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境内“一贯道”的发展及活动

　　“一贯道”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盛极于1938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分布于全国，是全国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就山东来说，一贯道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与圣贤道并列，抗日战争时期则与红枪会同成为在山东分布最广的两大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政治色彩很浓，对道徒诱惑性很大。它提出“一以贯之”的教义，不仅要融合三教而且还要调和五教为一。1943年，一贯道曾印行一本名为《万祖归真传》的书。序中说，之所以修撰此书，将各道祖师乩训汇集成篇，为的是以之“作进修之方针，慕道之津梁，收万教归一体，万国成一家”。除宣扬一贯道“祖师”乩训外，杜撰了耶稣教、基督教、回教等先知与金丹道、同善社、万国道德会、天地门、九宫收圆道、圣贤道、先天道、皈一道等祖师的教诲与祖训，企图把上述有影响的宗教与民间教门都纳入其一贯大道之中，藉此以显示其所传一贯道乃是“真道”，是千门万教之源。
　　一贯道在清朝“末后一著教”基础上发展而来，到19世纪80年代，刘清虚改教名为一贯道，取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刘清虚传道与前人不同，他不反对现政权统治，在青州府大开普度，将传道地区向德州以北、直隶境域内扩展。据说他前后“收度”了4.8万人。刘清虚的家庭曾在朝为仕，他自己又是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识分子，所吸收道徒中有不少属知识分子阶层。他传道虽也开始转向农村，但并不广泛。大量转向农村吸收下层群众入道，是从路中一开始的。路中一乃济宁人。他以济宁乡村为阵地，以广大村民为收度对象，设乩坛，借仙佛乩训宣传该道要义，致使该道在农村得到很大发展。
　　路中一时期，一贯道设置了严密的组织系统。一贯道的组织机构称为佛堂。有总佛堂、分佛堂、临时佛堂、家庭佛堂。分佛堂隶属于总佛堂，分设在各地。临时佛堂是传道时临时设立的，可以是公共佛堂，也可以是家庭佛堂。家庭佛堂是最基层组织，统属于分佛堂。公共佛堂传道度人时，要请仙佛降坛，所以公共佛堂又称“坛”。有总坛和分坛之分。总坛开始重在传道，张光璧称师傅后，总坛变成了管理道务的总办事机构。在一贯道中，师尊和师母是总坛的最高道首。师母即师尊之妻。师尊下设有道长，道长一职从“老前人”或是资格最老、威信最高的点传师中选拔，由师尊或师母亲自指派。在重要省市或地区设立“老前人”、“前人”。“前人”在“老前人”领导之下，协助分管地区道务。每坛设点传师，可以代替师尊或师母传道。每坛设有坛主，负责对一般道徒的审查，收缴功德费、粮食及其他一切款项，讲解佛规等。点传师之下还有引保师和乩手。引保师是引师和保师的联称，为道徒入道之介绍人和保证人。乩手也称“乩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童男童女，按不同分工分为“天才”、“地才”、“人才”，统称“三才”。一般道徒称为“道亲”，分“乾道”、“坤道”、“童道”。
　　1925年，路中一得病死亡，由于无子，遂留遗嘱：道统道权由其妹路中节掌管12年。路中节掌盘4年后就将道务交长子陈化清执掌，1930年又将曲阜道务交次子陈兴海办理。路中一徒弟之一张光璧为获得道内重要职位，将其妹嫁给陈兴海，自己当上了点传师。不久，同陈化清发生矛盾，从陈总佛堂分裂出去，到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总佛堂。此时，一贯道才进入它的发展时期。
　　张光璧同陈化清的矛盾缘起于“功德费”，张光璧因不交“功德费”给陈氏总佛堂，陈化清宣布将撤他的点传师的职，张只好到济南找其襟兄郝夙城与原在警备队稽查处一起共事的小队长栗仲肃，提出要到济南传道。三人一拍即合，就在栗之好友、干过盐务缉私队队长的李鸿臣家建立传道基地。张光璧在济南传道一年多，道务大有发展。至1932年设立了东、南、西、北4个坛。即张在永庆街李鸿臣家设立的西坛——“金刚坛”，徐衡甫在经五纬一路设立的南坛——“礼化坛”，郝书暄在东关后坡街89号设立的东坛——“敦仁坛”，齐铭周在西关镇武庙街设立的北坛——“天一坛”。这就是济南最初设立的四大坛。金刚坛坛主原为李鸿臣，但成立不久李就去世，宿子臻继之而起成立“明德坛”，取代了金刚坛，成为四大坛之一。后张光璧在经五纬一路兴云里5号设立总佛堂，即总坛，又叫“中枢坛”，统领四大坛。“中枢坛”不办传道事，只是管理道务的总机构。在山东，除济宁、青岛外，其他地区道务均归“中枢坛”总管。“中枢坛”设有办事处和忠恕小学，均由徐衡甫负责。
　　随着传道的发展，一贯道内对点传的需要更加迫切。于是张光璧确定了每大坛设三个点传师的制度。点传即代祖师传道之意，点传师是道内重要职务。礼化坛点传师为徐衡甫、朱笙甫、阎博礼，天一坛为齐铭周、周慧贞、王星五，敦仁坛为郝书暄、黄思和，另一人佚名，金刚坛为李鸿臣、宿子臻、何瑞贞，这是济南有领命办道的点传师制度的开始。济南道务开展后，张光璧不以在济南立坛为满足，乃于1934年在济南主持“金刚炉会”后亲自前往天津布道。张光璧到天津建立佛堂后，道务发展很快，不久便扩及天津附近与北京。济南、天津总坛的建立，为一贯道发展奠定了牢固根基。从此，道务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是交通、政治、经济都较为发达的大城市。道众成分也起了变化，城市中大小商人和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成为推动道务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都担任了点传师、坛主之职。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一贯道使用降坛批训的伎俩也就更富有欺骗性，对道徒也更具有诱惑力了。由于张光璧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打破了以往农村传道的习惯，开始依靠政治势力，其祖师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这是一贯道之所以取得重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华迅速扩张，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亿万人民饱受战火摧残；又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大量部队撤往西南边疆，大片国土沦丧，黎民遭受荼毒走上悲观厌世道路。一贯道等许多会道门原所宣传的末世来临、入道可避灾难、死后可超升天堂、以保来世享福等思想便成为广大道众的心态需求，传道势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扩展。一贯道原已从济南发展到天津、北京，现又扩及江南、华北，七七事变后又向西北、东北、东南传布。
　　七七事变以后，一贯道在山东也发展到了它的极盛期。济南势力最大时，在四大坛之下曾发展到二十五佛堂。比较有名的有礼化坛下的纯阳坛、浩然坛，敦仁坛下的敦厚坛。天一坛下的分坛较多，济南二十多个佛堂中，有一半是属于天一坛的分佛堂或支佛堂。其中居易坛、博厚坛、宏慈坛、博爱坛最为主要。明德坛下主要有率真坛。礼化坛、明德坛、天一坛还向省外发展。礼化坛发展到河北大名和东北部分地区，1940年左右，徐衡甫见京津道务发展很快，又派人到云南、贵州传道。明德坛发展到江苏等地。天一坛发展最快，分布最广。省内发展到武城、夏津、德县、恩县、临清、潍县、青岛等地，省外到徐州、商丘、开封、郑州、西安、上海、杭州、绍兴、宁波、成都、重庆等地。
　　在济南以外地区，由于一贯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获得日伪政权支持，因此在全省除少数偏僻地区外，无论在沦陷区或是后方重要城镇都广泛分布有它的佛堂或坛场。而尤以济宁、单县、邹县、滕县、郓城、武城、夏津、淄博、青岛等地传道活动为盛。
　　一贯道的传道方式和仪节很多，在民间教门中位居前列。主要包括点道礼、点亡灵、度大仙、炉会、办研究班、扶乩、立愿、谋取功德费等。点道礼是一贯道传道方式中的最重要一种。度人入道，传授三宝，是一贯道区别于其他教门的最主要标志。点道前，入道者须进行个人情况登记，缴纳功德费。点传仪式包括聆听点传师讲道、点传师或坛主行“结缘香”与“献供礼”、请坛人读请坛经、点玄关、传口诀等。点亡灵就是超拔亡灵。各人的祖先虽已成为亡灵，若其生前未求道，其子孙可入道为之超拔，凡在七祖九玄之内，都可超拔。度大仙是点亡灵中最奇特的一种，以超拔已游在“气天”的仙贤菩萨升入理天。但必须由前世“有缘”的人来代为超拔，“有缘人”由点传师根据“财施”和“法施”情况，也就是缴功德费和对道务发展的出力情况来确定。炉会是道内对点传师、坛主、三才或准备提升为以上职级的人进行考验的一种仪式。考酒、色、财、气。不外用苛刻规定令受考验者履行，如要叩头数万次、饮极苦药、钻火堆、猛受鞭打等；或男女裸露，一丝不挂，以验性冲动与否；或财法双施，迫出巨资，甚至割肉献佛，以示信仰虔诚。1945年以后，一贯道活动暂时受到国民党政权一些限制，不能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举办炉会，乃转而采取办研究班的形式，继续选拔骨干。扶乩是一贯道在各地经常采取而较为普遍的一种传道方式。它设在坛场内，借神佛降坛扶乩批训来进行。立愿就是宣誓，包括“清口愿”、“舍身愿”、“重神愿”、“封口愿”等数十种钳制道徒心灵的愿文。谋取功德费是一贯道剥削道徒、敛聚财富的最主要方式。它榨取各种费用，叫不上名目或不义的，都可用“功德费”名目要之。一贯道要道徒缴纳功德费，未作明文规定。说可随意缴纳，实是藉此进行无限度榨取。
　　一贯道在日伪时期的大发展，表面上看来张光璧已树立起道内权威地位，而实际上其内部隐含很大的分裂危机。其妻孙素贞与其妾刘率贞母子的摩擦自不必说，就是孙素贞与张光璧之间也存在着争权矛盾。张光璧警觉到孙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宣布，他死后，道统由其与刘率贞之子张英誉继承。孙素贞遂有与济宁以路中节为首的“老姑派”结合的趋向。为与之抗衡，张英誉开始与日伪势力勾结，由汉奸李丽久（汪伪政权中央税警团团长、中将）介绍当上了汪伪“外交侨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少校参谋”。在此前后，也吸收汪伪政权中一些官员入道，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孙祥夫又拉汪伪政权外交部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入道。李丽久还介绍当时任汪伪政权第三方面军副司令的宁春霖入道，又由宁介绍第一方面军司令吴化文加入。后张光璧自己充当了汪伪外交部顾问，出现了一贯道与日伪的大合流。
　　由于一贯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力勾结日伪势力，声名狼藉，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46年1月下令予以解散，以“汉奸道”罪名将南京总佛堂查封，并在报刊上揭其罪状。一贯道南京各支线叶绍庭等24人便联名向南京政府社会部、内政部辩解，嗣后，经最高法院判决，虽未以汉奸道定其罪名，但行政院重新下令取缔。在这种形势下，济南总坛负责人徐衡甫拟将济南一贯道改组为“一贯道道德会”，但此举受到道内反对而没有实现。这时，国民党政府派黄道明到济南成立“万善救国联合会总会”，企图将许多会道门都拉入归国民党控制，以便在大选时多得选票。徐衡甫派人参加了会议，但会后，道内多数不赞成加入。后向张光璧请示，张以一贯道已停办为由不同意加入。但黄道明在总会中还给一贯道保留了一个“第四分会”的位置。济南道长徐衡甫与南京总坛点传师杜钟梁、孙锡坤、叶绍庭等人一方面四处活动，通过国民党上层官吏为一贯道说情，一方面由叶绍庭出面向社会部办案人员行贿，终于得到宽松，但一贯道必须改名方可存在。于是，经张光璧同意，1946年11月叶绍庭等具文呈社会部要求组织“中华道德慈善会”。1947年1月社会部批文准予成立，济南方面派徐衡甫、岳之谦出席成立大会，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选举出由霍荫九、齐铭周、叶绍庭、张孝骞等组成的理事会，霍为理事长。徐衡甫回济后，便召集各坛坛主、点传师商议如何将山东一贯道改组，由于道内意见不一，又由于张光璧的猝死，改组活动停止下来，后来不了了之。张光璧死于1947年中秋节之夜，知情者多认为与孙素贞有关。张光璧死后，一贯道便公开分裂为两派，听从孙素贞者为“师母派”，后亦称“真理派”、“金线派”，是“暗线”，以四川为基地，叫“西派”；跟随刘率贞、张英誉者为“师兄派”，后亦称“正义派”，是“明线”，以杭州为基地，称“东派”。
　　山东也分裂为两派。以徐衡甫、董玉泉为首的为“纯粹亲师派”，以齐铭周为首的为“纯粹亲母派”。齐铭周的道众更多些，但由于徐在济南的影响力，另外董玉泉领导的青岛方面也是一贯道后来发展的一个重心，因此，山东的两派势均力敌。
　　1949年全国解放之前，孙素贞在成都进行了一系列道内部署。经各地道首奔走串连，在全国建立了以道长、老前人或领导点传师为中心的12个分支机构。全国解放后，为应付新形势，孙经与上海道首商议，作出改革决定，允许道徒伪装接受人民政府教育，改变传道方式，由原来的“普度”形式改为“一人传一人”的单传方式。允许各地变换一贯道名称，突破过去统一称名的限制。于是，一贯道就有孔孟圣道、孔孟大道、孔圣道、明圣道、真理道、性理大道、中庸道、天理真教、道德教、天理道等近80个别名。其中改名为“中道”的一贯道，成为全国解放后破坏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主要组织形式。中道的主要道义就是将“母命”作为道内从道首到道徒一切思行的唯一准则。遵从母命即遵从孙素贞之命。从组织上，中道也有所改革。
　　在道内不分前人与后学，不分派别与支系，不集会，不上坛，不接窍。它特别强调不可称道首为“前人”，说以前称“前人”者多摆架子让人崇拜。过去道内职级严格，彼此勾心斗角，争霸权势，现在是道内兄弟姐妹相称，如同一家人一样，更加民主。入道手续和入道仪式也大为简化。
　　中道在山东各地吸收道徒比过去更加严格，以能否“清修”与“舍身办道”作为入道准则。参加中道，必先举行立愿，实行接线、忏悔、封口（即茹素）、清修、同心同德等五道愿手续。还宣称现在面临解放后新形势的“大考”，即大考验，要求道徒要顶住“大考”。中道在各地宣传要同共产党抗衡，说什么共产党实行离婚，中道有夫妻分修；共产党有总路线，中道有直线、横线；共产党有宪法，中道有母法。中道还制造政治谎言，要各地道徒起来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山东单县一带传有《道运流年》传单，以地支十二之数证所谓道运流年变化。孙素贞认为1948、1949两年是他们传道最艰难的时期，到1950年以后，就是她重振一贯道的时机了。但形势发展，却与她的反革命愿望相违。解放后，省政府下令取缔一贯道组织。到1954年，她只好溜之大吉，跑到台湾。一贯道在大陆也就基本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