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综述/郑德厚）
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在敌后血与火的战斗中，同生死，共患难，为学校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戏剧运动在农村的普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活跃在太行山
1939年3月，学校根据抗战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决定成立文化娱乐工作团。4月，在屯留县故县镇的一个农民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政治部主任黄欧东到会并讲话。会上，宣布了临时负责人名单：总负责人汤任庵、曹辰力，音乐指导王承骏，戏剧指导贾尤。文工团主要任务是开展校内及驻地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
经过准备，“五一”节在故县镇向全校进行了首次演出。紫红的幕布上绣着抗大校旗和“文艺轻骑队”5个黄色大字。节目有齐唱、合唱、 《卖梨膏糖》、独幕话剧《和平酒店》、改良京剧《夜摸营》等，短小精干，颇受欢迎。7月，日军对晋东南“扫荡”，文工团随即和校部转移到太行山的长治、壶关和平顺一带。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学校决定将“文化娱乐工作团”改名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这时调整领导力量，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经常演出自己创作的小型话剧《傻子打游击》、《锄奸曲》、《打倒共同敌人》等，也排演“延安鲁艺实验剧团”的独幕剧《一心堂》、《沉冤》，多幕话剧《流寇队长》。这些节目起到了宣传抗战、动员组织群众参战的作用。
7月，在反“扫荡”的隆隆炮声中，文工团在壶关、平顺、长治、陵川一带，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唱着歌曲，穿大街，走小巷，动员群众出来看戏。演出前在台下教群众高唱抗日歌曲。每到一个村庄，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揭露日军罪行，动员群众起来抗日锄奸，大大稳定和鼓舞了群众的情绪。
9月，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司令员何长工，带领文工团先后到新五军孙殿英部、四十军庞炳勋部和骑兵十四旅张占奎部做统战工作。文工团为他们演出，教士兵唱歌，一起开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积极配合党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收到了良好效果。
校首长十分关心文工团的学习和成长。每逢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到学校讲课或作报告时，都吸收文工团听讲。这些教育，对团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继承与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作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群为抗战而聚集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积极热情，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吃苦耐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成为活跃在晋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支文艺新军。刘伯承师长赞扬说：“抗大就是不同，到处是歌声，部队活跃，军容整齐，士气高涨，面貌清新，把部队搞活了。”
二、成长在沂蒙
1939年11月，文工团随校向山东挺进。在东迁途中，校部女同志和文工团编在一起行动，称为宣传大队。团员背着长枪、短枪、手榴弹和剧本、锣鼓、胡琴，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还要保护女同志平安地通过封锁线，责任真是不轻。为了避免敌人空袭，那些天总是夜里行军，在纵横交错的抗日沟里穿来穿去。
抵鲁后，文工团的任务是配合部队开辟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适应这个新的情况，文工团的人员作了调整，先后增加了谭诲君等18人，建立了舞蹈组。
文工团第一次和山东父老见面，是在张庄集上组织的化装演出。丁铸铁的《拉洋片》，鲁岩和伊洪的大幅宣传抗日的连环画，乃初与沈默予的《卖梨膏糖》，白华、姜坤和苏伟的《放下你的鞭子》，蔡贲化装成私塾先生为群众写革命春联，史屏、陈谱写大标语，还有唱歌、跳舞、打花棍、说“武老二”和大鼓，形式活泼多样。演出中，还揭露了伪费县县长李长胜杀害百姓的真相。正值群众喜迎春节，演出轰动了整个集市。群众红红火火，抗日的情绪鼓动起来了。山东《大众日报》为此发了专稿。
演出的成功，鼓舞了全团同志的信心，同时也引人思考。面对山东的新形势、新情况，节目内容必须反映战斗，形式必须短小精干。1940年3月，在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祝捷大会上，文工团演出了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治恐日病》，朗诵了沙洪歌颂孙祖战斗英雄事迹的长诗，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文工团成立一周年时，在沂南县东高庄举行了纪念活动。在一间农民屋子里，布置了展览室，展示了文工团一年的战斗历程和工作成绩。展室四壁挂满了各种图表和有趣的统计数字。如阮若珊一年“上吊自杀多少次”、乃初“挨耳光多少记”、伊洪“被枪毙多少次”等等（都是剧中情节）；还陈列了自己制造的道具、效果、化妆品和简单的布景，用柳条炭做的画眉笔，用猪油调制的化妆油彩，用儿童玩具“竹子鸟”做的鸟叫效果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人徐向前、朱瑞和学校领导周纯全、李培南都赶来祝贺并题词留念，还参加了聚餐，热闹非凡。
从1940年夏到1941年，部队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剧团，先后有170余人来文工团组织的宣教队学习。毕业择优留团的有柳成行、袁超、刘斌等6人。这时，也从毕业学员中调来了一些同志，如王冰、战坚、孙作棠（姚炜）等。文工团始终保持30至40人之间。政治上和业务上越战越坚强了，进入了创作的丰盛时期。“七一”，在抗大一分校党代会上，沙洪、王承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合作写出了后来唱遍全国的名曲《跟着共产党走》。在庆祝垛庄战斗的祝捷大会上，全团创作和演出《垛庄战斗组歌》。阮若珊和李林在反“黄沙会”战斗中创作的《沂蒙小调》，曲调优美，脍炙人口，成为文工团的保留节目。艾力、贾霁合作歌颂战斗英雄的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在部队久唱不衰，并由日本反战同盟盟员传到日本国。当时创作和演出最红火的两出小歌舞剧是《亲家母顶嘴》、《抗属真光荣》。前一出戏是通过一对亲家母的对唱辩论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悠扬的曲调，喜剧的气氛，幽默的语言，跑驴的动作，维妙维肖。后一出戏极为红火热烈，赞美生产丰收的“地瓜大呀么大地瓜”的演唱让群众乐开了怀。此外，小歌舞剧《爱护根据地》，小演唱《反对下关东》、《拥军模范彭大娘》，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喜酒》，都深受群众欢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文工团创作了数十个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有的成为看家的保留剧目，一直演到抗战胜利。这批小节目的创作为战争时期开拓战斗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戏剧艺术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开辟建立根据地，大演小节日的同时，这一群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在战斗的空隙，克服困难，于1941年排演了阳翰笙创作的多幕活剧《李秀成之死》，以李秀成英勇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接着又排演了本团根据鲁迅小说改编创作的四幕话剧《阿Q正传》。这两出大戏的排演不仅使文工团受到一次艺术实践的锻炼，对武装了的工农及其干部也是一次较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享受。垛庄战斗后，文工团奉命到一一五师老四团、老六团和各部队慰问演出。有一次刚化好妆，敌人就来了，连妆也顾不上卸就转移了。这以后就动脑筋想办法，使演出更战斗化，更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环境。
1940年深秋，在敌人“扫荡”前，文工团分散到各团、营、连，一方面帮助连队做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也为缩小目标。这次“扫荡”，文工团员石峰身负重伤。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根据地军民无不义愤填膺。文工团赶排独幕话剧《我们没有抗命》，还创作了歌曲、诗歌，在莒县十字路一带演出，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为开展滨海区戏剧活动，根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倡议，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纵队宣传大队、抗敌自卫军宣传队、教导二旅突进剧社、山东分局姐妹剧团等8个大剧团在渊子崖举行联合公演。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的是《李秀成之死》。这次公演在山东根据地是空前壮举，对提高演出水平、开展农村戏剧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1941年“八一”建军节，文工团在蛟龙湾一一五师师部演出《阿Q正传》。演出结束后，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接见大家并讲话。罗荣桓指出，在敌后根据地游击战争环境里，这种大型话剧不宜过多演出，应以小型的、战斗化的节目为主。这次讲话，为敌后开展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反“扫荡”的考验
1941年冬，日军对鲁中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文工团少数同志分散到部队，团部随校部和五大队活动。先是到蒙阴东和新泰地区，于12月初转移到沂蒙山的布袋峪一带。文工团编成两个小分队，分别由刘知侠、李永淮带领，分散到边缘区，一面发动群众反“扫荡”，一面监视敌人。
12月6日下午，敌人突袭团部驻地蒙山北麓一个小村，全团随五大队向南山口紧急撤离，途中又与敌遭遇，只得在山区周旋。8日拂晓，在龟蒙顶做饭时，敌人从东山袭来，全团紧急突围后，分散在山腰石洞与怪石间隐蔽。黄昏后趁夜向蒙山进发，在猪尾巴沟与学校取得联系，又到费县一带与敌人展开反抢粮反封锁的斗争。此后就开始了一连串日日夜夜的“包围”与突围、“清剿”与反清剿的战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反“扫荡”中，团员们白天钻山沟同敌人周旋，晚上回村找吃的。当时只能从老乡的地窑里找点地瓜充饥，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还吃不饱。一些分散躲进山洞的同志，几天几夜缺吃少喝。出发前，每人只发一件羊皮大衣，没有棉裤和棉被，就这样一直在山上坚持了一个冬天。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家更加紧密团结，互敬互爱。为保护女同志、小同志和病号，年轻力壮的男同志分工负责安全。过河时把小同志、病号一个个背过去。遇有敌情，男同志战斗在前，退却在后，互相掩护。战斗空隙，编排节目向群众做宣传鼓动，越是困难，越是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反扫荡胜利后，校部命令文工团撤离沂蒙山区，随校部向滨海区进发。从鲁中到滨海，要通过台（儿庄）潍（县）公路和沭河，那里是敌占区。公路旁挖有很深的封锁沟，河水已经结了薄冰。过河那天，浓雾弥漫，在圣母冢附近，阮若珊摔碎了近视眼镜，夜行军看不清道路，失去联络，在敌占区里转了半夜，天亮时发现还未到沭河。伊洪在一个村子找向导时，推门见鬼子还在炕上睡觉。在危难情况下，刘知侠挺身而出，指挥脱险。于翌年元旦黎明前越过深度逾丈的封锁沟，无一伤亡地冲出敌占区。经过反扫荡，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情绪非常饱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哦呵，你还活着？！”
这次反“扫荡”，“小诗人”石峰、饲养员甘喜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坚受伤，刘俊被歹徒杀害，王杰、刘艺文被俘。后来王杰偷了鬼子的枪，化装回到了根据地。刘艺文在日军转运青岛途中于胶东跳车归队。
1942年2月15日在石门涧欢度春节。文工团在这里总结了沂蒙山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大家意味深长地说：“这次经历的生死考验，终生难忘。”
四、参加临沭“双减”
为贯彻党中央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指示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下军装到临沭县搞“减租减息”群众工作。
文工团进入临沭后，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和县区干部一起在大兴镇、北辰、盐店官庄、蛟龙湾等地开展工作。刚到临沭县时，这些从城市来的“洋学生”对同吃、同住、同劳动很不习惯，怕脏怕苦。朱瑞为此批评说：“这个样子，群众是不敢接近你们的。”这话对大家震动很大。男同志很快剃掉了“洋头”，披上蓑衣，女同志也换上了农村姑娘的装束。经过认真磨练才逐步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克服了这些缺点。为启发群众觉悟，串门拉呱（即说家常）、认贫雇农老大妈为干娘（个别女同志在几个月里就有10多个干娘），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端午节前完成了“减租减息”，家家户户吃上了粽子，由此迅速打开了局面，组织了农救会、妇救会、游击小组和儿童团，斗倒了恶霸地主。在8个月中，文工团员与群众打成一片，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沭群众在县委领导下，在冬季反扫荡中，积极与敌人展开斗争，以反扫荡的胜利战果，检验了“双减”群众工作。在这次群众工作中，文工团还根据上级决定，配合学校五大队到滨海根据地边沿接敌地区搞宣传和扩军。一次急行军80多里，黄昏时深入到敌我斗争的三角地区大哨和小哨村。这个村秘密建立了抗日政府和群众组织。文工团演戏的村子与3个敌据点都只隔8、9里地。敌人常来骚扰，群众深受其害，渴望解放。当时，这支文艺轻骑队是全团挑选出来的20几个身强力壮的团员，准备了一套非常短小精干的节目。随身带着幕布、服装、锣鼓，不到半小时就能演出，10分钟就能拆台。群众听说八路军演戏，都从四面八方赶来，民兵主动放Ⅱ肖，台前、台左、台右都挤满了人。文工团演出了动员参军的小调剧《亲家母顶嘴》和群众掩护八路军的话剧《锁着的箱子》、《爱护村》等，群众热情极高，时过午夜仍兴致勃勃。在演出的同时，部分同志随部队进到敌人碉堡跟前喊话。这次飞行演出不仅完成了宣传任务，也完成了扩军任务，在敌人心脏区里开了花。
1942年8月，以马湘符、崔碧云、马瑞珍和马成等20多人组成的半企业性“平剧研究社”来到根据地，组织上派李林、张革非、阮若珊、柳成行及战士剧社的仇戴天，到该团进行京剧改革。社名为“实验京剧团”，李林任团长，马湘符任副团长，阮若珊任政治指导员兼文化教员。
为了发展壮大文艺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上决定抗大一分校文工团脱离原建制，于1943年春节后，在石门涧与抗敌自卫军宣大合并，改称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面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文艺宣传与农村剧运工作，同时开展文化界的统战工作。
合影待补充 1940年秋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全体人员合影（史屏提供）
第一排左起：谭诲君（谭松平）、王承骏（王久鸣）、苏伟、阮若珊、林立、王玲、丁冬、胡荫波、伊洪
第二排左起：袁成隆、（三个穿便衣的是刘家店的青年）史屏、张革非、刘知侠、白华、姜坤、杨霖、乃初（姜坤前面的那位同志可能是张提）
第三排左起：鲁岩、陈谱（刘家店子青年）、蔡贲、李永淮、宗松茂、王杰、于志刚、沈默予、石峰、李林、何止了休（缺傅泉、宋洪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