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实践了为云南人民献身的初衷——缅怀解放初期在征粮剿匪斗争中献身的西南服务团的烈士们/云南支队史料编写组
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立50周年，欢庆全国和云南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之际，令人特别怀念那些为了捍卫云南人民的新生政权而英勇战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云南的各项事业奠基的烈士们。现谨以此文寄托老战友们对烈士们的无限哀思和敬仰之情。新生的人民政权与垂死的反动势力的一次大较量
1950年3月上旬，分配到玉溪、武定、楚雄、曲靖等地区的云南支队的同志，未及休整便立即与当地同志一起组成工作队、征粮队到各区乡开展工作。他们冒着随时都可能被匪、特袭击的危险，克服语言不通、风俗各异、情况不明、交通不便等种种困难，睡草铺、吃粗粮咸菜，披星戴月、翻山涉水、走村串户，宣传征粮政策，组织公粮入库。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征集到数以亿斤计的公粮，保证了军需民用，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支持财政、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在征粮工作全面铺开、不断深入之际，潜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部分伪装起义的反动军官，与各地的恶霸、惯匪勾结起来，趁我立足未稳，裹胁群众发动公开的暴乱。混入革命内部、区乡政权、民兵组织的敌人也撕下了伪装，参与暴乱。4月上旬，平彝县（今富源县）首先发生了由伪区长、恶霸地主尹烈昭勾结贵州伪保安团长余启佑聚集匪众近千人的反革命暴乱。中旬，在通海县东、西区又发生了玉溪地区最早的“四·一八”暴乱。四、五两个月中，在玉溪、楚雄、曲靖3地区的20多个县中，先后发生上百起反革命土匪暴乱。云南支队在征粮剿匪中牺牲的86位烈士，就是在这一期间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另有一位是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枪杀的）。
匪、霸、特、伪勾结起来组织暴乱，梦想夺回他们已失去的“天堂”。云南的匪患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解放前各地就存在着很多数十人至千人的股匪和散居的土匪；云南又是一个长期被地方封建势力割据的地方，一些地区长期被当地的大小恶霸所把持，称霸一方；云南解放较晚，国民党反动残余在内地大溃败后纷纷涌入云南潜藏下来，发展组织，争夺势力以待时机。当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勾结起来，公开打出反革命旗号进行武装暴乱。各地发生的多起大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几乎都打着各式各样的反共、反革命旗号，有的股匪就是由国民党委任、策动、组织、指挥的。如新平县由国民党军统特务直接支持的、以当地大恶霸李润芝为首领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人民反共自卫军”；澄江县以匪首梁家富为首领的“人民反共自救军一支队”；晋宁县以伪军事科长闭中铨和“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反动军官李锐修等为首领的“反苏剿共光复军独立大队”；易门县以国民党川街区分部书记王允中为政治部主任的“反共救国军滇西纵队”；楚雄县以特务汤固操纵的“国防部直辖绥靖总队”、“楚雄反共救国军”；沾益县以政治土匪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策反团”，以秦世魁为副司令的“青年救国军”等等。
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原卢汉政权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全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其中一小部分极其反动的伪军政人员对革命政权十分仇恨，总在梦想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当他们认为有机可乘时，即公开打着反共反人民的旗号，与匪、霸勾结在一起参加到武装暴乱的行列之中。他们有的成建制地把整个部队拉出去叛乱，如以伪团长王跃云为首的暂编十三军三十四团在江川桥台区的叛变，盐兴县（今并入禄丰县）元永井税警队的叛乱等。有的则积极串连勾结其它反动分子组织队伍进行暴乱，如暂编十三军直属团副团长戴国珍在曲靖策动的暴乱等。
暴匪对我革命同志实施的种种兽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在各地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敌人到处攻打、占领我村、乡、区政府机关及县城，新平、易门、广通等5座县城即曾一度陷入敌手。这些匪徒所到之处不但抢我粮食、烧我粮库，破坏征粮工作，而且用尽各种办法疯狂搜捕杀害我各级政权和工作队的干部。在不少地方把抓杀的重点放在了当时因未及换装还穿着黄军服的云南支队同志。如在曲靖，土匪就嚎叫“对穿黄衣服的格杀勿论”，可以“取耳邀功”。在武定，匪徒则以1000元及800元半开为赏，悬赏捉拿我云南支队的两位同志。
敌人在抓、杀我干部、民兵的过程中，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为残忍。我云南支队的烈士们，有的在被匪徒当场枪杀或乱刀砍死后还被砍头、割耳、剖腹取心、乱刀碎尸。而不幸被抓的同志则无一不受尽毒打、折磨，有的同志被活活打死、砍死，有的被活埋或被丢到厕坑里活活淹死，更有甚者，一些同志是在被敌人砍头，割耳鼻、舌头、生殖器，挖眼睛，破腹掏心取肝挑肠，剥割头皮，用刀一片片割肉等酷刑下惨烈牺牲的。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牺牲于禄丰米川街的李粹华同志（五大队），受伤被抓后，土匪将他倒吊在大树上，他拒不吐露其它南下同志的姓名和所在地点，并怒斥土匪“你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恶的土匪用匕首割了李粹华同志的舌头、耳朵和生殖器，挖了双眼，用镰刀剖开胸膛掏出心来。李粹华同志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牺牲于曲靖县三宝区田家堡子的李承和同志（军大），被埋伏的土匪突袭抓住后，虽被打得口鼻鲜血直流，仍痛斥敌人“你们只有停止作恶、投案自首，否则绝没有好下场”。土匪用刀割承和同志的肉，用铁丝穿通他的锁骨押着他游街，他坚决不屈服。最后敌人把他绑在树上逼他投降，面对死亡，承和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匪徒用刀挖开他的肛门，拉出肠子，用绳子紧拴在一棵拉弯了的小松树上，然后突然松手，弹起的树枝将他的肚肠全部拉出，惨烈之状目不忍睹。
牺牲在江川县赵官村的牛文然同志（一大队）面对数百土匪的围攻，与其它4位同志顽强地进行抵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幸被抓。土匪用铁丝穿通他的锁骨吊在大树上，边打骂边要他投降，文然同志坚贞不屈，痛骂敌人并高呼口号，土匪竞用刺刀划开他的头皮，自上而下活活剥开，当即惨烈牺牲。死后土匪还把他的头割下送交匪首邀功。
牺牲在易门县兰英区的区委书记曹洁白同志（一大队）因被匪突袭、猝不及防被抓，土匪对他严刑拷打，妄图从他口中获取机密。他虽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仍以痛骂回击。土匪把他头皮割开，他还带领其他被捕同志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匪最后把他的头割下来，他还踢了刽子手一脚方气绝身亡。牺牲在晋宁县的张世藩同志（一大队）在腹背受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俘后，和其它两位同志一道被匪挖心割头而死。被匪开胸剖腹残杀的还有芮兆金（牺牲于曲靖红瓦房乡、军大）、汪登岸（牺牲于峨山县塔甸、一大队）、潘光照、刘继书（同时牺牲于峨山县甸中镇，均为一大队）。
此外，黄知文、郝建亚、蒋克诚（均牺牲于易门县、一大队）、魏勇（牺牲于楚雄县富民村、五大队）、张纯士（牺牲于双柏县大庄、五大队）、任化宇（牺牲于通海县长河村、一大队）等同志是被暴匪打死或乱刀砍死的。吴锡达（牺牲于楚雄县东华、五大队）和王道隆同志（牺牲于澄江县新街、三大队）是被匪乱刀戳伤后活埋和捆绑丢进厕坑活活淹死的。崔庆三（牺牲于新平县大平掌、三大队）、李凝（牺牲于楚雄县东华、五大队）两同志则是在被土匪用刀一片片割肉后枪杀和刀插肛门后再枪杀的……。暴匪对我云南支队同志的种种兽行，罄竹难书。
混入的敌人及被收买的叛徒相互勾结进行突袭，令我同志猝不及防。这一时期的土匪暴乱之所以能得逞，除匪、霸、特、伪相勾结，当时当地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交通通讯极其不便，以及土匪混杂在群众之中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的地方革命队伍中混进了伪装的敌人，有的还窃据了区、乡级政权和民兵的领导职务，也有一些人因被土匪、恶霸收买而叛变。这些人与敌人勾结起来，有的趁我干部开会、工作、谈话、上门宣传政策之机突然动手；有的趁土匪攻打驻地之机在内部策应，或开门引匪，或从内部袭击。相当多的同志就是在突遭袭击、内外勾结的情况下猝不及防，不幸被杀或被捕的。
在华宁县糯禄乡工作的朱锡侯同志（一大队）．是窃取了华宁县海迤村民兵队长职务的匪首黄庆华借故带领民兵进入乡政府，趁夜深发起突然袭击，被匪徒用镰刀砍伤其腹部血流过多而牺牲。在澄江县新街工作的丁竹成同志（一大队），在新街土匪暴动时，寨门被窃取民兵队长职务的叛徒从内部打开，他在与匪枪战半个多小时后，子弹打完而被枪杀。担任广通县农民协会副主席兼罗川区农会主席的赵铁山同志（五大队），也是在土匪攻打乡政府时，由于内奸策应不幸被俘，在历经毒打、用枪管撬嘴等毒刑后被杀害。在南华县凤羽分区工作的吴护农同志（五大队），是在半夜被窃取区主席职务的匪首李茂西骗出驻地杀害的。在曲靖县麻黄冲工作的丁文同志（军大），是在土匪与窃据民兵队长职务的张家贵相勾结、里应外合进入乡政府后，与其它几位同志一起遭匪杀害的。象这样的事例还可举出许多。
英雄们临危不惧，顽强抵抗，宁死不屈
在这场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中，我云南支队的同志面对数倍至数十倍于我的匪徒的围攻、追杀，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搏斗，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易门县长王启勋同志，是在已经得知通海“四，一八”暴乱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到惠民区帮助工作的。在叛徒接应土匪打开区政府大门后，他当场打死了叛徒并组织干部据守后院碉堡。他在被叛徒抱住后，仍与叛徒拼搏，打死了这个叛徒。当他的枪子弹夹壳、土匪冲入碉堡后，他还拼命抢夺土匪的武器，与土匪搏斗，直至饮弹身亡。在澄江县阳宗区任副区长的苏有能同志（一大队），在土匪攻打工作组驻地永昌乡公所时，在匪徒骗开大门、压上屋顶的不利情况下，仍和工作组其他同志及护乡团战士一起与匪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被捕牺牲。在新平县南区戛洒工作的王为尧同志（一大队），在区上开会得知县城被匪攻陷的消息后，明知驻地戛洒大平掌是匪徒主要袭击目标，但为援救同志，保卫国家财产，仍不顾自身安危，立即与其他3位同志骑马赶回驻地，途中遭到匪徒伏击，1同志当即中弹身亡，王为尧及另2位同志立即下马就地抵抗，直至子弹打光不幸被俘，遭敌毒打后杀害。他的尸首至今都没找到。在晋宁县六街工作的蔡陛寰同志，在土匪攻打区政府的时候与区上其他同志一起固守村南碉堡，战斗坚持了16个小时，由于敌众我寡，碉堡还是被攻破，陛寰同志和其他被俘同志一起被匪乱刀砍杀。在易门县川街区工作的区委书记魏志如、戴月（均为一大队）2同志与区上其他同志一起与突然包围、袭击区政府的土匪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激战中牺牲。戴月同志遗体还被匪砍成五节。在新平大平掌工作的崔庆山同志（三大队）在匪徒进入院中，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还登上梁头与土匪进行枪战直至子弹打完，匪徒冲上后他还持械与敌肉搏，枪筒打烂后方被匪抓住。在南华县马街工作的李逢仲同志（五大队），在回县汇报当地出现异常情况后返回途中遭匪伏击，逢仲同志跳到路边还击，枪战中被背后射来的枪弹击中身亡。牛运洲同志（军大）在曲靖麻黄冲事件中，尽管土匪与混人民兵队伍当了队长的张家贵里应外合，深夜进行突袭，事情发生得突然，但他还是拼力与敌人进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
在土匪的一些暴乱中，有些同志本已转移和隐藏起来，并未被土匪发现，但当他们发现其他同志处于危险之中时，即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华宁县阳暮乡工作的傅诚孝同志（一大队）在发现当地有匪情向县城转移途中又遇土匪迎面堵截，他和其它几位同志赤手空拳，只得分散隐蔽，藏在山箐的树丛中。可当他发现一位当地同志被匪搜出时，诚孝同志即从隐蔽的地方一跃而出，救援战友，被匪当场开枪打死。在通海“四·一八”暴乱中遭匪袭击的赵本文同志（一大队），在激战中率队向杨广区政府转移。他本人已撤至半山坡上，同组两位女同志因伤落在后面，当他听到她们呼救的喊声后立即回身下坡救援，被土匪集中火力当场枪杀。在禄丰县米川乡工作的高恒业同志（五大队）在突围中被俘，脖子被敌人砍了一刀，他苏醒后为了向县政府报告匪情，以坚强的意志用双手托着下垂的头艰难地回到乡政府，准备打电话，被通匪的炊事员向匪徒报告，再次被匪抓住，拖到乡政府后面山脚下活埋。
面对着死亡，面对着敌人的酷刑、枪口、屠刀和劝降，我云南支队的烈士们，无论是当场被杀的还是被抓后受尽折磨、酷刑而死的，个个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只要一息尚存，能开口说话，无不对敌人进行痛斥，向群众进行宣传，高呼口号从容就义。特别是一些初参加革命的莘莘学子，在如此残酷的斗争中的表现，更显出他们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崇高精神。敌人对此十分害怕，为此，不少被抓的同志都曾被敌人用马粪、青草、粗糠乃至碎石填嘴，不让他们出声。
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实践了为云南人民献身的初衷
据统计，1950年4至8月云南支队牺牲在云南敌特匪霸暴乱中的烈士共86人，其中牺牲于玉溪地区的41人，牺牲于楚雄地区的28人，牺牲于曲靖地区的14人，武定等其他地区3人。在牺牲的同志中，有县委书记1人（通海县张盾），县长1人（易门县王启勋），县委组织部长2人（新平县宋传宝、峨山县张逸民），县农协副主席1人（广通县赵铁山），区委正副书记及正副区长8人，其他为征粮工作队队长、队员、财税工作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这些同志牺牲时平均年龄还不到23岁，其中有1人只有17周岁。86位同志中有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久经抗日烽火、解放战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同志，更有众多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如在杨广区被混入区政府的土匪突袭枪杀的通海县委书记张盾同志，在易门兰英区牺牲的区委书记曹洁白同志都是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八路。在青年学生中，不少人曾经是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骨干和领袖人物，有的还是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如牺牲于江川县，在起义部队王跃云团叛乱中被杀害的董俊松同志（一大队）就曾是从重庆“一·二五”到南京“反伪国大召开”等历次反蒋学运的骨干，后又成为原中央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应变会负责人及“四·一”南京大专院校大游行总指挥，并且是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带头人。郝建亚、苏有能、王为尧、蒋克诚等同志则都是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他们和其他青年同志参加革命的时间都很短，但他们却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他们“决心为云南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初衷和决心。
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证明了他们不愧是那一代热血青年中无私无畏的楷模。而支持着他们的信念，正是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时所抱初衷（动机）：“为解放云南、建设云南贡献一切”。50年过去了，云南已经旧貌换了新颜。烈士们已看不到今天的新颜了，但今天的种种成就莫不浸透着他们的鲜血。烈士们九泉下有知，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烈士同志们——亲爱的战友永垂不朽！ （刘少岷执笔）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