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健华回忆接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1949年上海战役时，我和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局的一些同事南下，参与了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工作。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形仍不时浮现在眼前。
从 济 南 出 发
　　1949年5月初，中共华东局决定：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干部南下，去接管上海的国民党警察局。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在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兼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同志指导下，济南市公安局一科科长张文炳和一科有关同志积极着手做准备工作。我当时就在其中。
　　首先，我们把市局和分局（包括派出所）分作两套班子配备。一套是准备南下的，一套是留下坚持工作的。南下干部中的骨干几乎全是来自原华中和山东各地老区的同志，也有一小部分是经过挑选的原济南市国民党警察局留用人员，总共大约600人。其次，又从华东警察学校抽调学员800人。
　　5月9日，济南市公安局南下干部加上华东警校的学员约1400人，第一次坐上属于人民自己的火车行军。但毕竟还处在战争时期，有几处铁路大桥像淮河、浦口、明光等铁路大桥，被敌人在逃跑时炸坏，火车只好开开停停，再加上我们在南京呆了两天，所以直到5月15日才到达江苏丹阳。
丹 阳 集 训
　　丹阳处在江苏镇江和常州中间，城市不大，当时却是我党在江南的一个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中共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就驻在丹阳城内。这时准备接管上海的各路人马，已陆续到齐。济南来的南下干部驻在丹阳城东不远处的一个集镇上。我随张文炳同志住在一间并不宽敞的北房内。
　　在华东局社会部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副部长领导下，集训首先在少数领导层进行组织准备。刘少傥、顾明代表华东局社会部，张文炳代表济南市公安局，他们根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组织机构和部门，研究配备接管干部的问题。当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有7个处、31个分局。处长、分局长一级干部由当时接管上海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部长陈赓没到任）三人决定。处、分局以下人员的配备，由刘少傥、顾明和张文炳三人研究决定，报梁、李、扬三人同意后宣布。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同志集训的首要任务是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党中央、华东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论述以及新区工作特别是新解放城市的各项政策。
　　与此同时，当时住在丹阳的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刘晓，也要求上海地下党按照部门系统，发动党员及积极分子带动广大群众配合接管。长期隐蔽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的我党地下“警察党委”，在邵健、刘峰等同志的领导下，20个党支部，近500名党员，2000多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都动员起来。在市警察局、各分局、监狱、看守所等单位，负责监视旧警官员，保护要害部门，保管档案材料，维护社会治安，准备里应外合。提篮桥监狱党支部在解放军还未到达苏州河以北之前，就缴了守卫武器、监房钥匙，控制了整座监狱，保护了监狱内“政治犯”，防止敌人提走或者加以杀害。我党地下“警察党委”还布置党员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包括调查敌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库的情况，调查敌军警、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以及罪恶事实，等等。所有登记注册资料，分别送往丹阳或在上海解放后交给军管会接管专员。就在各级接管班子定下来以后，打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党派来刘泮泉同志，详细向接管同志介绍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情况，并将警察局的地理位置、大门、侧门等所有通道画成地图。
入 城 接 管
　　形势发展神速。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5月12日开始对上海外围实施攻击，23日发起总攻，25日控制苏州河以南市区。当天下午，我们随华东局机关，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再分批乘汽车向上海市区进发，先后进驻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我们没有占用师生员工的宿舍，而是集中住在交大体育馆，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躺在地板上休息，这就是我们入城的第一个夜晚。在丹阳和到上海的行军、宿营等后勤保障工作，是吴濂同志及其随同人员负责的。在车辆、物资紧缺的战争情况下，他们顺利地安排好1400多人的衣、食、住、行，其任务异常艰巨。
　　5月26日，李士英副部长要秘书处处长张文炳和秘书处副处长、国民党警察系统地下党领导人邵健，先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去接触了解情况，我作为秘书处唯一的秘书随同前往。时值风大雨急天气，交大校园的草坪和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散落着残枝败叶。路上行人不多，沿街商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窗。汽车缓缓行驶。到了福州路河南路口，已远远看到警察局大门两侧用麻袋垒起的工事，国民党士兵的头盔和残缺不全的枪支散乱堆积在工事一侧，工事内不时冒出霉变气味的缕缕灰烟。走进大门，两辆血腥镇压人民的“飞行堡垒”，东斜西歪地停在大院南端车库一角，警察局周边还时不时听到零落的枪声，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仍充斥着一片战火硝烟的气息。
　　令人极度愤慨和悲痛的是，国民党警察局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在5月24日晚逃跑之前，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的沈鼎发、施南岳等9名革命志士，枪杀在市警察局后院。虽然尸体已由地下党同志收殓，但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的现场依然可见，我们默默地凭吊了已经看到曙光而未能与我们会师的烈士们。离开后院，我们又到市警察局拘留所，看望那些正在欢歌笑语、迫不及待要出来的“政治犯”，并向他们做了工作。
　张文炳、邵健同志在北部五楼接见了代理警察局局长陆大公和主任秘书王鲁。陆大公曾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督察长、警备科科长、专员等职。1949年4月，他接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规劝，同意反正。5月24日，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5月25日，陆大公向上海各警察分局发出“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并下令各警察分局悬白旗向解放军投诚。两位处长同他谈话，安排好接管事宜，并交代汽车队负责人随时听候调遣。
　　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张文炳、邵健、钟望阳等领导同志以及我们随行的几个秘书，分别乘车由交大直奔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进入警察局大门时，大门上方悬挂着一面白旗，到了大院后，又见四周楼房的窗口处，有人伸出胳膊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向我们摇动，声音不大地喊着：“欢迎解放军!”几位领导向大家挥了挥手，直接乘电梯上到北部五楼旧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原局长办公室工友、中共地下党员冯鸿顺同志，他高兴地为我们搬座冲茶。整个大楼完好无损，整齐有序。局长室对门的大房间里，分类排列着旧警察局机关警员使用过的各种枪支。
　　领导同志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坐定后，由邵健引进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他面对几位领导坐下，毕恭毕敬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近两天维护警察局的情况。最后他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交给李士英副部长。李士英简短地讲了话，说：“陆大公先生率领警察局人员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交出了警察局印章和枪械，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我们军管会公安部表示欢迎。并决定请陆大公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配合我们继续做好接管工作。”
　　5月27日下午，后续接管人员陆续到齐后，在北部八楼会议室专门召开了一个由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所属各处长或代理人和我们接管警察局各处室领导的会议。会议由扬帆主持。李士英作了讲话，他说：“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是保卫城市、服务人民的。希望警察局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办理好移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他还说：“除了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出路。我们的态度是郑重的、负责的，希望大家不要上当，不要轻信现在流传的那些谣言。”会议开得很成功，讲话深得人心，很快稳定了许多旧警人员焦虑不安的心情。
　　会后，按我们原来组织接管的部署，遵照军管会确定的“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步骤进行，按组织按系统，各就各位，先后着手接收阶段的工作。
　　我奉命接管警察局档案室。档案是接管中重要的一项。《约法八章》第五条特别强调：凡属国民党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人员，应各按职守，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如有乘机破坏，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者，定予依法惩办。
　　5月28日，我持由军管会陈毅、粟裕签发的接管命令，与随同我参与接管的3位同志到档案室执行命令。该室从股长到科员共9人，均已照常到位，接管工作随即进入实际运作过程。我们根据档案目录卡，逐一清点、交接、入柜。接收完毕时发现缺少22宗重要案卷。正在严格追查之际，我刑事侦察处接管同志交来了这批材料。经查，这是由原刑警处对我进步人士搞的调查材料，解放前夕，档案室股长特为调出移送刑警处的。
　　警察局这批中文、外文文书档案资料，历史跨度长，历经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伪警察局到国民党警察局三个时期，多达10万余卷。
　　由于我党的接管方针正确，加上移交人员协同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各处室大约用了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接收任务。
维 护 安 宁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国民党溃逃前，他们有计划地进行“应变”部署，布置了一批潜伏间谍特务分子。同时，还有一些从先解放的地区逃亡来沪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初期，境外间谍特务机关与境内隐蔽的和公开的特务、武装特务、惯匪、盗匪以及散兵游勇等残渣余孽沆瀣一气，为非作歹，始终把上海作为重要目标，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生产和建设，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从见之于报端的两则新闻，就可知当时情况的复杂、不安。1949年6月12日《新民报》晚刊登载：“本市南市江南造船厂附近，最近连续发生国民党残匪潜伏里弄，深夜开枪狙击解放军守卫，甚至公然放火焚烧民房事情，由于群众协力检举，已经捕获重大嫌疑犯多人。且其日记簿上均有‘军统’及‘中统’特务之人名地名，群众愤怒，自动严密合作防范。”同年7月10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市公安总局6月份治安工作总结中指出：“破匪特六十帮，捕匪特二百三十九名，缴各式手枪百零七支，子弹及其他物品一部。”“我六月份肃匪工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解放后至六月十五日。此时期由于散匪特务、惯匪、地痞流氓，趁我刚刚解放，各方面尚未就绪之际，肆无忌惮进行抢劫，危害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最多时一天发生十五起抢案之多”。“第二阶段，六月十五至三十日，由于多方面工作初步就绪，政府采取治安部署，建立起军警联合办事处的治安机构，各方治安工作取得很好配合，因此匪特案件被连续大批的破获，六月下旬一天破获匪案九起。匪特转入更加隐蔽分散的活动”。
　　事实说明，由于当时我们组织尚未健全，警力不足，加之敌特的造谣破坏，留职员警情绪不稳，工作不力，还不能适应尖锐斗争形势的需要，亟需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采取新的措施，打开新的局面。
陈毅市长讲话
　　为了鼓舞斗志，威慑敌人，消除留职员警的思想顾虑，坚定对敌斗争信心，1949年6月8日，陈毅市长在天蟾舞台向公安系统接管干部和市局、分局员警代表4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陈市长首先从上海解放说到思想解放。他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与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过去是警察人民，今天是人民警察。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要做名副其实的人民警察，大家必须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人民的事业多作贡献。你们不要束手束脚，要大胆地履行职责，把眉毛舒展开，把胸脯挺起来，人民政府支持你们。”
　　陈市长讲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旧人员的政策和态度。他说：“我们是采取郑重负责、妥善安置的办法，除了个别劣迹昭著群众反对者以外，一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要使大家都得到工作、学习和生活出路，决不会一脚踢开，使他们流离失所。上海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口又要饭吃，摆在我们眼前的困难还很多。军管会决定，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准备过紧日子。从我陈毅做起，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勒紧腰带，共渡难关，夺取建设上海新的胜利！”
　　陈市长告诫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惧怕恐吓。他对大家说：“有特务给军管会写恐吓信，寄了两枚子弹，想吓人。打淮海战役，消灭敌人五六十万，飞机大炮都不怕，怕你两颗花生米，岂不笑话。”对陈市长的幽默，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陈毅市长讲话不久，新闻媒体连续配发两则消息。1949年6月17日《新民报》晚刊以《员警上半月薪昨起发放》为题，详为报道说：“本市公安总局于昨日起分发各分局员警本月份上半月份薪水，计警员每人6875元，一等警士6250元，三等警士5000元，工友4375元，上述薪金除扣除已发之预支薪金1000元及配米16斤折合钱币1334元外，均实数照发。”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货币计算的——作者注）1949年7月11日《解放日报》报道：“军管会为了提倡节约运作，自昨日起，自陈毅市长以次，一律改吃大灶。按干部伙食，向分小灶、中灶、大灶三种，小灶两菜一汤，中灶一菜一汤，大灶仅有一菜。”今天看来这并不惊人的两则信息，在当时颇为引人关注，尤其在接管干部和员警中反应强烈。员警们说，陈市长说一不二，时代真是不同了。
　　到1949年6月中旬发薪时，上海市公安局（包括31个分局）总员额16500多人，其中接管干部、地下党员和留职员警分别占总人数的12.5％、2.5％和85％左右。同年6月22日，华东军区警卫旅及所辖4个团共7000余人，奉命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直属市公安局领导和指挥。经过组织整顿，士气更旺盛，凝聚力更增强。这就大大提高了对敌作战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市对敌斗争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六七两月，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共逮捕残敌、特务、盗匪2560多人；收容散兵游勇2.5万多人，其中包括各级军官2700多人；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5万多个；拆除碉堡l.8万多座。通过整顿交通秩序，六七两月车辆肇事案件比解放前的一两个月显著减少。与此同时，市公安局先后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魏克特间谍案和妄图谋刺市长陈毅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国民党“保密局”刘全德行动特务案。
　　逃亡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不甘心失败，趁我立足未稳，不断派飞机来上海轰炸、扫射。1949年6月23日，竟然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我内外交通，断绝重要物资供给，破坏上海的生产建设，逼我就范。1949年7月24日，上海又遭特大台风袭击，灾情极其严重。在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全市公安干警以极大热情继续投入抢险救灾和反封锁、反轰炸的严峻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