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公安机关初创与山东根据地渊源考（文/孟中洋）

    1945年11月成立的大连警察总局，是我党在战争时代创建人民公安机关和武装力量的典范，作为“建军寓于建警之中”的成功实践而荣载史册。少为人知的是，它的初创与山东老根据地有着很深的渊源，其中最紧密的当数滨海区和胶东区。
肖华：到辽南（南满）开展工作
    抗战胜利后，出兵中国的苏联红军对东北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延安总部和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共2万余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即刻出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苏联红军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副司令伊凡诺夫中将率领，于1945年8月22日进驻旅大地区（旅顺、大连、金州），并实行军管，而地方治安则暂由日伪警察维持。
    这期间，虽然东北抗日联军大连工作组及时跟进，配合苏军作了大量工作，为建立人民公安机关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相比反动势力对政权的伺机攫取，在措施和力量投入上显得弱化和不足。例如，苏军进入大连的第二天，大连市伪商会会长、大汉奸张本政等人便急急拜见苏军司令官亚玛诺夫少将，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获得苏军许可，成立了“大连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层层设立了区、县警察署，一时警察竟多达3000余人，并由苏军发给了武器。这些人成份复杂，汉奸、特务、旧军官、伪职员夹杂其中，公然号称要欢迎“中央军”接收，并制作准备了6万面国旗。创立我党领导的的新型人民公安机关迫在眉捷。
    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相应对策。据开国少将、建国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的赵杰回忆：1945年9月15日，时任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的他在率部围攻坡尔（注：疑为“泊里”之误，泊里当时属诸城，1945年12月解放后，划归藏马县，今属胶南市）伪军据点时，突然接到山东军区急电：调赵杰随肖华同志去东北工作，将围攻坡尔（同上注）任务交一一五师完成。时隔数十载，赵杰仍清晰地记得，9月20日他急急地赶往待命的地方，是滨北地委所在地的“诸城”，是刚解放的一座县城。
    9月21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到达诸城县，迅速召集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抗战胜利后的方针，及军区关于抽调干部开赴东北工作的决定。正是这次“诸城会议”，明确了工作方向，为下步在大连成立人民公安机关做好了先期的组织和人员准备。
    据赵杰回忆，当时与会的还有吴瑞林、刘西元、刘居英、侯世魁、吕林等高级干部。肖华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方针以及军区关于抽调干部开赴东北工作的决定。并通报大家，去向是到辽南(南满)开展工作。
    鉴于时间紧迫，肖华要求抓紧准备出发。大家简单打理行装后，即于24日从诸城启程。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等专为赴东北的同志饯行。赵杰一行一路颠簸，海陆兼程，于10月份抵达东北。
周保中：注意发现、支持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提到大连人民公安机关的创立，不能不提及一个著名的组织——中共胶东区委领导下的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1942年，胶东区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往敌占区派干部的指示精神，派张寿山到大连组建抗日同盟分会。其任务是“适当发展组织，长期隐蔽，储备力量，等待时机成熟时，组织武装，配合我军收复失地，建立人民政权”。之后，在张寿山等人努力下，“抗盟”大连分会于1943年成立。之后，胶东区委又派张世兰到大连，在“抗盟”分会中建立党的组织，确保“抗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开展革命活动。到1945年苏军进驻旅大时，“抗盟”分会已建立工作点21个，会员达100多人。
    苏军进驻大连后，“抗盟”分会党总支决定，一方面，在市内张贴标语在全市广泛张贴，与苏军呼应；另一方面，通过苏联领事馆与苏军联系，争取苏军对“抗盟”的认可和支持。然而由于缺乏苏军认可的证件，未得到承认。在大连治安被大汉奸张本政把持的情况下，“抗盟”毅然决定在上级党未到之前，组织武装队伍，为夺取政权创造条件。通过努力，秘密组织了600余人的队伍，定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胶东第五支队”，由张世兰任支队长，张寿山任教导员，下设四个连，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南大队。由于与苏军一直未接通关系，这支队伍成立后不久，1945年9月24日，苏军竟突然派兵包围了“抗盟”驻地，张世兰被枪杀，一、二连被解散。“抗盟”剩余的三、四连继续坚持活动。
    9月28日，抗联工作组成员、已任甘井子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刘玉泉带队巡逻时，相遇抗盟四连战士，双方取得联系，刘玉泉专门视察了四连驻地，并约定次日到苏军司令部洽谈，由此打开了抗盟与苏军接洽的关口。经过交谈，刘玉泉确信这支武装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即按照周保中将军的指示：要注意发现、支持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当即决定由“抗盟”派干部、战士进驻甘井子警察署。9月30日，“抗盟”李继先等28人首批进驻。10月1日刘玉泉主持召开大会，宣布李继先任甘井子警察局局长兼治安大队长，免去原警察署人员职务。这样，在甘井子苏军司令部和刘玉泉支持下，中共在大连地区建立了第一支合法武装队伍——人民警察，成立了新形的人民公安机关。不久，胶东区委派到大连的宫润海领导的南满铁道地下武工队，也并入甘井子警察大队。10上旬，胶东长山岛特区工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郭盛轩组织的旅顺民众联合会青年自卫队与旅顺维持会治安部，根据苏军意见，合并成立旅顺市警察局。
彭真：首先把公安局拿到手
    其实，在大连成立由中共领导的公安机关，同样也是苏军的战略意图，符合他们的政治需要。1945年10月初，韩光受东北局派谴到大连时，苏军大连警备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即提出“希望尽快成立市委，委派市委书记、副市长和公安总局长”的建议，并说：“区公安局先这么对付着，等总局成立起来，就都由你们管理。”
    东北局研究后，当即决定派韩光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并抽调赵杰等人到大连工作。东北局明确指示：“要把大连市的党政警等领导机构的架子赶快搭起来，迅速开展工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强调：“首先把大连的政权拿到手，把公安局拿到手里。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八路军不能进去，那么你那里武装部队怎么办？你有了公安局，不是也可以搞武装嘛！”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10月下旬，赵杰赶赴大连，与先期到达的韩光商量后，第二天下午即前往会见了高兹洛夫中将，以期打通与苏军关系，站稳脚跟铺开工作。经过沟通，苏军同意赵杰任大连市警察总局局长，高兹罗夫并签发了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委任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除苏军外，任何军队均不能进入旅大地区，为此苏方建议赵杰不要公开军人身份，并改名为赵东斌，以方便工作。
    当时除甘井子建立了新型人民警察局外，其他机构人员成份仍非常复杂。在取得苏方支持后，赵杰等人认真分析了大连的状况及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就“抢形势”、“搭架子”和“组建警察局”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拿出了具体措施。至此，大连警察总局的成立已铺平道路，指日可待。
刘亚楼：把枪杆子握住啊
    在大连当时的情势下，人民公安机关的创立，必须注意政策和策略。东北局明确提出，我们党要从照顾苏联外交政策和大连的特殊情况出发，既放手开展工作，又要考虑对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不授美蒋以柄。因此，大连公安机关的成立，在精心挑选好人员、选好地址的同时，在机构设置上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动了许多脑筋。对外公开名称为大连市警察总局，赵杰任总局局长，韩光任总局训练处处长，下设保安科、总务科、秘书室。对内则实行军队编制，受辽东军区领导，总局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韩光兼任政委。据有关资料，总局级别相当于省军区和分区之间（相当于副军级单位），各区县分局则相当于团级编制，中心派出所为连或排级。通过层层设置，大连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了一支拥有较强战斗力、平时维护社会治安、战时能随时拉得出冲得上的部队。
    在总局成立前，延安时期赵杰的老相识、时任苏军少校翻译的刘亚楼曾同赵杰开玩笑：“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可以说，通过精心审慎筹备，到大连警察总局于1945年11月7日登报成立时，这一“任务”已经较好地完成了。为区别旧警察署，同年11月25日，根据大连市政府令，警察总局改名为公安总局。为了尽快掌握武装，还及时果断地接管、收编，迅速、稳妥地建立起区县级公安机关和消防、港务、警察队等专门机构，队伍和规模不断扩大。到1946年底，大连的公安队伍已达1万多人。以至高兹罗夫中将有意无意地向赵杰发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一个地区有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1万多人?”赵杰也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要维持好社会治安，多搞点警察是有好处的。”高兹罗夫听闻后心照不宣，不置可否。
    为了更好地与敌斗争，大连市委并经东北局批准，人民警察一度在着装和警衔的佩带上沿习旧制，实行警衔制，按警衔着装，比如在帽徽上同样缀“青天白日”徽，于1946年5月1日施行。1947年5月，为有效应对即将到达的国民党旅大视察团，公安总局又进行了着装和警衔的第二次变更。将原国民政府陆军式制服，改成国民政府警服式样。经组织批准，公安总局局长周光特意佩带简任二级警衔（相当于中将），与旅大视察团团长董彦平中将级别对等。这充分体现了中共高超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公开表明“地方自治”，维护了苏联在外交活动上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掩护了共产党员身份，便于开展党的工作。由于事先做好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同志们对此非常理解，有的同志诙谐地说：“我们这身打扮就西瓜，皮儿绿瓤儿红。”
罗荣桓：全国解放后是大有用场的
    大连警察总局成立时，人员构成主要是三部分：一是各县区警察局的地下党员和东北抗联小组，二是东北局、辽东军区的营、连、排级部队干部，三是从工人中招收的工作人员或战士。另外，总局成立后，陆续又从华东、山东部队抽调选派了部分。其中，在招收的人员中，部分是地方治安维持会各警察署中的治安队员，需要进行教育改造，而从革命队伍中充实进来的人员，也面临不断提高素质，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问题。
1946年2月，罗荣桓到大连时，就公安加强公安工作专门讲了意见。他说，旅大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如旅顺是军港，大连是很好的商港。我们共产党管理这样的城市还是第一个。应当很好地总结管理大城市的经验，这对全国解放后开展大城市工作是件重要的事情。有了大连这个好条件，你们也要好好学学搞经济工作呀!全国解放后是大有用场的。
为此，总局加大了队伍建设力度。比如突出加强了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在内部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不间断地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开展了“五期整训”、“拥政爱民”、立功创模”活动，逐步使这支队伍成为有理想、守纪律、勇于战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卫士。
特别是“为了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干部”，“建设新型人民警察队伍”，1946年8月，经辽东军区批准，旅大公安总局（1946年7月5日由大连市公安总局改称）成立了专门的警察学校，并于9月初正式开学。警校发扬“抗大”精神，至1949年9月共培训学员4655人，其中公安干警3333人，武装警察1322人，有385人奔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此外，还为地方党组织代培保卫干部117人。这所学校成立的时间，比我党第一所警校山东省警官学校仅晚三个月，为公安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连人民公安机关的建立，对于接管、整顿、管理城市，维护社会秩序，支援前线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运作模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着警服的人民军队”这一独特性，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需要，是我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针的极好脚注。(作者：孟中洋)
         

图片说明：

图一：旅大公安总局证章。铜质，背面有“为民服务 1946.11.7”字样和编号。
图二，建警周年纪念章。铜质，背有编号。据史料记载，1946年8月22日，旅大公安总局决定，向建警有功的干部（中队长以上及个别排级老干部）颁发建警周年纪念章，以资纪念和鼓励。
图三，毛泽东奖章。银质。光背。
图四，朱德奖章。银质。光背。
赵杰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在大连石河驿关卡时，曾遇驻守的苏军军官索要毛主席纪念章留念。赵杰感慨地说，“当时那种年代哪有制作毛主席纪念章的条件啊！”。其实大连公安机关确制作过以中共领袖毛泽东和朱德为主图案的奖章。该两枚章分别有银、铜质两种，设计简洁朴素，寓意深远。为利工作考虑，背面无颁发机关及铭文。
图五，旅大公安总局警校证章。铜质，背面有编号。该章章面刻有“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抗大”校训字样，体现了警校对“抗大”精神的秉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