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李元绍的家乡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接连爆发了朱志洪领导的黄山起义,曹漫之领导的埠柳乡校起义,刘国柱、龙飞领导的古迹顶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特别是古迹顶起义,极大地鼓舞着当地人民抗日的热情。张世兰接受了不少革命思想的影响,抗日斗志很高。
1939年6月,东海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抓紧时间组建武装。张华兴组织了荣成县第一个游击小组,当时已有六、七个人,张世兰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世兰从参加游击小组后,思想进步,活动积极,很受小组同志们的欢迎和信任。他为小组提供了很多有关枪支的线索,也带人除掉了一些坏人。
1939年9月,经过在小沟村开展工作的四区区委宣传委员李海堂及张华澜介绍,张世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21日,日寇侵占了俚岛。这年的春天,张华兴带领的这个游击小组,被编入东海特委二区队三连。为了不暴露张世兰,决定将他留在村里,做地下工作。他数次同打入伪乡政权内当副乡长的李振东同志(党员),进入俚岛镇做义泰商行东家杨振林的统战工作。
1940年7月,荣城县委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指示,县里举办党训班,对乡村的党员进行训练。张世兰和本村远支的姑姑李云霞也都参加了这次学习。他们学习了党的建设、民运工作,还有新文学等。之后便由组织决定,将他俩送去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
在党校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他仍从事地下工作。活动于东海地区敌占区,发动群众,奋起抗日。
1943年春,由东海地委统战部推荐,经胶东区党委统战部决定,将张世兰派往大连,到刚组建起来的抗日救国同盟会大连分会做党的工作。
张世兰在胶东区党委统战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专门训练之后,便回家等待机会到大连去开展工作。
1944年2月,大连抗盟会的宋天鹏同志来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统战部的丛振东同志将张世兰介绍给宋天鹏,同时告诉他决定让张世兰去大连抗盟会工作。
张世兰来到大连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同抗盟会组织进行联系。而是托人在西田电气行里找个杂差,边干活边了解大连的各方面社会动态。天鹏同志。对大连情况有所了解后,才到隆兴茶庄找宋天鹏同志。
经过宋天鹏的介绍,他同张寿山、姚华芝同志见了面。从此,大连抗盟会开始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先是辽东抗盟总会负责人张坚同志,从胶东来到大连,在隆兴茶庄介绍张寿山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8月间,张世兰同志又发展了宋天鹏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于是,在隆兴茶社内,便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三个人组成了大连抗盟分会的第一个党小组。张世兰同志担任小组长,大连抗盟会开始有了党的组织,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张世兰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到1945年“八·一五”解放,大连抗盟分会,已有共产党员十六名。这些同志在秘密的抗日工作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世兰从事地下工作十分机警。他经常对周围同志说,要注意不能乱写乱划,要尽量少通信。既要写信,又要简明扼要,不能乱撕乱扔,以免为敌人留下证据,使组织遭受破坏,同志遭受杀害。他还教育同志们,接头时必须按规定的暗号进行联系,注意有人盯梢、跟踪。在街上遇到自己的同志时,切不要互相打招呼,话要少说多听。参加组织的同志,不能让父母妻子儿女知道自己同组织的事情。同志之间只能发展单线联系,不经组织批准,不准发生横的关系。吸收发展同志要慎重,要经过考察。
张世兰在大连的住址,经常变换,他在大连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换过住址七、八处。他的住处,除了规定同他联系的宋天鹏知道外,其他同志均不知道。张世兰到大连不久,胶东区党委又委派辽东抗盟总会负责人张坚同志到东北通化矿区开辟工作。他由熟悉通化地区情况的王锡礼护送,在路经大连时,经王介绍住在他的老乡邢殿忠和邢胥忠家里。他二人是亲兄弟,且都在伪关东厅外事课作事,而张坚却不慎重地发展他们为抗盟会员,后来张世兰得知此情况后,批评了张坚。
张坚走后,二邢常以生活困难为由,到隆兴茶庄借钱。因为他们了解了隆兴茶庄的底细,随时都有告密的危险,组织的安全,受到了二邢的严重威胁。对此,张世兰同张寿山、宋天鹏、姚华芝几名同志慎重地进行了研究。同志们认为,为了摆脱这一危险局面,保证组织的安全,主张将二邢秘密的处理掉。而张世兰却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因为现在还不能证明二邢是否向敌特机关告了密,也无法估计他们是否将他们的事情向家属、亲友说及。我们现在若把他们处死,敌人必然会到处找人。若敌顺蔓摸瓜,那我们的组织不仅没有摆脱险境,相反,倒引火烧身,导致组织被破坏。为此,还是慎重地研究对策。按照张世兰的意见,采取了将邢坤忠以学习的名义,由王锡礼带到胶东,由胶东区党组织将他控制起来,不准他回大连,以迫使二邢在大连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还分工张寿山同志加强对二邢的控制,进行正面教育。暗示他一旦破坏组织,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逃脱不掉人民的惩罚。
这样做了之后。二邢的勒索有了些收敛,但却没有彻底终止。为此又根据张世兰的提议,以张寿山和宋天鹏将茶庄典兑给于宏海和孟春的名义,让张、宋离开茶庄。后来二邢又来进行勒索,而于、孟俩人则理直气壮的向他们说,张、宋已将茶庄典给我们了。他俩以后不来茶庄了。经此,才结束了二邢的勒索。
张寿山和宋天鹏同志离开茶庄后,便在沙河口侯家沟买了三间木板房,喂养两头小猪作掩护,坚持工作。这样,才使整个组织,转危为安。
隆兴茶庄,是抗盟会的唯一秘密据点。为不使敌人发觉,同志们都格外精心经营着,使它起着很好的掩护作用。张世兰居安思危,做的十分周到。
根据张世兰的启示,张、宋二人即将茶庄外人的投资,全返还本人外,分出部分资金在大连西岗露天市场估衣商于学彬那里投资四千元。为了着眼于一旦城市站不住脚时,能转入农村坚持地下斗争或开展游击活动。
张世兰为了工作的需要,选中了以打卯子工为职业,深入在穷苦的工人之中。在来大连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当过“满化”的苦力、甘井子木造船厂的苦力。
他深入群众之中,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利用一切机会了解群众,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以唤醒他们抗日的觉悟。
他的生活很苦,每当他到隆兴茶庄开会研究工作,同志们都要为他改善一下生活,然而都被他严词拒绝。他还耐心地启发同志们,要注意节约,把钱用在工作上,用在经济最困难的同志身上。共产党员王兆毅家有五个孩子,生活很苦,就是被照顾的一个。
张世兰非常朴素。他来大连是简衣轻装。当苦力的时候,一件小白褂,都变成了黄色,盖的是单薄的小被。茶庄的同志们,几次要为他添置衣服和行李,但每次都是被拒绝,他总说:我这不是很好吗!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的身份不同,不能脱离群众。同志们无法,只好从茶庄拿出二百元钱给他,让他自己选购点衣服、被褥。最后大家还是被他说服了,他告诉同志们,不能那样做。
张世兰同工人住在一起。他经常启发苦力工人们消极怠工,暗地同日寇作对。因此,工人们都喜欢他,把他视为贴心人。凡是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找他商量,给拿个主意。就这样张世兰同志在苦力中有了很高的威信。
在张世兰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基本群众,对他的工作十分有利。
“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旅大市迅速传开,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然而,在这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下,摆在张世兰面前的新课题,是如何展开下一步的工作。他召集同志们开了个党的会议。向大家说明了日寇投降、形势突变,在和上级党组织联系中断,没有得到新的指示的情况下,我们要灵活地开展工作。
他们由隐蔽转为公开,大力开展教育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抓紧和苏联红军接上关系。
8月22日,苏联红军开进了旅大,人们兴奋的心情,不言而喻。当晚,张世兰又召集张寿山、宋天鹏等九人集中在“隆兴茶庄”连夜赶写标语,欢迎苏军。
在大连的街道上,多年来未曾见到过标语,尤其是一夜之间出现了这么多的标语,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张世兰和他的战友们为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而振奋。
8月16日,在西岗子福兴里李继先的家里,张世兰召开了党的小组会。他提议,现在要成立党的总支。张世兰的提议,得到了到会同志们的赞同。经过讨论,决定由张世兰、张寿山、宋天鹏等八名同志组成党的总支委员会。张世兰任总支书记,委员由其余同志担任。接着便开了第一次总支委员会的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当前急待解决的组建武装、拉队伍的问题。
今天把这件事拿到会上讨论,张世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经过较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组建武装的问题,就定下来了。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先由小到大,分批发展为好。决定先组建一个营,下辖四个连。人数大约在六百人左右。名称定为“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第五支队大连分设支队部”
干部的配备,初步议定由杨树森、鞠国疆、李继先、邴汝田担任。关于讨论到如何解决枪支、弹药的问题,张世兰启发大家,只要发动群众,让群众出主意,办法就会有的。
8月26日,党总支会议,经过委员们向下做了传达和布置之后,很快在群众中掀起了起枪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可喜成绩。
姚华芝用上次从日寇刑事那里智取来的手枪,又硬把“小衙门”警察手中的枪给缴了下来。两者所不同的是,一是智取,一是硬夺。
紧接着抗盟会员李荣庭,带领于学信、马天增等四人,在伪特高刑事宋大智的家里缴获了他的手枪一支,子弹十多发。尔后李继先、邴汝田带领李荣庭等十几名同志,抓住了土匪头子胡某,解散了土匪二十多名,缴获了三八步枪七、八支,短枪两支,战刀、刺刀十余把,子弹一批。缴来的枪械,藏在李继先家里保存。
寺儿沟王家屯有个叫徐吉庆的,主动提供武器情况。他说,在东码头的仓库里,发现有些枪,能不能用不知道。这些枪,可能是水上警察署的,他估摸着也有几十支。如果去的话,他还自报奋勇给带路。
李继先同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将情况报告给张世兰同志。
张世兰同大家研究之后,便决定让李继先、宋天鹏、姚华芝、孟春同志带人将这部分枪起出来。并共同研究了行动计划和注意事项。天黑时,姚华芝、孟春同志带领着二十多名抗盟会员经过准备之后,在徐吉庆的引导下,趁着月光,他们以矫健的动作,径奔仓库。
在漆黑的仓库里,找到了枪支。于是大家一拥而上,拿起就走,有的拿两支,有的背三支,很顺利地便由原路撤出了仓库。凌晨时分,风尘仆仆的李继先同志回来了。从他的汇报中,张世兰同志得知,昨晚他们任务完成的很顺利。共有五十多支枪,经过检修擦拭之后,均可使用。
有了这批枪,更加鼓舞了群众的情绪,从总支会议号召大家起枪开始,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共搜集到手枪二十多支,长枪六十多支,子弹几千发。枪支弹药已初具规模,这就为组建武装,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5年的9月8日,党总支决定召开“抗盟”代表会。“抗盟”代表会的会场,就设在沟里的山坳中。会议由张世兰、张寿山同志主持。
组建队伍的方案取得代表的一致赞同。代表回去后,发动盟员和他们各自掌握的对象,立即报名参军。队伍的名字叫十八集团军山东省胶东第五支队大连分设支队部。参加队伍的人,在9月14日上午,到五家沟净水池集中,进行编队。
六百多人的编队工作完了之后,便分发了武器、弹药,同时传达了干部的配备和分工。从此,解放后的旅大第一支人民武装诞生了!
张世兰一直没忘记抓紧同苏军的联系,但几经周折还是联系不上。后来有个叫陈立中的人,答应帮助他们与苏联领事馆联系。经陈与金县苏军联系,张世兰同苏军司令部进行接触,苏方承认了张世兰同志是共产党员。据苏军司令官介绍,他们已发觉金县的治安队被坏人操纵。为此,希望张世兰派队伍去加以整顿,同意以我们的武装队伍改造金县的治安队,同时苏军司令官还将张世兰他们不知道的中苏友好条约做了介绍。因为按条约规定,我方不能成立正式军队,所以我们的武装队伍只能改为警察或治安队。
9月18日,张世兰怀着兴奋的心情从金县返回了大连。到家后立即召开了总支委员会,将同苏军已接上了关系的经过,向同志们做了汇报,并对如何去金县做了讨论。大家认为大连很重要,全部将队伍拉去金县会影响大连的工作开展,若不去金县,在大连一时又同苏军联系不上,为此,便决定一半去金县,一半留大连。待金县立稳脚后,再通过金县的关系同大连联系。
9月18日夜,孟春带领吕华岫等人到南山村日本陆军仓库巡逻,在黑暗中同一个会说苏联话的中国人和两名苏联士兵遭遇,险些闹出事来。后经过接触消除了误会。从自我介绍中,才知道对方是东北抗日联军,去过苏联,是对日宣战后随苏军来到旅大的,当时在西岗苏军警备司令部工作。人称“纪司令”。孟春同志简要的向他说了他们的来历,尔后便将纪司令领到支队部见张世兰。
张世兰同纪司令交谈之后,领他看了我们的队伍。当纪司令看到我们的战士睡草铺,吃橡子面和糠做的窝窝头,他感动得流了眼泪。最后他同意将我们的武装调到西岗当警察。
第二天,纪司令乘车来到了支队部,领看张世兰等到了西岗苏军警备司令部,见到了中校司令。经过长时间的交谈,终因没有正式证件,他不能承认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只好做罢。
纪司令对苏军不承认我们,也很生气,他又陪着张世兰同志到大广场苏军指挥部。当时接见他们的是一位上校军官,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他说从沈阳来时,未听说大连有共产党军队,因而也不承认。非但不承认还要他们交出武器,等待上级来处理。对此,张世兰他们据理力争,不交武器。结果,他们也无它法,说研究后再定,但没有下文。
就这样,金县没有去,大连的关系也还没接上。一晃五天过去了。
9月23日的上午,在王家沟净水池的支队部大门外,来了两个人,他们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眼戴墨镜,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地向哨兵靠近。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哨兵的警惕,怀疑不是好人。当即将其中一人带往支队部。经盘问,来人是来保张百川的。由于对这个人没有足够的证据,暂将他扣留。而另一名是交通旅社的少东家,叫孙培臣,此时他已乘机溜掉。
溜掉的孙培巨,径直跑往沙河口苏军警备司令部,向随同苏军的便衣队长崔忠敏做了歪曲真象的报告。他添油加醋的说:王家沟那里有胡子三百多人,到处抢东西,还抓了区长张百川。
张百川,是西山区的伪区长,当时他又是马栏屯治安维持会的会长。在两天前,才被张世兰他们抓起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张百川怕张世兰队伍日益壮大,对他的势力产生威胁。于是张百川利用职务之便,依靠治安维持会的势力,派出爪牙,挨门逐户地对群众威胁恫吓。扬言谁参加八路军必须登记,要赶快把人找回来。三天内若不登记,等中央军来了一定杀头,等等。
那些过去曾受过这些汉奸多年压迫的受苦群众,对共产党还缺乏深刻认识,听到恫吓,一时失去主心骨。他们担惊受怕,顾前虑后。有的竟到队伍往回叫人,一时弄的人心惶恐,情绪很不稳定。
张世兰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除了积极的对群众做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外,另一方面,他同支部研究,要刹住这股反动的妖风,打击这些反动汉奸的嚣张气焰。于是就逮捕了张百川为首的一伙反动分子。
这个老奸巨猾的反动汉奸,竟耍两面派。
9月24日上午,在净水池下边的支队部办公室里,张世兰坐在桌子后面,态度严肃,语言犀利,义正词严的对张百川几个人,进行最后的一次教育。
十点来钟,他们将张百川等人放了回去。话分两头。再说说以张本政为首的另一伙反动汉奸,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一时骗取了苏军的承认。他们把持着临时政权,操纵着反动的地方治安武装,对张世兰新组建起来的这支日益扩大的队伍怀恨在心,无时无刻地不在妄想除掉。张百川被捕,给他们造成了可乘之机,因为张百川同他们都有密切的联系。
沙河口苏军警备司令部的便衣头目崔忠敏觉得报复的时机巳到,便立即向苏军警备司令做了诬告。
不明真象的苏军警备司令,第二天便带领着中国翻译,担任副司令的董崇斌和便衣头子崔忠敏等,乘车向王家沟净水池开进。
无辜之灾,终于降临了。
24日中午,刚吃午饭,也就是在张百川等人被释放两个小时之后,哨兵报告说:有两台大汽车,载着不少人向这边开过来,并说车上还有苏军。
在屋里的张世兰、张寿山等人闻讯立即出来观望。刚一出门便听到了枪声。
出来的几个人,正在迷惑不解,互相观望,这时张世兰冷静地说,既是苏军我们不能开枪。话音刚落,又有几声枪响,这时才发现他们已被包围。来势汹汹的一伙人,已经冲到院内。首先进来的是便衣头子崔忠敏,便衣黎培富尾随其后。他们一边谩骂,一边喊叫着让人们出来集合站队。张世兰、张寿山、冷青、于宏海、刘铁山、孟春等同志,均站在了队列里面,以观势态的发展。
经过一阵骚动后苏军的中校警备司令,站在大门附近,通过翻译问道:谁是队长?
张寿山回答,我们没有队长(当时营长赵永昌因病在家休养)。
翻译又问:没有队长,谁是负责的?
张世兰回答:我负责!我们的队伍是经过金县司令官同意的。明天即要开往金县编为警察。我们还与西岗警备司令联系过。
接着他们又问道:你是哪里来的?
张世兰同志说:我是胶东派来的。
接着他们又问:谁叫你们拉队伍?拉队伍干什么?
没等张世兰回答,张寿山同志便接着说:我们是日伪时期的抗日同盟会,苏军解放后,我们应该组织武装帮助苏军维持治安!
一个便衣吼叫着:你小子站出来,并说,到西岗见警备司令官的还有谁,谁是管情报的?都他妈的站出来。
这时,张世兰、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同志,都离开队列四、五步远,站在队列的前面。
站在队部门口台阶上的两个便衣,狗仗人势的狂喊乱叫:你们一个好人也没有,全是土匪!土匪!
张世兰同志这时强压怒火,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神态严竣的反驳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胶东派来的八路军!
这时,黎培富等人凶相毕露,在其主子授意下,将张世兰架了出去。
现场的情势,急转直下,张世兰已经意识到情祝的危急,他大义凛然地高呼: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万岁……。
在场的张寿山、冷青、于宏海等同志,也跟着高喊:共产党万岁!
然而,刽子手的枪声,终于冲破了口号声,罪恶的子弹,穿进了张世兰的胸膛。他,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
这一突如其来的不幸遭遇,使队列里的人们,痛心疾首,怒火中烧。
而凶手们则在谩骂声中,发出了几声满意的狞笑。他们在其主子面前嘀咕了几句之后,转身下令,让队伍立刻解散。而刽子手们用车拉着东西扬长而去。
王家沟的群众,受张寿山同志的委托,在胡文成的带领下,悲愤填膺,满含热泪,厚葬了张世兰烈士。
张世兰同志牺牲后,在王家沟的队伍,暂时被解散了。
在场的张寿山、冷青、刘铁山、孟春、于宏海几名总支委员们,他们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擦干了眼泪,压抑着胸中的怒火,为不使事态闹大,含冤忍恨告别了烈士,离开了净水池。向东走出了一里地左右,在铁路的旁边停下来,由张寿山同志主持召开了个临时总支会。决定:一是派人去金县,找苏军联系;二是派人去胶东向区党委报告,请派领导干部;三是派人去沈阳,找东北局联系。同时还派人立即通知甘井子两个连队,在没有得到苏军的承认前,不能公开携带武器,要把枪插起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几经辗转和工作,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从10月2日开始到10月14日为止,十来天的时间里,他们共抽调出党员、抗盟会员一百一十多人,对甘井子的反动治安队和为反动分子所控制的十个派出所,进行了果断的改造。他们逮捕查办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汉奸、特务分子;清洗了一些不三不四、为非作歹的各种坏人,控制了这些要害部门,掌握了这些部门的领导大权。从此,他们在旅大的北边一方,总算站稳了脚跟,有了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他们又用这支新生的武装,协助苏军解散了甘井子地区三支共三百多人的反动武装。
10月中旬,韩光同志到了大连,任市委书记。找李继光和张寿山同志到沙河口苏军警备司令部向他汇报工作。
10月末,大连市公安局成立。从他们在甘井子的武装警察当中,抽调出三百多人为建局和改造大连市内的各公安分局,提供了骨干。
派往胶东向区党委汇报的吕华岫同志,和派往沈阳找东北局联系的于宏海同志,均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于10月下旬,均返回了大连。
最值得振奋人心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杀害张世兰烈士的几名凶手,恶贯满盈,终于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者:杨乃昆 陈光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