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名山东南下干部接管浙江
鲁小楠 发表于 2015-06-27 18:14:25
浙江档案网摘自2009年7月8日《今日早报》记者胡轶笛
晚年的时候，吴玉英老人仍然保留着一个习惯：喜欢吃煎饼卷大葱。1949年，才20多岁的他，穿着解放军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年轻的同志们一起，从山东老家出发，跟随部队打过长江，从此扎根在江南。这一走，就走了60年。
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像来自北方的种子，把自己播种进江南这片热土，许多人也像吴老一样，像一片落叶，最终化作江南的一抔春泥。
1949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
从此，铸剑为犁，改天换地。
浙南解放以后，21军、南下干部和浙南地委、浙南游击纵队的领导同志在温州合影（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亲历者说
15000名山东干部成建制南下
【1949年2月，吴玉英和山东惠民地区千余名年轻的优秀干部，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队伍中很少有人清楚，这一去将是一辈子。出发的时候，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们，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000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15000人，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冒着炮火随军鏖战长江
【解放大军突破长江防线，而吴玉英所在的随军干部大队，紧跟渡江部队，跨过长江。
5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吴老所在的三支队四大队，完成支前任务后，最后被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到达丽水后不久，就迎来了党的生日。他们就这样走上了新区的工作岗位。】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4月21日凌晨，部队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先期抽调随军的南下干部，紧跟二、 三梯队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而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为此，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各路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到杭州，等待分配任务。
8000名干部接管建设浙江
【在新区开展工作，情况还非常复杂。吴老曾回忆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刚解放，土匪、国民党军的零星部队还大量存在，部队继续前进，城里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每个干部都发了一支手枪。
一天夜里，吴玉英因为工作，留宿在当地村子里，住在村里“堡垒户”家里，为了安全、也不想老乡太危险，干部们一般躺两个小时，就起床赶去另一个“堡垒户”家。
就在这天夜里，土匪闯进了村里。老乡赶紧把吴玉英藏在猪圈上方的柴火堆里。土匪在老乡家搜查，抓住老乡问：“北佬（指北方来的南下干部）有没有？”
老乡不肯回答，土匪搜了一圈什么也没搜到，就把老乡夫妇抓到了门外“假枪毙”。老乡妻子受了惊吓，后来身体一直不太好。】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后，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渤海区）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了浙江各地，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来到浙江工作的南下干部总计8000余人。
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
而今天的档案材料显示，在当时浙江的11个地区中，有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
他们克服语言、饮食等种种困难，很快熟悉了南方的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支前、土改，为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浙江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
●档案解密
为迎接和争取全国胜利，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其中规定华东地区要准备一万五千人，并须于明年三月即要集中待命出发。
中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我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晚年的时候，吴玉英老人仍然保留着一个习惯：喜欢吃煎饼卷大葱。1949年，才20多岁的他，穿着解放军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年轻的同志们一起，从山东老家出发，跟随部队打过长江，从此扎根在江南。这一走，就走了60年。
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像来自北方的种子，把自己播种进江南这片热土，许多人也像吴老一样，像一片落叶，最终化作江南的一抔春泥。
1949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
从此，铸剑为犁，改天换地。
浙南解放以后，21军、南下干部和浙南地委、浙南游击纵队的领导同志在温州合影（现珍藏于省档案馆）。●亲历者说
15000名山东干部成建制南下
【1949年2月，吴玉英和山东惠民地区千余名年轻的优秀干部，离开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队伍中很少有人清楚，这一去将是一辈子。出发的时候，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们，都以为这就是一次随部队转战，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都没想过。】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必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000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南下干部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各区集中的南下干部15000人，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参加整训，并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编成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冒着炮火随军鏖战长江
【解放大军突破长江防线，而吴玉英所在的随军干部大队，紧跟渡江部队，跨过长江。
5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吴老所在的三支队四大队，完成支前任务后，最后被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到达丽水后不久，就迎来了党的生日。他们就这样走上了新区的工作岗位。】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4月21日凌晨，部队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先期抽调随军的南下干部，紧跟二、 三梯队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而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为此，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各路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到杭州，等待分配任务。
8000名干部接管建设浙江【在新区开展工作，情况还非常复杂。吴老曾回忆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刚解放，土匪、国民党军的零星部队还大量存在，部队继续前进，城里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每个干部都发了一支手枪。
一天夜里，吴玉英因为工作，留宿在当地村子里，住在村里“堡垒户”家里，为了安全、也不想老乡太危险，干部们一般躺两个小时，就起床赶去另一个“堡垒户”家。
就在这天夜里，土匪闯进了村里。老乡赶紧把吴玉英藏在猪圈上方的柴火堆里。土匪在老乡家搜查，抓住老乡问：“北佬（指北方来的南下干部）有没有？”
老乡不肯回答，土匪搜了一圈什么也没搜到，就把老乡夫妇抓到了门外“假枪毙”。老乡妻子受了惊吓，后来身体一直不太好。】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后，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渤海区）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了浙江各地，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的学员），来到浙江工作的南下干部总计8000余人。
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去。
而今天的档案材料显示，在当时浙江的11个地区中，有10个地区接管后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
他们克服语言、饮食等种种困难，很快熟悉了南方的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支前、土改，为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留在了浙江，浙江成了南下干部的第二故乡。
●档案解密为迎接和争取全国胜利，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其中规定华东地区要准备一万五千人，并须于明年三月即要集中待命出发。
中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我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现珍藏于省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