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进军浙江嵊州始末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在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并须于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为贯彻中央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初冬在山东省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了由各战略区领导参加的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并就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做了具体分配，其中要求渤海区抽调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的“架子”，共计抽调干部3456人。
　　根据华东局的指示，渤海区党委立即进行贯彻研究，积极部署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并报华东局批准，抽调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长陈放、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军区副政委周贯五、渤海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任南下区党委秘书长，成立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渤海区党委根据会议要求，认真研究部署了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并确定第一批南下干部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于1949年1月8日从道门王村出发，到达益都县大陈家华东局党校(张鼎丞任校长，温阳春任副校长)学习。
　　1949年春节前后，抽调随军南下干部的工作更大规模地展开。渤海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又从二、三、四地委抽调第二批干部南下。二地委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县、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并强调要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各县先后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组织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的指示和有关文件，进行政治、形势和阶级教育。特别是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了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高了认识，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增强了顾全大局、服从国家需要的观念，这次学习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党委还提出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通过学习动员，广大干部踊跃报名，表示要以随军南下的实际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工作、身体等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审批，内定了各地、县、区南下干部的初步名单。并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二大队，刘季青任大队长，李代耕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
　　1949年3月1日，二地委、专署、军分区及所属临邑、德县、济阳、德平、匡五、禹城、商河、杨忠、齐河、平北等县南下干部1000余人，到地委所在地临邑县集中。大队作了统一编制，按序号(临邑为一、德县为二、济阳为三、德平为四、匡五为五、禹城为六、商河为七、杨忠为八、齐平为九)以县为单位编为9个中队，县以下各区的架子编为班，并宣布了各中队、班的负责人。其中商河中队由县委宣传部长王余文(商河南下班子由王余文任县委书记、信永传任县长、郭文隆任组织部长、杨英魁任宣传部长)带队，下辖10个班。在此，二地委召开了欢送大会，地委书记田海山代表地委、专署讲话，阐述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和干部南下的重要意义，并对南下的同志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渤海三支队二大队政委李代耕(二地委副书记)代表全体南下干部作了表态发言，表示一定不负人民重托，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通过集中后的初步整训，广大南下干部对随军南下的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1949年3月上旬，根据华东局的安排，渤海三支队所属二、三、四等大队，在当地党、政、军、群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的征程。整个南下队伍先后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陈放、杨信、陈彬等负责带领各大队前进；第二批由周贯五、刘格平、李文、彭瑞林等带领南下干部三支队机关南下。各部先后步行到济南，然后乘火车抵达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渤海三支队一大队会合。此后，一大队把华东局党校第三部的工作移交给三支队，由支队领导组成新的部委会，朱则民任书记；各大队常委会改为总支委会。在此，全体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集中进行整训学习。主要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城市工作政策》、《入城守则》和开展新区工作等政策文件，并先后听取了饶漱石、刘瑞龙、刘格平、周贯五、张蓬、肖平、燕明、王文长等同志的报告。通过这次较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整训，提高了广大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定了南下干部革命必胜的信心，为顺利接管好新区的各项工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3月9日，华东局组织部指示将再次从一地委抽调的干部和部分毕业生编入一大队分建为一、五两个大队。至此，渤海三支队下辖一、二、三、四、五、六(在抽调干部南下工作中，从渤海区各机关及所属各单位抽调了大量干部，又编入华东革大毕业生300多人，组成六大队)等6个大队，干部人数达5000多名。
　　1949年3月29日，华东局党校奉命继续南移，准备随时渡江，渤海三支队机关及所属大队离开沙沟继续南下。为便于统一行动，南下干部实行军队编制，每人领到两套军装、一顶帽子、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一律穿军装，乘火车经徐州直达陇海线瓦窑站，下车后开始长途跋涉。考虑到沿途城镇多是解放不久的新区，情况比较复杂，按照行军的六大要求(服从命令听指挥、团结友爱互帮助、遵守纪律守时间、警惕敌特保卫安全、轻装整齐讲卫生、入境问俗联系群众)，纷纷定出公约，行军秩序良好。同时为防止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大队昼宿夜行，以一夜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经淮阴、淮安、宝应、界首、高邮、扬州，抵达长江北岸，隐蔽待渡。 5月1日下午3时，在江面最窄处的六圩登船渡江，每条木船约乘20人，每4条船为一组由小汽轮拖带，40分钟后安全到达对岸，当夜急行军40余里到达丹阳附近的新丰镇，大队宿营附近的金江口。
　　渡江之后，随着战争胜利的推进和形势的发展，华东局决定渤海三支队一部分到上海市参加接管工作，大部分进军浙江。5月3日，杭州解放，当晚华东局紧急指示南下干部即刻赴杭。5月4日，三支队的一、二大队随同一支队(鲁中南下干部组成)开赴浙江。从丹阳乘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无锡南门车站附近隐蔽防空，下午继续乘车到浒墅关。当夜步行30里，拂晓住苏州附近的横塘镇。连续几天步行，经浙北湖州，于12日晚到达杭州，驻营拱宸桥待命。在杭期间，浙江省委书记兼省长谭震林召开了各地区南下干部带队负责人会议，省委副书记谭启龙作了关于浙江省基本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接着又召开了解决具体问题的会议。在分配各大队负责接收地方政权时，各大队之间又有调整，但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大队接收一个地委的原来建制。二大队的南下干部大部分留在浙江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工作，德县、济阳、匡五、商河等县的部分干部，分配到绍兴地区的上虞、诸暨、嵊县、新昌等9个县。
　　分配到绍兴地区南下干部从杭州步行到绍兴后，同坚持干部召开会师大会。会上正式确定分配到各县工作的南下干部名单，其中分到嵊县的以商河中队为主，同时将领队调换为宋宏。在绍兴逗留五六天后，由宋宏负责带领分嵊的南下干部赶赴余姚，参与余姚的军管工作。到余姚后，未参与军管工作。6月初，在余姚县城，省、地有关领导宣布组成以南下干部宋宏为书记，丁友灿、郭文隆为委员的中共嵊县委员会。在余姚城郊中共四明工委工作队驻地，宋宏详细询问了嵊县的政治、经济、人事情况和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
　　6月7日，宋宏率南下干部50余人，与分配到新昌县工作的南下干部一起从余姚出发，当日傍晚到达上虞县城丰惠镇，后在三界区区长黄美友的陪同下到达嵊县县城。此时，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以老解放区随军南下干部、坚持当地斗争干部和部队干部为骨干组成的中共嵊县委员会建立。6月10日，在城关镇召开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会师、联欢大会，宋宏、钱章超、杨光等在会上讲了话。宋宏特别指出，南下干部虽有老解放区的工作经验，但不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上也存在很大困难，因此必须尊重当地同志，虚心向当地同志学习，搞好团结。钱章超也介绍了嵊县解放和入城情况及当地干部情况，表达了对南下干部的殷切期望。会议宣布中共嵊县委员会和嵊县人民政府(简称县政府)成立，由宋宏任县委书记，丁友灿任县长，钱章超任副县长。同时宣布建立临城、甘霖、崇仁、长乐、三界、城东区委、区人民政府。
　　县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备好县委、县政府和各区的组织机构。由于嵊县地属浙东游击区，在解放之前已经组建了中共嵊县工委、嵊县人民政府及有关区的组织机构。因此，在组建机构中如何搞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此，县委在全体干部中加强了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搞好团结的教育外，采取了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按一定数量搭配的办法，组建各部门、各区及各乡领导班子。如三界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中南下干部有5名：范书田任区委书记，于登举任民政干事，赵荣轩任宣传干事，孙永江等2人任民运干事。同时每个部门、每个区的主职领导一般由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搭配担任。如城东区委副书记张燕堂(主持工作)是北撤南下干部，代区长方初是当地干部；甘霖区副区长周向群(主持工作)是当地干部，副区长赵谦东是南下干部；长乐区委书记由当地干部杨光兼任，区长由南下干部解连河担任；崇仁区委书记由南下干部陈宪俊担任，区长由当地干部周德伟担任；临城区委书记刘建荣、区长李焕章是南下干部，区委副书记严晓庄、委员楼定土为当地干部。又如后来建立的几个区：上东区区委书记王化交是当地干部，区长赵保德、副区长党盛才是南下干部；里东区委副书记李振溪(主持工作)是南下干部，副区长钱雨龙(主持工作)是当地干部；南山区委副书记徐可泉(主持工作)是当地干部，副区长郭连仲(主持工作)是南下干部；北山区委副书记孙永江(主持工作)是南下干部。又是城关镇镇长田国英是南下干部，又配了个当地干部竹凤祥当副镇长；桃源乡支部书记孙乐亭是南下干部，乡长郭绍法是当地干部。这种做法被实践证明效果好。 县委、县政府配备好各级组织机构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前期接管的基础上，开展全面接管工作。6月11日，县委颁发《关于开展嵊县工作第一步工作计划(草案)》，确定县委工作重点应放到农村，同时兼顾城市，做好全面接管工作。根据中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和省委《关于金融、贸易、邮政、电讯、公路、铁道、税收诸部门，全省皆按整套系统进行接管的决定》，成立接收小组，按照“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坚持立场，逐渐改造”的原则，分系统由党政干部及驻嵊解放军原封不动进行接管。接管国民党县党政、警察、法院及其所属税收、邮电、银行等机关，后陆续接管了浙江省三界茶厂等18家工厂。先后接办嵊县中学、部分中心国民学校和其他中小学，并设立城关、临城、甘霖、长乐、崇仁等区中心小学。还接管县卫生院、县农业推广所、县民众教育馆、清节堂和养老堂及芷湘医院等，嵊县永华米厂改为公营嵊县永华碾米厂。至年底，全面接管工作基本完成，企业正常开工，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群众情绪安定，大多数留下的旧职人员安于职守、听候安置，为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在接管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粮食问题。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以筹集军公粮为主要任务的嵊县人民政府粮秣处和嵊县军用粮物筹议委员会，开始征粮。各区、乡镇也分别组织筹议委员会，由各级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多为南下干部。6月28日，县政府发布《征借粮草办法》，规定征借粮草各阶级负担不同的比率，按田亩每人平均数累进负担和地主佃农分档负担。至8月，因军政急需，县委组织力量，完成预征借现粮98万公斤、柴草15万公斤。预征借的粮草如数抵交当年的农业税。在11月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布置征收农业税后，各区召开干部会议，各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成立征粮委员会，具体落实征粮任务，并将征收的政策、办法以及合理负担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甘霖区以桃源乡为重点，先培养两个交粮模范村，以点带面推动工作，重点突破后向全乡、全区和全县推广。是年共征收农业税1682万公斤(折原粮)。对部分现粮不足的地区，由县供销社代收部分茶叶、棉花、白术等经济作物折抵，折合稻谷12.64万公斤。同时，废除高利贷，开展减租斗争，打击了地主，减轻了封建剥削，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解放初，全县有大小土匪41股、3000余人，全县43个乡镇中，匪占区有16个整乡和5个半乡。土匪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为省内少见，且境内土匪活动猖狂，频繁袭击人民政权，绑架、暗杀干部和民兵，破坏交通、通讯设施，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危害十分严重，被省军区列为重点剿匪地区。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南下干部克服语言不懂等困难与当地干部一起，采取了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组织群众武装自卫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经过一年多的剿匪斗争，全县股匪基本肃清，缴获各种武器2500余支(挺)，击毙匪首竺洪挺、操梦兰、竺桂招、竺庆荣等，匪首操家政、张樟炎等自首投降。
　　嵊县四面环山，溪江坡陡流急，久晴或遇暴雨即易成灾，夏秋间又常遭台风，并时有冰雹袭击，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1949年10月，全县暴雨成灾，沿江堤防几乎全被冲毁，受淹农田12.35万亩，致使次年各地出现春荒。1950年9月，临城、三界、崇仁等区又遭水灾，冲毁堤坝、闸砩175处，毁田2381亩。针对各种灾害的频繁发生，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贯彻执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以必要的救济”的方针，把为民解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修复水毁工程，抗灾度荒。发放春夏救济谷10万公斤、米2.72万公斤，平价供应大米338万公斤，平抑了市场粮价，保障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发动群众开荒5187.5亩，种植各类早熟农作物。为解决发展农副业生产中遇到的资金少、原料缺、运输难、产品销路窄等问题，向农民发放茶叶、蚕种等贷款，以增加生产资金，帮助发展农副业生产；大力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商业迅速好转。同时开展取缔金银交易、推行人民币流通的斗争，稳定物价，统一财经。
　　此外，南下干部还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土改等项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干部随军南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来，这批干部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很多同志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同志，留在了嵊州，嵊州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这些人因南下有过许多异乎寻常的经历，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在异乡奋力挥洒着血色青春。如今，六十三年的风雨历程过去了，当年随军南下的干部大多已经年逾耄耋，甚至已经作古。然而，他们那种天下为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与品质，已化作一座座高风亮节的丰碑，必将永远铭刻在嵊州人民的心中，永远激励我们奋进。(征求意见稿 吕淼钦整理 2012年0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