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回忆南下上海开创公安工作
DX——W 发表于 2015-05-30 22:25:25
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了。抚今追昔，我特别感到喜悦。我参加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公安工作，经过几十年，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秩序安定、欣欣向荣的新上海。
1949年初，根据党中央积极准备渡江南进工作的指示，在华东局领导下，华东局社会部着手进行解放京、沪、杭三角洲的有关准备工作。那时社会部长是舒同，副部长是李士英、梁国斌、、胡立教和我。二月间，华东社会部在山东青州开了一个准备南下的会议，讨论决定一个一般性的工作大框框。舒同同志对我讲:“你将来到上海公安局工作”。并要我带领一批干部先行南下。到了淮阴许庄，我们暂住在那里，着手整理接管上海、南京等地的资料。钟望阳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战争中缴获的档案、战俘写的材料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等，整理汇编成上海、南京、苏杭地区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的资料几十种。华中工委书记陈王显同志指定印刷厂，于四月赶印出版了几万册。其中(上海调查资料)等二十六种，为接管干部了解上海敌情和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在淮阴期间，我们还派出工作组，对上海和江南地区的城市进行调查和策反工作。
三月初，我和军部一起渡江南下，从扬州到丹阳，又从丹阳到南翔，与从北平南下的潘汉年同志汇合。上海公安局的人事准备是在丹阳召开的。华东局决定，把公安系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民警局，一个部分为政治保卫局，要我带领情报部门的干部搞政治保卫工作。李士英带领从山东和华东警校来的七百多人接管公安局。那时部队驻扎在丹阳城外，我则带了何荣等几个人驻在城里，还带了一部电台搞情报工作。人事确定以后，我继续管上海和南京的情报工作，梁国斌带着社会部的大部分人员，住在离城几十里路的乡下一个山神庙里，研究准备进入上海的工作。我和梁国斌、李士英每隔几天碰头，研究一下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时候，到上海后哪些人干什么工作已大体上决定了。我还向干部们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力针和政策，说明我们进城后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但是，由于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因此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稳步前进，否则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从南翔进上海，是上海地下党市委派一批公共汽车接我们入城的。进城后，我们住在交通大学的健身房里，都睡地板。随后，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此人经我地下党做工作后，早已在帮助我们做工作)派了车队来接我们去警察局。当时，旧上海市警察局已由我地下党代表张登(沙文汉)接管。他已在福州路旧警察局五楼局长室办公。是他叫陆大公派车子到交通大学来接我们的。至此，原在警察局坚持与敌人斗争的地下党同志和我们汇合，共同进行接管工作。6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梁国斌到警察局宣布军管会公安部的接管命令，正式接管了伪警察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布成立，李士英为局长，我为副局长，李负责公安民警工作，我负责秘密肃反工作。我负责的这个政治保卫工作组织，对外称公安局社会处，处长由我兼任。
同时潘汉年同志随同陈毅同志从当时的代市长赵祖康手里接管了上海市政府，我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重要基地，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军、警、特务机构，在上海临解放前，各系特务机关的著名匪特逃跑时，都作了“应变”的潜伏布置，残留下来的特务分子为数不少。由于上海解放之前，南京、杭州等地都已解放，所以东南各地特务机关的残余分子，也都逃集上海。旧上海又是“冒险家的乐园”，流氓地痞等各种恶势力盘根错节，飞扬跋扈，我们面临的敌情是十分复杂严重的，肃清残余匪特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华东局、市委非常重视上海的肃反工作，为此组织五个方面的力量，即李士英同志负责民警治安，宋时轮、郭化若同志负责警备武装力量，刘长胜同志负责工人纠察队，王范同志负责机关保卫，我负责肃反斗争，五个方面协同作战，全面开展治安、保卫、肃反工作。我们以强大迅猛之势，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建立和稳定革命秩序。这里，我觉得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9年的“七一”庆祝活动。那一天，为欢庆上海解放，要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为了庆祝活动的安全和震慑敌人，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事先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部署。陈毅、潘汉年、宋时轮、张琪、汤镛、王徵明和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潘汉年主持，他指出这次搜捕的目标要明确，行动要计划周密，搜捕面又不能过大。陈毅同志指出，，同特务、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要遵循市委商定的三原则:一是打击面要小，二是要打得准，三是要打得狠。由于我们事先计划、布置周密，行动迅速、准确，因此使得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有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得以安全、顺利地进行，没有出任何乱子。
我们遵循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专业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原则，遵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军管会发布了一、二、三号布告，宣布反动党、团为非法，解散特务组织，收缴非法武器和电台。在此基础上，我们速战速决，及时清除了浮在表面上的残余匪特，惩办了五类反革命分子。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首先.打击了有现行活动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对现行活动的罪犯，一个不饶，严惩不贷，造成了一种威慑力，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抓紧时间，摸清敌情，准备规模更大的斗争。1950年底，我们进行了反动党、团、特登记，1951年4月27日进行了全市规模的镇反。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公安局的刑警处和社会处紧密合作，并发动广大群众，一举清除了一万多个各类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此外，市委和市政府决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公安局配合，联合行动，清除了散兵游勇。我们的公安干警，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夜以继日，奋不顾身，，顽强战斗，有效地肃清了残余敌人，建立了革命秩序，保护了人民民主自由和生产的恢复。
上海解放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十分尖锐。一批潜伏的特务电台，经常与台湾、舟山的特务机关联系，发出情报，活动极为嚣张。与此同时，蒋特机关从台湾和沿海岛屿及大陆残敌盘踞地区向上海陆续派遣大批特务，进行情报、暗杀和破坏活动。有的通过电台提供上海的经济、工业生产情报和轰炸目标，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在华东局、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下，我们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侦破敌特潜伏电台，及时镇压进行武装搔扰、暗杀和情报活动的派遣特务。在斗争中，我们充分运用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促使一部分特务分子投案自首，教育他们争取立功自赎，在隐蔽斗争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如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潜伏的九个电台，我们根据投诚人员提供的线索，经过周密侦察，在充分掌握罪证后，于1949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七个潜伏台。另外两个台不久也被我破获。接着，又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站、中统上海潜伏区、毛森特务行动组、国民党空军等各系特务电台多起。这个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反动气焰，掐断了台湾敌特机构的空中联络。保密局罗炳乾独立电台一案尤为重要。罗特是“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少校技术员，1949年8月由保密局四处派遣，从台湾经舟山潜来上海任独立台组长，从事情报特务活动。1950年1月毛人凤亲自指令罗特搜集我华东地区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及生产情况，提供轰炸目标。罗特将我上海发电厂、江南造船厂等重要工厂生产情况出报蒋方，遂造成上海罪恶的“二·六”轰炸，使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破案后，对罗依法严惩，处以极刑。匪特刘全德案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刘是保密局直属行动组的上校组长，是以“一枪毙命”而闻名的打手。保密局派他潜入上海，妄图暗杀陈毅市长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刘特刚从台湾到舟山，我们就获得了情报。我们立即紧急动员，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刘特到上海后，根据汉年同志的指导，我们立即派人跟踪，在一个饭店里，顺利将其捕获。就擒时从其身上搜出手枪两支，其党羽也一网打尽了。此案后来受到公安部的来电表扬。我们还使用了“以特反特”的斗争策略，将敌人营垒中的一些人分化出来为我们工作。这些人为我们进行反动党团登记和镇反运动提供了不少材料，在查明敌情中起了“活字典”的作用，此外还在破获历史特务和潜伏特务中提供了不少线索，从而对我们的肃反镇反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还有策反军统高干、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一事，也值得一提。上海解放后，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派桂苍陵同志(即杜宣)来沪接管东方经济研究所，发现该所人员已逃散，重要资料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了一个邓的老关系，把邓策反了回来。邓返沪后，潘汉年和我接待了他，对他做了不少工作，然后又把他放回香港。邓即把一百多箱包括不少善本和孤本的珍贵图书资料自费运回了大陆，由桂苍凌直接送往北京。此事后来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邓葆光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接管上海市公安工作前前后后事情很多，千头万绪，我这里讲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些。但从这些事情中已可以看到，解放初期，在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上海的公安工作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本文刊于1984年第五期上海“社会科学”纪念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
1949年初，根据党中央积极准备渡江南进工作的指示，在华东局领导下，华东局社会部着手进行解放京、沪、杭三角洲的有关准备工作。那时社会部长是舒同，副部长是李士英、梁国斌、、胡立教和我。二月间，华东社会部在山东青州开了一个准备南下的会议，讨论决定一个一般性的工作大框框。舒同同志对我讲:“你将来到上海公安局工作”。并要我带领一批干部先行南下。到了淮阴许庄，我们暂住在那里，着手整理接管上海、南京等地的资料。钟望阳同志带领一批干部，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战争中缴获的档案、战俘写的材料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等，整理汇编成上海、南京、苏杭地区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的资料几十种。华中工委书记陈王显同志指定印刷厂，于四月赶印出版了几万册。其中(上海调查资料)等二十六种，为接管干部了解上海敌情和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在淮阴期间，我们还派出工作组，对上海和江南地区的城市进行调查和策反工作。
三月初，我和军部一起渡江南下，从扬州到丹阳，又从丹阳到南翔，与从北平南下的潘汉年同志汇合。上海公安局的人事准备是在丹阳召开的。华东局决定，把公安系统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为民警局，一个部分为政治保卫局，要我带领情报部门的干部搞政治保卫工作。李士英带领从山东和华东警校来的七百多人接管公安局。那时部队驻扎在丹阳城外，我则带了何荣等几个人驻在城里，还带了一部电台搞情报工作。人事确定以后，我继续管上海和南京的情报工作，梁国斌带着社会部的大部分人员，住在离城几十里路的乡下一个山神庙里，研究准备进入上海的工作。我和梁国斌、李士英每隔几天碰头，研究一下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时候，到上海后哪些人干什么工作已大体上决定了。我还向干部们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力针和政策，说明我们进城后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但是，由于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改造要逐步进行，因此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稳步前进，否则就要犯策略上的错误。
从南翔进上海，是上海地下党市委派一批公共汽车接我们入城的。进城后，我们住在交通大学的健身房里，都睡地板。随后，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此人经我地下党做工作后，早已在帮助我们做工作)派了车队来接我们去警察局。当时，旧上海市警察局已由我地下党代表张登(沙文汉)接管。他已在福州路旧警察局五楼局长室办公。是他叫陆大公派车子到交通大学来接我们的。至此，原在警察局坚持与敌人斗争的地下党同志和我们汇合，共同进行接管工作。6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梁国斌到警察局宣布军管会公安部的接管命令，正式接管了伪警察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布成立，李士英为局长，我为副局长，李负责公安民警工作，我负责秘密肃反工作。我负责的这个政治保卫工作组织，对外称公安局社会处，处长由我兼任。
同时潘汉年同志随同陈毅同志从当时的代市长赵祖康手里接管了上海市政府，我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重要基地，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军、警、特务机构，在上海临解放前，各系特务机关的著名匪特逃跑时，都作了“应变”的潜伏布置，残留下来的特务分子为数不少。由于上海解放之前，南京、杭州等地都已解放，所以东南各地特务机关的残余分子，也都逃集上海。旧上海又是“冒险家的乐园”，流氓地痞等各种恶势力盘根错节，飞扬跋扈，我们面临的敌情是十分复杂严重的，肃清残余匪特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华东局、市委非常重视上海的肃反工作，为此组织五个方面的力量，即李士英同志负责民警治安，宋时轮、郭化若同志负责警备武装力量，刘长胜同志负责工人纠察队，王范同志负责机关保卫，我负责肃反斗争，五个方面协同作战，全面开展治安、保卫、肃反工作。我们以强大迅猛之势，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建立和稳定革命秩序。这里，我觉得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949年的“七一”庆祝活动。那一天，为欢庆上海解放，要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和群众庆祝游行。为了庆祝活动的安全和震慑敌人，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在“七一”前夕进行一次全市性大搜捕，并事先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部署。陈毅、潘汉年、宋时轮、张琪、汤镛、王徵明和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潘汉年主持，他指出这次搜捕的目标要明确，行动要计划周密，搜捕面又不能过大。陈毅同志指出，，同特务、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要遵循市委商定的三原则:一是打击面要小，二是要打得准，三是要打得狠。由于我们事先计划、布置周密，行动迅速、准确，因此使得上海解放后第一次有上百万人参加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得以安全、顺利地进行，没有出任何乱子。
我们遵循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专业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原则，遵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军管会发布了一、二、三号布告，宣布反动党、团为非法，解散特务组织，收缴非法武器和电台。在此基础上，我们速战速决，及时清除了浮在表面上的残余匪特，惩办了五类反革命分子。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们首先.打击了有现行活动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对现行活动的罪犯，一个不饶，严惩不贷，造成了一种威慑力，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同时抓紧时间，摸清敌情，准备规模更大的斗争。1950年底，我们进行了反动党、团、特登记，1951年4月27日进行了全市规模的镇反。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公安局的刑警处和社会处紧密合作，并发动广大群众，一举清除了一万多个各类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此外，市委和市政府决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公安局配合，联合行动，清除了散兵游勇。我们的公安干警，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夜以继日，奋不顾身，，顽强战斗，有效地肃清了残余敌人，建立了革命秩序，保护了人民民主自由和生产的恢复。
上海解放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十分尖锐。一批潜伏的特务电台，经常与台湾、舟山的特务机关联系，发出情报，活动极为嚣张。与此同时，蒋特机关从台湾和沿海岛屿及大陆残敌盘踞地区向上海陆续派遣大批特务，进行情报、暗杀和破坏活动。有的通过电台提供上海的经济、工业生产情报和轰炸目标，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全。在华东局、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下，我们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地侦破敌特潜伏电台，及时镇压进行武装搔扰、暗杀和情报活动的派遣特务。在斗争中，我们充分运用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的威力，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促使一部分特务分子投案自首，教育他们争取立功自赎，在隐蔽斗争战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如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潜伏的九个电台，我们根据投诚人员提供的线索，经过周密侦察，在充分掌握罪证后，于1949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七个潜伏台。另外两个台不久也被我破获。接着，又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站、中统上海潜伏区、毛森特务行动组、国民党空军等各系特务电台多起。这个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反动气焰，掐断了台湾敌特机构的空中联络。保密局罗炳乾独立电台一案尤为重要。罗特是“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少校技术员，1949年8月由保密局四处派遣，从台湾经舟山潜来上海任独立台组长，从事情报特务活动。1950年1月毛人凤亲自指令罗特搜集我华东地区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及生产情况，提供轰炸目标。罗特将我上海发电厂、江南造船厂等重要工厂生产情况出报蒋方，遂造成上海罪恶的“二·六”轰炸，使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破案后，对罗依法严惩，处以极刑。匪特刘全德案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刘是保密局直属行动组的上校组长，是以“一枪毙命”而闻名的打手。保密局派他潜入上海，妄图暗杀陈毅市长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刘特刚从台湾到舟山，我们就获得了情报。我们立即紧急动员，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刘特到上海后，根据汉年同志的指导，我们立即派人跟踪，在一个饭店里，顺利将其捕获。就擒时从其身上搜出手枪两支，其党羽也一网打尽了。此案后来受到公安部的来电表扬。我们还使用了“以特反特”的斗争策略，将敌人营垒中的一些人分化出来为我们工作。这些人为我们进行反动党团登记和镇反运动提供了不少材料，在查明敌情中起了“活字典”的作用，此外还在破获历史特务和潜伏特务中提供了不少线索，从而对我们的肃反镇反工作起了一定作用。
还有策反军统高干、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一事，也值得一提。上海解放后，我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派桂苍陵同志(即杜宣)来沪接管东方经济研究所，发现该所人员已逃散，重要资料已运往香港。我们利用了一个邓的老关系，把邓策反了回来。邓返沪后，潘汉年和我接待了他，对他做了不少工作，然后又把他放回香港。邓即把一百多箱包括不少善本和孤本的珍贵图书资料自费运回了大陆，由桂苍凌直接送往北京。此事后来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邓葆光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接管上海市公安工作前前后后事情很多，千头万绪，我这里讲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些。但从这些事情中已可以看到，解放初期，在党中央有关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上海的公安工作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本文刊于1984年第五期上海“社会科学”纪念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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