余名学员另成立直属干校，经过三个月培训后再另行安排。

南下干部队由周贤任大队长，孙振华任政委。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渤海地区)队长薛汉鼎、指导员宿士平；二中队(鲁中南地区)队长李正一、指导员周兴柏；三中队(胶东地区)队长陈亚生，指导员王子贤。大队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为孙振华。各中队成立党支部，其书记是一中队宿士平，二中队周兴柏，三中队王子贤。350名干部中党员为338人，占96%。在338名党员干部中，抗战以前(包括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22人，抗战初期的党员92人，其余有5年以上党龄的党员150人，5年以下的47人。文化程度在中学以上的90人，小学程度有217人。粗识文字的43人。人员的籍贯除239人为山东省外，尚有江苏、安徽、广东、四川、贵州各省。

南下干部于1949年7月29日在济南市张庄飞机场山东分局党校集中后即投人紧张学习。对全部党员干部发给《新区工作手册》(包括中央和华东局有关新区政策的十一篇文件)，区以上干部发给中央编的《政策汇编》及《二中全会决议》。学习了《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一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列宁《论国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先后曾听取了徐向前同志的报告，华东局任部长的《关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的报告，山东分局组织部长曹轶欧的《干部工作和新区工作经验》的报告，许世友同志的《攻打长山列岛胜利》的经验介绍，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匡亚明同志作了二次报告，山东分局书记康生作了《愿不愿、敢不敢、能不能到新区去》的动员报告，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也作了报告，他在分析形势中曾说：“现在战争是一个走路问题，敌人一打即垮，不打亦垮。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哪里，哪里即解放.“他的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为今后行军奠定了思想基础。9月4日纪念国际青年节，听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团报告》。后又听山东分局李林同志传达全国总工会工作者会议的决议和有关工会章程的报告。虽然学习内容较多但仍感到对新区政策学习不够，山东分局号召大家在行军中抓紧学习。

在出发之前，山东分局为了解除干部的家庭顾虑，对有小孩而不能随行的妇女，组织“妇干队”集中学习，待西南形势好转后再送去。对南下干部家属皆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发给家属优待证，享受军属待遇，由各地政府执行优抚工作。妇干队的指导员为孙彬、副指导员为张纯，她们于50年3月从济南出发，经武汉到重庆，过贵阳时与留守在湘潭、贵阳的同志汇合，同赴昆明。

1949年9月17日，山东分局举行了南下干部欢送大会，康生在会上讲话。随后还听了山东分局组织的几次政策性报告。9月24日，南下干部队从党校出发，登上火车于10时35分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济南车站，南下徐州。9月25日晚到达徐州后待命。10月5日，从南京出发的西南服务团也到达徐州。宋任穷同志召开会议，对南下干部队做了调整，部分同志调到川南支队、贵州干部队和云南支队其他大队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其余大部分干部编成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任命周贤为大队长(到汉口后周贤被任命为副支队长，朱靖宇接任六大队的大队长)，孙振华为政委；副大队长王文玉，副政委宿士平，政治处主任方章。大队机关设有行政股、组织股、宣传股、民运股，分别由吴竹林、周祝三、张魁武、尚汇三任股长。大队下仍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薛汉鼎、指导员金定；二中队队长李正一、指导员周兴柏，副中队长公培富、副指导员刘志刚；三中队队长陈亚生、指导员王子贤，副中队长李华。大队党总支书记孙振华、副书记宿士平，委员朱靖宇、王文玉、周贤、方章、王子贤。一中队支书金定，二中队支书周兴柏，三中队支书王子贤、副支书邵风。至此，南下干部队正式编为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六大队，随支队向云南进军。

二、向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挺进

当初南下干部队成立时曾有去“天府之国”四川的意向，在编为六大队后确定去“蛮夷之荒"的云南，因而在某些同志思想上产生疑虑。个别同志又退回山东。这时，支队长刘林元和政治部主任陈方向全体干部介绍云南情况：云南早在1926年建立共产党组织、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的省份。地下党在1947年初即在滇南建立了武装组织游击队。已经解放了十多座县城，群众基础较好。云南是祖国西南的门户，自然资源丰富，有众多勤劳朴实的兄弟民族。省会昆明气候宜人，为全省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总之，云南是个很好的地方，欢迎大家到云南工作。言简情深，消除了过去流传的“充军之地”“瘴气之乡”等片面看法，坚定了到云南去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10月9日从徐州乘火车出发，10月17日抵达汉口。在汉口停留期间，宋任穷同志邀请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同志作重要报告，主要讲了新区军管、清匪反霸、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内容。其中特别强调要把粮食等物资拿到手才能站住脚，才能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并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出：从接管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盯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此尽可能的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允许一切对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恢复经济所必需的等等。大家对此报告感受很深。同时，全体同志领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胸章和军装。10月19日离开汉口，分三路赴长沙，大部分县团干部乘汽车；病号孕妇坐船；其他同志乘火车南下抵岳阳，21日从岳阳步行出发，过汨罗县，于10月24日全部到达长沙市，住在营盘山下马家坪，共进行了18天的学习和休整。10月26日听宋任穷同志关于政策的报告，讲述新区工作方针政策：一、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二、财经方面的接管政策。三、会师政策。四、少数民族工作政策。五、领导作风。强调对政策必须仔细研究，稳妥执行。27日上午，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王首道同志讲了湖南解放后的形势。湖南省委书记金明同志报告湖南和平解放的经过，接管、征粮、支前的措施和经验。27日下午，邓小平政委在湖南大学向支队连以上干部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指出今后解决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在军事打击同时展开政治攻势，用“北平方式”解决敌人，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军政兼施解决残敌是毛主席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他针对当时有的同志对国民党起义将领仍担任领导职务思想不通、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错误论调，指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全国实现大团结，增强了人民的力量。毛主席说有党外人士不吃亏，可以多听不同意见，决定政策比较全面：同党外人士在一起开会是工作，并不是麻烦；把党外人士养起来，多少也可以为人民做些工作；这些要从大的方面着想。邓政委的讲话提高了同志们的政策认识水平，加强了团结各方面力量的观念，树立战胜困难和必胜的决心。在这次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和黄克诚副主任曾到会与大家见面。11月4日在纱厂听马继孔政委作《约法八章》一、五两章及《共同纲领》总纲的学习报告。11日，在含光女中由宋任穷同志作经济政策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约法八章》的第二、第三、第七章及《共同纲领》中的有关经济政策部分。

在此期间，六大队在组织上还进行调整。为了加强领导工作，曾抽出一批干部充实到支队部和各大队。调到支队部的有：潘岷山、曲成江、尹振华、白云生、刘金生、陆启余、许淑英、乔德顺、刘守忠、顾同基、郭企云、王怀林、杨震东、陈凯、张恒、柏萍、林季生、王有才、王俊生、于民、刘万言、李坤、刘玉欣、董丹修、原宜家、石明、张世祯、秦兢等同志。调到一大队的有：周祝三、尚汇三、房永典、王启勋、隋相济、张逸民、邢继业、刘世杰(从长沙行军路上调的)等同志。调到三大队的有：王旭(从长沙行军路上调的)张魁武、曹茂先(从长沙行军路上调的)、曹松山等同志，调到四大队的有：宋慕陶、蒋伯元、王振武、蒋哲君、吕敬之等同志。调到军大一团的有：胡良恕、迟德亮、姜美善、马荣义、任海亭等同志。同时，为了行军中便于管理，六大队本身亦做了调整。原则上县团以上于部集中在一中队，其余编在二、三中队。各级领导也有所变动：正：副大队长为朱靖宇、王文玉；正、副政委为孙振华、宿士平；政治处主任方章。行政股长吴竹林、组织股长郭长儒、宣传股长王民、民运股长孙明。一中队正、副队长薛汉

鼎、陈亚生，指导员王子贤、副指导员金定。二中队正、副队长李正一、公培富，正、副指导员周兴柏、刘志刚。三中队正、副队长李华、王健斌，指导员邵风。大队党总支书记孙振华、副书记宿士平，委员朱靖宇、王文玉、方章、王子贤。一中队支书王子贤、副支书金定，支委薛汉鼎、陈亚生、翟文涛、曹茂先、王旭。二中队支书周兴柏，支委李正一、刘志刚、马生申、夏诚。三中队支书邵风，支委李华、杨凤桐、赵健民。经过调整，据1949年11月11日统计资料表明：六大队共有干部242人，其中地师级5人，县团级46人，区营级139人，区连级35人，区级以下17人。

1949年11月15日从长沙出发，16日到湘潭，停留一天，动员体弱有病、行军困难的妇女组织留守处，由六大队的高峰同志任队长，房文健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工作。六大队有杨健民、丁维修、张雨亭、王建新、杨月华、李素、魏民、杜月亭、李民、梁玉珍、王好英、康毅、邓光、张步峰、薛新民、张兰香、高培英、郑静霞等30多位同志留守。他们于50年3月到贵阳，与贵阳留守处、山东妇干队汇合后在5月到达昆明参加工作。11月18日离湘潭，25日到邵阳。马继孔政委作11天行军小结，肯定成绩、说明靠同志们的自觉性，靠干部们的具体领导，完全可以胜利完成进军云南的任务。支队参谋长李旭告诫大家，以后愈走愈接近新区，要注意两件事：一是提高警惕，加强纪律，防止土匪袭击；二是进入高原地带，准备爬山，互助互帮，层层做好工作。11月28日开始，二野派部队护送云南支队西进。12月3日胜利越过近2千米高的雪峰山。在高山面前，同志们展开互助，克服艰险。领导将六大队的马匹安排给体弱的炊事员，政委孙振华还帮助炊事员挑炊具，许多同志主动让体弱同志坐车，自己步行，充分体现了战友情谊。12月5日抵黔阳，小休一日，听马继孔政委作会师问题的报告，强调干部团结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如果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摘不好，应由外来干部负责。12月7日，在榆树湾行军途中遭匪袭击，六大队同志沉着镇静，安全抵达住地后，采取措施，提高警惕，将带枪的警卫员王振业、孙福山、高彦春、张思民等十多人组成警卫班，加强警戒。12月8日晚抵芷江。在芷江宋任穷同志召开于部会议，曾研究用车迅速将同志们运送人滇，后因车辆紧张未能实现。从芷江到贵阳九百余里，于12月27日到达贵阳，休整6天，度过元旦。30日上午听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作报告，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即：一、新区工作问题；二、征粮问题；三、清匪问题；四、税收问题；五、贸易问题。下午，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候方岳同志介绍云南地下党的斗争史。31日，宋任穷同志作西南进军情况的报告。他说进入西南的解放军，在四川盆地聚歼胡宗南集团之后于12月27日解放成都市，云南的卢汉于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后，国民党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第二十六军企图外逃，二野四兵团和四野部队自广西猛插滇南，堵截逃敌，并活捉了国民党自台湾派到滇南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他在谈完形势后最后指出：接管云南后，首要任务是征收1949年的公粮，保证供给。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和五兵团令员杨勇也到会讲话。

1950年1月3日继续行军，经清镇、平坝、安顺、永宁、晴隆于1月10日抵普安，在普安休整。19日，参加云南支队与当地驻军五兵团十七军某营、普安解放委员会联合举行庆祝西南解放联欢大会。1月21日到盘县。在驻盘期间，学习了《征粮手册》、《税务手册》和《新区工作守则》等文件，阅读了云南地下党编写的《云南概况》。支队部决定调出六大队邵风、纪斌等同志先进入云南了解情况，做征粮调查。其余干部作行军鉴定。这时，六大队恢复原在徐州时三个中队的配套建制，基本上确定各级干部的工作去向。1月27日，宋任穷同志传达中央和二野军委关于云南工作的指示，并作报告。中央和二野关于云南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干部工作分配要服从工作的需要”。他在报告中肯定地下党和边纵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工作成绩。着重强调干部间要搞好团结。正确对待起义人员，注意团结、改造。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沾染上旧人员习气。他在谈经济工作时说到：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做好征粮，税收，人民币下乡，稳定物价，管好市场等。要了解情况，明确方针，研究办法，才能做好工作。宋任穷同志的报告对以后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2月7日，过胜境关人云南。2月9日进驻沾益。2月13日在沾益前空军兵营广场上举行会师大会，有云南支队、边纵六支队、二野四兵团和五兵团的部队、四野部队、起义部队等近万人参加。云南支队政治部主任陈方、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边纵六支队政委以及各单位领导人都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清洋溢胜利团结的讲话。2月15日，昆明市各界慰问团到沾益向云南支队祝贺春节并举行联欢晚会。2月19日乘车到小石坝，进行整编，准备奔赴各自工作岗位。2月20日，六大队部分同志参加人城式，进驻昆明，开始实行军事接管。

六大队自1949年9月24日从济南出发，至1950年2月19日抵昆明，历时148天，途经鲁、苏、豫、鄂、湘、黔、滇七省，行程八千余里，胜利完成进军云南的光荣任务。

三、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六大队同志遵照二野邓小平政委的指示：“你们到了西南，即要分配工作。根据什么分配呢?主要决定于工作的需要。”大家愉快地服从分配，其情况如下：一中队大部分干部和大队部、二中队、三中队的一部分干部分配在省市党政机关。方章、薛汉鼎、王民、邵风等70余人分配在公检法、厂矿企业、文教卫生、财贸、农林、交通等部门。

以二中队为主分配在玉溪地区的有孙振华、朱作欣、冯贵东、郭长儒、翟文涛、李正一等60余人。以三中队为主分配在曲靖地区的有王子贤、王文玉、李华、刘少军、闫正国、于馥亭、鲁生、阎书丹、陈奎、周兴柏等百余人。六大队分配在武定专区的有宿士平、吴鸿宾、蒋伯元、金定、宋慕陶、吴竹林、刘西庚等30余人。此外，朱靖宇、丁上淮、陈顺仁等同志接管了云南盐务局。还有胡夫耕、周锦成、李玉臻等同志到个旧和其他地区工作。

这些安排到省市机关和三个专区的老干部们，多数按原职级分配，担负着各级正副领导职务、他们牢记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教导，与地下党同志，部队转业同志，及其他大队和军大一团的同志们搞好团结，并肩战斗，积极开展城乡军事接管各项工作。1950年4、5月间，国民党残余匪徒与反动地主勾结，发动武装叛乱，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反扑。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有力打击下，到10月间，各地叛乱基本肃清。但在这场征粮剿匪斗争中，六大队有6位同志遇难，光荣地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是：

王启勋，1950年4月在易门铜厂村牺牲；

张逸民，1950年4月在峨山富良棚牺牲；

邢继业、宋传宝，1950年4月在峨山塔甸牺牲；

李鸿昌，1950年5月在江川台桥区光山牺牲；

戴月， 1950年4月在易门北区牺牲。

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为建立人民政权面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今天，回忆南下的壮丽事业，三十八年的实践证明：六大队的同志们为解放云南、建设云南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如今绝大多数同志已年过花甲，业已离休，只有少数同志仍在职继续工作。据这次征史了解：已有35人调离云南，到北京、内蒙、黑龙江、山东、江苏、广东、四川、贵州等省工作。有59人因积劳成疾已与世长辞；还有30人左右情况不明。现在云南的仍有228人，分布在昆明地区有144人，各专州、市、县84人。这些同志以云南作为第二故乡，为边疆四化建设，继续发挥余热，度好晚年。

(六大队联络员冯又新整理编写于1988年6月28日，本刊删节。)

附件：第六大队师团级干部分配到玉溪、曲靖两专区任职名单(根据省档案馆612123号文案及两专区团史办提供材料)：

孙振华  师级  原济宁市工运会书记  任玉溪专区代专员

李正一  团级  原县委书记          任玉溪县委书记

刘世杰  团级  原县委副书记        任澄江县委书记

翟文涛  团级  原县委书记          任晋宁县委书记

王力生  团级  原县宣传部长        任峨山县委书记

章子玉  团级  原特委直属党委书记  任昆阳县委副书记

宋传宝  团级  原县民运部长        任新平县组织部长

郭长儒  团级  原代理县委书记      任呈贡县委书记

朱作欣  团级  原县民运部长        任玉溪地委付秘书长

张印堂  团级  原地委工委书记      任澄江县县长

房永典  团级  原县委副书记        任华宁县委书记

王子贤  师级  原烟台市委组织部长  任曲靖地委组织部长

李华    团级  原县代理书记任      寻甸县委书记

刘少军  团级  原地委秘书主任      任地委办公室主任

闫正国  团级  原区党委组织干事    任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 

于馥亭  团级  原烟台分区书记      任富源县委书记

鲁生    团级  原宣传部长          任嵩明县县长

牟梅生  团级  原民运部长          任富源县委副书记

杨凤桐  团级  原县民运部长        任寻甸县委组织部长

王文玉  团级  原分区参谋副处长    任宣威县委书记

孙明    团级  原烟台民政局副局长  任马龙县委书记

分配到玉溪专区的还有营级干部33人，分配到曲靖专区的营级干部35人。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