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从接管济南到接管上海

    我第一次到山东工作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到山东之前，我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工作。谭震林是华中社会部部长，也是华中部队副政委，我是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一九四七年，华中社会部同华东社会部合并，舒同任部长(兼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副部长是我和梁国斌。我是怎样到山东的呢?大家知道，解放战争首先是从华中开始的。此后，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实行战略转移，我带一部分人到长江北岸。华中部队也开始从长江边打边撤，在长江以北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后转战山东。我们撤到黄河边时，已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敌人数十万军队，包括其王牌张灵甫七十四军，都遭到很大伤亡，有的甚至覆灭。敌人只占据着苏北、山东解放区里交通方便的一条线，其他广大地区都是我们的。华东局往山东撤的时候，我们一部分保卫干部也跟着到了陇海路以北，这时，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就撤销了。山东公安总局前期局长是杜明，以后调到那里就不清楚了。在解放战争中期，山东公安局局长是李丰平。
    解放战争中，中央的战略目标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消灭敌人的优势力量，并争取时间做好反攻准备，进而解放全中国。在解放战争后期，华中地区撤到山东的保卫干部和山东公安总局的保卫干部，根据上级指示都集中到渤海，驻在惠民、阳信、无棣一带，有几千人，在这里搞“三查三整”。当时叫华东建大二校，由李丰平任副校长，我去讲过几次课。那次集中起来搞“三查三整”，大家开始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主要是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进行检查整顿，是中央有计划的，是为解放全中国(包括济南、青岛)所作的战略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时胶东的李继成、江达、丛亚范，渤海的季明、汤庸、鲁中的高明宇、武思平，大部分都在那里。渤海、华中、山东公安干部也都掺合到一起了，另外杨帆等搞情报工作的一部分干部、解放济南前胡立教同志领导的华东局搞情报工作的干部也参加进来了。王征明、李又邨就是在胡立教同志处搞情况工作的。到了山东，两个社会部、两个公安总局合在一起了。这是为当时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统一整顿所做的必要的准备。
    那次集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准备大反攻。先休整，待将敌人消灭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就打出去。第二、第三野战军向敌区反攻时，这个时机已到，我们保卫干部也就随之打出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去，包括解放济南、上海等大城市；邓子恢同志就带领保卫干部五百余人向中原去了，一直到了武汉；还有部分公安保卫干部跟陈赓、谢富治部队去了贵州、四川；云南也去了一部分。山东的干部(包括保卫干部)支援外地，是华东局按计划搞的。这些同志在革命战争中是有贡献的。集中到山东的这部分保卫干部，是由华东各地调来的。到解放昌潍时，我带了建设大学的一千几百人到了昌潍。另有一个干部团，由马乃松同志率领驻在昌乐县城，随时待命出发。当时到各县去的同志，主要是收拾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打击地方还乡团，建立我们的政权。这时，我任昌潍警备司令。潍坊市开始是黄赤波同志在那儿任公安局长。后来黄赤波南下，就将凌云同志调去任局长，吕剑光同志任副局长。以后，昌潍特区公安局长是王文林(建国后在北京外贸促进会工作)。接着，华东局将华东、山东的情报、保卫工作干部集中起来，一部分到了益都，准备解放济南。他们住在益都一个天主教堂里，对济南市的国民党军队、特务机关、警察、政府机构、工商业者、市区街道等，总之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调查整理，以“青州研究会”之名，印刷成十几本书，如《济南概况》等，供干部学习参考，帮助他们熟悉济南市内各方面的情况，以利于解放后接管。当时搞这部分资料费了好大劲，是社会部集中各方面的人搞的，是很不容易的。这部分资料很宝贵，我原来保存一套，准备将来写回忆录时用，非常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去了。那时济南搞地下情报的，是原济南市委王均、刘星楷、蒋方宇、张伯华等同志。吴化文部队起义就是胡立教同志及张伯华同志他们搞的。以后华东局社会部准备进上海时，我们也作了准备，对上海的情况调查就更多、更详细了。从市区地图到党政军特人物、资本家商业、行号、社会情况等方面的资料都有，当时我积累了一箱子，在解放上海接管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公安保卫工作部门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军队打到哪里，我们公安保卫部门就调干部到哪里去。从渤海到昌潍、益都、济南，又从济南到南京、上海以及浙江、福建等省，去的差不多都是苏皖、山东经过“三查三整”的那部分干部。我是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时进去。一九四九年五月又离开济南去上海的。
    这样，我带的干部就越来越少。在进驻济南前，我们就根据济南的区划、敌人的组织机构和需要我们接收的单位等情况，做了具体分工。我们以市局、分局为单位编成队，有负责人带领，从青州出发，进城后各队就直奔所要接管的单位。那时济南有十一个分局。进济南后，有件事使我很有感触，就是进城前感到六百多名干部不少，可是进城后就觉得人手不够了。我们进了济南市警察局，那里空空如也，连一张办公桌子都没有了，警察跑得光光的，屋子里也是空空的。当时，根据华东局的要求，进城后有两大任务：一是保护粮食、煤炭；二是维持好社会治安。我们公安局进济南后首先要维持好治安秩序。当时，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街上有五、六千具尸体，又在热天，臭得很；再一个问题，就是粪便垃圾搞不出去，因为围困攻打的时间长，家家户户的厕所都积满粪便，这也是一个急需处理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时间长了不解决，就会发生瘟疫，这是各国战争历史经验证明的。我们首先组织人埋死尸、清理粪便垃圾，大家作了大量工作，总算解决了这些问题，领导和群众都很满意。看了我们的报告，华东局称赞济南财经搞得好，治安工作搞得好。当时市委书记刘顺远(现在江苏)就说，一个是部队，一个是公安机关，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调动起来很得力。从我们本身业务讲，我们是搞敌人的特务情报、散兵游勇的，但党有什么工作交给我们，我们就干什么工作，而且一定干好。记得进济南的头二十天里，华东局组织看了这一次戏，我很有感触。我在大城市是做地下工作的，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统治城市那一套是知道的，但那时是处在被统治地位，工作的条件、内容、要求，同解放后我们自己掌管城市就完全不同了。城市由我们管理就感到不容易了。几十万人的城市交给你管，像唱戏打锣敲鼓，要打得既协调又悦耳，就很不简单。当时情况复杂，做好专政工作，那就更加不容易了。我有两个月吃住都在办公室，因为经常是这里出问题，那里有事情，还得很快处理，这是很累的事。当时，处理战后的隐藏特务、散兵游勇问题是预料到的，谁想到大粪、垃圾、大量尸体也成了问题。后来市政府等机关都组建齐全了，公安局的工作也就好办一些了。当时，济南共十一个分局，处长、分局长有汉敏、张文炳、贾渔平、吴濂、李光、娄家庭、王凌青、郭林、衣竹林、陈昌奉、侯季五、薛锐、林星、任芳亭、刘献林等同志，市局局长就我一个。后来，凌云同志从潍坊市调来，我就准备去上海了。我到上海时带走了林星、娄家庭、候季五、年子明、陈默然、黄克等同志。济南解放时，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庞竞塘在鲁南山区被我们捕获；司令王耀武在寿光县被活捉；国民党警察局长刘钦礼在黄河北买了辆牛车，化装后赶着牛车向天津方向逃跑。在市里，我们捉到了国民党省党部中统省室主任董叔明，他是中统在山东的特务头子，他在绥远时也是特务头子。捉到董叔明后，搞的材料就比较多了，因为潜伏情况他知道。我们曾搞到两种材料，一种在省政府传达室下面，搞到埋藏的中统通讯员以上全部人员名单；另一种是三青团全部人员名单，共有好几箱子。还破获了相当多的特务电台。有一个女特务，好像是国民党省党部某要员的老婆，隐藏在市里未能捉到，这个女特务在省党部里，还是很有名的。一九七五年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的名单里有董叔明。
    我们进城就注意抓档案的建立。首先是户口档案，这在城市很重要。那时管户口的负责人是汉敏同志。户口管理是最基础的工作。济南原来的户口档案都被敌人破坏了，解放后才又建立起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一批批的干部调走了。先走的是张洪范、唐劲实等同志，他们去徐州组建了徐州解放后的第一个公安局；还有一批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去组建山东省公安厅。当时我是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省公安厅厅长，也是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我离开济南后，凌云同志任局长。我去上海前已把省公安厅组建起来了，如郑文卿、张国峰、侯铮石、王健、朱礼泉同志等就在这里，而且多数干部也已安排就绪，因而，我去上海时抽人就费劲了。我把省警官学校的副校长徐盼秋(建国后是华东政法学院院长)调去，当时我是校长，又在济南招收四、五百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成立华东警官学校，进行专门训练。我把其中一部分人带到上海，他们成了工作中的骨干。在市局我还带走一个女电话员(名字不记得了)，虽然在济南她是个旧职人员，但到上海后，她接管并掌握了电话、电传、信鸽及打字等一整套通讯系统，起的作用还是不小的。上海公安医院是个很像样的医院，我们只派出一个护士同志就全部接管了。带去的干部、学生中有的起了很好的作用，有的在侦察敌人的时候牺牲了。如在徐家汇分局马乃松领导的刑警队中有个济南去的学生，他带着旧警去侦察一个抢劫流氓集团时，跟踪匪徒被发觉开枪打死了。上海那里的斗争是很复杂的，但好处是当时旧上海市警察局内，有地下党员三百多名。还正在闸北区围剿蒋匪军，我带领两汽车武装人员进了上海，找到邵健同志(地下党员)家里，拿到了警察局的地下党员全部名单。在三十多个分局中，有二十几个分局都有我们的地下党员，接管恢复工作就好办得多了。侯季五到了最大的一个分局黄浦分局，七百多条枪和人员都在，除几个主要头子逃跑外，其他一个不少。这与济南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仅上海警察总局旧人员就有二千多人，在敌人逃跑之前，警察局长毛森已经委派好了后继人员，谁是局长，谁是处长，谁是科长，都一一做了安排，企图叫这些年来人继续为他们效劳。我进总局那天正下着雨，立即集中全体旧职人员开会，除依法宣布党的政策外，还宣布要他们坚守岗位，各负其责，出了问题依法惩处。接管上海比接管济南时顺利得多。当然，济南解放后的一段工作，练了兵，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我们进驻上海的公安保卫干部，不光是济南的，还有华东的、苏北的、山东其他地区的，还有警官学校的学生，这是在华东局社会部统一领导下经过极短时间整训的，但人数比进济南时少多了。我们是先到华东局驻地丹阳，然后从丹阳进的上海。那里进城的干部，现在四面八方都有。林星同志后是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凌青、赵文卿、马乃松、王兴、张汉滋、林长青等同志也继续在政法战线工作；当时在济南市局工作的同志分配到西南各地工作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