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回忆浙江公安的创立和发展
DX——W 发表于 2015-07-28 20:42:32
接管浙江省会警察局
1949年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了渡江南进的问题。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先后进行整编。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我仍任七兵团政治保卫部部长。当时，已为南下接管政权做了安排。三野副政委兼七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率部进军浙江。谭启龙同志具体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工作。
过了春节，我随部队南下。顺津浦线，进宿县、蚌埠、合肥，到庐江，投入渡江的准备工作。部队主要搞战斗演练，同时组织文件学习，主要是强调三大纪律，以及城市管理、交通规则等。
4月1日，我方代表团和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破裂。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2日，战斗部队顺利渡江。23日，我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二野攻取南京时，三野决定先取杭州。5月2日，我随三野七兵团指挥部进驻浙江湖州。当时湖州已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和平解放。
5月3日，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一军攻占浙江省会杭州，杭州宣告解放。
此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匆匆飞抵杭州，密谋决定：“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炸毁大桥”。由于二十一军的神速到达和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组织）的工作，钱江大桥只遭到轻微破坏就又回到人民手中。
5月3日这天，谭震林政委通知我，要我立即去杭州。我即带保卫部侦察员王汝良、周恒葆和警卫员高德仁、赵兴亮、宋文祥等启程，步行前往。走了一个下午，到武康休息吃晚饭时，遇到三野去笕桥接管机场的一辆大卡车，我们就搭乘他们的车，一起进杭州。
驶近杭州武林门，已是晚上10时多了，但大街上有一群群、一队队的群众，其中主要是学生，手持小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到了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第三分局孩儿巷分驻所，有一个自称巡官的警察迎上来，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把我们让进去休息。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既无睡意，也不便睡，就向旧警察们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询问情况，直等到东方发白。
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有8个分局，局长傅肇仁已于5月1日撤逃，留下一个副督察长马瑞文临时负责。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用分驻所的电话将马召来，写一张纸条亮明自己的身份：“王芳，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
我向他宣布：“我奉命派驻警察局。”并问：“局机关在何处，有没有房子可供我们住？”
马瑞文回答：“有，请你们马上搬进去住。”
我当即请他带路，到了太平坊巷22号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我们就在一处平房里安顿下来。
我们刚接管国民党的浙江省会警察局时，院子里乱哄哄的，除了旧警察，就是一些国民党部队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我进去后，就叫王汝良、周恒葆将这些人赶了出去，院子内秩序才好起来。
我命令马瑞文等所有留下来的警察在原岗位待命，等候军代表前来接管。同时命令杭州市区所有交警恢复值勤，摘去旧警察帽徽、领章上岗，维持交通秩序。
当天晚上，我又到武林门迎接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等指挥部首长，安排到昭庆寺旁的两幢房子住下。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
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建立，李丰平兼任部长，我和陈伟达任副部长。军管会公安部成立接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内设秘书、人事、资料三个科）；第一处，治安行政处（内设警务、消防、户籍三个科）；第二处，侦察情报处（内设情报、侦察、技术三个科）；直属审讯科。人员主要来自七兵团的保卫部、二十三军保卫部、南下公安干部以及华东革命大学的学生。至5月下旬，人员已有239人。我兼任二处（侦察情报处）处长，这个处的任务是组建侦察队，接管敌党、政、警、宪、特机关，整理敌特档案，准备肃反。
5月12日，李丰平和我签署发布了军管会公安部接字一号命令，宣布解散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和警察训练所，并向军代表办理移交；所有文书档案、武器弹药、财产物资由留守人员保护，不得有任何毁坏、隐藏、转移，违者以法论处。
5月20日，发布接字第二号命令和人字第一号通知，先后接管国民党省、市党部及青年党、民社党的组织机构和浙江陆军监狱、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局、浙江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及防空监视哨、“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浙赣铁路警务处、稽查处。根据军管会确定的“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进行接管工作，至5月底基本完成。
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丰平兼局长，我任副局长；保留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军管会还兼及全省公安保卫工作的开展。
8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成立（设在将军路1号，1951年夏迁至民生路66号现地址），李丰平任厅长，杭州市的公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同年8月，我被华东局任命为中共杭州市委委员；11月17日，被任命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
剿匪镇反巩固政权
浙江解放时，全省境内有政治武装匪特300余股，其中100人以上的有116股，活动在铁路沿线、东南沿海、山区接合部。人数从1949年5月的30000余人8月扩展到53000余人。其中一是受台湾特务系统指挥的；二是敌政权系统的地方残余武装；三是国民党主力部队溃散后重新纠合的；四是封建反动势力残余武装；五是惯匪。有的互相勾结，军政特三位一体。他们冲击、争夺基层政权，杀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威胁。
中共浙江省委对剿匪工作十分重视，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7、8、9三个月的工作以剿匪与反霸为中心。浙江军区精心组织、划分清剿区域，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清剿。省委和浙江军区连续发出剿匪斗争的指示。9月1日，我在第一次全省公安局处长会议上作了《杭州军管会公安部四个月的剿匪与反特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浙江今后剿匪反特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规定今后一个时期公安工作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全力消灭武装匪特和潜伏特务。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93个清剿小分队或小组，积极配合部队军事清剿。同时，依靠群众，开展匪特调查，组织专案侦察，寻觅匪踪，使剿匪部队得以掌握匪特活动的特点规律，提高剿匪效率。对潜伏在杭州近郊的53股政治武装匪特的清剿、搜捕工作，李丰平同志和我尤为关注，亲自过问。8月上旬，我还到当时杭县县委研究部署对“军统”所属何卓权股匪的清剿。
何卓权股匪有700余人枪，何自任总指挥兼所谓杭县“县长”。他在解放前曾当过“军统”杭州奋勇大队上校副大队长等职。1949年6月，他潜入杭县后，收编全县的大小股匪，疯狂地进行抢劫、杀害基层干部等反革命活动。8月10日，还指挥6名匪徒在杭州艮山门铁路147号桥埋藏炸药，炸毁铁轨150米，使沪杭25次旅客列车脱轨，三节车厢倾覆，造成8名乘客重伤，火车停止运行12个小时。在清剿中，除何卓权只身逃脱外，击毙张万福、马家馥、张凡兴等匪首，其余匪徒除少数投案自首外，全部被俘获。后来查明何卓权经上海潜至舟山又转去台湾，得到毛森、毛人凤的赏识，先后委任为“浙江人民反共自卫军司令”、“反共救国军独立42纵队司令”。在我军解放大小麂山岛时，何只身躲藏在山洞中被搜获，1954年1月在余杭伏法。
至1949年12底，经8个月的斗争，全省百分之八十五地区的大股武装匪特被歼灭和击溃，敌特转而化大股为小股，有时化整为零，时散时合，伺机反扑。
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军区适时调整清剿部署，组成由地方党政负责人挂帅，部队、公安机关领导参加的统一的清剿指挥机关，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机关拧成一股绳，又同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在行动上打破地域界限，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坚决按分工清剿辖区的残匪，真正做到肃清残匪，除恶务尽。
到1951年底，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政治武装匪特。据当时的统计材料，共消灭匪特9万余人（含大队长以上匪首1896人），其中毙伤7112名，俘虏48739名。投降自首34145名，缴获火炮144门，长短枪47281支和电台75部，取得伟大的胜利。
浙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全国一样，经历了高潮、中潮、低潮三个阶段。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法院也颁发了相应的指示。中共浙江省委立即作了部署。
浙江省公安机关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动党团和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作为镇反工作的切入点，经报请中共浙江省委和华东区公安部批准后，先在杭州市试点。经舆论宣传，不到10天，共登记1546名，其中有特务分子457名，包括“军统”、“中统”组长以上骨干148名。
杭州市登记试点取得成功后，9月初向全省推开。在登记的基础上，以县为单位，两次组织反动党团人员集训，促使其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重新做人。全省登记集训工作于1951年1月基本结束，共有125230人登记，其中特务分子8985名。登记工作对全省国民党残留的反动基础作了一次大调查、大清理，掌握了一定的底数，积累了一大批档案材料，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再次作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共浙江省委遵照中央“双十指示”精神，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1月起对土匪、特务、恶霸等采取大胆放手、雷厉风行的坚决镇压，纠正宽大无边偏向。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全省范围或以地区为范围开展了若干次大搜捕行动。同时，各级人民法院集中力量，迅速判处了一大批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分子。
1951年2～3月，李丰平同志和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检查了一些地方的镇反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省委作了《关于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10条工作意见，核心是要继续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3月20日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
其间，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浙江视察工作，听取了李丰平同志关于浙江公安工作，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展情况的汇报。3月4日，罗部长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浙江镇反工作的视察情况。
1951年3月9日，毛主席向全国批转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镇压反革命情况的视察报告》，指出：“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采用。”
1951年4月27日至28日，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统一部署，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吴兴、金华、衢州、兰溪等9个城市及上海、南京、苏南地区5个城市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恶霸、特务、匪首等反革命分子，浙江的9个城市就抓了2700余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将这次杭州市统一行动中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5月7日，毛主席批示：“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员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打破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同月21日，毛主席又批转《关于谭震林同志在城市镇反中必须首先打倒恶霸及必须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件两个经验报告的通报》，并指示：“谭震林同志的这些意见很好，请你们都照样做。”
至1951年9月，第一阶段的镇反高潮结束。
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11月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
这一阶段的镇反工作，浙江的重点是沿海地区和海岛，集中搞好清理中层的工作，挖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时，针对全省工矿企业多、人员复杂的情况开展了调查，以查破事故为重点开展清查特务、反革命的工作，并在厂矿企业普遍建立安全保卫制度，在一些单位建立保卫工作部门，有力地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进入镇反运动的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镇反的重点是继续取缔反动会道门，开展航运内河水上镇反运动和搜捕漏网的残敌。全省共抓捕2100多名会道门头子，使各组织土崩瓦解。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镇反判定工作，即以县为单位查镇反是否彻底。各地按照省公安厅制订的镇反彻底地区判定标准，陆续完成了镇反判定工作。
至此，历经三年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基本上肃清了全省浮在面上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维护了社会安定。就全省来说，基本结论是：浙江的镇反比较彻底。
秘密战线上的较量
浙江大陆从解放那时起，全省公安机关就面临着与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展开紧张、激烈的斗争。其中，包括与隐藏较深的敌人开展斗争。为此，我们着手建设了一些隐蔽斗争所必需的项目和手段。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马青、政委顾德欢，将骆止正、傅乃理两人的秘密工作关系转到杭州市军管会。除骆、傅二人外，王文镕、郑刚公、楼武佐、陈洪起等人都在敌工工作中作出贡献。他们6人不仅是杭州公安，也可以说是浙江公安战线最早的一支隐蔽力量，在配合反间谍侦察工作方面，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先后摧毁了潜特组织“浙北行署”、擒获了“浙南行署反共自卫队”第二队司令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等等。
国民党情报机关从大陆到台湾时，通联指挥使用了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投靠中共的国民党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间谍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当时公安机关的一个工作重点。
杭州市公安部门设立了专门机构，起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台湾间谍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电台，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周旋。
杭州市公安局首先对投靠过来的18位国民党谍报人员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的领导、原中共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竞新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
到1950年5月，已经能够捕捉到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信号，控制了国民党情报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电台密码的规律。至当年6月，共掌握国民党方面的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
为加强对敌斗争工作，1951年，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处级建置，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破译了台湾的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成功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春天，中国政府收到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邀请后，决定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举行的亚非会议。
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点半左右因爆炸失事，坠落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以北100海里左右位置，此处离雅加达还有约1个半小时飞行距离，机上我方8名成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的是，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其实，4月5～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被浙江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破译，并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马上报告了中央。4月9日晚，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随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起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中央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特务，给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次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公安厅有关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立功受奖，其中破译员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飞机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2名驾驶员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把浙江杭州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之一。但这一情况被我们及时获得，我们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6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1963年6月～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大胜利。至此，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警卫领袖不辱使命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毛主席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宪法。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案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杭州，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从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22次（批）之多。
毛主席在杭州，首次会见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院士。那是1954年1月7日，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当时这里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
以后，分别在杭州饭店、刘庄、汪庄和南屏等地，会见的外宾我印象比较深的有：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
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等。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1年7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卫士长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因人而异，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
毛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毛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来会见毛主席、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的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系数上，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是党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使命。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在工作中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住持和尚有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对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在西湖区提出“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退军人、翻身青年农民和职工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负责人的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活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可以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浙江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送到宾馆饭店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做到一任务一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胡军、叶东芝根据《王芳回忆录》有关内容摘编）
1949年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一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了渡江南进的问题。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先后进行整编。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我仍任七兵团政治保卫部部长。当时，已为南下接管政权做了安排。三野副政委兼七兵团政委谭震林、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率部进军浙江。谭启龙同志具体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工作。
过了春节，我随部队南下。顺津浦线，进宿县、蚌埠、合肥，到庐江，投入渡江的准备工作。部队主要搞战斗演练，同时组织文件学习，主要是强调三大纪律，以及城市管理、交通规则等。
4月1日，我方代表团和南京政府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开始在北平举行谈判。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谈判破裂。2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22日，战斗部队顺利渡江。23日，我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二野攻取南京时，三野决定先取杭州。5月2日，我随三野七兵团指挥部进驻浙江湖州。当时湖州已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和平解放。
5月3日，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一军攻占浙江省会杭州，杭州宣告解放。
此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匆匆飞抵杭州，密谋决定：“在共军逼近杭州之前，炸毁大桥”。由于二十一军的神速到达和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组织）的工作，钱江大桥只遭到轻微破坏就又回到人民手中。
5月3日这天，谭震林政委通知我，要我立即去杭州。我即带保卫部侦察员王汝良、周恒葆和警卫员高德仁、赵兴亮、宋文祥等启程，步行前往。走了一个下午，到武康休息吃晚饭时，遇到三野去笕桥接管机场的一辆大卡车，我们就搭乘他们的车，一起进杭州。
驶近杭州武林门，已是晚上10时多了，但大街上有一群群、一队队的群众，其中主要是学生，手持小旗欢迎解放军进城。
到了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第三分局孩儿巷分驻所，有一个自称巡官的警察迎上来，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把我们让进去休息。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既无睡意，也不便睡，就向旧警察们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询问情况，直等到东方发白。
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有8个分局，局长傅肇仁已于5月1日撤逃，留下一个副督察长马瑞文临时负责。我了解这个情况后，即用分驻所的电话将马召来，写一张纸条亮明自己的身份：“王芳，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
我向他宣布：“我奉命派驻警察局。”并问：“局机关在何处，有没有房子可供我们住？”
马瑞文回答：“有，请你们马上搬进去住。”
我当即请他带路，到了太平坊巷22号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我们就在一处平房里安顿下来。
我们刚接管国民党的浙江省会警察局时，院子里乱哄哄的，除了旧警察，就是一些国民党部队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和伤病员。我进去后，就叫王汝良、周恒葆将这些人赶了出去，院子内秩序才好起来。
我命令马瑞文等所有留下来的警察在原岗位待命，等候军代表前来接管。同时命令杭州市区所有交警恢复值勤，摘去旧警察帽徽、领章上岗，维持交通秩序。
当天晚上，我又到武林门迎接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等指挥部首长，安排到昭庆寺旁的两幢房子住下。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
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建立，李丰平兼任部长，我和陈伟达任副部长。军管会公安部成立接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内设秘书、人事、资料三个科）；第一处，治安行政处（内设警务、消防、户籍三个科）；第二处，侦察情报处（内设情报、侦察、技术三个科）；直属审讯科。人员主要来自七兵团的保卫部、二十三军保卫部、南下公安干部以及华东革命大学的学生。至5月下旬，人员已有239人。我兼任二处（侦察情报处）处长，这个处的任务是组建侦察队，接管敌党、政、警、宪、特机关，整理敌特档案，准备肃反。
5月12日，李丰平和我签署发布了军管会公安部接字一号命令，宣布解散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和警察训练所，并向军代表办理移交；所有文书档案、武器弹药、财产物资由留守人员保护，不得有任何毁坏、隐藏、转移，违者以法论处。
5月20日，发布接字第二号命令和人字第一号通知，先后接管国民党省、市党部及青年党、民社党的组织机构和浙江陆军监狱、浙江内河水上警察局、浙江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及防空监视哨、“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浙赣铁路警务处、稽查处。根据军管会确定的“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进行接管工作，至5月底基本完成。
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丰平兼局长，我任副局长；保留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军管会还兼及全省公安保卫工作的开展。
8月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安厅成立（设在将军路1号，1951年夏迁至民生路66号现地址），李丰平任厅长，杭州市的公安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同年8月，我被华东局任命为中共杭州市委委员；11月17日，被任命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
剿匪镇反巩固政权
浙江解放时，全省境内有政治武装匪特300余股，其中100人以上的有116股，活动在铁路沿线、东南沿海、山区接合部。人数从1949年5月的30000余人8月扩展到53000余人。其中一是受台湾特务系统指挥的；二是敌政权系统的地方残余武装；三是国民党主力部队溃散后重新纠合的；四是封建反动势力残余武装；五是惯匪。有的互相勾结，军政特三位一体。他们冲击、争夺基层政权，杀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威胁。
中共浙江省委对剿匪工作十分重视，在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7、8、9三个月的工作以剿匪与反霸为中心。浙江军区精心组织、划分清剿区域，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清剿。省委和浙江军区连续发出剿匪斗争的指示。9月1日，我在第一次全省公安局处长会议上作了《杭州军管会公安部四个月的剿匪与反特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浙江今后剿匪反特的意见》的报告，会议规定今后一个时期公安工作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全力消灭武装匪特和潜伏特务。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93个清剿小分队或小组，积极配合部队军事清剿。同时，依靠群众，开展匪特调查，组织专案侦察，寻觅匪踪，使剿匪部队得以掌握匪特活动的特点规律，提高剿匪效率。对潜伏在杭州近郊的53股政治武装匪特的清剿、搜捕工作，李丰平同志和我尤为关注，亲自过问。8月上旬，我还到当时杭县县委研究部署对“军统”所属何卓权股匪的清剿。
何卓权股匪有700余人枪，何自任总指挥兼所谓杭县“县长”。他在解放前曾当过“军统”杭州奋勇大队上校副大队长等职。1949年6月，他潜入杭县后，收编全县的大小股匪，疯狂地进行抢劫、杀害基层干部等反革命活动。8月10日，还指挥6名匪徒在杭州艮山门铁路147号桥埋藏炸药，炸毁铁轨150米，使沪杭25次旅客列车脱轨，三节车厢倾覆，造成8名乘客重伤，火车停止运行12个小时。在清剿中，除何卓权只身逃脱外，击毙张万福、马家馥、张凡兴等匪首，其余匪徒除少数投案自首外，全部被俘获。后来查明何卓权经上海潜至舟山又转去台湾，得到毛森、毛人凤的赏识，先后委任为“浙江人民反共自卫军司令”、“反共救国军独立42纵队司令”。在我军解放大小麂山岛时，何只身躲藏在山洞中被搜获，1954年1月在余杭伏法。
至1949年12底，经8个月的斗争，全省百分之八十五地区的大股武装匪特被歼灭和击溃，敌特转而化大股为小股，有时化整为零，时散时合，伺机反扑。
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军区适时调整清剿部署，组成由地方党政负责人挂帅，部队、公安机关领导参加的统一的清剿指挥机关，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机关拧成一股绳，又同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反运动结合起来，在行动上打破地域界限，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坚决按分工清剿辖区的残匪，真正做到肃清残匪，除恶务尽。
到1951年底，全省基本上消灭了政治武装匪特。据当时的统计材料，共消灭匪特9万余人（含大队长以上匪首1896人），其中毙伤7112名，俘虏48739名。投降自首34145名，缴获火炮144门，长短枪47281支和电台75部，取得伟大的胜利。
浙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全国一样，经历了高潮、中潮、低潮三个阶段。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法院也颁发了相应的指示。中共浙江省委立即作了部署。
浙江省公安机关决定在全省开展反动党团和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作为镇反工作的切入点，经报请中共浙江省委和华东区公安部批准后，先在杭州市试点。经舆论宣传，不到10天，共登记1546名，其中有特务分子457名，包括“军统”、“中统”组长以上骨干148名。
杭州市登记试点取得成功后，9月初向全省推开。在登记的基础上，以县为单位，两次组织反动党团人员集训，促使其改造思想，转变立场，重新做人。全省登记集训工作于1951年1月基本结束，共有125230人登记，其中特务分子8985名。登记工作对全省国民党残留的反动基础作了一次大调查、大清理，掌握了一定的底数，积累了一大批档案材料，为尔后的斗争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再次作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共浙江省委遵照中央“双十指示”精神，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1月起对土匪、特务、恶霸等采取大胆放手、雷厉风行的坚决镇压，纠正宽大无边偏向。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全省范围或以地区为范围开展了若干次大搜捕行动。同时，各级人民法院集中力量，迅速判处了一大批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分子。
1951年2～3月，李丰平同志和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检查了一些地方的镇反情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省委作了《关于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10条工作意见，核心是要继续稳、准、狠地镇压反革命。3月20日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
其间，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来浙江视察工作，听取了李丰平同志关于浙江公安工作，特别是镇反运动开展情况的汇报。3月4日，罗部长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浙江镇反工作的视察情况。
1951年3月9日，毛主席向全国批转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镇压反革命情况的视察报告》，指出：“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采用。”
1951年4月27日至28日，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统一部署，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吴兴、金华、衢州、兰溪等9个城市及上海、南京、苏南地区5个城市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恶霸、特务、匪首等反革命分子，浙江的9个城市就抓了2700余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将这次杭州市统一行动中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5月7日，毛主席批示：“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员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打破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同月21日，毛主席又批转《关于谭震林同志在城市镇反中必须首先打倒恶霸及必须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件两个经验报告的通报》，并指示：“谭震林同志的这些意见很好，请你们都照样做。”
至1951年9月，第一阶段的镇反高潮结束。
第二阶段的镇反运动，从1951年11月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
这一阶段的镇反工作，浙江的重点是沿海地区和海岛，集中搞好清理中层的工作，挖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同时，针对全省工矿企业多、人员复杂的情况开展了调查，以查破事故为重点开展清查特务、反革命的工作，并在厂矿企业普遍建立安全保卫制度，在一些单位建立保卫工作部门，有力地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2年11月至1953年9月，进入镇反运动的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镇反的重点是继续取缔反动会道门，开展航运内河水上镇反运动和搜捕漏网的残敌。全省共抓捕2100多名会道门头子，使各组织土崩瓦解。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镇反判定工作，即以县为单位查镇反是否彻底。各地按照省公安厅制订的镇反彻底地区判定标准，陆续完成了镇反判定工作。
至此，历经三年的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基本上肃清了全省浮在面上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维护了社会安定。就全省来说，基本结论是：浙江的镇反比较彻底。
秘密战线上的较量
浙江大陆从解放那时起，全省公安机关就面临着与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展开紧张、激烈的斗争。其中，包括与隐藏较深的敌人开展斗争。为此，我们着手建设了一些隐蔽斗争所必需的项目和手段。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马青、政委顾德欢，将骆止正、傅乃理两人的秘密工作关系转到杭州市军管会。除骆、傅二人外，王文镕、郑刚公、楼武佐、陈洪起等人都在敌工工作中作出贡献。他们6人不仅是杭州公安，也可以说是浙江公安战线最早的一支隐蔽力量，在配合反间谍侦察工作方面，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先后摧毁了潜特组织“浙北行署”、擒获了“浙南行署反共自卫队”第二队司令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等等。
国民党情报机关从大陆到台湾时，通联指挥使用了原班人马，运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经投靠中共的国民党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大都与他们本来是同学、同事或搭档，交往密切，彼此对通联手法、特点、脾气都很熟悉。这时，台湾国民党情报机关与派往岛外、潜伏在大陆的间谍组织指挥联络主要使用电台电讯，截获和破译他们之间的这些密电码，是当时公安机关的一个工作重点。
杭州市公安部门设立了专门机构，起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员，并在破获的台湾间谍组台案件中筛选有连续作战条件的电台，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周旋。
杭州市公安局首先对投靠过来的18位国民党谍报人员集中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选用《浙江日报》的领导、原中共地下党员沈竞新来管理和领导他们，定名第二股，沈竞新任股长，隶属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配备7台收发报机，其中有3台功率较大。
到1950年5月，已经能够捕捉到台湾保密局、毛森系、内调局的电讯网络信号，控制了国民党情报总台的共播机，掌握了保密局联络通讯电台的区域及活动性质，也摸到电台密码的规律。至当年6月，共掌握国民党方面的23种密码，全部破译的有20种，译出的电报涉及军事、政治诸方面的内容，情报价值很高。
为加强对敌斗争工作，1951年，省公安厅决定将杭州市公安局第二处情报科第二股升格为科建制，移交省厅一处管理。到1954年底，根据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础上扩编为处级建置，人员扩编到120余人，设备陆续更新，工作走上正轨。从破译敌台密电中得到了许多情报，有的非常重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破译了台湾的密电，在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成功保护了周恩来总理的安全。
1955年春天，中国政府收到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邀请后，决定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举行的亚非会议。
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点半左右因爆炸失事，坠落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以北100海里左右位置，此处离雅加达还有约1个半小时飞行距离，机上我方8名成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的是，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其实，4月5～11日，台湾“情报局”给香港特别情报站有关暗杀行动的密电码被浙江省公安厅工作人员破译，并随即报告了公安部，公安部马上报告了中央。4月9日晚，破译的密电表明，国民党特务将破坏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外交部和新华社香港分社随即将这一情况正式通知港英当局，要他们严加防范。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特务破坏事件未能避免。
针对这起震惊中外的严重事件，中央政府与港英当局严正交涉，港英当局同意对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采取行动，先后搜捕了108名特务，给国民党特务组织一次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公安厅有关工作人员在侦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立功受奖，其中破译员马遁同志荣获特等功。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形成对我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1954年至1956年，美蒋勾结，对我进行暗害、爆炸等恐怖活动。
面对当时敌情，我们始终把隐蔽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遵照党中央、公安部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公安厅在反间谍情报工作中，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打进去拉出来，有针对性地实施攻防措施，粉碎敌特的阴谋。
1957年，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大陆工作决议案》，大会收场，即出台一个“黄龙计划”，由蒋经国督促实施，责成“中二组”执行，“中二组”主任叶翔之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其中就有涉及对浙江省实施行动破坏的内容。
叶翔之是国民党老牌特工，毛人凤的心腹，曾任军统局（后改称“保密局”）行动处处长，人称“冷血杀手”，曾经暗杀许多蒋介石的政敌，蒋介石亲自授予“忠勤勋章”。到台湾后，叶翔之先后任“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保密局”局长。
浙江省公安厅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先后发出了《关于严防和打击敌人的行动破坏活动的通知》等文件，动员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委的领导下，切实依靠群众，迅速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做到不漏一个行动特务，不响一颗炸弹”，要求“鼓足干劲，力争把积案破光，对在侦察的专案，切实加强侦控、监跟”，对全省适合于敌特空投的54处场所由辖区领导分头踏勘绘图，布置隐蔽力量，可能空投的重点地区又作了专门部署。
同时，从浙江省公安厅和全省公安机关抽调一批精干力量，一面指挥情工关系，严密控制敌特动向，诱骗执行行动破坏的先遣特务2名，通过情工关系，反面控制，按我意图和敌特保持联系，进一步揣摸敌特意图。
1957年上半年，敌机6批32架次，窜入浙江上空，刺探我空军拦截火力圈能力，为空投特务测定安全系数。我们根据中央和公安部指示，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造气氛，迫使敌特认定“浙江的社会环境不利于空投”。同年11月5日夜，敌空军B-26型飞机，窜入我省黄岩县上空投放心理战传单，飞机起火，坠落金清农场，领航员、报务员当场毙命，2名驾驶员和1名特务被捕，这更加证实在浙江搞空投是“危险”的。迫使“中二组”放弃了对浙江省空投武装特务的计划，及时粉碎了妄图在浙东地区实施行动破坏的阴谋。
1960年5月，叶翔之又根据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策进大陆革命运动案”决议的要求，再次发动各系统特务“奋力推进”，把浙江杭州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之一。但这一情况被我们及时获得，我们认真地做了应对。
1961年底到1962年春，我们多次获悉，蒋介石已取得美国默契，准备乘我国内暂时困难的机会，动用10万兵力进犯东南沿海大陆。他们准备了10万双布草鞋，计划在温州、台州或浙闽接合部登陆，然后从平阳县（今苍南县）下关至炎亭一带撤退，以制造国民党军“光复”大陆得逞的舆论。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根据中央指示，拟在浙南地区拉开一个“口袋”，先把蒋军放进来，让他钻入我“口袋”，然后收紧“袋口”，围而歼之。浙南地区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省军区全力贯彻中央《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军进犯浙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省委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吴宪副省长任主任。省军区在平阳设立前线指挥部，军地协力行动。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个军南下温州，在平阳——山门一线摆开。浙江省公安厅也紧急动员，加强了以温州、台州地区为重点的公安战备工作，还派出由副厅长率领的20多人的工作组，指导温州、台州地区的公安战备。温州、平阳地县公安机关组成若干侦察小分队，深入平阳沿海一带分批建立秘密力量。
当时计划，如国民党军登陆，即把大批群众后撤30公里，留下少量群众，夹杂我侦察人员和（全部）秘密力量，以各种面目应付敌人，掌握动态。时值毛主席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一面加紧战备，一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言。省委认为，敌人很可能是来沿海突袭骚扰一下，造点声势，很快撤退，不入我口袋。省委意见，如蒋介石真的要派兵冒犯，就要迎头痛击，消灭在滩头和前沿阵地，使之有来无回。
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先发制人，于1962年6月23日，用“新华社电讯”宣称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定能全歼妄图进犯大陆之敌。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在粉碎台湾蒋军冒犯的过程中，公安部要求我们，运用各种渠道、方式，迷惑敌人。于是，浙江省公安厅搞了一些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情报”，我都亲自审阅，并报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首长同意，先后分几次几个渠道通给台湾。大意是：沪杭、浙赣线军队南调紧张，转业军人重返部队，基干民兵配发枪支弹药，进入战备状态，温州有大批操北方口音的军队到达，舟山海军部分南移，温福公路军车昼夜疾驰等等。并与省军区协调行动，军队也做了夜间调防的阵势，以“佐证”上述信息的可靠性。后即获悉，蒋介石已知我做了充分准备，“光复大陆”高调放低，军事袭扰也就鸣锣收兵了。
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敌人规律动向愈益准确。1962年至1966年间，获得重大派遣特务线索476起，情报资料包括各种派遣、行动计划625份，其中有“中美联合中心”制订的了解我东北地区、广西地区（包括空降基地）等各项情报的“十字军计划”，阴谋在宁波、温州、金华、福州、厦门、南昌建立永久性情报据点的“预警计划”，以及进行行动破坏的“飞鹏计划”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计划。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6个地方，为公安部提出的确保反敌特行动破坏彻底胜利作出贡献。
秘密战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两个敌对阵营的智慧之战。那个时期，我们在与美蒋特务机关的反复较量中，已摸索出一套应对的办法，能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的对敌斗争出现了“敌人一进来我们就能发现，敌人一活动我们就能控制”的局面，斗争显得较为主动。
1963年6月～1964年5月，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的支持下，先后向浙江省派遣偷渡特务10股，其中6股为我军警民歼灭，总人数58名，计俘获34名、击毙20名、自毙3名、投案自首1名。其他4股在海上游弋，未敢登陆，折返台湾。在我省迎头痛击美蒋特务偷渡袭扰活动的同时，福建、广东等地同样取得重大胜利。至此，猖獗一时的台湾特务海上骚扰活动，被迫收敛。
警卫领袖不辱使命
毛泽东主席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我直接负责警卫接待的就有38次。毛主席每次到杭州时总是说：“到家了！”他的确把杭州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建国后，除了北京，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杭州，让主席住得那样长。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随主席一起来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江青也来了。主席抵达杭州时，是谭启龙、李丰平同志和我去火车站接的。主席被安排住在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著名的丁家山下。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庄园，即为刘庄。后因迫于债务被官府拍卖。1905年，康有为在丁家山上又造了别墅，名曰“一天园”，占地30余亩。1954年，刘庄由人民政府改建，“一天园”并入刘庄，成为现今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主席来时刘庄还未改建，当时是铁路部门管辖的一幢房子，是临时腾出来的。
毛主席这次来杭州的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建国初我国虽然没有宪法，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到1953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国人民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条件基本具备。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33人。
毛主席率起草小组来杭州后立即开始工作。首先主持制定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于1954年的1月15日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读一些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近代的宪法。
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完成初读稿。为深入研究和修改初读稿，中央又成立6个讨论研究小组，各小组经研究讨论，将初读稿、修改稿多次送中央政治局审议。2月25日，宪法起草小组提出二读稿。2月28日和3月1日两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进行专门研究修改，又经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修改形成宪法草案初稿。
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后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总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领导起草的这部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部宪法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法治国的新天地。
杭州，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从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22次（批）之多。
毛主席在杭州，首次会见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院士。那是1954年1月7日，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当时这里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
以后，分别在杭州饭店、刘庄、汪庄和南屏等地，会见的外宾我印象比较深的有：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
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行；
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等等。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1年7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卫士长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因人而异，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
毛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毛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来会见毛主席、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的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系数上，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是党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使命。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在工作中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住持和尚有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对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在西湖区提出“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退军人、翻身青年农民和职工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负责人的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活动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可以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浙江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送到宾馆饭店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做到一任务一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胡军、叶东芝根据《王芳回忆录》有关内容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