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入湘纪实
Admin 发表于 2015-01-10 23:29:32
翻开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画卷,成千上万名南下干部在三湘大地上留下的辉煌业绩,彪炳史册。
让我们追随南下干部几十年来奋斗不息的光辉足迹,看看他们在三湘大地上谱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篇章。
千里南下迎解放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湖南解放在即。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根据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随军南下。在此前后,晋中、太行、察哈尔、冀南、冀东、冀中、豫西和山东、河北、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等各老解放区的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动员各级党政军群部门,原则上抽一半干部南下,留一半在原地区工作。抽调南下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南下区党委(支队或总队部)、地委(大队)、县委(中队)等,成建制随军南下。与此同时,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和东北工人政治大学等单位也抽调了一大批学员随军南下。据统计,在北方各解放区抽调南下入湘的各级各类干部共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后到达湖南。南下干部入湘后,其中有12645人进入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邵阳、永州、湘西、会同、沅陵、永顺、郴州等13个地、市和100多个县(区),占整个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85.5%;分配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工作的有2087人,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4.5%。
北方各老解放区上万名热血青年,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告别亲友,离开家乡,历尽千难万苦,辗转数千里,先后进入湖南。
原中顾委委员、原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1949年4月20日子夜,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大批干部随即南下。”
“4月底,我和爱人陈维清仅带了几名警卫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巧遇老战友黄霖,他正带领从吉林省抽调的干部在天津集合,准备南下。”
“当时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没有修复,火车运输很不正常,一路上颇费周折。我们和部分干部乘火车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开封。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已在开封。后来大批南下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根据中央安排,南下干部在开封进行整训,而后分批南下。整训大约进行了一个月,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邓子恢给大家作了报告,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
“5月16至17日,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我7月初到达汉口时,市内还很乱,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武汉三镇。”
“7月14日,我坐吉普车经湖北通城进入湖南。家乡有人看到了我,于是‘曹瑛没有死,曹瑛又回来了’的消息就在家乡传开。‘马日事变’之后我离开家乡就再没回过家,也没有同家中有书信往来,人们都以为我死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我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出来,回到延安去中央党校学习时,已改名为‘石磊’。我想:既然现在家乡老百姓还记得我‘曹瑛’的名字,我就应该改回来,这样既便于工作也便于联系群众。当时我们随行带有电台,我就给党中央发了一个请示电报。中央马上回了电报:‘同意’。”
“经过通城进入湖南境内,就是我的故乡平江县了。来到南江桥,这里离我家只有15华里,当天晚上,弟弟曹元仲来到南江桥看我,同胞骨肉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非常激动。部队在南江桥住了一夜,就往平江县城进发。从南江桥到平江县城正好路过我的家,我的姑妈、姐姐、弟媳、侄子及其亲戚,都在路边接我。因队伍要赶路,我连家门都没进,大家在路边见一面,就分离了。我当天就到了平江县城,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接待了我们。”
“7月底,我们到了长沙市附近的黄花小镇。此时,党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潜、陈明仁谈判。因此,各项工作都围绕和平解放长沙而努力。首批随军南下的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和我也一同参加谈判。通过多次与程潜、陈明仁谈判,程、陈两位将军深明大义,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至此,长沙正式宣告和平解放了。”
一位南下干部说起当年长沙和平解放的情景至今仍心潮澎湃:“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单位,日夜奔忙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组织群众把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画报,贴满了全城。家家户户门前整齐地悬挂着两面红旗。从早到晚,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南下干部组织练习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锣鼓声。在酷热的气候和敌机的轰炸下,我们南下的同志坚持工作,整整两个通宵未睡。我们安装起临时广播,随时播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电话局的工友们还设法与准备入城的解放军接通了电话,不时地向城外呼喊着:‘同志们!你们快来呀!’8月5日晚8点钟左右,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庄严开进长沙城。这晚,长沙全市灯火辉煌,50多万市民彻夜狂欢,为长沙城空前未有的盛况。”
听罢这位南下老干部的叙说,我也不由得激动起来,好像自己也身临在欢庆长沙解放的狂欢之夜了。追昔抚今,看看今天的长沙之繁华和湖南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思念那些为湖南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千里南下的英雄们了……
清匪反霸建新政
伴随着长沙和平解放的胜利凯歌,三湘人民同时迎来了整个湖南的解放。各路随军南下的干部成建制陆续奔赴全省各地,迅速展开了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筹粮支前等工作。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老人说,当时面对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困苦局面,既要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又要在废墟上建造起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家园,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因此,从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第一天起,我们在抓筹粮支前、清匪反霸的同时,倾注全力安排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自1949年8月到1950年8月这一年中,仅长沙市采取协助转业、介绍工作、扶助生产经营、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多项措施,就解决了失业职工与贫民及外籍难民8万多人的生产生活困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原湖南省政协主席刘夫生1949年从家乡山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后,当时分配在长沙地委组织部工作。他经常与当地地下党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运动,日夜忙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每当回忆起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刘夫生主席就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南下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帮助清理整顿地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乡、保长换下去,又从农村中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层新政权。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血雨腥风。农村的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南下干部身处在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的成了土匪、恶霸暗害、偷袭的目标。然而,广大南下干部无所畏惧,英勇奋斗甘愿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与国民党旧政权残余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南下干部入湘不久,首先接管了长沙、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等城市的警察武装,紧接着全面开展群众性的防汉奸、防特务登记工作。仅长沙市半个月内就收缴私人枪支400多枝,登记特务分子200多人。当时,湖南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加上山区的土匪、乡村的恶霸、地主分子内外勾结,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獗,给南下干部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危险。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在曹瑛、阎子祥等南下领导干部的劝说教育下正准备弃暗投明,却突然被穷凶极恶的特务暗杀了,给刚刚起步的统战工作蒙上了恐怖的阴影。在此期间,益阳南县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制造事端,冲击县政府,造成15名干部当场牺牲;安化县第六区公所遭匪特袭击,杀害干部9人……各地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新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大肆进行破坏,给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带来了很大阻力。在这危难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令:“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挥师三湘,全国围剿匪特的战斗打响了。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大部队对土匪长期盘踞的湘西、湘南,以强大的兵力,实行多路突袭,迫使土匪由大股化小股,分散潜逃;然后又及时收拢部队,以奔袭和守点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拉网式扫荡,打得土匪无处躲藏。湖南省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鲁庆昌,回忆当年围剿时的情形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是1949年10月奉命进入湘西的。大部队进驻沅陵后,成立了湘西军区,并首先发动大庸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二军5000余人,并争取了地方武装陈渠珍部起义,收降了汪援华部1200余人。1949年11月初,四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奉命入川作战,湘西军区(即四十七军)直属部队和一四○师对公路沿线进行重点围剿,到12月底,共歼灭土匪1700余人,同时还争取了7400余人投降。1950年1月,四十七军赴四川参战的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完成任务返湘后,全力投入湘西剿匪。4至6月底,歼灭土匪1.5万余人;8月到10月上旬歼匪2万多人。至此,湘西全境解放。经过大规模剿匪作战,至1951年5月底,全省境内公开活动的股匪基本肃清。”
1951年6月,全省转入清匪肃特斗争,各地南下干部组织地方干部和民兵,成立临时民运工作队、武装工作队等,一方面开展减租、退押、生产救灾、土改等社会工作,一方面组织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清匪肃特斗争。原湖南省省长孙国治,南下时分配在会同专区任行署专员。在清匪肃特斗争中,他荷枪实弹,率领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经常深入湘西大山密林中捕捉匪首和散匪。原《湘西日报》社长解道明老人说:“当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为了清除匪患,我们钻山搜洞,衣不解带,吃尽了苦头,不少南下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是啊,为了天下太平,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新政权,有多少南下干部长眠在三湘大地,他们永远值得湖南人民崇敬和怀念。
建设三湘绘新图
南下老干部、原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阎子祥说:“1949年10月,我在长沙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根据长沙市是内地消费城市、商品出入的集散地、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城市特点,提出了3项具体任务:一是畅通城市贸易和内外交流;二是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三是加强政府工作,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祖国,1950年2月5日,第二次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行1950年度胜利公债的光荣任务,还提出了消灭封建、正确解决码头问题和提高教育、改造师资等问题。这两次会议确定了长沙市解放初期工作的基本思路。”
“市政府首先领导全市人民建起了自来水厂。这是国民党政府喊了20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我们南下干部入湘后,从1951年着手筹建,1952年投产,共铺自来水主干管道40多华里,使用自来水的市民由1951年的10万人,增加到50万人,结束了市民多年下河挑水喝的历史。第二是修建道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建国初期,长沙市没有一辆公共汽车,道路很差,我们组织市民翻修马路30.8万平方米,新修路面41多万平方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几十年所修道路的总和。市区公共汽车也开通了,汽车线路长度和车辆数1952年比1951年增加了两倍。第三是开辟湘江轮渡。解放前过湘江只有小木船,我们开通轮渡后,平均每天轮渡人数达8000多人次,结束了长沙市民过湘江木筏为渡的历史。第四是整修疏浚排水沟。长沙市一年四季多雨水,一下雨就满街泥泞,下水道也没有,市民洗衣物、刷马桶的污水都往街上泼,臭气冲天,很不卫生。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疏浚旧有的排水沟,同时修建新式下水道,解决了排除污水的问题,使城市卫生大大改观。第五是抓学校建设。湖南的教育事业是比较发达的,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长沙市的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接管学校之后,迅速组织中山学校开学上课。湖南大学也相继开学上课。1949年9月12日,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正式成立,由南下领导曹瑛兼任校长。市委党校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素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当时的新政权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与此同时,我们还办了一所革命大学,以培养干部为中心,开始时,为短期训练班,先是3个月一期,后来改为半年一期,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部队不可能提供大量干部到地方工作,我们自己办的党校和革命大学解决了干部问题。”
在碧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湖大堤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文记载了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修复洞庭湖堤垸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在这流传千古的碑文里,我们仿佛能清晰听到宏亮而浑厚的北方口音和看到那“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宏大场面。是啊,三湘人民记忆犹新,当年在洞庭湖近百万治湖大军的工地上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是总指挥长夏如爱,副总指挥长李毅之、孙国治、史杰、张勇、王治国。这些老资格的南下干部,都是治理洞庭湖工程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根治湖南水患的大英雄和大功臣。
八百里洞庭,素称江南粮仓,可是历年水患频繁,灾难无穷。1954年,洞庭湖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堤垸溃崩,损失惨重,连京广铁路也受阻达3个月之久。万分危急时刻,中央决定暂时淹没洞庭湖,保住大城市武汉。
湖区淹没后,一片泽国,满目凄凉,令人痛惜。就在此时,一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治理洞庭湖。原籍河南省新乡市的南下干部李毅之,当时任洞庭湖工程副总指挥长,在工地他负全责。堤坝上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由于长期过度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工程刚完工回来后就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起当年治理洞庭湖,不少南下老同志至今仍感叹不已。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近百万民工奋战在数十里的工地上,吃住在工地上,日夜修湖筑堤。孙国治、史杰、张勇等几位副总指挥日夜奔忙,暇不暖席。那年冬天气候奇冷,工地遇到两次强寒流,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整个工地冰封地冻,电线被冰凌压断,水鸭被活活冻死。近百万民工被困在工棚,这可把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副总指挥急坏了。口头动员,不如带头苦干。于是,他们把大衣一甩,带头破冰,凝固的洞庭湖工地一下子喧哗开了。民工们高喊着“人争寒气火争烟,寒冻压不倒英雄汉”的口号,震撼了八百里洞庭!
小港镇口工程,是整治洞庭湖工程中的最大、最难的堵口工程,当时挑选了两万多精壮民工投入战斗。由于整个工地被洪水漫过的地方都冻成了溜冰场,荒洲上的泥土冻成了冰块,河岸上的树枝挂满玲珑的冰凌,民工们的蓑衣结满透明的冰花。这玉树银花、晶莹透亮的自然景观,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一声声对老天爷的粗鲁咒骂,却不时从肩挑船运的长龙队伍中爆出。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堵口将要合龙的紧要关头,夏如爱、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总指挥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纷飞的大雪,踏着冰封的大地,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们夜以继日地奔忙在工地上,协调各方关系,解决施工难题,组织民工在湖面上架起两座木排浮桥,加快运送工地上石方的进度;号召民工用“塌一寸,填一尺”的精神,战胜严重塌陷。这样,终于提前截断了汹涌奔腾的沅水主流,在3米多深的淤泥和奔腾咆哮的激流中,筑起了一道1000多米长的拦湖新堤。当时,湖南省著名画家陈白一看到这一场面,用饱含激情的画笔浓墨重彩地画出了《小港堵口图》,形象生动的再现了这一气壮山河的宏大场面。这幅记载当年南下干部带领湖南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史画,如今已长年高悬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大厅,使我们的后代能从中窥见到当年治湖英雄们的风采,感受到他们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气概。
可以这样说,夏如爱、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一大批南下干部,为治理洞庭湖,修复祖国粮仓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奋战,治理洞庭湖工程完成土方8611万立方米,石方479万立方米,整修堤坝3400多公里,使沅水、澧水入湖有了独立的洪道,200多个零乱的堤垸合并为沅澧大圈和沅南大圈,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洞庭湖得到初步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这项浩大工程饱蘸南下干部的血汗,那么60年代修建韶山灌区等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包括湘钢、涟钢等项目的大规模工业建设,70年代的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湖南的20多年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广大南下干部的智慧和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南和平解放50多年来打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包含着南下干部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
和平年代搞建设,同样需要牺牲精神。为了改变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南下干部牺牲的何止是自己的小家庭,有的甚至就倒在工作岗位上。原籍山东省定襄县的赵冰岩,1949年随军南下入湘后,任中共岳阳县委书记,1965年当选为副省长。他作风扎实,平易近人,足迹踏遍三湘四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75年春节前一天,他带病到谭家山煤矿去慰问,并坚持到井下生产一线看望工人,途中倒下再没有起来,年仅53岁。
这些南下干部就是这样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勤政为民、鞠躬尽瘁。他们不愧是湖南改天换地的功臣!
悠悠湘情映丹心
南下干部,作为湖南干部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湖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彻底改变了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然而,湖南的山水和老区人民也养育了他们,特别是浓郁的湖湘文化、风情、习俗融入了他们,改变了他们。许多出生在北方随军南下的老同志都说:“我们早就变成了湖南人。”当初,他们南下入湘时大致有四点不适应:一是餐餐辣椒,二是气候潮湿,三是地方土话,四是弯弯山路。如今这四个难题都不在话下了。
湖南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他们中多数人还在湖南娶妻生子成了家,把“根”深深地扎入了三湘大地。原湖南省话剧团的唐元通老人十分幽默地告诉笔者:“在湖南,我就是以辣椒为媒找到爱人的。”说起他学吃辣椒,还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唐元通15岁从河北老家赴延安参加“抗敌演出队”,1949年南下到长沙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建国后文化复兴,他日夜奔忙着演出和宣传工作。有段时间,他应邀在湖南省艺术学校做兼职老师,上表演课。一次,他患了感冒,讲完课,到食堂就餐,青年女教师刘又仙端来一碗热辣汤,说可以治感冒。他对这位叫不出名字的女同事十分感激,就喝了,谁知汤一进口,辣得他满嘴麻痛,眼睛流泪,好不难受。他问:“怎么这样难吃呀?”刘又仙看着他那憨态,笑着说:“良药难吃,吃了治病。”果然,一碗汤喝下,辣得全身冒汗,轻松了许多。从此,两人来来往往,彼此有了爱慕之情。1953年秋,他俩的爱情瓜熟蒂落,喜结良缘,唐元通成了辣妹子的夫君。
像唐元通这样与湖南姑娘恋爱结婚的,在南下干部中为数不少。湖南省粮油运输公司原纪委书记李树田,南下入湘时才十八九岁,年轻英俊,他的恋爱故事说来又为“湘女多情”添上了一笔。一次,他陪同事去相亲,那位长沙姑娘没有看中他的同事,却爱上了他,后来两人喜结连理。前不久,李树田带着老伴到北京延庆老家住了一个月,老家的亲人们再三挽留他多住些日子,他说:“在湖南生活惯了,还是湖南好。”
是啊,他们当初随军南下到湖南,绝大多数都是些青年小伙子,很多还不满20岁哩。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扎根三湘大地,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奉献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早已与湖南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湖南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他们,湖南的风情、习俗和文化把他们融化成了“湖南人”。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6年第1期 作者:黄禹康
让我们追随南下干部几十年来奋斗不息的光辉足迹,看看他们在三湘大地上谱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篇章。
千里南下迎解放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进军江南,湖南解放在即。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和《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根据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一系列指示精神,南下湖南省委、省政府于1949年3月在天津正式组建,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任省政府主席,不久即随军南下。在此前后,晋中、太行、察哈尔、冀南、冀东、冀中、豫西和山东、河北、哈尔滨、长春、北京、天津等各老解放区的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动员各级党政军群部门,原则上抽一半干部南下,留一半在原地区工作。抽调南下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南下区党委(支队或总队部)、地委(大队)、县委(中队)等,成建制随军南下。与此同时,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原大学和东北工人政治大学等单位也抽调了一大批学员随军南下。据统计,在北方各解放区抽调南下入湘的各级各类干部共14741人,其中男12598人,女2143人,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先后到达湖南。南下干部入湘后,其中有12645人进入长沙、湘潭、衡阳、常德、益阳、邵阳、永州、湘西、会同、沅陵、永顺、郴州等13个地、市和100多个县(区),占整个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85.5%;分配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工作的有2087人,占南下入湘干部总人数的14.5%。
北方各老解放区上万名热血青年,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告别亲友,离开家乡,历尽千难万苦,辗转数千里,先后进入湖南。
原中顾委委员、原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1949年4月20日子夜,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大批干部随即南下。”
“4月底,我和爱人陈维清仅带了几名警卫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在天津巧遇老战友黄霖,他正带领从吉林省抽调的干部在天津集合,准备南下。”
“当时交通不便,铁路、公路都没有修复,火车运输很不正常,一路上颇费周折。我们和部分干部乘火车于5月中旬到达河南开封。当时第四野战军总部已在开封。后来大批南下干部也陆续到达这里。根据中央安排,南下干部在开封进行整训,而后分批南下。整训大约进行了一个月,主要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邓子恢给大家作了报告,通过学习,南下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认识。”
“5月16至17日,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我7月初到达汉口时,市内还很乱,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接管了武汉三镇。”
“7月14日,我坐吉普车经湖北通城进入湖南。家乡有人看到了我,于是‘曹瑛没有死,曹瑛又回来了’的消息就在家乡传开。‘马日事变’之后我离开家乡就再没回过家,也没有同家中有书信往来,人们都以为我死了。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我1937年9月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出来,回到延安去中央党校学习时,已改名为‘石磊’。我想:既然现在家乡老百姓还记得我‘曹瑛’的名字,我就应该改回来,这样既便于工作也便于联系群众。当时我们随行带有电台,我就给党中央发了一个请示电报。中央马上回了电报:‘同意’。”
“经过通城进入湖南境内,就是我的故乡平江县了。来到南江桥,这里离我家只有15华里,当天晚上,弟弟曹元仲来到南江桥看我,同胞骨肉久别重逢,真是悲喜交集,非常激动。部队在南江桥住了一夜,就往平江县城进发。从南江桥到平江县城正好路过我的家,我的姑妈、姐姐、弟媳、侄子及其亲戚,都在路边接我。因队伍要赶路,我连家门都没进,大家在路边见一面,就分离了。我当天就到了平江县城,县委书记兼县长齐寿良接待了我们。”
“7月底,我们到了长沙市附近的黄花小镇。此时,党中央的代表正在同程潜、陈明仁谈判。因此,各项工作都围绕和平解放长沙而努力。首批随军南下的省委副书记金明、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和我也一同参加谈判。通过多次与程潜、陈明仁谈判,程、陈两位将军深明大义,于8月4日宣布和平起义。至此,长沙正式宣告和平解放了。”
一位南下干部说起当年长沙和平解放的情景至今仍心潮澎湃:“为庆祝长沙和平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我们南下干部深入全市各单位,日夜奔忙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组织群众把各种各样的欢迎标语、画报,贴满了全城。家家户户门前整齐地悬挂着两面红旗。从早到晚,全城到处都可以听到我们南下干部组织练习唱歌和排演秧歌的锣鼓声。在酷热的气候和敌机的轰炸下,我们南下的同志坚持工作,整整两个通宵未睡。我们安装起临时广播,随时播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消息。电话局的工友们还设法与准备入城的解放军接通了电话,不时地向城外呼喊着:‘同志们!你们快来呀!’8月5日晚8点钟左右,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庄严开进长沙城。这晚,长沙全市灯火辉煌,50多万市民彻夜狂欢,为长沙城空前未有的盛况。”
听罢这位南下老干部的叙说,我也不由得激动起来,好像自己也身临在欢庆长沙解放的狂欢之夜了。追昔抚今,看看今天的长沙之繁华和湖南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使我们更加思念那些为湖南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千里南下的英雄们了……
清匪反霸建新政
伴随着长沙和平解放的胜利凯歌,三湘人民同时迎来了整个湖南的解放。各路随军南下的干部成建制陆续奔赴全省各地,迅速展开了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筹粮支前等工作。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老人说,当时面对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困苦局面,既要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又要在废墟上建造起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家园,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因此,从开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第一天起,我们在抓筹粮支前、清匪反霸的同时,倾注全力安排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自1949年8月到1950年8月这一年中,仅长沙市采取协助转业、介绍工作、扶助生产经营、以工代赈和社会救济等多项措施,就解决了失业职工与贫民及外籍难民8万多人的生产生活困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原湖南省政协主席刘夫生1949年从家乡山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后,当时分配在长沙地委组织部工作。他经常与当地地下党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运动,日夜忙于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每当回忆起当年南下入湘时的情景,刘夫生主席就深有感慨地说,当时湖南农村既没有公路,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每天翻山越岭,爬山涉水,全靠两条腿,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南下干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深入农村帮助清理整顿地下党支部。通过摸底清查,把一些老的乡、保长换下去,又从农村中吸收一些思想进步的新生力量,建立基层新政权。可以说,当时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处处是惊心动魄,充满血雨腥风。农村的土匪、恶霸、地主相互勾结,暗杀、偷袭等破坏活动十分嚣张。南下干部身处在斗争的最前沿,大多又是各级新政权的领导骨干,首当其冲的成了土匪、恶霸暗害、偷袭的目标。然而,广大南下干部无所畏惧,英勇奋斗甘愿为湖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与国民党旧政权残余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南下干部入湘不久,首先接管了长沙、岳阳、益阳、常德、衡阳、邵阳等城市的警察武装,紧接着全面开展群众性的防汉奸、防特务登记工作。仅长沙市半个月内就收缴私人枪支400多枝,登记特务分子200多人。当时,湖南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加上山区的土匪、乡村的恶霸、地主分子内外勾结,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獗,给南下干部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危险。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长刘人爵,在曹瑛、阎子祥等南下领导干部的劝说教育下正准备弃暗投明,却突然被穷凶极恶的特务暗杀了,给刚刚起步的统战工作蒙上了恐怖的阴影。在此期间,益阳南县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制造事端,冲击县政府,造成15名干部当场牺牲;安化县第六区公所遭匪特袭击,杀害干部9人……各地的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新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大肆进行破坏,给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带来了很大阻力。在这危难之际,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号令:“必须限期剿灭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挥师三湘,全国围剿匪特的战斗打响了。各地南下干部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大部队对土匪长期盘踞的湘西、湘南,以强大的兵力,实行多路突袭,迫使土匪由大股化小股,分散潜逃;然后又及时收拢部队,以奔袭和守点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拉网式扫荡,打得土匪无处躲藏。湖南省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鲁庆昌,回忆当年围剿时的情形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是1949年10月奉命进入湘西的。大部队进驻沅陵后,成立了湘西军区,并首先发动大庸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二二军5000余人,并争取了地方武装陈渠珍部起义,收降了汪援华部1200余人。1949年11月初,四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奉命入川作战,湘西军区(即四十七军)直属部队和一四○师对公路沿线进行重点围剿,到12月底,共歼灭土匪1700余人,同时还争取了7400余人投降。1950年1月,四十七军赴四川参战的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完成任务返湘后,全力投入湘西剿匪。4至6月底,歼灭土匪1.5万余人;8月到10月上旬歼匪2万多人。至此,湘西全境解放。经过大规模剿匪作战,至1951年5月底,全省境内公开活动的股匪基本肃清。”
1951年6月,全省转入清匪肃特斗争,各地南下干部组织地方干部和民兵,成立临时民运工作队、武装工作队等,一方面开展减租、退押、生产救灾、土改等社会工作,一方面组织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清匪肃特斗争。原湖南省省长孙国治,南下时分配在会同专区任行署专员。在清匪肃特斗争中,他荷枪实弹,率领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经常深入湘西大山密林中捕捉匪首和散匪。原《湘西日报》社长解道明老人说:“当年湘西的土匪多如牛毛,为了清除匪患,我们钻山搜洞,衣不解带,吃尽了苦头,不少南下的同志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是啊,为了天下太平,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新政权,有多少南下干部长眠在三湘大地,他们永远值得湖南人民崇敬和怀念。
建设三湘绘新图
南下老干部、原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阎子祥说:“1949年10月,我在长沙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根据长沙市是内地消费城市、商品出入的集散地、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城市特点,提出了3项具体任务:一是畅通城市贸易和内外交流;二是肃清匪特,巩固治安;三是加强政府工作,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统一祖国,1950年2月5日,第二次长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发行1950年度胜利公债的光荣任务,还提出了消灭封建、正确解决码头问题和提高教育、改造师资等问题。这两次会议确定了长沙市解放初期工作的基本思路。”
“市政府首先领导全市人民建起了自来水厂。这是国民党政府喊了20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我们南下干部入湘后,从1951年着手筹建,1952年投产,共铺自来水主干管道40多华里,使用自来水的市民由1951年的10万人,增加到50万人,结束了市民多年下河挑水喝的历史。第二是修建道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建国初期,长沙市没有一辆公共汽车,道路很差,我们组织市民翻修马路30.8万平方米,新修路面41多万平方米,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几十年所修道路的总和。市区公共汽车也开通了,汽车线路长度和车辆数1952年比1951年增加了两倍。第三是开辟湘江轮渡。解放前过湘江只有小木船,我们开通轮渡后,平均每天轮渡人数达8000多人次,结束了长沙市民过湘江木筏为渡的历史。第四是整修疏浚排水沟。长沙市一年四季多雨水,一下雨就满街泥泞,下水道也没有,市民洗衣物、刷马桶的污水都往街上泼,臭气冲天,很不卫生。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疏浚旧有的排水沟,同时修建新式下水道,解决了排除污水的问题,使城市卫生大大改观。第五是抓学校建设。湖南的教育事业是比较发达的,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长沙市的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接管学校之后,迅速组织中山学校开学上课。湖南大学也相继开学上课。1949年9月12日,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正式成立,由南下领导曹瑛兼任校长。市委党校以延安抗大为榜样,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素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当时的新政权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与此同时,我们还办了一所革命大学,以培养干部为中心,开始时,为短期训练班,先是3个月一期,后来改为半年一期,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部队不可能提供大量干部到地方工作,我们自己办的党校和革命大学解决了干部问题。”
在碧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湖大堤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文记载了上个世纪50年代湖南人民战天斗地,治理修复洞庭湖堤垸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在这流传千古的碑文里,我们仿佛能清晰听到宏亮而浑厚的北方口音和看到那“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宏大场面。是啊,三湘人民记忆犹新,当年在洞庭湖近百万治湖大军的工地上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是总指挥长夏如爱,副总指挥长李毅之、孙国治、史杰、张勇、王治国。这些老资格的南下干部,都是治理洞庭湖工程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根治湖南水患的大英雄和大功臣。
八百里洞庭,素称江南粮仓,可是历年水患频繁,灾难无穷。1954年,洞庭湖发生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堤垸溃崩,损失惨重,连京广铁路也受阻达3个月之久。万分危急时刻,中央决定暂时淹没洞庭湖,保住大城市武汉。
湖区淹没后,一片泽国,满目凄凉,令人痛惜。就在此时,一大批南下干部被派往治理洞庭湖。原籍河南省新乡市的南下干部李毅之,当时任洞庭湖工程副总指挥长,在工地他负全责。堤坝上哪里最困难、最危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由于长期过度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工程刚完工回来后就突发脑溢血不幸辞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说起当年治理洞庭湖,不少南下老同志至今仍感叹不已。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啊,近百万民工奋战在数十里的工地上,吃住在工地上,日夜修湖筑堤。孙国治、史杰、张勇等几位副总指挥日夜奔忙,暇不暖席。那年冬天气候奇冷,工地遇到两次强寒流,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整个工地冰封地冻,电线被冰凌压断,水鸭被活活冻死。近百万民工被困在工棚,这可把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副总指挥急坏了。口头动员,不如带头苦干。于是,他们把大衣一甩,带头破冰,凝固的洞庭湖工地一下子喧哗开了。民工们高喊着“人争寒气火争烟,寒冻压不倒英雄汉”的口号,震撼了八百里洞庭!
小港镇口工程,是整治洞庭湖工程中的最大、最难的堵口工程,当时挑选了两万多精壮民工投入战斗。由于整个工地被洪水漫过的地方都冻成了溜冰场,荒洲上的泥土冻成了冰块,河岸上的树枝挂满玲珑的冰凌,民工们的蓑衣结满透明的冰花。这玉树银花、晶莹透亮的自然景观,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一声声对老天爷的粗鲁咒骂,却不时从肩挑船运的长龙队伍中爆出。当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堵口将要合龙的紧要关头,夏如爱、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几位总指挥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纷飞的大雪,踏着冰封的大地,急匆匆地赶来了。他们夜以继日地奔忙在工地上,协调各方关系,解决施工难题,组织民工在湖面上架起两座木排浮桥,加快运送工地上石方的进度;号召民工用“塌一寸,填一尺”的精神,战胜严重塌陷。这样,终于提前截断了汹涌奔腾的沅水主流,在3米多深的淤泥和奔腾咆哮的激流中,筑起了一道1000多米长的拦湖新堤。当时,湖南省著名画家陈白一看到这一场面,用饱含激情的画笔浓墨重彩地画出了《小港堵口图》,形象生动的再现了这一气壮山河的宏大场面。这幅记载当年南下干部带领湖南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史画,如今已长年高悬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大厅,使我们的后代能从中窥见到当年治湖英雄们的风采,感受到他们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气概。
可以这样说,夏如爱、李毅之、孙国治、史杰等一大批南下干部,为治理洞庭湖,修复祖国粮仓立下了汗马功劳。经过近5个月的艰苦奋战,治理洞庭湖工程完成土方8611万立方米,石方479万立方米,整修堤坝3400多公里,使沅水、澧水入湖有了独立的洪道,200多个零乱的堤垸合并为沅澧大圈和沅南大圈,历史上水系紊乱、堤防残破的洞庭湖得到初步治理,面貌焕然一新。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这项浩大工程饱蘸南下干部的血汗,那么60年代修建韶山灌区等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以及包括湘钢、涟钢等项目的大规模工业建设,70年代的三线建设,80年代以来湖南的20多年改革开放等等,无不凝聚着广大南下干部的智慧和心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湖南和平解放50多年来打下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包含着南下干部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
和平年代搞建设,同样需要牺牲精神。为了改变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南下干部牺牲的何止是自己的小家庭,有的甚至就倒在工作岗位上。原籍山东省定襄县的赵冰岩,1949年随军南下入湘后,任中共岳阳县委书记,1965年当选为副省长。他作风扎实,平易近人,足迹踏遍三湘四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75年春节前一天,他带病到谭家山煤矿去慰问,并坚持到井下生产一线看望工人,途中倒下再没有起来,年仅53岁。
这些南下干部就是这样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勤政为民、鞠躬尽瘁。他们不愧是湖南改天换地的功臣!
悠悠湘情映丹心
南下干部,作为湖南干部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湖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彻底改变了湖南的贫困落后面貌。然而,湖南的山水和老区人民也养育了他们,特别是浓郁的湖湘文化、风情、习俗融入了他们,改变了他们。许多出生在北方随军南下的老同志都说:“我们早就变成了湖南人。”当初,他们南下入湘时大致有四点不适应:一是餐餐辣椒,二是气候潮湿,三是地方土话,四是弯弯山路。如今这四个难题都不在话下了。
湖南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他们中多数人还在湖南娶妻生子成了家,把“根”深深地扎入了三湘大地。原湖南省话剧团的唐元通老人十分幽默地告诉笔者:“在湖南,我就是以辣椒为媒找到爱人的。”说起他学吃辣椒,还真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唐元通15岁从河北老家赴延安参加“抗敌演出队”,1949年南下到长沙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建国后文化复兴,他日夜奔忙着演出和宣传工作。有段时间,他应邀在湖南省艺术学校做兼职老师,上表演课。一次,他患了感冒,讲完课,到食堂就餐,青年女教师刘又仙端来一碗热辣汤,说可以治感冒。他对这位叫不出名字的女同事十分感激,就喝了,谁知汤一进口,辣得他满嘴麻痛,眼睛流泪,好不难受。他问:“怎么这样难吃呀?”刘又仙看着他那憨态,笑着说:“良药难吃,吃了治病。”果然,一碗汤喝下,辣得全身冒汗,轻松了许多。从此,两人来来往往,彼此有了爱慕之情。1953年秋,他俩的爱情瓜熟蒂落,喜结良缘,唐元通成了辣妹子的夫君。
像唐元通这样与湖南姑娘恋爱结婚的,在南下干部中为数不少。湖南省粮油运输公司原纪委书记李树田,南下入湘时才十八九岁,年轻英俊,他的恋爱故事说来又为“湘女多情”添上了一笔。一次,他陪同事去相亲,那位长沙姑娘没有看中他的同事,却爱上了他,后来两人喜结连理。前不久,李树田带着老伴到北京延庆老家住了一个月,老家的亲人们再三挽留他多住些日子,他说:“在湖南生活惯了,还是湖南好。”
是啊,他们当初随军南下到湖南,绝大多数都是些青年小伙子,很多还不满20岁哩。半个多世纪里,他们扎根三湘大地,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奉献了全部的心血和智慧,早已与湖南人民血肉相连,息息相通。湖南的山山水水养育了他们,湖南的风情、习俗和文化把他们融化成了“湖南人”。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6年第1期 作者:黄禹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