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山东扶持的新民会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在华北地区建立并操纵的政治团体组织，它是日军侵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军是以军事强力侵入中国的，它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付中国军民的武力抵抗，二是如何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兵力有限的日军，不可能单靠军队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占领区的统治问题。在占领区，日军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军民的武力反抗，而且还有来自中国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抗拒，这不是靠枪炮能解决的。因而，就提出了日本在占领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奴化宣传、教育安抚问题。最初，日本用于担负此项工作的是宣抚班。宣抚班是隶属于日军军级特务部执行宣传、安抚任务的随军组织。当日军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一种穿军装的人出面，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段，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帮助组织当地维持会等伪组织。但是，这种“宣传安抚”总是给中国人民一种被异族侵略的“屈辱感”，在感情上格格不入。于是，日军便改变统治措施和办法，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一方面大力扶持、组织汉奸政权，一方面仿照伪满协和会的办法建立主要由汉奸组成的、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宣传组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的导演下，成立了日军操纵的所谓“民众团体”——新民会。
　　新民会主要由华人组成，汉奸汇集，在组织系统上，它与华北伪政权结为一体，设会长为最高领导人，聘日人为顾问，下设中央指导部作为日常事务的具体组织、指导机构。地方机构，省设指导部，一般由伪省长兼任部长，省以下设道办事处及县市指导部。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进行组织建立及开展活动。
　　新民会名义上是所谓的“民众团体”，信奉“新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实现东亚文化同种族之中日满三国共存共荣”，实际上它是日军控制的“上意下达、下情上报的政府专用机关，更因合作社的关系终至变成进行经济工作的机关”。最初的新民会纲领是：“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开发产业，以安民生”；“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促进友邦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和平”。
　　1937年12月27日，日军进入济南后，汉奸们即尾随日军宣抚班在济南城内、火车站、公园附近各重要街头设点宣传，组织日语班，召集青年学生大会，宣传“大东亚战争之神圣”、“日中共存共荣”等。至第二年2月，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同月，日本人在青岛开办中文报纸《青岛新民报》。“青岛治安维持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无耻地宣称，日军的侵略是“轸念本市倒悬之急，遣派大军惠然莅止，全体民众得以复苏，感纫曷极”；“日本友军专司捍卫地方，对于中国毫无领土野心”，所以，要求“全体民众务宜各守秩序并予友军之便利，是为至要矣”。
　　1938年3月，以马良为省长的伪山东省公署成立。7月，新民会山东省指导部在济南挂牌，同时出版《山东新民报》。新民会开始与山东伪政权相结合，在山东省内进行奴化宣传和建立地方组织，勒令各县公署成立宣传班，在济南商会举行“剿共灭党”大会，并在市内游行。11月，又在济南成立了“反共救国会”。随后，11月至12月间，先后派厅长、参事、宣传人员等赴各道召开“反共救国”大会进行宣传。据伪山东省公署工作报告统计，伪省公署成立后的9个月内，共举行这样的大会（游行）7次，小会数十次，各种宣传、演讲，包括广播宣传、学校演讲、街头演讲、娱乐场所演讲等，达数百次。1938年伪省公署成立了 4所省立新民日语学校，济南市公署成立了13所市立新民日语学校。
　　1939年2月，唐仰杜接替马良任伪山东省公署省长并兼领新民会山东省指导部。新民会的活动扩大为进行思想教化和建立、扩充地方组织及组织培训两方面。所谓思想教化，主要是奴化教育，发行新民会的报刊，清理抗日图书，举办各种亲日的演讲会、电影会、日语讲习会等。为此，设立了如下机构：“农村自治讲习会”（培养讲习会的实际工作人员）、“建设辅导委员会”（促进农村改革，为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做准备）、新民会问事处、新民茶馆、阅报室（附设于茶馆内，陈列新民会报纸、书籍等）。所谓建立、扩充地方组织主要是在新占区发展新民会，特别是县指导部，并负责训练工作，开设青年训练所，设置实验村，指导分会的组建、组织和扶持农村合作社等。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等统属新民会管辖范围，农村合作社亦多由新民会经营，以统一农村贩卖事业、金融事业、设备器材的购买和利用，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随着日伪占领区的扩大及新民会组织的扩充，新民会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
　　为使新民会在统一领导下发挥作用，1939年底，华北日军对新民会进行了整顿。12月2日，推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为会长，内政部长王揖唐、新民会顾问安藤纪三郎、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缪斌为副会长。由此，新民会集政、教、府、会于一体，改变了最初主要依附于军队开展活动的状况。随之，地方新民会也进行了体制变革。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华北实行“特殊体制”，解散临时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随着这一体制变更，新民会再次改革。原附属于日军的军宣抚班于1940年2月下旬宣布解散，合并于新民会。3月8日，合并后的大新民会正式组成。这样新民会不再是单纯的“教化团体”、“民众团体”，而是与军队、伪政权密切结合，有了政治机构的性质。其新纲领是：“发扬新民精神，显示王道”；“实行反共，复兴文化，确立和平”；“振兴产业，改善人民生活”；“睦邻结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新民会已成为为日伪统治服务的集教化、经济、反共等为一体的政治机构。改组后的新民会改变过去的指导部制，实行总会、协议会制。
　　按照新民会新的章程，1940年4月1日，山东新民会进行了改组，将省指导部与日军宣抚班合并，组成新民会山东省总会，以唐仰杜为总会会长并任中央总会委员。总会下设事务局，局下设总务、厚生、教化三科，附设训练处。随之开始组建道办事处、县（市）总会和基层组织及省立新民教育馆。以教育馆为依托，山东省总会在日伪占领区大肆推行治安强化教育运动，配合组织建设，开展亲日反共奴化宣传，扩充组织，推动农村保甲、自治自卫团体和合作社的建立、扩充，坚持政会一轴两轮之关系，全力支持日伪在山东的统治。仅1940年，山东新民会即利用教育馆及所属各学校、教育机关举行亲日反共的“治安强化讲话会”1296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于巩固华北战争基地的战略需求，更加关注华北局势，并向新民会提出了进一步向政治团体转变的要求，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新民会又进行了一次体制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日军突出强调了扶持和加强华人在新民会中的作用及其对华北伪政权的意义等问题。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提出的“新民会扶持大纲”中称：“为了使政务委员会具有实力，必须扶持和加强作为基础的新民会。”“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共产党的政策，大家知道，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还称，汪伪“新国民党和新民会是中国新体制的姐妹组织，其地位是对等的关系。从树立革新思想的历史来看，说新民会比国民党先进并不过分。因此，去年中央部曾经决定，在华北由新民会，在华中、华南由国民党，划分地区各自协助治安肃正工作，互竞其善。”（《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页）显然，日军意在试图将新民会改变为一个能更好地适应日伪统治需要、有控制华北局势能力、与南方汪伪力量并立的政党组织。为达此目的，日军和新民会一反过去自下而上地召开联合协议会的顺序方式，于1941年12月24日召开了临时全体协议会，下达、明确了新民会运动的新方针。伪山东省公署据此对山东新民会组织进行了改革，于12月28日召开全省联合协议会，组成了县（市）、道、省各级联合协议会，于省总会下设置事务部，部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处，并增设各级参事室、调查室（股）；改道办事处为道总会，改各级总会之次长（日人）为首席参事兼任道县（市）顾问，推动政会一体化。至此，山东省新民会组织系统基本建立起来，省总会下辖济南市总会、10个道总会及108个县、市、特别区总会。截至1942年9月，山东新民总会共建立了5056个分会，正式会员153442名，协赞会员1863766名，计2017208名。其管辖的隶属团体为：青年团，共457个团，123675人；少年团，共 302个团，49287人；少女团，共152个团，19428人；女子青年团，共3个团，252人；妇女会，131个，37989人；总计1063个团（会），230631人。
　　为更便于发挥新民会的作用，1942年10月，新民会召开了为期4天的全体联合协议会，修改并通过了新的纲领和运动方针，期望对新民会的面貌进行一次大的革新。新通过的纲领是：“发扬新民精神”；“实行和平反共”；“完成国民组织”；“团结东亚民族”；“建设世界新秩序”。运动的方针是：“新民会必须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众进行建设新中国的国民运动的任务。这是新民会的历史性使命，新民会是新国民组织的指导团体”；“新民会负有领导民众除掉”共产主义、英美自由主义、封建残余“这些障碍的重大任务”，应以发扬中国国家民族意识，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基本要求作为统一国民信念的基础，“坚持政、会表里一体的精神进行领导”，“发动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加强华北参战体制，协助完成大东亚战争”；“新民会以整顿、扩充分会、外围团体、青少年三个组织，以建立新国民组织为工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以确立国民总动员体制作为运动的目标”。日伪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要利用新民会把华北拖入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漩涡中。1943年1月9日，在日本操纵下，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转入“战时体制”。为适应这一变化，新民会又于1月20日召开了临时全体联合协议会，决定在华北实行“新国民运动”。这期间山东新民会的活动基本上围绕这些方面展开。1942年9月，在教育厅名义下成立了山东省新民青少年团体团部。新民会山东省总会提出了实践“新国民运动”四大目标：“剿共建国，增产救民，肃正思想，革新生活”。1943年9月1日至2日，新民会山东省总会在济南商埠公会堂召开了1943年度山东省联合协议会，以图进一步推动“新国民运动”。唐仰杜在会上致祝词道：“东亚圣战，共死同生，中日一贯，维我鲁省，后方基地。兴亚大业，决战体制，克操胜券，端赖会民，各尽其职，誓扫敌氛。”由此可看出山东新民会的反动实质。
　　虽然日伪为发挥新民会的作用做了种种努力，然而新民会的实际活动仍不能达到日伪的要求和目的，而且在组织上也出现了你争我斗、派系丛生的现象。《华北治安战》中写道：“随着组织的扩大与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派系、党系，丧失了清新活泼的风气，这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官办团体更是如此。”新民会开始走下坡路，至1943年后，新民会的情况更糟。这年下半年，华北伪政权发起“华北新建设运动”。为支持这一运动，新民会特召开大会，试图利用其控制的社会、宗教、文化、思想等方面的21个团体的紧密团结，而在运动中有所建树。实际上，只是成立了所谓“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 （总部设于北平，各地方均设支部，各民众团体均设反共工作团，专门从事反共活动），并没有能采取什么大的行动，也没有取得大的效果。此后，新民会几无作用可言。日本人也认为：“新民会于（1944年）10月全体联合总会上决议开展统一救国运动，虽然造成了声势，但在具体措施方面看不到任何成果。”就这样，至1945年8月，随着日军战败和伪政权的瓦解，新民会最终溃散消亡。
　　新民会作为日伪政权的御用团体，目的是企图利用组织民众的手段来对抗中共军、政、民一体的活动，虽在1940年至1942年间有过较大发展，但这并非出自民众的自愿，而是高压强制的结果。这也决定了新民会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它只是笼络了一批汉奸，干下了一些欺侮、奴役同胞的勾当。不过在实际活动中，新民会毕竟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构成日伪政权欺压民众、进行卖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民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庞杂组织，宣传的手段和渠道多，其触角几乎伸延到山东日伪统治区的一切方面。它监视和控制着日伪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包揽了诸如邻保组织、粮食配给、清查户口等项基层政权工作，训练自卫团乃至持枪站岗放哨一类的武装工作，组织生产和消费合作社等经济工作。
　　新民会的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充当日伪奴化宣传的御用机器。新民会奴化宣传的手段和方式五花八门，主要是：出版发行新民会报刊，如《新民报》、《新民青年周刊》等；举办各种演讲会、演唱会、电影会、日语讲习会及庆祝会；举办各种讲习会、训练所，如农村自治讲习会、青年训练所，培训宣传骨干；开设新民茶馆，在茶馆内附设阅报室，陈列日伪书籍；通过所属的团体、报刊同教育局、电台等举办征文、作文比赛等活动。日伪企图以此简单实用的办法把亲日思想灌输到普通百姓中去。
　　（二）充当日伪反共的先头兵。共产党是华北抗战的中坚、日伪的大患。为消除这一大患，日军不断调动军队进行“扫荡”。然而，共产党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这使日军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因为共产党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因此，反共“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民众为重点”。遍布城乡的新民会组织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为此，日军向新民会提出了“承担起组织民众的使命”的任务。于是，新民会便成了日伪反共的先头兵。1941年至1942年，华北日伪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以军、政、会三者的统一力量对付共产党的党、政、军三位一体，“打一场争夺民众的战争”。在这一运动中，新民会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在积极建立和扩大基层分会的同时，积极建立和扩大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女子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建立农村自治自卫组织，整备农村武装团体，组织各种名目的“新民突击队”、“先锋队”，直接进行反共活动，起了很坏的作用。
　　（三）进行情报搜集。新民会不仅有“上意下达”的作用，而且是日伪“下情上报”的专用机关，情报搜集是其职能之一。新民会就是一个庞大的特务情报组织。设于新民会中的各级调查部（室、股）是新民会系统的专职情报网，为日伪四大情报网络之一。新民会在山东即建有两大情报组织：一是以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为据点的情报网络。新民会中央调查部济南支部，设立于1942年底，至日军投降结束，驻济南市南上山街，对外称济南市经济调查所。内设三系：第一系，负责人事总务；第二系，负责组织、监察；第三系，负责情报整理、指导。计有主要人员31人。另在济宁、惠民、临沂、蒙阴、周村、益都、诸城、郯城、潍县等地分设有职业掩护的“工作员”。该支部直属于新民会中央调查部，不与地方新民会组织发生联系，主要任务是在经济调查等掩护下搜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二是以新民会山东省总会调查室为主干的情报网络。新民会山东省总会调查室，设立于1943年4月，至日本投降结束。主任为王铁民。该室为省新民总会的内设机构之一，分为内勤、外勤，负责监视新民会各处室的职员并对道、市、县的调查股进行工作指导。但该室主要是接受新民会日人参事室的领导，并与济南市日军宪兵队有工作联系，因此，它又是附设于新民会的特务情报机构，主要负责搜集共产党的情报，汇编“剿共”资料。在长清、泰安、广饶、诸城、蒙阴、益都、沂水、潍县、济宁、章丘等地设有调查员。它与各道、市、县新民会的调查股相联系，实际构成自上而下的情报系统。
　　（四）组织农村合作社，操纵农村经济。日伪所推行的农村合作社是与农村自治、保甲制度相结合，集政治、经济、军事管理为一体的组织形式。新民会是合作社的实际操纵者。新民会试图利用合作社的种种特有职能，彻底操纵农村民众和农村经济，纳入为日伪统治服务的轨道。
    总之，新民会是不折不扣的汉奸组织，以亲日反共为职志，集拢了一大批汉奸骨干，组织极其广泛，不仅城市有，而且散布于乡村小镇，并建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团体组织，其活动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这种广泛性是日伪其他势力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