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国时期的“一贯道”
建国初期“控诉一贯道罪恶”的大会
有民间宗教史专家曾论证建国前最大的会道门“一贯道”与义和团在源头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义和团首领王觉一就是一贯道的创始人。关于这个说法遭到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周育民先生的反驳，他认为“有关王觉一本人为义和团首领的说法，应予否定”，一贯道与义和团在组织上并没有任何重叠关系，最多也只是在王觉一死后，他的余党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与八卦教、大刀会联合起来，从事反清灭洋的武装起事。这里当然没有能力对这样专业的问题详加考证，但不论如何，二者的宗教信仰形式确实差不多，否则不会有人会认为二者有关系。
其实，关于义和团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的大概有“团练起源”和“白莲教起源”两种说法。早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这两说就争论不休。诸如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就是前者的有力支持者，而时任吴桥县知县的劳乃宣则撰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力主后者。这个“学术”争论背后所隐藏的是现实的政治权力博弈。倘义和团运动真是起源于团练，就不可避免地与清政府扯上关系，八国联军对华武装干涉就合理合法。倘义和团运动的源头在白莲教，则清政府不仅可以脱去干系，更有理由与列强一道去镇压它。一者为八国联军辩护，一者则为清政府洗地，不同的政治目的开启了不同的学术立场。大抵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曾说过：“历史只有离今天越远，才越有可能接近真实。”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更少地带有政治目的，也更公正地看待上述两种义和团起源的说法。“团练说”之所以得到更多的重视，在于它侧重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清政府安抚政策之间的关联。更主要，却更为人忽视的问题则是，要让有着重大文化差异的西方人对中国杂乱的民间信仰和气命功法作出“源流考”，岂不是太困难了点？平心而论，很难说义和拳与白莲教有什么组织上的继承关系，但劳乃宣的考证多少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次旧式农民战争所以依凭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历史传承的关系，并且往往与职业化的官僚体系有着深刻对立。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愈加完备，它与民间宗教的矛盾也就愈加明显(即便如刚毅、毓贤、赵舒翘等力主“安抚”义和团的清廷重臣，都是以理性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和团运动，而非真正相信它的神奇力量)。需知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可以通过各级教会和其它宗教组织，紧密地操控人民的大脑。
职业化官僚阶层与血缘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乡村自治单位之间的隔阂，说得简单点，官民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一面凭借高度理性行事，一面则借助血缘关系和神秘力量，如此对立的矛盾双方，居然统一于一个大帝国中，这多少让西方的现代化专家们感到诧异。情况之复杂，就连马克思、韦伯这样最一流的思想家，在判断中国问题上都每每犯错。一边是发达的文教系统和官员选拔制度，另一边则是义务教育的缺失和大量的文盲，这样的状况造成了一种十分吊诡的局面——既有完备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把大量人口遗留在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外，这为民间宗教信仰的泛滥提供了空间。相较于基督教和正统佛教，中国的民间信仰又处处显露出其世俗和功利的一面——希望通过神秘力量在现世而非身后或来世解决善恶问题(诸如太平天国的“天父爷火华”从来不关心末日审判或灵魂救赎的问题，他只通过在杨秀清身上附体的方式干预现实政治)。所有这些都为旧式农民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资源，当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也成为了城市里的反动会道门的骗人把式。
“会道门”是“道门”和“会门”的合称，据邵雍教授在《中国会道门》一书中的介绍，道门的出现要早于会门，是异端宗教的别称，其“诵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会门最初是以兵器种类命名的，如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会道门正式形成于明正德年间，罗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会道门组织。它往前可以上溯到东汉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正德之后绵延数百年，直至建国，可谓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本来并没有“会道门”这个称呼，这是建国后“镇压反革命”时做出的概括)。这里当然不可能对中国的会道门作总体的概述，只能选取民国以来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作极为简要的介绍。
一、张光璧与一贯道的兴起
“一贯道”本名“一着教”，本文开头就说，它的创始人是王觉一。大抵中国人历来就有抬出祖宗光耀自己的习惯，否则本事再大别人也不认，就连阿Q都要宣称自己姓“赵”，何况是成大事的人？明太祖朱元璋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不就是榜样么？在认祖归宗的过程中，王觉一和少林寺发生了亲缘关系——他把达摩认作其教派的祖师爷，称自己是十五世祖。这人真有本事，可谓文武双全，不仅煞费苦心编制教旨，撰有《历年易理》、《性理积疑》、《学庸真解》、《三教圆通》、《一贯采原》、《一贯圣经》等书，还武艺超群，行事来无影去无踪，清廷四面撒网也拿他不住，颇有李白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架势。
顾名思义，所谓“一贯道”者，取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意也。加之认祖达摩，又采道教之说，算是儒、释、道三者一体。中国民众信仰历来功利，谁牛逼就拜谁，也不问其路数如何。时至今日，人们如果去台湾旅游，在某些香火旺盛的和尚庙里，兴许也能看见“太乙玄门”之类的字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取缔的许多会道门组织一样，“一贯道”创立之初，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其主要从事的是反清工作，从光绪七年(1881)起曾组织过几次武装暴动，但旋即被清廷弹压，但其骨干成员大部漏网，一贯道的火种也被保留了下来。
要说真正让一贯道“发扬光大”的还要数张光璧了，此人祖居山东济宁，世家务农，早年投过军，还因身材魁梧入选过辫帅张勋的亲卫队。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张光璧逃回家乡，结交纨绔子弟，整日吃喝嫖赌，没几年功夫就把家财挥霍大半。1919年，张光璧变卖剩余家产，在济宁城内开了几家杂货铺，没多久就倒闭。山穷水尽之际，张氏经人介绍，加入了一贯道，拜道首路中一为师，从此人生大不同。此公生得仪表堂堂，务过农、当过兵、经过商，常年在外厮混，结交各色人等，可谓见多识广，与人攀谈总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放到今天大概会成为一把营销好手，在当时也足以确保其在会中地位。乃师路中一任命其为“布道点传师”，用以广播道旨，说白了就是负责拉人入伙的工作。这一任命也算是量才使用，张氏得此翻身之机，自然知恩图报，四处奔走游说，成果颇丰。
下线多了，张光璧便被派往单县开辟道务，其间与道中“三才”、青年寡妇孙素真勾搭在一起，甚至谎称孙氏乃“菩萨下凡”，二人结合是“天赐良缘”。此事引发道中轩然大波，这时路中一已死，其妹路中节代为主持教务，路不齿张的为人，撤销其点传师的职务，并通令所辖教众群起而攻之，张势单力薄，不得不改弦易帜，另谋他途，遂从此脱离路中一的道派，辗转济南，另立门户，与路派分庭抗礼。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各路武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中奇葩辈出，三教九流，一应俱全，真是各路神仙欢聚一堂的好时代，“马桶将军”有之(王怀庆)、“狗肉将军”有之(张宗昌)、“和尚将军”有之(唐生智)、“道士将军”有之(刘湘)、“牌九将军”亦有之(孙殿英)。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政府对于社会管理松弛，失业人口高居不下，造成大量游民，这是会道门组织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更兼许多武人出身草莽，本就与会道门瓜葛不断，一旦得势，更期冀于拉拢会道门扩大群众基础，使得各路会门、道门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兴旺，纷纷以“宗教团体”、“研究学社”、“公益慈善机构”为名注册登记，大行其道。张光璧能获得成功，也不可不谓“乱世出英雄”。诚然，中共早期曾利用会党发动工人运动，会道门组织“红卍字会”也曾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为北伐军掩护和救治伤员，但总体而言，会道门的革命性当然不复存在，参与政治也多以投机为目的，大多数甚至直接蜕变为诈骗敛财机构，形成了民国时期黑社会的一大景观。
时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会道门的控制大大加强，曾一度在其实际控制地区以“破除迷信”、“禁止邪教”为名严令取缔。张光璧亲赴南京“传道”，便吃了大亏，被蒋特务所查，投入监狱。后经查实，其为装神弄鬼，诓骗钱财，遂没有作大的处理就加以释放。这时的张光璧基本还处于地下时代，势力发展受到大大限制。转机出现在1937年，日寇入侵给了张光璧难得的机会。华北战乱，商贾富户人心惶惶，纷纷祈求神佛保佑其平安，张光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潜入北平、天津等地传道，一时声名大噪，就连汉奸头子王克敏、王揖唐、江潮宗等人也对其顶礼膜拜，叩头拜师。有此广告和保护伞，张光璧自然如鱼得水，不到一年，竟成为百万富翁，这也为其“政途”铺平了道路。
张光璧和其一贯道的坐大不可能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会道门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为日伪政权发展特务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汪精卫曾在河内遭到戴笠刺杀，侥幸逃脱，一到南京公开投敌之后，就大力发展自己的特务机构，会道门组织当然是其建立特务网络的首选之地。加之会道门组织可以作为分化和牵制民间抗日力量的有力工具，不仅周佛海、王揖唐、褚民谊等大汉奸率先入道，当起了“坛主”或“点传师”，张光璧甚至成为了冈村宁次的高级顾问，一时威风八面。据说其子张英誊曾吹嘘自己势力：“日本宪兵查问时，只要拿出日本天皇皇族‘宫内善则’的名片，日本宪兵便肃然起敬地说：‘大大的太君。’”当然，一贯道也投桃报李，拼命鼓吹“日本人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日本国旗是太阳、师尊属‘日’，担有天命。现在日当正午，日方应运，上承天象、应道的先兆……”云云。按张光璧的理论，“日本人就是秦始皇由长安派往东土寻找长生不死药的那五百童男童女的后代，和中国人原本是一家人。等到日军打到长安老家，就可以和平了”。把侵略说成是回家，其荒谬之极，不言自明。此时的一贯道，确切地说是张光璧派一贯道到达了极盛。
1945年，日寇投降，民国政府复还旧都。一贯道被命令禁止，但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党国只是名义上查封一贯道佛堂、坛口，却背地里对其加以利用，以壮大自己的特务组织。在军统和后来保密局的操纵下，一贯道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在南京设“总会”，大办“施诊所”、“义务学校”等慈善机构，继续活动。1947年9月29日，张光璧死于四川成都，按其徒弟的说法，大抵属于“超脱凡尘”、“及时归位”、“上界成仙”一类。
张死后，他的正妻与姘头就打得不可开交，这直接导致了一贯道分裂为两派：以正妻刘华贞及其子张英誊为首的称“明线”，又号“师兄派”、“王义派”；以姘妇孙素真为首的则称为“暗线”，又曰“师母派”、“金钱派”。两派大打出手，纷争不已，直至建国以后。
二、一贯道的把式
一贯道把式繁多，可谓创意无限，这里无法一一例举，只能选择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三期末劫”
与其它会道门组织一样，一贯道崇拜的偶像极多，不仅明清以来主要神话小说中能找到的人物，诸如“姜太公”、“济公活佛”、“弥勒佛”、“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关羽”、“张飞”、“孙悟空”等等皆在其崇拜之列。千万不要一看到这样的偶像崇拜系列，就习惯性地把它跟义和团等同。一贯道一点也不盲目排外，否则也不能“顺应潮流”成功发展为汉奸组织。在一贯道那里，耶稣、穆罕穆德也是它供奉的对象，凡是任何被认为有超人能力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其尊崇的对象，这实在体现了中国会道门的包容性与延展性。当然，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人世俗的一面——相较于宗教律法和教义，更看重神的超人能力，希望通过这种能力来解决现世的问题。
“一贯道”供奉的头号神仙唤作“无极老母”，全名叫“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真宰”，大家看到这名号千万不要感到头疼，这是中国传统。相较于西太后老佛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的谥号，“无极老母”不仅不算长，而且显得没啥文化涵养。
在一贯道的诸多邪说当中，“三期末劫”说最为重要：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世界上有三个“劫运”——“青阳期”、“红阳期”与“白阳期”。每一期期末皆有“劫运”。世界上原有九十六亿个“原佛子”，都是老母所派遣。这些“佛子”下界后就为物欲所迷惑，失去本来灵性。每逢“劫降”，老母就会降下一“道”来挽救世人。“青阳期”、“红阳期”已过，现在是“白阳期”期末，该是“劫降”之际。自然，只有加入一贯道，才有可能为老母之“道”所救，“生能做官享福，死后可入理天，进云城；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逃避三期末劫”。
大概日寇入侵就是劫数之兆，正所谓“六万余年大算账”，“三期末劫大收人”，此纯属天意，不可抗拒。其卖国的反动本质昭然若揭。
(二)“点道”
“点道”，就是正式收徒。当然，徒弟肯定是点传师拉人头拉来的。人头拉多少全凭忽悠本事高低，诸如宣扬什么“倘若求道，就再不受阎王爷管束，可以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冬不僵尸，夏不腐朽”等等。一旦不幸真挨上水溺火焚，点传师们就会鼓吹死后升天，尸体可以不腐等等。如若再不行，那一定就是你心不够诚，反正总能把谎话圆过去。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传教士任德芬曾记录了一次他亲历的事件：
1899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义和拳现场当众表演请神。大师兄在村外的空地上架起了神坛，令两名徒弟跪在神坛的桌子面前。桌子上供奉着神位。其中一个徒弟进行劲地、磕头、作揖、烧香，读经念咒数百遍，仍然不见神仙下凡。一直熬到下午四点左右，正念着咒的大师兄霍地站了起来，脸色大变，咬紧牙关，两眼突然大睁，开始跳起舞来，一副神仙附体状。两名徒弟也站起来，给枪装上子弹。大师兄上半身赤裸，敞开胸脯向着枪口——他是要当众表演金刚不坏之体。但枪声一响，人们却看到他表现出承受不了的样子跪了下来，接着身体倒在了地上。这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伤势很重。他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四肢挺直，不再动弹了。拳民说，诸位，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师兄经常这样，到不了明天就会活转过来，便用什么东西裹着抬走了，过不了多久就咽了气，到了第二天还没还过魂来。这时拳民说是天主教邪术作祟，克制了附在大师兄身上的神仙，于是几天之后纷纷聚集起来，要求当地天主教堂血债血偿。
一贯道的“法术”也大率如此，每每遇到法术不灵时，总能找到理由来保证自己的神话不破。不管它是革命还是反动，排外还是媚外，这一套却始终如一。当年能说会道的张光璧就是干这行当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一贯道中的地位。
拉来人头之后，就有一个入道仪式。先供佛灯，献供之后，由点传师“请坛”。所谓“请坛”，就是请祖师爷临坛，要“烧香、叩头、请神”。之后就要介绍人和教徒当众发誓，也免不了要打个手模什么的，誓词每个坛口或有不同，但最后一句一定是“泄露天机，必遭天谴”或“五雷轰顶”，以显示出教众是知道天机能知过去未来的人，否则怎么能显示出他们与我等凡夫俗子的不同呢？千万不要小觑了“五雷轰顶”的这“五雷”，这里的“五雷”被泛指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这就大大增加了被“五雷轰顶”的概率，凡是哪天出门一不小心被瓦块砸伤，或烧菜时被火烫着了都算“五雷轰顶”，这一定是心不诚的报应，没被轰死当然就是上天大慈大悲，算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发誓完毕之后，点传师就会用手指在新道徒眉间捺一下，并口中念念有词，说什么“一指中央会，万入得超然”、“灵中受一点，只祝保无殃”之类的话，正就是所谓的“点道”。点完道之后，就算被正式领入道门。最后再由点传师讲一通“三期末劫”之类的教义大体过程就算完成。入道需要道徒的介绍，要缴纳一块银元，时间必须是初一、十五或其它良辰吉日。正式入道的教徒能有幸得到点传师传授“三宝”。第一“宝”，名曰“玄关”，就是经点传师眉间一捺，算是如闻太师一样开了天眼，灵魂可以从那里出窍，不仅关键时刻能逢凶化吉，就算死了也可以冬不僵、夏不臭。第二“宝”，曰“口诀”，说白了也就“无太佛弥勒”五个字，说是如遇有事，就要闭目静坐，双手在胸前半合，心中默念这五个字，就可以逢凶化吉、恶鬼不侵。注意事项：只能默念，否则就会给恶鬼听了去。当然，这算是“天机”，要是像非道徒透露，就要“五雷轰顶”。第三“宝”，唤作“合同”，或叫“印”，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流俗的意思，而是一贯道的某种难度不高的打坐、抱拳方式，包教包会。
看了以上流程，千万不要觉得当点传师很容易，这行当竞争激烈，除了三寸不烂之舌以外，还要恪守清规戒律，要戒“大五荤”(牛、羊、猪、鸡、鸭)和“小五荤”(葱、韭、蒜、烟、酒)，对于平时习惯吃葱蒜的北方人而言，确实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
(三)“三才”与“四考”
《周易》有“天地人三才之道”。在一贯道那里，“天才”、“地才”、“人才”当然就是三种不同的人。大体说来，“天才”负责扶乩，“地才”负责抄写，“人才”负责报字。所谓“扶乩”，是道教沟通神人的传统法术，参与直接和神仙对话的人叫作“乩身”，传说神仙会附体在乩身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仙的意志。看过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法术由来已久，不仅限于一般人求神问世，其影响之大甚至波及到宫廷斗争。明嘉靖皇帝崇信道教，道士蓝道行因擅长扶乩术而得到嘉靖宠幸，具有正义感的他为了搞垮奸相严嵩而“乩仙言嵩奸罪”，皇帝于是遣放了严嵩。严嵩遂与另一个擅长此术的道士田玉勾结，田玉用同样的方法污蔑蓝道行，导致蓝道行下狱死。
道家法自然，佛教入主中原后强调“发明本心”。韩愈等人担心皇帝崇佛，便抬出强调“性善”与“放心”之说的孟子，以与佛道对抗。此后孟子的地位便越抬越高，为朱熹、陆九渊竞相吹捧，元代以后，竟位列“亚圣”。明末学者潘平格曾曰“朱子道，陆子禅”，不啻是在讥讽那帮宋明大儒不过一伙僧道而已。儒、释、道三教都相信越是本然的东西越好，一个坏人之所以坏，准是因为他受尘世蒙垢太深，这个逻辑的直接后果就是越是没有经历世事的童子越接近于得道。习惯打通儒、释、道的中国民间信仰当然对童男童女情有独钟，据说前几年广东土老板们流行喝童子尿，甚至许多生意人认为嫖娼破一处女，当年准能行大运，这些大概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延续。一贯道自然不能例外，其“三才”的人选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必须是道徒家里的童男童女。
这些有幸成为三才的童男童女们，要经受严格的全封闭训练。首先要把他们关在屋里闭目养神半月到一月之久，以清除心中杂念。再经由老乩手反复恐吓，诸如“某个‘三才’因泄露天机，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是‘水雷轰身’”等等。这个过程几轮下来，天性活泼的儿童们往往被折腾得沉默寡言、呆若木鸡，到达了这步，算是走入了“脱胎换骨”的境界。接着才由头头们负责传授“道义”、“道史”、“圣训”以及一些基本语文知识。当中聪明的，便被选为“天才”。经过严格训练的“天才”，具备这样的本事：能闭着眼睛写出一行横过来的草书。围观群众一看到这等绝活，往往不明所以，以为真的是神仙附体。流程往往是，天才往往在沙盘上闭目横写出圣训，人才按照沙盘里的字报出，地才就把字抄录下来，临结束时天才还会大喝一声，算是神仙归位，诸如“言到此处无多讲，收笔辞母返上苍。哈哈。退！”不管请的是哪路神仙，反正最后一定要喊“哈哈。退！”，显得很有气势。无疑，“三才”这等绝活不仅仅能够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更往往以为教争之用，张光璧的姘头孙素真就常利用自己的“三才”出身，瞒骗道友，壮大势力。
除了“三才训练班”以外，一贯道还有“仙佛训练班”、“忏悔班”、“顺天大会”等等不一而足，极尽诓骗钱财之能事。既然有了那么多“训练班”，对训练成果进行考核亦在情理之中。主要有“考财”、“考气”、“考酒”、“考色”这“四考”。所谓“考财”，就是看被考者能不能视金钱如粪土，尽力“献心”。所谓“考气”是看人是不是能“猝然临之而不惊”，遇到突发情况依旧“稳如泰山”。比方说，让道徒脱了上衣面壁静坐，他人冷不防地背后泼盆冷水，如果回头甚至稍动一下，就是“气不净”。“酒考”考得当然是道徒的“酒戒”，往往是在桌子上放上一些杯子，几只杯子里面盛水，剩下的里面掺酒，任由道徒去取。倘若取着有酒的杯子，自然是“意不坚”，倘若取到纯水的杯子，考官也可以说你闻到了酒味，故意取了没酒的杯子，总之任意性极大，全凭道首意志裁量。所谓“考色”，就是让男女道徒脱得净光，相互抚摸私处，要起了生理反应，就是心不纯。作为一个正常人，要顺利通过“四考”基本属于不可能事件，其借机淫威并敛取钱财的目的不言而喻。从这个角度来看，“考财”倒是最简单直接。
无疑，之所以要有这“四考”，端在一入道就要了却尘世，根绝七情六欲，甚至夫妇不同床。如此禁欲，常人确实难以忍受。问题是手执权柄的道首们，却可以借着神仙的旨意，广结“仙缘”。前面说过，大道首张光璧本来有儿有女，但在办道时勾搭上了“三才女”孙素真，在最高神仙“老母”的指定下，二人结下“仙缘”，非但不算犯了色戒，反而是求道的表现。上行下效，有张大道首做榜样，各级道首纷纷起而效法。如道首刘新泉在“顺天会”里强奸了十八岁的金小姐，就是“有仙缘了夙愿，天作之合”，还令道徒们强行奉献钱财，多达二十多万，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实在看不下去要求出会，就被道徒以“还冤愆”为名活活打死。又如点传师刘兆祥以“传道”为名诱奸了与他“前世有缘”的妇女王英，理由是“老母慈悲，天作之合”。再如，因为“老母意旨”，点传师刘宝辰勉为其难地强奸了跟随他办道的“女三才”。此类事件，数不胜数。由此看来，作为最高存在的“无极老母”，不仅仅有降道救人的功能，更履行着红娘广结姻缘的职责，当真实用得紧。
三、一贯道的覆亡
在日寇的扶持和国民政府的实际纵容下，一贯道势力庞大，机构遍布全国。不消说，民国时期广大的游民、破产商贩、打工仔和流氓无产者群体，为一贯道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新中国不可能容忍这样庞大的失业人群，也不可能容忍迷信害人，这决定了她不可能容忍赖之以生存的反动会道门。
国民党政权在败退台湾之前，遗留了大量的特务人员，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的会道门组织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二者互为依附，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除了掩护特务外，其手法不外乎利用迷信造谣，并聚集教众闹事。诸如总坛就传出谣言，说“苏联人要人眼和女人胎做迷魂药”。插句题外话，大抵是由于长期以来自居天下中心的原因，这样的谣言很老套却很顶用，号称“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就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宣称，天主教堂用中国人的眼睛炼银子，这是中国人眼珠子的特殊功能，“而西洋人睛不济事”，更不要说义和团运动时期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纠结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事，一时间国内人心惶惶，在国民党特务的指使下，一贯道大肆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军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咱们就有出路了，将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都是县长”。诸如“八路军打天下，一贯道坐天下”、“八路军过来是奶奶配孙子，共产共妻”一类的谣言，更是不胜枚举。北京地区的一贯道组织，甚至拟出了“应付魔考十九条”和“隐蔽计划草案”两个文件，还召开“北京会议”制定详细的发展方案，气焰十分嚣张，其组织严密也可见一斑。确实，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在国内许多地方没有得到解放，国际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下，就要被迫与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打一场战争，不被看好也有理可据。但事实证明，这些反动会道门组织押错了宝，它们不仅低估了新生政权的决心和意志，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群众动员能力。
取缔“反动会道门”与肃清敌特人员互为表里，是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环节展开的。关于建国初期“取缔反动会道门”和“镇压反革命”的论述俯拾皆是，这里不拟再作重复论述。补充一点，对待“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态度是略有不同的。刘少奇更多地依赖于党组织和国家暴力机关的力量直接肃清，这有点像后来的“严打”。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样过于“冷冷清清”，他希望采用“热热闹闹”的方法镇压反革命，亦即采取群众运动检具揭发，广泛采用“诉苦大会”等方式充分动员群众。诚然，毛泽东的处理方式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冤假错案，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工作上，确实普遍出现了不能正确区分“封建迷信”与“正常宗教信仰”，“会道门组织”与“正常宗教组织”的情况，牵连到了许多正常的宗教活动。正因如此，毛泽东特别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后来又批评镇反运动过“左”，指出工作的重点在于防“左”而非防右，对待非罪大恶极者，应给出路。对此，我们应看到，虽然以这样的方式镇压反革命，会造成许多副作用，但也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连根拔起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的社会基础。所有这些，不是当下的某些人仅凭几个统计数据就可以否定的。
行文至此，按例要做一个总结。任何社会、政治问题都不可能和经济问题做简单地分割。合理地解决城市失业人口问题，才是治本之术。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上层组织建设上都或多或少地模仿了联共(布)，则二者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却差若天渊。完善的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肃清敌特和取缔会道门的有力保障，反观今日，要行之有效地取缔“全能神”等邪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主要参考文献：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赵宏：《袍哥?理门?一贯道》，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
郑永华、赵志：《近代以来的会道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三卷“民国会道门与黑社会”，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公安部档案馆选编：《狂飙——建国初期打击反动会道门工作档案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
(日)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宋军、彭曦、何慈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