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南铁道大队简史（上篇）文/张广太
铁道游击战是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形式多样的游击战战法之一。鲁南铁道队就是这种战法的典型代表，其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在抗日战争史上独树一帜。
1939年11月，按照八路军苏鲁支队领导指示，洪振海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这支队伍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1940年1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鲁南铁道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峄枣、临枣铁路支线以及津浦铁路兖徐段，他们打洋行，截火车，破铁道，炸桥梁，搞情报，捉汉奸，为鲁南军区搞布匹、药品和钱粮，护送干部过路，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平常，铁道队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民众打成一片，而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铁道队时，队员们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进湖上岛。从1942年起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朱瑞等领导干部跨津浦路，过微山湖，到1944年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鲁南铁道队破坏铁路迫使枣庄、临城一带日军投降，共缴获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30多挺、步枪1400多支、手枪数十箱、子弹百余箱。
铁道游击队斗争形势图
部分铁道游击队员合影
被围困在鲁南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军，按照铁道大队的命令，走出铁甲列车，正在向投降地点集中。
鲁南铁道大队简史（上篇）
（撰文/张广太）
鲁南铁道大队即举世闻名的枣庄铁道游击队。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下，于1939年冬在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支小型的人民抗日武装，活动于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支线上。他们夜袭洋行、飞车搞机枪、破铁路、炸桥梁、截货车、打票车、拔据点、断通讯，搞得敌军惊慌万状；他们保护交通线，护送近千名干部过路均安然无恙。抗日战争8年中，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在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苏鲁支队和鲁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机智勇敢地同敌人作斗争，创出了许多神话般的故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原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在《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一书中，称赞这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坚持在敌占区、边沿地区的武工队、游击队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是‘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建国初期，著名作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曾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文字，颇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55年，小说又改编成电影，尔后又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映播后，铁道游击队和剧中的英雄人物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小说、电影、电视剧毕竟是艺术，其主要情节和人物是作者根据真实的历史情况经过艺术加工的，不能囊括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的全部历史。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鲁南铁道大队在创建发展中走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主要是：
（一）
抗日战争以前的枣庄已是全国闻名的煤炭基地．盛产优质煤。这里交通方便，与津浦线的重镇临城（今薛城）、陇海线的赵墩，有铁路支线相接，与临沂、台儿庄和滕县有公路相连，来往车辆络绎不绝。煤城枣庄早已成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的宝地。
1938年3月，枣庄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枣庄优质煤炭，进驻的兵力在一个联队以上，还收罗了大批的矿警、伪军及便衣特务。敌人对矿井、发电厂、火车站、邮局等要害部位和交通枢纽派重兵把守，日伪特务四处侦探，肆意抓捕无辜百姓，枣庄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枣庄地区撤往抱犊崮东部山区之后，为及时获得枣庄敌伪情报，抽调由峄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第三大队的洪振海、王志胜两名排长，经过短期培训，派回枣庄矿区，建立了抗日情报站。洪、王二人自幼生活在枣庄火车站西侧的陈庄，出身贫寒，先是捡煤拾炭，稍大之后，便经常结伙爬到中兴煤矿的运煤列车上扒炭，自发地同官僚资本家抗争。为了谋生，他们还相继在中兴煤矿铁路专线上当过火车司机助手和扳道工，学会了开火车，尔后又下井当了矿工。日军侵占枣庄时，二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峄县人民抗日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机智勇敢和较高的抗日热情。
洪振海和王志胜返回枣庄矿区后，先隐藏在他们的家乡、矿工较集中的陈庄，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他们靠土生土长、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以失业矿工的身份为掩护，利用亲朋好友及各种关系，积极搜集敌伪情报，并及时送往山里抗日根据地。由于他们的秘密发动，有些失业矿工、铁路工人和部分城市贫民成了枣庄抗日情报站的可靠情报员或外围组织成员，甚至伪矿警、路警和伪军中都有秘密为其通风报信的爱国青年。枣庄抗日情报站因有广大抗日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敌伪军曾多次搜查，他们都安然无恙。后来，王志胜又打入了日本人开办的以经商为名、行特务之实的“正泰国际洋行”干搬运工，不久升为工头，为直接搜集敌情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抗日义勇总队（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因不断获得洪振海等人送去的敌情报，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敌人“扫荡”扑空后连遭我军伏击，损兵折将。
1939年夏秋之交，洪振海、王志胜等人为配合山里抗日军民利用青纱帐向敌人展开攻势，经周密计划，巧妙地袭击了枣庄“正泰国际洋行”，杀死日本特务头目两名、杀伤一名。同年10月，他们又搞敌列车一次，从装有武器的火车上掀下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并及时运往山里八路军苏鲁支队，受到支队首长的表扬和奖励。事后，枣庄敌人虽经多方侦探，并抓捕了很多无辜群众，终因查无证据，均不了了之。但是，敌人对枣庄矿区的戒备更严了，搞敌情报更困难了。
（二）
1939年11月，洪振海领导的枣庄抗日情报站已发展到8名情报员，除站长洪振海、副站长王志胜外，还有赵连有、徐广田、赵永泉、李荣兰、王志曾、曹德全以及支持和同情他们抗日的外围组织人员。洪振海等遵照支队首长关于“同敌人秘密斗争要有职业掩护”的指示，将合伙从敌人列车上扒来的煤炭换成钱，作为主要基金，又自筹了部分钱款，在距枣庄火车站不到百米的陈庄办起了商号为“义合炭场”的煤炭经销部。当时的8名抗日情报员都入了“股”，因此，这个炭场又称“八大股”。他们白天忙忙碌碌地经销煤炭，侦察敌情，晚上便爬上敌人列车搞煤炭。炭场货源充足，质优价廉，生意兴隆，很快解决了大量的活动资金，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敌情报。一个月之后，他们遵照上级“要迅速组建抗日武装”的指示，在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小型抗日武装，命名为“枣庄铁道队”，公推洪振海任队长，赵连有、王志胜任副队长，并及时上报苏鲁支队，请求上级派党代表来。王志胜因公开职业是洋行搬运工头，建队初期不便公开活动。后来，他经请示批准，便辞掉洋行的差使，返回陈庄协助洪振海搞起武装来了。建队之后，他们又秘密吸收了几名队员，全队发展到10余人。在这些队员中，有开火车、扳道叉、打旗的铁路工人，有中兴煤矿的失业矿工和城市贫民子弟。他们自幼拾炭扒煤，同火车打交道，人人具有爬火车的高超本领。这伙年轻人性格豪爽，重义气，好朋友，善结交。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有散漫性，不愿受纪律约束，打架斗殴、大吃大喝以及赌钱等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在个别中队员中时有发生。为克服队员中的不良习气，在敌人重兵把守、汉奸特务横行的枣庄矿区生存下去，洪振海、王志胜按照山里八路军的有关纪律和在抗日情报人员训练班中所学到的“敌占区的斗争策略”，制定了一些简单的规章制度，通过秘密整顿和个别教育，队员身上的不良习气有所改正。洪振海等人对初创时的铁道队的领导，是靠个人威望，采用家长式的领导方法。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有勇有谋，战斗中身先士卒，生活上体贴关怀部下，群众威望很高，与队员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般。
初创时期的枣庄铁道队，因处于敌人“心脏”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们身上存在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在当时情况下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义合炭场与日伪军和敌特驻所都相距很近，敌人经常出现在那里，一是察看动静，二是敲诈钱款，若是他们像正规部队一样是难以存在下去的。
（三）
1940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为加强对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抽调了二大队副教导员杜季伟到铁道队任政治委员。从此，枣庄铁道队改名为鲁南铁道队。苏鲁支队正式委任洪振海为队长，赵连有、王志胜为副队长，徐广田和赵永泉分别任一、二战斗组组长。他们仍以开炭场为职业掩护，正副队长公开身份为炭场的正副经理，政委任管帐先生。
鲁南铁道队正式创建之后，在苏鲁支队首长的关怀下，由于有了党代表杜季伟的直接领导，组织纪律不断增强，对敌斗争方式方法亦更加灵活巧妙，与群众的关系也更密切了。由于队伍的不断扩大，炭场生意红火，每天进炭场买卖煤炭的人络绎不绝，外围的情报人员也借此机会将敌人的活动情况报告给铁道队。后来，他们为进一步扩大情报来源，增加活动经费，对搞来的煤炭又进行加工，将原煤烧成焦炭出售，利润翻了几番。他们将这部分收入，除用于自身建设和上缴外，还拿出部分赈济抗日家属和失业工人。所以，他们得到了枣庄矿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杜季伟到铁道队任职后，经过两个月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先后吸收了王志胜、赵永泉、徐广田、曹德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铁道队首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共产党员成为铁道队的中坚力量。由于这些骨干的带动，铁道队中的打架斗殴、吃喝、赌博等不良习气有较大改变。
1940年4月，铁道队已发展到15人。在政委杜季伟的倡仪下，他们抽调7名队员在枣庄西南20里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训练班，队长、政委兼任教员。杜季伟讲授政治课，洪振海传授对敌斗争经验和爬火车技术。通过5天的集中培训，参训队员懂得了参加革命的意义和铁道队的使命，初步掌握了同敌人在铁道线上进行斗争的本领。但是，由于训练班中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与队员的文化素质和接受能力差距较大，使第二期培训没能如期举办，第一期也较原计划少训了两天。杜季伟在教授政治课关于社会进化史中，讲到猿猴进化成人时，引起参训队员的极大反对。他们说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杜政委又说我们是猴子变的，是否与鬼子串通一气。最后，在队长的压服下，才平息了这场不应有的风波。从此以后，杜季伟便采用个别谈心的办法代替培训，用队员的血泪家史进行阶级教育，用日军在枣庄矿区、邹坞和郭里集等地大肆屠杀平民百姓，掠夺枣庄煤炭的罪恶事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组织队员扒火车前后，进行一些组织纪律教育和艰苦朴素的教育。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情况，铁道队和其外围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各负其责，如侦察、爬车、运输和掩护等。为安全起见，他们的任务都由队长洪振海安排，不发生横向联系。在这个时期，铁道队的活动是极其秘密的，凡获得敌情报均及时送往山里抗日根据地。从敌列车上搞到的军用品及根据地急用品也上交，其他物品则变卖用于活动经费和奖励队员。正式建队3个月来，他们用这部分钱买了些子弹，士气非常旺盛，正式队员发展到30余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枣庄后，经过两年的法西斯统治，自感到已站稳脚跟，于是更加猖狂地掠夺枣庄的煤炭资源。敌人不断增派兵力，大肆抓捕可疑人员，鲁南铁道队处境越来越危险，队员们随时可能被捕被杀。这时，作为党代表的杜季伟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为队长洪振海出谋划策，及时制止队员的鲁莽行为。平时，他注重对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从敌人的火车上搞煤炭，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队员提高认识后，便以高昂的抗日热情，自觉地投身于抗日斗争中去。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暴露组织的秘密。1940年3月的一天下午，小队员曹德全在峄县城外执行任务时同敌遭遇，处境极其危险。他急中生智，迅速把随身携带的枪支藏好，转移时被敌抓捕。敌人将他押解到兖州，多次威逼利诱，他守口如瓶，保住了铁道队的秘密。时隔10几天后，他乘机爬上飞奔的火车返回枣庄。队员程怀玉在“偷”敌列车上的货物时被抓去，敌人将他扒光衣服捆在电线杆上，扬言用刺刀挑开他的肚子，挖出他的心肝。当敌人的刺刀已戳着他的肚皮时，追问他是不是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成员，他只承认是偷炭的枣庄穷苦百姓。敌人说：“小偷的，叫你死啦死啦的！”程怀玉毫无惧色地说：“死啦的好好的，反正回家也得饿死！”敌人对他没办法，只好释放了。
（四）
1940年5月初，鲁南铁道队一名姓李的队员无意中泄露了秘密，炭场引起敌人的怀疑，铁道队中姓李的3名队员都被敌人抓去。敌人将他们押解到陈庄辨认铁道队成员及其家属。他们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为铁道队转移赢得了时间。最后，一名队员活活被鬼子的狼狗咬死，另两名被咬伤后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出虎口。炭场被敌查抄后，铁道队在枣庄矿区失去了职业掩护，便转移到枣庄西部的齐村等地，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在临（城）枣（庄）铁路支线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支只有30多名队员的小型人民抗日武装，在队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的率领下，白天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晚上则集中行动，袭扰敌人。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只要队长一声令下，天大的难关也敢闯。但是，他们的行动也冒有更大的风险。撤离枣庄不久，副队长赵连有奉命回枣庄取情报时，不幸被敌人抓捕，并遭酷刑拷打。有人说赵被押送东北当劳工，有人说被枪杀，至今下落不明。
鲁南铁道队转移后，同隐蔽在枣庄矿区的外围组织成员仍保持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军中的情报人员，都能将敌人的情报及时报告给铁道队。铁道队虽经费紧张，但仍给予他们一定的报酬。因此，敌人在枣庄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铁道队撤离枣庄矿区后仍能及时掌握，并能运用这些情报同敌人作斗争。
同年5月下旬的一天，鲁南铁道队由临枣铁路北侧的齐村转移到铁路南的蔡庄、小屯一带活动。他们从枣庄送来的情报中获悉，驻枣庄的日伪军将到山里“扫荡”。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鲁南铁道队决定再次夜袭洋行。行动前，政委杜季伟亲自到山里向支队请示汇报。同时，派副队长王志胜返回枣庄侦察。王志胜巧妙地摸清敌情后，立即同洪振海等人一起制定了行动方案。此时，杜季伟政委尚未从山里返回，洪振海、王志胜根据当时的敌情分析，若等政委请示回来行动，必是错过良机，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抽调32名精干队员，分成5个战斗小组，先抵达齐村隐蔽。晚上，他们乘夜深人静时，在洋行的南墙打洞入院内，人不知鬼不觉地将住在洋行内的13名日本特务、1名翻译全部击毙。缴获长、短枪3支和其他战利品一宗。战斗临近结束时，枣庄火车站的日军警备队拉起警报，探照灯把洋行周围照得雪亮，参战队员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洪队长急中生智，命令队员砸开洋行的门锁，在敌人到达之前安全撤出返回驻地。
6月，鲁南铁道队打票车一举成功。鲁南铁道队为配合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牵制敌兵力，经队长洪振海和政委杜季伟等大队领导人商量决定，以奇袭的方式在枣庄附近打一次票车。他们分别化装成商人、农民和工人，携带兰陵美酒、烧鸡和红烧牛肉等美味佳肴，藏好武器，由峄县城乘上火车。火车运行后，车上的日伪军见到这些好吃的东西便围上来。这些化装的队员也非常大方地“慰劳”皇军。客车途经枣庄站后，趁敌人喝得酩酊大醉时，洪振海、李云生等人跃上火车，将司机捆住，亲自驾驶，加足马力，客车进入伏击圈时突然刹车。洪队长拉响警笛，埋伏在车内的队员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大部分敌人。余敌见势不妙，企图跳车逃窜，均被铁道队员击毙。战斗仅进行10几分钟，计打死日伪军12人，缴获长短枪12支和其他军用品一宗。战斗结束后，杜季伟政委将车上的乘客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明了鲁南铁道队打票车的目的、意义和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随即掩护乘客疏散，以防敌人报复。接着，鲁南铁道队为配合山区抗日军民反 “扫荡”，破袭了临枣铁路，砍断电线杆百余根，扒掉铁轨3里多长，运走了枕木，破坏了路基，使敌人一周多不能通车。同时，他们还截获敌货车一列，将一部分货物运往山里抗日根据地，没运走的分发给铁道队活动地区的抗日群众。
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上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给枣庄地区的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许多工农群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铁道队，使这支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敌人遭到打击后也更加疯狂了，凡铁道队袭击过的地段均加派了兵力，车站、交通要道的过往行人均被严加盘查、搜身，可疑人员惨遭毒打甚至枪杀。来往的火车增加了押车伪军警，凡没有携带日军颁发“良民证”的人，都不敢乘坐火车。这样，鲁南铁道队在临枣铁路支线活动更加困难，于是，他们被迫向临城方向转移。
（五）
早在鲁南铁道队初创时期，临城南北津浦铁路两侧的一些靠铁道线混穷的青年人，在枣庄铁道队的影响下，也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展开了反掠夺的斗争。他们运用从小练就的爬火车的本领，将敌人运行在津浦铁路线上的火车上的煤炭、粮食和其他货物掀下车，然后变卖分掉，以补助贫困的家庭生活。开始，这伙人以经济为目的组织起多股小型抗日组织，也自称铁道队。后来，经中共沛滕边县委通过地下党员秦明道等做工作，争取和收编了分别以孙茂生和田广瑞为首的两支铁道队。其余的则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拉拢过去，很快被敌人吃掉了。
沛滕边县委对这两支铁道队进行一些教育和改造以后，他们的抗日斗争积极性和组织纪律观念有很大的提高和增强。他们将从列车上搞来的货物变卖后，逐步购置一些武器和弹药，装备了自己，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他们在铁路线上不断袭击敌人，断铁路交通，截击货物，迟滞敌军行动，牵制了敌人的大批兵力。
鲁南铁道队由枣庄转移到津浦路临城一带后，经常与活动在那里的两支铁道队配合进行抗日活动，在对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逐渐建立了友谊。1940年7月，中共沛滕边县委在其上级五县工委书记潘复生支持下，同鲁南铁道队政委杜季伟等人协商，将其划归鲁南铁道队领导。随即，苏鲁支队命令将鲁南和临城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王志胜分别升任正副大队长，杜季伟任大队政委。原鲁南铁道队和孙茂生、田广瑞所领导的临城南北两支铁道队分别编为一、二、三中队。同时，他们又把临城一带的失业铁路工人组织起来，组建了破袭队；把铁路两旁的农民组织起来，组建了掩护队。从此，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城镇和微山湖东岸广大农村，同日、伪、顽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上下奔驰的火车，身如骄燕，进出敌重兵把守的车站、据点，来无影去无踪。人们称他们是“铁道英雄”，敌人骂他们是“毛猴子”，称他们是“飞虎队”。敌人停在火车站的机车，多次被铁道队员开出后搞翻或撞毁；运载货物的敌列车曾两次脱轨，或被摘掉几节甩下；伪据点中的铁杆汉奸、特务和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常常被化装成日伪军的铁道队员从老巢拉出杀掉。鲁南铁道大队的节节胜利，极大的震慑了鲁南铁路沿线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的作战。
1940年下半年，合编后的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较前人多，枪多，搞得敌货物也越来越多了。这时，有些队员便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慢慢地脱离了群众。尤其是他们化整为零，由车站、城镇转移到铁路沿线的农村后，流氓无产者的不良习气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不像山里老八路的样子。有钱人看不起他们，称他们是些“煤狗子”，普通老百姓也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杜季伟政委发现问题后，立即召集铁道队中的党员骨干开会，采取对重点队员分工负责，个别教育的方式，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并制定了一些处罚措施。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纪律整顿，队风大有改进，过去犯有错误的队员也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和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改善。群众称赞他们个个很能干，专打敌火车，不仅不要老百姓的给养，还经常将从敌火车上搞来的东西救济贫苦群众，是真正的人民抗日队伍。
由于鲁南铁道大队过于刺激敌人，敌人曾多次纠集大批兵力对铁道队活动地区进行“扫荡”和“蚕食”，妄图一口吃掉这支活跃在铁道线上的神奇的抗日武装，鲁南铁道大队处境非常困难。1940年秋末，鲁南铁道大队的隶属关系有了变动，由苏鲁支队移交给刚刚组建的鲁南军区直接领导。军区首长获悉铁道队的困难处境后，立即下令将他们调到山区抗日根据地整训。经过月余的整顿教育，他们的军政素质提高了，组织纪律观念增强了。同时，在铁道队中又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健全了组织，调整了机构，提拔了几名骨干队员任中队长，为铁道队的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南铁道大队出山之后，原来在敌占区创立的小片活动区被敌人又增派了兵力，加强了控制。敌伪据点增多了，交通要道岗哨林立，斗争形势更加严峻了。就在这时，队员黄二和中队长田广瑞等在敌人的引诱拉拢下，经不住艰苦环境的考验，投敌当了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鲁南铁道队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经报请军区批准，对部队进行了精简整编，凡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情绪低落者，教育后妥善进行安置，并委派地方党组织和情报站的负责人继续进行教育和观察，做到能归队的准备随时归队；不能归队的也不能让敌人拉去。精简后的铁道队只留下20多名骨干坚持活动。为尽快打开局面，他们充分发挥队员的抗日积极性，团结和依靠群众，很快恢复了多处情报站，扩大了情报网。同时，他们还加强对伪军政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特务、叛徒，则坚决除掉；对表面应付敌人，背后却秘密为铁道队通风报信的人员则予以鼓励，讲明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他们的特殊作用；对中间势力则开展了记“黑红点”活动，他们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干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定期通过关系向其亲属通报，谁的名下红点多了给予奖励，有了黑点给予警告；干坏事很多仍执迷不悟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通过这一活动，绝大多数伪军警和伪乡保长都不敢轻易干坏事了。这样，敌人便失去了情报来源，变成聋子和瞎子。铁道队掌握了主动，很快扭转了这一地区的被动局面，进一步恢复和扩大了活动区，原分散隐蔽的队员很快归队，同敌人又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斗争。
1941年夏，鲁南铁道大队利用铁路两旁的青纱帐作掩护，对敌人又搞了几次较大行动。7月初的一天，短枪中队长徐广田由临城铁路工人中的地下共产党员徐广友协助，在火车站停车场乘敌不备，各自跃上尚未熄火的机车，加足马力，朝南驶去，两机车进入一条铁道后，前面一辆在七孔桥上急刹车，后面一辆则继续加大马力，二人跳车后，“轰”的一声巨响，两机车相撞，造成桥毁机废，迫使敌津浦铁路运输中断数日。徐广友身份暴露后，便转入铁道队，与徐广田弟兄等成为能打善战的“徐半班”的成员。时隔不久，鲁南铁道大队又夜袭了敌重兵把守的临城火车站。他们经过详细侦察和周密计划后，在大队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的统一指挥下，参战队员分成3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副大队长王志胜和中队长刘金山、徐广田组成。他们化装成铁路工人，乘夜混入车站，迅速接近袭击目标，将特务头子高岗及其卫兵石川击毙，收缴了其携带的两支手枪及存放在那里的两挺机枪；第二组由曹德清、孟庆海带6名队员，事先化装成伪军潜伏在车站，待战斗打响后，堵住伪铁路警备队住室大门，迅速制服他们，并收缴其枪支弹药；第三组由李云生、梁传德率10余名队员，在洪大队长和杜政委统一指挥下，在车站外负责打增援，预防临城宪兵队来支援车站。战斗仅用10多分钟，第一、二战斗组已完成战斗任务，携带战利品撤出火车站，在第三组的接应下胜利返回驻地。这次奇袭临城火车站的战斗，计击毙敌伪军2人，伤1人，缴获长短枪30余支，机枪两挺和子弹一宗。
袭击临城车站是化装进行的，曹德清等人在撤离战斗现场时急中生智，将伪军的帽子等丢在那里。第二天，临城之敌专门从济南请来侦破高手，对车站及其周围的可疑人员进行了大逮捕，均未查清袭击临城车站是哪部分所为。当发现现场有伪军阎成田部的军帽和其他物品时，加之高岗和阎成田部早已存在矛盾，敌人便断定杀高岗的是阎部所为。于是，立即将阎成田等人抓捕，并解除其武装。
同年初冬，鲁南军区被服厂突遭敌人的袭击，制作棉衣用的棉布和棉絮被敌洗劫一空。军区指示铁道大队要尽快搞些棉布，以解决主力部队的棉衣问题。铁道大队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截击敌运布列车的筹备工作。中队长徐广田和队员孟庆海从沙沟火车站副站长张允骥那里获悉，由青岛开往上海的某客车尾部的两节闷罐车厢内装有布匹。经做工作，张允骥答应协助将这两节车厢从运行中的列车上搞下来。为抗日斗争做点贡献。当把敌运布列车的情况摸清之后，铁道大队和微湖大队领导共同研究了截车战斗计划，明确了分工。为及时将截获的布匹运走，他们还发动了铁路两旁的数百名群众参与抢运行动。当晚12点钟，敌载布客车途经沙沟站南的铁道拐弯处时，大队长洪振海和中队长刘金山敏捷地爬上车，在张允骥的协助下拔下连接插销，摘掉风管，两节载布车厢被甩在预定地点。早已在那里潜伏的队员和群众非常高兴，只见载布车尚未停稳，洪大队长已打开了车厢门，大批的布匹卸下车，队员们随即带领群众将布匹转移到安全地带。此时，已是凌晨3点钟，洪振海和王志胜见情况非常紧急，等群众再来运第二次已来不及，便掏出火柴，擦燃后将剩余的布匹连同车厢一块放火烧了。列车进徐州站后，敌人发现丢了两节载布车厢，便立即纠集大批兵力乘坐装甲运兵车沿铁路线寻找，待到出事地点时，两节车厢和未运走的布匹已化为灰烬。此时，天刚刚放亮，敌人追到微山湖边，仍没有发现铁道队的踪影，无可奈何地朝湖里乱打了一阵枪，便返回驻地。这次战斗，计缴获细纱棉布千余匹、日军服百余套和毛毯、日用品一宗。
截击布车的第二天夜晚，洪振海大队长和杜季伟政委便带领部分精干队员将部分棉布送到鲁南军区驻地。其余的布匹由鲁南军区五团王六生政委带一个连队陆续运往山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邝任农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代表鲁南党政军向英雄的铁道队表示感谢，称赞他们是“雪中送炭”，鼓励他们要发扬英勇机智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取得更大的胜利。洪振海和杜季伟等人向军区首长全面汇报工作之后，张司令员肯定了他们在铁道游击战中建立的卓著功绩，也指出了他们纪律涣散和群众观念差的弱点。同时，军区首长批准他们组建长枪队的请求，同意以缴获的枪支尽快装备一个长枪队，并派军区政治部保卫干事赵宝凯任队长兼指导员，调五团三营排长赵永良任副队长，随洪大队长一起出山。
鲁南铁道大队按照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相继在各中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为胜利完成各项战斗任务起到保证作用。
洪振海大队长是鲁南铁道队的主要创始人和总指挥。铁道队的每次重大战斗的胜利，都是与他果断指挥和冲锋陷阵分不开的。他的卓越功绩人所共知，是名副其实的铁道战斗英雄。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如性格暴躁、固执、家长作风等，致使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一直未实现。洪振海完成护送布匹返回后，再次向铁道大队党支部书记杜季伟提出入党申请，并表示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杜季伟随即将分散活动的党支部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会，专门研究了洪大队长的入党问题。大家一致通过，同意大队长入党，并立即上报军区政治部审批。
相关链接：鲁南铁道大队简史（下篇）文/张广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