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作让讲述南下大军的小故事
春江云影 发表于 2015-07-18 22:58:17
《南下前少有的“新闻发布会”》
过去由于“敌强我弱”多年的战争环境，极少在白天集合开大会。1949年1月以后，在诸葛亮故里、孟良崮及红嫂所在地、沂蒙地区沂南县机关开列了全体大集合，由领导作形势报告或宣传新闻报导（类似现今的新闻发布会，那时报纸份数很少）。这天，有淮海与平津战役的新闻报导，因为当时宣传部长不在，大家都推举我宣读。面对面的宣读是站在一张高桌子上，那时的年龄身体是轻松自如的事。
当我读到淮海战役我军50万人消灭了反动派60万人，及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大家的欢呼声、掌声雷动。休会时，有几位年纪较大些的同志侃侃谈论说：“过去蒋介石把南方的红军，新四军赶到北方来，这回我们要帮他们打回老家去了。”
《南下离别情》
南下集合时，虽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但干部群众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结。给我们送别的有：抗战的战友李子超（县委副书记）、李春田（组织部长）、李守克（宣传部长），莱芜战役的战友安学臣（县人武部长），孟良崮战役的战友尹占松、王洪奎，孟良崮孙祖区同事张中顺、张孝春，还有知友薛允志、李中全、徐伯臣等，还有刚刚接班县委书记的郭长儒与薛新民等。
家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的人们听到我们南下了，都是这种难舍的心情。高里区饮马沟村有我一位在抗战时期的房东叫王士朋，他也是位村干部，徒步60里路来到集合点看我，还带着五角钱送给我表示情意（我当时的津贴（代工资）每个月也才发一元钱）。
我的亲姐姐尹作莱也给我五角钱，也不知她是不是借来的，她们都是经受了“日”“顽”十几年战灾，还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我实在不能拿他们仅有的钱，很想婉拒，但又不能伤了他们的情义。只好热泪半露，默想将来我不牺牲的话一定忘不了他们，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后来工资制以后，我曾经给他们寄过一点钱，退下工作以后也曾去看过他们。
还有一位近亲要给我两块银元，这是他的命根子，我绝对不能无功先受禄，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便永远欠情了。我“领情”但婉拒了，后来我也报恩了。
《可离故乡故土，难离亲爱的父母》
南下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但难以远离亲爱的六七十岁病弱的父母尹尚节、朱兰忠。时代使我“尽忠”是无悔的，虽然做不到同时尽孝，也应告别见一面吧。因我的哥哥尹作恭才35岁在抗战时期牺牲了，我也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现又要南下进军解放全国，老人是久经乱世的人，他当然知道凶吉难保，他已经是烈属，老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对我南下远去，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他与所有南下者的父母一样，心情是复杂的，而他的“信条”里从来都是“重义轻财”。
因为他们知道，要过和平日子，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沂蒙地区的人力、物力已经有重大付出，许多家庭也有牺牲奉献。父亲虽然读过书，懂道理，眼泪仍然是止不住的，只是往肚子里流罢了。他从来不参加迷信活动，不搞“祈祷”，只是盼望或者能回来再见一面。父母常对我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寓意要正义作好事），“树不能在树下为树，人能在人下为人。”（寓意服从正确领导）。
我南下以后，本村一位同族尹作希曾把仅有的一升粮食，拿出半升给我家，接济我饥饿的父母；还有一位远房的表妹常常挎一小篮子去看我的父母，不是她的亲老人，胜似亲老人。
遗憾的是，年老病弱的可敬的父亲在当年的中秋卧病，期间新区正闹匪患，我没能回家尽孝，也没有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但他无怨无悔的，带着些许遗憾的去世了。他的期盼，灵验了一半，我活着回来的，但不能见面了，我只好在多年后给他立了一冢墓碑。
《婉拒上级的好意》
南下在新泰集合时，原沂南县委书记，南下二大队的组织部长高复隆对我讲：南下到新解放区时要我任县长。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同时，我表示还不适应这一职位，我才25岁，虽担任过县公安局长，但只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我的年龄、学历、经历都不相称。我要求分配给我可能担当的工作就行，不计高低。高复隆同志体谅了我的要求。
另外，南下前我已与战友王淑华同志开始了恋爱关系，也是在新泰沂蒙集合点，高复隆同志说：你们两人还是现在就结婚为好，结了婚大家都知道了，免得其他人误认为你两个都单身，以免别人再找你们。我向高同志说明，我们启程以前即已商定过：一是南下新地区工作一定很忙，精力越集中越好；二是在渡江南下进军中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不致影响到她单身未婚的青春年华，高复隆同志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后来我们两人虽然未牺牲，但都多次遭到过土匪的包围…………
《在驻军中取乐》
在徐州临城（薛城）旁学习时，我们经常在饭后到村头山边耍耍，不约而同有翟作标（后安吉县委书记）、强世贤（后到武康县委书记）、杨在浩(后武康县长)、袁浩(后到余杭县长)、张远达(后富阳县长）。
袁浩讲了一个“吊坎子”的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出了个主意“打牌”，因为没有扑克牌，杨在浩会手工，他用几张纸片“代牌”，把军委和一、二、三、四野战军各写在一张牌上，还有一个上面写着蒋介石。谁抽到军委的一张，负责下命令，指令某野战军抓蒋介石，抓对了，蒋被刮鼻子；抓不对，就自己被刮鼻子，贴纸条。大家都很自觉的遵守，还是杨在浩会动脑筋，他就没有被抓到，没有被刮过鼻子。大家追问他“有没有使诈”他说：“你们当蒋介石当得不高兴了怨我，我是正大光明的”。大家玩的很开心，谈笑风生的回到住处。
《不怕水土不服，就怕解便和蛇多的难处》
南下通过鲁苏浙三省、一大江、两铁路。不要说江南江北，就是几百里、几个县之间也都有天气、温度、水土、环境、饮食、住房、穿戴打扮、行路方式、语言口音等等差别。革命队伍天下哪里都可去，对水土等都有精神准备，一般都能经受。但难以适应的是解便的不同，南方人坐马桶、蹲粪缸，无遮挡、不避讳，当地房东很“自然”自用，南下的同志很不自然，不敢采纳。使用的人“不避讳”，不用的人反而把自己躲避起来。因为过去没有见过马桶，刚开始时有的人把饭碗、菜碗放在马桶上当桌用，被房东当了个大笑话。
还有的人不怕鬼子汉奸，不怕反动派还乡团，就怕“蛇”，被蛇吓破了胆。有人甚至讹传南方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有“蛇”，有的南下干部的老母亲为儿女到“蛇”多的南方，“心痛”的常常流泪哭泣。
《长江烧饼最好吃》
经历近两个月的行军，在扬州市沙洲码头，即渡长江的前夜，要求做好渡江的装备和饮食的准备，而过江后步行继续前进，到当晚目的地丹阳农村。当然首先要吃饱，要喝足。因在渡江和江两岸，在相当时间路程中没有饭，没有水供应。但水、饭又不能太饱，因渡江船上和两岸都不能大小便（尤其女同志）。
从驻地步行到江边已消耗了不少力气，肚子又确实饿了，在长江岸边只有一个卖烧饼的，我们一个大队近千人，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后边的人看都没有看见，前边的中队也极少买到，一般都没有吃到烧饼的希望。我所在的七中队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越到江边走得越慢，队形有些折叠，忽然三中队里王淑华急忙跑过来将手中拿着两个烧饼递给我，这时，简直比会餐还有食欲，没有水也吃进肚里去了。
长江边这次吃的烧饼，也让我想起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们在南征北战时，在蒙阴城东的雪路上，也是千军万马，往返莱芜、孟良崮，在寒冷的夜色中望见一点灯光。借就地休息时间，我们的民运干事马学成径直奔向高粱杆棚，买了两个大烧饼，并送给我一个，既解饿也有点解冷，简直是“饿了帮一口”。在南征北战的沂蒙和南下长江岸边吃的这两次烧饼，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烧饼，也是最好吃的美食。
《行军队变成了“秧歌“队》
南下渡江时正逢南方的黄梅天，黄昏渡过长江，当夜徒步跋涉几十里，从镇江至丹阳泥泞的小道上，越走越累，越走越饿，越走越泥。因过江前后不便于大小便，控制了饮食，天黑以后的徒步夜行军，都筋疲力尽，在累、饿中，在泥路上向前运动。不久，就有人鞋子掉泥里了，有人倒在泥里了，再爬起来，许多人东倒西歪仍坚持不停的前进，不断的有人倒地，到达住地时已有半数左右摔倒过。
各个中队的情况差不多，除个别怕苦的人发点牢骚以外，一路上都能相互鼓励，相互帮扶，有的还替女同志和年纪大的同志背背包。王世聚同志（后任余杭县公安局长）是全大队扶助能手，替背背包最多的。李先成是全大队最活跃的，他不断的讲笑话，有时还帮炊事班背行军锅，他个子大摔得重，把锅摔出去以后，他不但不要求别人帮助，他倒在泥地上还笑着说：“老天爷，俺那娘了”，“地上的泥很软，摔不伤的，我会自己爬起来，你们不必拉我”。也有的 身上的黄泥很多，身着土黄色的军装，衣与泥已经分不清了，并说，我们与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还不能比的，而且红军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转移的，我们现在是“敌弱我强”向敌人进军的。
过江第一夜扭了一夜的“秧歌”，艰难整夜行军，早上五点钟到达时，无一人掉队，全员到达。后来大队总结行军时，表扬了上述同志，还表扬了四五十岁，年龄较大坚持行军不掉队的王兆来、孙世树、邹永芹、高朝明及一些女同志。
《忙里偷闲看西湖》
1949年5月上旬，我们大队驻拱宸桥期间，很自然的想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就耳闻西湖。听说曾有地主卖了几十亩地来看西湖。我们虽来到了浙江，也不一定能看见，因为斗争任务前景难测。有一天傍晚，有分工做后勤工作的段伦敬、林传志，他们的时间比较机动，不约而同的说去看西湖，我们3人徒步十多里地，沿上塘河，过卖鱼桥，很快望见西湖，路上有穿黄衣的解放军和穿黑衣服的原交通警察同时都在值勤。我们穿着黄军装，如同到苏州时，我军哨兵，向我们施行举枪礼，表示亲切的敬意。路上、湖边，行人稀少。我们沿北山街，经过断桥，看到里西湖和孤山等，以后即原路顺利安全返回。
3人的表情，约定不要紧张。但这次自由活动，有我（队委）同行，他们2人也轻松些。我心里虽不像“打鼓”，回队后略有点七上八下，幸好顺利回来，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个“小动作”。事后我们3人都得意的感到：这一下，如果近期牺牲了，也无此小小的憾事了。
《初到临安看到了什么？》
天：阳光空气好天多；地：山清水秀绿地多；人：勤劳善良的人们多。
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陈旧。自然和社会优劣并存，反差很大。具体直观的是：
有满山的青山绿水，街道两旁和门前没有一颗树。曾遭日寇轰炸过，至今无变化。
城里并没有大的山河对地形的限制，但街道小而弯弯，只见挑担，不见车，也没有自行车。
有古老的孔圣殿，太庙山，也有新旧机关。
城里有南下、金肖、伪军三种政治力量共存。大街上看见过四种军服：南下黄军装，金肖支队穿蓝军装，原自卫队绿军装，还在执勤的原警察穿黑色服装。
人们的穿戴差别很显眼，有大褂，旗袍，也有衣衫褴褛。
有白面书生，有普通生意人，也有血吸虫病患者，粗腿大脚疯，来来去去的手持着撑担棍，在肩挑重体力劳动，还喘着粗气，喊着“嗷嗷”的扁担号子。
市场上有人民币，金圆券，银元，三种货币在同时流通。
有杭徽公路和长途汽车，经临安，於潜，昌化到黄山。而这时的平湖、桐乡、崇德、安吉都还没有公路，没有汽车。
这里机关有电话。也有戏院，邮局，医院，旅馆。但无电灯，无中等学校，无澡堂。
市民虽然没有组织欢迎，但许多友好的面孔目迎目送着南下“大”军。
到临安不久，巧遇到金肖支队一位参加过莱芜战役的战友孟勇同志（他是经过曲折来到金肖支队的）。
《遭匪之患》
1949年5月，人人称“解放大军”的到达。原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尚稳，至7月间，有一部分曾经伪装“起义”的不规分子，看到我野战主力部队继续进军南下的情况下，纷纷反水为匪，政治土匪与原有的经济土匪结合，对我地方机关、城镇实行包围，袭击、抢劫、杀人。所谓 “起义”的於潜县国民党自卫大队反水为匪以后，于6月28日，攻回县城，县机关被攻入。南下干部牺牲十多人。昌化也曾遭遇县城被围攻。临安县的横畈，青云桥，板桥等乡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被包围，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杭徽公路上的汽车常被拦截抢劫。在这段时间与我同时南下的战友王守存、沈化贞在余杭牺牲，马士敬在安吉被残暴的杀害。我当时的未婚妻王淑华在余杭县闲林镇两次被包围。那时黄湖区区长怕环境太恶化，生活太苦，竟然为了保命逃回老家去了。土匪还威逼新干部的家属，妄想把新干部叫回去。
临安县领导干部中我是出城出差比较多的，一次到横畈出差，土匪企图伏击我们。他们看到我与高兴起同志一前一后拉开距离。木壳开盖，子弹上膛，手不离枪把的姿势，他们未敢妄动。当时的土匪在我们干部经过的路口、桥下，经常设有埋伏。
在亭子区板桥乡出差。土匪煽动原国民党保甲人员，包围我与高兴起及新干部董炳德同志。我们3人有4支枪，有德制“20响”、有美制卡宾枪、有中正式、捷克式，还有手榴弹。我们作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状，作了交一场恶战的充分准备，他们既作恶又怕“南下大军”的威震，正未敢冲杀的时候，有普通农民“助征”人员于水荣听说了，紧急跑到区里报告。区中队随即来增援时，他们纷纷逃跑，保甲人员前来交枪告终。
临安，浙西，天目山地区的剿匪胜利是这个地区的军民、军地配合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的“方桑团”和七十五师先后坐镇临安为指挥部。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民兵，县大队，区中队，公安局，公安队，临安专署程鹏专员，於潜县县长梁震同志等和一些剿匪积极分子功不可没。
闹匪剿匪期间，全国有土匪200多万，我们的干部牺牲了4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许多人说“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我们的翻身解放，换来了今天的好生活”。
《以保密保护南下干部的好朋友，以理智对待敌视南下干部的份子》
南下干部到达临安以后，所见到的人多是笑容可掬，没有见过仇视的面孔，很多人认为南下干部和1945年来过临安的新四军一样，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有些人在发生土匪包围我们的时候，冒着风险跑步向我们报告，自发的给我们送情报。如临安县横畈区遭土匪包围时，老百姓跑到高洪乡政府，向我们的干部送情报。
土匪包围攻打我们的时候，都是先把电话线割断。如土匪包围於潜县城，把通往临安的电话线割断，於潜城郊的老百姓跑步到临安通报消息。对待这些好朋友，当时必须保密，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也有个别人，站在反动派的立场，污蔑南下干部。如当时衣锦镇照相馆的老板，通过给南下干部照相的机会，把照片印上“黑框”，他认为南下干部不懂这种规矩。我们发现他的恶行，没有马上揭穿。对其行为，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公安局逮捕他，此时还属战争状态，即非常时期，只要有证据即可逮捕。
但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继续观察。因为马上抓他，他可能怕罪行暴露而自杀。如他一贯多次作恶，再处理不晚。如证明他是偶然行为，待私企改造时，不检讨反省，即给予警告教育。后来，我们对此人未作敌我矛盾对待，只是工商改造时给他调换了照相行业。不以感情而以理智对待，不作“镇反”对象，以减少打击面。
《射击不比赛》
在股匪被清剿以后，县人武部还常常组织民兵到山里进行搜山，拉练活动。有一次拉练回来还在城南河滩上进行了射击学习。选了百余人进行实弹射击。大家射击完了以后，刘建军部长（他南下前为省级战斗英雄）除自己举枪射击以外，并约我观摩，还约我参加射击。
结果我打了三枪三中，击中了八环、九环和红心。我与刘部长打的结果都超过了平均数。与会者不停的鼓掌，有的还伸出拇指，说：“南下同志的枪法个个都是高手”。（当时我兼人武部和县大队政委）
《南北“方言”对话比赛》
语言交流主要靠双方有点文化的，而且也很吃力，必要时用文字沟通。有位喜欢开玩笑的南下干部老李同志与一位新干部，两人互相都说：解放半年多了，南北话都会讲了，咱们互相讲讲、互相答答。
老李先讲：“你到炕头上拿一把“笊篱”，把“煎饼”、“地瓜”、“腌菜疙瘩”给我端来。青年干部说：“我听不懂”。老李说：“你没有好好学我的北方话，你讲南方当地话给我听听，我会听懂的”。
青年人说：“你懂‘故事事题’乌拉，啊屋里老娘（老婆）带着小芽儿到格郎买点田螺吃，那格滔？下下侬”老李也是老摇头。
两人谁也没有赢，最后协商每人讲一句本地谚语，老李说：“每天省一把，三年买头大骡马”；青年人说：“每顿省一口，三年买只大水牛”。两人都要我讲一句临安的谚语，我说：“宁可欠债，不可欠情”。（2012年11月尹作让撰文）
过去由于“敌强我弱”多年的战争环境，极少在白天集合开大会。1949年1月以后，在诸葛亮故里、孟良崮及红嫂所在地、沂蒙地区沂南县机关开列了全体大集合，由领导作形势报告或宣传新闻报导（类似现今的新闻发布会，那时报纸份数很少）。这天，有淮海与平津战役的新闻报导，因为当时宣传部长不在，大家都推举我宣读。面对面的宣读是站在一张高桌子上，那时的年龄身体是轻松自如的事。
当我读到淮海战役我军50万人消灭了反动派60万人，及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大家的欢呼声、掌声雷动。休会时，有几位年纪较大些的同志侃侃谈论说：“过去蒋介石把南方的红军，新四军赶到北方来，这回我们要帮他们打回老家去了。”
《南下离别情》
南下集合时，虽没有组织群众性的欢送。但干部群众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情结。给我们送别的有：抗战的战友李子超（县委副书记）、李春田（组织部长）、李守克（宣传部长），莱芜战役的战友安学臣（县人武部长），孟良崮战役的战友尹占松、王洪奎，孟良崮孙祖区同事张中顺、张孝春，还有知友薛允志、李中全、徐伯臣等，还有刚刚接班县委书记的郭长儒与薛新民等。
家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的人们听到我们南下了，都是这种难舍的心情。高里区饮马沟村有我一位在抗战时期的房东叫王士朋，他也是位村干部，徒步60里路来到集合点看我，还带着五角钱送给我表示情意（我当时的津贴（代工资）每个月也才发一元钱）。
我的亲姐姐尹作莱也给我五角钱，也不知她是不是借来的，她们都是经受了“日”“顽”十几年战灾，还不能过上温饱的生活。我实在不能拿他们仅有的钱，很想婉拒，但又不能伤了他们的情义。只好热泪半露，默想将来我不牺牲的话一定忘不了他们，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后来工资制以后，我曾经给他们寄过一点钱，退下工作以后也曾去看过他们。
还有一位近亲要给我两块银元，这是他的命根子，我绝对不能无功先受禄，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便永远欠情了。我“领情”但婉拒了，后来我也报恩了。
《可离故乡故土，难离亲爱的父母》
南下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和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但难以远离亲爱的六七十岁病弱的父母尹尚节、朱兰忠。时代使我“尽忠”是无悔的，虽然做不到同时尽孝，也应告别见一面吧。因我的哥哥尹作恭才35岁在抗战时期牺牲了，我也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现又要南下进军解放全国，老人是久经乱世的人，他当然知道凶吉难保，他已经是烈属，老人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对我南下远去，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他与所有南下者的父母一样，心情是复杂的，而他的“信条”里从来都是“重义轻财”。
因为他们知道，要过和平日子，必须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沂蒙地区的人力、物力已经有重大付出，许多家庭也有牺牲奉献。父亲虽然读过书，懂道理，眼泪仍然是止不住的，只是往肚子里流罢了。他从来不参加迷信活动，不搞“祈祷”，只是盼望或者能回来再见一面。父母常对我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寓意要正义作好事），“树不能在树下为树，人能在人下为人。”（寓意服从正确领导）。
我南下以后，本村一位同族尹作希曾把仅有的一升粮食，拿出半升给我家，接济我饥饿的父母；还有一位远房的表妹常常挎一小篮子去看我的父母，不是她的亲老人，胜似亲老人。
遗憾的是，年老病弱的可敬的父亲在当年的中秋卧病，期间新区正闹匪患，我没能回家尽孝，也没有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但他无怨无悔的，带着些许遗憾的去世了。他的期盼，灵验了一半，我活着回来的，但不能见面了，我只好在多年后给他立了一冢墓碑。
《婉拒上级的好意》
南下在新泰集合时，原沂南县委书记，南下二大队的组织部长高复隆对我讲：南下到新解放区时要我任县长。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同时，我表示还不适应这一职位，我才25岁，虽担任过县公安局长，但只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我的年龄、学历、经历都不相称。我要求分配给我可能担当的工作就行，不计高低。高复隆同志体谅了我的要求。
另外，南下前我已与战友王淑华同志开始了恋爱关系，也是在新泰沂蒙集合点，高复隆同志说：你们两人还是现在就结婚为好，结了婚大家都知道了，免得其他人误认为你两个都单身，以免别人再找你们。我向高同志说明，我们启程以前即已商定过：一是南下新地区工作一定很忙，精力越集中越好；二是在渡江南下进军中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不致影响到她单身未婚的青春年华，高复隆同志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后来我们两人虽然未牺牲，但都多次遭到过土匪的包围…………
《在驻军中取乐》
在徐州临城（薛城）旁学习时，我们经常在饭后到村头山边耍耍，不约而同有翟作标（后安吉县委书记）、强世贤（后到武康县委书记）、杨在浩(后武康县长)、袁浩(后到余杭县长)、张远达(后富阳县长）。
袁浩讲了一个“吊坎子”的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出了个主意“打牌”，因为没有扑克牌，杨在浩会手工，他用几张纸片“代牌”，把军委和一、二、三、四野战军各写在一张牌上，还有一个上面写着蒋介石。谁抽到军委的一张，负责下命令，指令某野战军抓蒋介石，抓对了，蒋被刮鼻子；抓不对，就自己被刮鼻子，贴纸条。大家都很自觉的遵守，还是杨在浩会动脑筋，他就没有被抓到，没有被刮过鼻子。大家追问他“有没有使诈”他说：“你们当蒋介石当得不高兴了怨我，我是正大光明的”。大家玩的很开心，谈笑风生的回到住处。
《不怕水土不服，就怕解便和蛇多的难处》
南下通过鲁苏浙三省、一大江、两铁路。不要说江南江北，就是几百里、几个县之间也都有天气、温度、水土、环境、饮食、住房、穿戴打扮、行路方式、语言口音等等差别。革命队伍天下哪里都可去，对水土等都有精神准备，一般都能经受。但难以适应的是解便的不同，南方人坐马桶、蹲粪缸，无遮挡、不避讳，当地房东很“自然”自用，南下的同志很不自然，不敢采纳。使用的人“不避讳”，不用的人反而把自己躲避起来。因为过去没有见过马桶，刚开始时有的人把饭碗、菜碗放在马桶上当桌用，被房东当了个大笑话。
还有的人不怕鬼子汉奸，不怕反动派还乡团，就怕“蛇”，被蛇吓破了胆。有人甚至讹传南方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有“蛇”，有的南下干部的老母亲为儿女到“蛇”多的南方，“心痛”的常常流泪哭泣。
《长江烧饼最好吃》
经历近两个月的行军，在扬州市沙洲码头，即渡长江的前夜，要求做好渡江的装备和饮食的准备，而过江后步行继续前进，到当晚目的地丹阳农村。当然首先要吃饱，要喝足。因在渡江和江两岸，在相当时间路程中没有饭，没有水供应。但水、饭又不能太饱，因渡江船上和两岸都不能大小便（尤其女同志）。
从驻地步行到江边已消耗了不少力气，肚子又确实饿了，在长江岸边只有一个卖烧饼的，我们一个大队近千人，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买不到。后边的人看都没有看见，前边的中队也极少买到，一般都没有吃到烧饼的希望。我所在的七中队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越到江边走得越慢，队形有些折叠，忽然三中队里王淑华急忙跑过来将手中拿着两个烧饼递给我，这时，简直比会餐还有食欲，没有水也吃进肚里去了。
长江边这次吃的烧饼，也让我想起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们在南征北战时，在蒙阴城东的雪路上，也是千军万马，往返莱芜、孟良崮，在寒冷的夜色中望见一点灯光。借就地休息时间，我们的民运干事马学成径直奔向高粱杆棚，买了两个大烧饼，并送给我一个，既解饿也有点解冷，简直是“饿了帮一口”。在南征北战的沂蒙和南下长江岸边吃的这两次烧饼，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烧饼，也是最好吃的美食。
《行军队变成了“秧歌“队》
南下渡江时正逢南方的黄梅天，黄昏渡过长江，当夜徒步跋涉几十里，从镇江至丹阳泥泞的小道上，越走越累，越走越饿，越走越泥。因过江前后不便于大小便，控制了饮食，天黑以后的徒步夜行军，都筋疲力尽，在累、饿中，在泥路上向前运动。不久，就有人鞋子掉泥里了，有人倒在泥里了，再爬起来，许多人东倒西歪仍坚持不停的前进，不断的有人倒地，到达住地时已有半数左右摔倒过。
各个中队的情况差不多，除个别怕苦的人发点牢骚以外，一路上都能相互鼓励，相互帮扶，有的还替女同志和年纪大的同志背背包。王世聚同志（后任余杭县公安局长）是全大队扶助能手，替背背包最多的。李先成是全大队最活跃的，他不断的讲笑话，有时还帮炊事班背行军锅，他个子大摔得重，把锅摔出去以后，他不但不要求别人帮助，他倒在泥地上还笑着说：“老天爷，俺那娘了”，“地上的泥很软，摔不伤的，我会自己爬起来，你们不必拉我”。也有的 身上的黄泥很多，身着土黄色的军装，衣与泥已经分不清了，并说，我们与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还不能比的，而且红军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转移的，我们现在是“敌弱我强”向敌人进军的。
过江第一夜扭了一夜的“秧歌”，艰难整夜行军，早上五点钟到达时，无一人掉队，全员到达。后来大队总结行军时，表扬了上述同志，还表扬了四五十岁，年龄较大坚持行军不掉队的王兆来、孙世树、邹永芹、高朝明及一些女同志。
《忙里偷闲看西湖》
1949年5月上旬，我们大队驻拱宸桥期间，很自然的想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就耳闻西湖。听说曾有地主卖了几十亩地来看西湖。我们虽来到了浙江，也不一定能看见，因为斗争任务前景难测。有一天傍晚，有分工做后勤工作的段伦敬、林传志，他们的时间比较机动，不约而同的说去看西湖，我们3人徒步十多里地，沿上塘河，过卖鱼桥，很快望见西湖，路上有穿黄衣的解放军和穿黑衣服的原交通警察同时都在值勤。我们穿着黄军装，如同到苏州时，我军哨兵，向我们施行举枪礼，表示亲切的敬意。路上、湖边，行人稀少。我们沿北山街，经过断桥，看到里西湖和孤山等，以后即原路顺利安全返回。
3人的表情，约定不要紧张。但这次自由活动，有我（队委）同行，他们2人也轻松些。我心里虽不像“打鼓”，回队后略有点七上八下，幸好顺利回来，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会有这个“小动作”。事后我们3人都得意的感到：这一下，如果近期牺牲了，也无此小小的憾事了。
《初到临安看到了什么？》
天：阳光空气好天多；地：山清水秀绿地多；人：勤劳善良的人们多。
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陈旧。自然和社会优劣并存，反差很大。具体直观的是：
有满山的青山绿水，街道两旁和门前没有一颗树。曾遭日寇轰炸过，至今无变化。
城里并没有大的山河对地形的限制，但街道小而弯弯，只见挑担，不见车，也没有自行车。
有古老的孔圣殿，太庙山，也有新旧机关。
城里有南下、金肖、伪军三种政治力量共存。大街上看见过四种军服：南下黄军装，金肖支队穿蓝军装，原自卫队绿军装，还在执勤的原警察穿黑色服装。
人们的穿戴差别很显眼，有大褂，旗袍，也有衣衫褴褛。
有白面书生，有普通生意人，也有血吸虫病患者，粗腿大脚疯，来来去去的手持着撑担棍，在肩挑重体力劳动，还喘着粗气，喊着“嗷嗷”的扁担号子。
市场上有人民币，金圆券，银元，三种货币在同时流通。
有杭徽公路和长途汽车，经临安，於潜，昌化到黄山。而这时的平湖、桐乡、崇德、安吉都还没有公路，没有汽车。
这里机关有电话。也有戏院，邮局，医院，旅馆。但无电灯，无中等学校，无澡堂。
市民虽然没有组织欢迎，但许多友好的面孔目迎目送着南下“大”军。
到临安不久，巧遇到金肖支队一位参加过莱芜战役的战友孟勇同志（他是经过曲折来到金肖支队的）。
《遭匪之患》
1949年5月，人人称“解放大军”的到达。原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尚稳，至7月间，有一部分曾经伪装“起义”的不规分子，看到我野战主力部队继续进军南下的情况下，纷纷反水为匪，政治土匪与原有的经济土匪结合，对我地方机关、城镇实行包围，袭击、抢劫、杀人。所谓 “起义”的於潜县国民党自卫大队反水为匪以后，于6月28日，攻回县城，县机关被攻入。南下干部牺牲十多人。昌化也曾遭遇县城被围攻。临安县的横畈，青云桥，板桥等乡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被包围，干部，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杭徽公路上的汽车常被拦截抢劫。在这段时间与我同时南下的战友王守存、沈化贞在余杭牺牲，马士敬在安吉被残暴的杀害。我当时的未婚妻王淑华在余杭县闲林镇两次被包围。那时黄湖区区长怕环境太恶化，生活太苦，竟然为了保命逃回老家去了。土匪还威逼新干部的家属，妄想把新干部叫回去。
临安县领导干部中我是出城出差比较多的，一次到横畈出差，土匪企图伏击我们。他们看到我与高兴起同志一前一后拉开距离。木壳开盖，子弹上膛，手不离枪把的姿势，他们未敢妄动。当时的土匪在我们干部经过的路口、桥下，经常设有埋伏。
在亭子区板桥乡出差。土匪煽动原国民党保甲人员，包围我与高兴起及新干部董炳德同志。我们3人有4支枪，有德制“20响”、有美制卡宾枪、有中正式、捷克式，还有手榴弹。我们作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状，作了交一场恶战的充分准备，他们既作恶又怕“南下大军”的威震，正未敢冲杀的时候，有普通农民“助征”人员于水荣听说了，紧急跑到区里报告。区中队随即来增援时，他们纷纷逃跑，保甲人员前来交枪告终。
临安，浙西，天目山地区的剿匪胜利是这个地区的军民、军地配合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的“方桑团”和七十五师先后坐镇临安为指挥部。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民兵，县大队，区中队，公安局，公安队，临安专署程鹏专员，於潜县县长梁震同志等和一些剿匪积极分子功不可没。
闹匪剿匪期间，全国有土匪200多万，我们的干部牺牲了4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许多人说“烈士的鲜血换来了我们的翻身解放，换来了今天的好生活”。
《以保密保护南下干部的好朋友，以理智对待敌视南下干部的份子》
南下干部到达临安以后，所见到的人多是笑容可掬，没有见过仇视的面孔，很多人认为南下干部和1945年来过临安的新四军一样，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有些人在发生土匪包围我们的时候，冒着风险跑步向我们报告，自发的给我们送情报。如临安县横畈区遭土匪包围时，老百姓跑到高洪乡政府，向我们的干部送情报。
土匪包围攻打我们的时候，都是先把电话线割断。如土匪包围於潜县城，把通往临安的电话线割断，於潜城郊的老百姓跑步到临安通报消息。对待这些好朋友，当时必须保密，以保护他们的安全。
但也有个别人，站在反动派的立场，污蔑南下干部。如当时衣锦镇照相馆的老板，通过给南下干部照相的机会，把照片印上“黑框”，他认为南下干部不懂这种规矩。我们发现他的恶行，没有马上揭穿。对其行为，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公安局逮捕他，此时还属战争状态，即非常时期，只要有证据即可逮捕。
但我们采取了第二种办法，继续观察。因为马上抓他，他可能怕罪行暴露而自杀。如他一贯多次作恶，再处理不晚。如证明他是偶然行为，待私企改造时，不检讨反省，即给予警告教育。后来，我们对此人未作敌我矛盾对待，只是工商改造时给他调换了照相行业。不以感情而以理智对待，不作“镇反”对象，以减少打击面。
《射击不比赛》
在股匪被清剿以后，县人武部还常常组织民兵到山里进行搜山，拉练活动。有一次拉练回来还在城南河滩上进行了射击学习。选了百余人进行实弹射击。大家射击完了以后，刘建军部长（他南下前为省级战斗英雄）除自己举枪射击以外，并约我观摩，还约我参加射击。
结果我打了三枪三中，击中了八环、九环和红心。我与刘部长打的结果都超过了平均数。与会者不停的鼓掌，有的还伸出拇指，说：“南下同志的枪法个个都是高手”。（当时我兼人武部和县大队政委）
《南北“方言”对话比赛》
语言交流主要靠双方有点文化的，而且也很吃力，必要时用文字沟通。有位喜欢开玩笑的南下干部老李同志与一位新干部，两人互相都说：解放半年多了，南北话都会讲了，咱们互相讲讲、互相答答。
老李先讲：“你到炕头上拿一把“笊篱”，把“煎饼”、“地瓜”、“腌菜疙瘩”给我端来。青年干部说：“我听不懂”。老李说：“你没有好好学我的北方话，你讲南方当地话给我听听，我会听懂的”。
青年人说：“你懂‘故事事题’乌拉，啊屋里老娘（老婆）带着小芽儿到格郎买点田螺吃，那格滔？下下侬”老李也是老摇头。
两人谁也没有赢，最后协商每人讲一句本地谚语，老李说：“每天省一把，三年买头大骡马”；青年人说：“每顿省一口，三年买只大水牛”。两人都要我讲一句临安的谚语，我说：“宁可欠债，不可欠情”。（2012年11月尹作让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