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渤海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情况综述（作者/李晓黎）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华东中央局的部署，中共渤海区党委先后抽调5000多名优秀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随军南下，到上海、浙江、福建及四川等新解放区进行接收和管理工作。这对巩固新解放区和解决新解放区的干部问题，对人民解放军的乘胜前进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对实现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并取得了重大胜利。9月，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l万人，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l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讨论了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所需要的干部的工作。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①，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会议决定，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干部、中级干部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解放区。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中共华东中央局于1948年初冬在临胸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会议要求山东每一个战略区抽调干部各组成一个区党委（山东共组成五套区党委的架子）和下属若干个地、县、区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架子，集中学习整训，随时准备随军南下。

中共渤海区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同志代表渤海区参加了这次会议。渤海区党委根据这次会议的要求，认真研究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问题，认为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步骤，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老解放区应该积极抽调自己优秀的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人民。经研究决定和华东局批准，抽调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格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陈放、渤海区行政公署副主任李文、渤海军区副政委周贯五、第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五人为南下区党委委员，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冯乐进任南下区党委秘书长。按照序列，渤海区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政委。

为摸索经验，渤海区党委决定将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分段进行。首先命令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

张华墀任大队长，燕明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

周华南任大队党委副书记。

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同志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至翌年1月，第一大队移驻益都县境内，与兄弟战略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中共华东中央局党校（张鼎丞任校长，温阳春任副校长），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为该校第三部。在此前后，渤海区行署各部门负责人管瑞才、张应举、王亦山、杨三友等亦带领部分行署机关的南下干部前来党校三部参加学习。华东局党校组织南下干部集中进行学习，主要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政策的文件等。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电令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今薛城），并要求党校在此接受各战略区正在南下的l5000名干部，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2月l9日，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移至临城以南的沙沟镇一带。

（二）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宣告，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结束蒋介石22年来的法西斯统治。

面临全国即将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抓紧从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随军渡江南下②，准备接受并管理新解放区的工作。

1949年春节前后，渤海区内抽调第二批（一大队为第一批）随军南下干部的工作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渤海区党委决定下属的二、三、四地委（军分区、专署）分别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的第二、第三、第四大队。任命：

二大队

刘季青任大队长，李代耕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肖平任军分区司令员；

三大队

刘博泉任大队长，王乐三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冯仁恩任军分区司令员；

四大队

傅光汉任大队长，彭瑞林任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王文长任副书记，李铁锋任副大队长，杨信任军分区司令员。

渤海区党委并要求各县、区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要配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渤海区党委还就南下干部之调动、南下干部之组织、南下日期、南下注意事项等通告各地委，指示各地委认真做好抽调南下干部的宣传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对各级领导班子作好通盘安排。

根据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各地、县委连续召开县、区干部会议，开展全面政治动员；组织县、区所有脱产干部进行形势教育，特别是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了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高了认识，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级党委还提出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随军南下和坚持当地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广大干部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到新解放区去，夺取全国解放的最后胜利。

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动员，广大干部踊跃报名，表示要以随军南下的实际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工作、身体等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审批，内定了各地、县、区南下干部的初步名单。

初步名单公布后，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南下的干部，则心急如焚，缠着县、区领导不放，要求批准随军南下--这些举动完全出于革命的责任感、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这充分证明了渤海老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

同时，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在一些干部家属的思想上也引起了一定的波动。各县、区领导机关决定趁春节之际，放假让干部回家作家属的思想工作，使绝大多数家属愉快地支持自己的亲人随军南下。各级政府也决定南下干部的家属均享受军属待遇。

1949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全渤海区抽调南下的干部以县为单位分别到各自的地委驻地集中。

二地委（二大队）各县干部在临邑县集中；

三地委（三大队）各县干部在桓台县索镇集中；

四地委（四大队）各县干部在阳信县何家坊集中。

在各集中地，渤海区党委及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对南下干部作迸一步动员。在何家坊，渤海区党委书记张晔、副书记王卓如、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支队长周贯五等分别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南方各省的基本情况，强调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以及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问题，鼓励南下干部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勇追穷寇，作好克服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

各大队集中后，作了统一编制，按序号以县为单位编为中队，县以下各区的架子编为班，并明确宣布了各中队、班的负责人（由带队的县、区领导干部担任）。通过集中后的初步学习整训，广大南下干部对随军南下的任务更加明确，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三）

根据华东局的安排，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所属二、三、四等大队，于1949年3月上旬始，在当地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群众的欢送下，浩浩荡荡地踏上南下的征程。整个南下队伍先后分两批出发，第一批由杨信、陈放、陈彬等负责带领各大队前进，第二批由周贯五、刘格平、李文、彭瑞林等带领南下干部三支队机关南下。各部先后步行到济南，乘火车经泰安、曲阜抵达临城以南的沙沟一带，与已先期到达此地的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一大队会合。此后一大队把华东局党校第三部的工作移交给三支队，由支队领导组成新的部委会，朱则民任书记；各大队党委会改为总支委会。全体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的学员，统一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集中进行整训学习。主要文件有：

《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的指示》

《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

《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士绅”的政策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

《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

《入城守则》等

全体南下干部特别注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为中心等问题，坚决响应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在学习整训期间，还先后听取了饶漱石、刘瑞龙及刘格平、周贯五、张蓬、肖平、燕明、王文长等同志的报告。

实践证明，这次集中学习整训，提高了广大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及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对坚定南下干部的信心，以及南下后开展好新解放区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在渤海区南下干部陆续抵达临城沙沟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华东局又指示渤海区党委继续抽调干部南下。渤海区党委奉命组建了五、六等大队。③

五大队的组建：1949年2月下旬，渤海区南下干部一大队随华东局党校先期到达临城沙沟。华东局组织部在了解一大队南下干部情况后，认为干部人数太少，县（即中队）的架子也不够，要求一大队必须配齐13个县的架子（当时一大队仅有7个县的架子）。一大队党委委员关器根据这一指示，回渤海区增调干部。渤海区党委决定从一地委抽调14名县级干部和几十名区级干部，从渤海公校、财贸干校抽调300多名学员，调补一大队。此时一大队已达1000余人，下辖13个中队。3月9日，华东局组织部又指示一大队分建为一、五两个大队；渤海区南下干部三支队任命陈彬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燕明任政委，钟正斋任副大队长，汤振连任政治部主任；任命刘荣华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周化南任政委，张华墀任副大队长，黄德钦任政治部主任。

六大队的组成：在抽调组织干部南下工作中，渤海区党委、渤海区行署、渤海军区机关及所属各单位亦抽调了大量干部；抵达沙沟后，又编入济南“华东大学”南下毕业学生300多人，共同组成六大队，任命周抗任六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后由冯乐进任政委。渤海三支队领导还决定以“华东大学”学生为骨干组织“渤海三支队文工团”负责南下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

至此，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下辖一、二、三、四、五、六等六个大队（另外，三支队队部机关对外曾一度称“九大队”，由秘书长冯乐进兼政委），干部人数已达5000多名。

（四）

历史进至1949年3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已布阵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紧张地进行渡江作战准备。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3月中旬，华东局指示每个南下区党委（支队）抽调一个大队随军先行渡江，主要任务是配合大军作战，发动当地群众，保证前线的粮食供应。渤海三支队党委决定四大队1300多名干部提前随军南下，执行任务。

3月22日，四大队离沙沟乘火车南下，经徐州、蚌埠至合肥，后步行到紧靠长江北岸的皖南无为县四州闸一带待命。4月20日晚，我百万雄师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扬帆启航，万船齐发，向长江南岸急驶。渤海三支队四大队随我人民解放军第25军、27军在无为县狄港渡过长江。渡江之后，根据上级命令，四大队配合主力部队扫清皖南残敌，安定社会秩序。此后，彭瑞林、杨信率四大队大部随军进至松江一带待命，准备配合我军解放上海；后接华东局指示，南下进至杭州等待分配。四大队另一部在李铁锋、王长文率领下，北进至苏南的丹徒、丹阳一带，与已到达此地的渤海南下干部三支队会合后，亦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南进至杭州，等待分配工作。

（五）

在渤海三支队四大队随军行动之后，支队领导机关及其它大队于3月29日离沙沟南下，乘火车经徐州至苏北新安镇（今新沂）稍事休整，克服一切困难，步行沿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扬州一线向南挺进。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沿古运河东岸前进，行军路上，除成千上万的南下干部外，还有支前的民工运输队，挑担推车，满载着粮食、弹药、被服等各种物资，滚滚向前；解放军的炮车奔驰而过，日夜兼程；运河中长长的运输船队鼓帆奋进，浩浩荡荡，汇成一支人民战争的雄伟乐曲。

5月1日，渤海三支队南下干部渡过长江至镇江，当夜开至丹徒、丹阳一带。在丹徒、丹阳期间，渤海三支队进行了南送途中的第二次学习整训。学习的主要文件有《城市接管工作学习提纲》、《入城纪律十二条》、《城市生活常识》等；传达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丹徒向准备接管上海市的负责干部所作的报告。

早在3月间于临城沙沟学习整训时，华东局曾初步决定渤海三支队接管苏南地区。渡江之后，随着战争胜利的推进和形势的发展，华东局决定渤海区南下干部一部分到上海市参加接管工作，大部分进军浙江。同时，渤海区南下干部三支队为充实一大队的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机构，决定撤销五大队建制，并入一大队，任命张华墀任大队长，燕明任政委，并宣布南下地委、专署、军分区领导干部配备名单。

5月上句，渤海三支队机关、三大队、六大队由丹徒、丹阳南进至苏州城北陆睦镇后，又接华东局指示：渤海三支队机关、六大队及三大队一部留下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三大队的另一部即广饶、长山、益寿、齐东、高青等五县（中队）干部准备随军进驻上海参加接管工作。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东革大”）宣布正式成立，由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任校长，刘格平任副校长，冯乐进任秘书长，李文任组织处处长，陈放任教务处处长（周贯五等调部队工作）。华东革大下设三个部：王亦山任一部部主任，谭守贵、周抗任副主任；冯仁恩任二部部主任，王乐三、管瑞才任副主任；万钧任三部部主任，邓止戈、林冬白任副主任。

6月中旬，华东革大校部机关由苏州陆睦镇迁入上海，住四川北路的同济大学文法学院；至7月中、下旬，华东革大各部亦进入上海，借用复旦大学等处校舍，抓紧召生开学（第一批招生5000多名）。在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内，华东革大为国家培养了15300多名干部。

5月23日，上海解放，淞沪战役胜利结束。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广饶、长山两个县（中队）的干部迅速进入上海，分别接管了上海市的大场、真如两个郊区，解散伪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救灾赈济，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三大队的高青中队、齐东中队、益寿中队（与部分广饶县干部组成）在上海解放前即按照华东局的通知，编为一个大队，由任曰渺（王靖宇）任大队长，胡为新任政委，调归华东局财办分配工作。上海解放后，这三个中队参加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不久，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决定这三个中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建（在行军前，又命胡为新带一部分干部和在上海招收的1000多名大中专学生组成进军福建的南下服务团四大队，命任曰渺带一部分干部和华东局从山东招收的部分财经学校毕业学生组成南下服务团七大队）。8月抵达福建后，益寿、齐东、高青等三县南下干部的大部与十兵团28军、29军、31军的转业干部组成永安地委、专署机关及下属8个县的架子，少数干部留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六）

关于渤海区干部随军南下四川的情况，在此一并作一补述：

早自1948年4月始，为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渤海区第三、第四地委奉命先后分三批组建了七个民工团队（三地委两个支队，四地委五个团）随军执行任务。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渤海区三、四地委的支前民工回到山东兖州，遵照上级部署，民工由少数带队干部率领回原籍复员，绝大部分带队干部和个别要求参军的不脱产干部及民工在兖州过春节后，随华东支前司令部南下支援渡江战役。南下后，这部分干部一部分配在安徽江淮第四、第五两个分区的地、县、区三级党、政、军机关作开辟新区和支前动员工作，建立江北支前基地；一部留在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渡江战役后，这部分干部会同鲁中南区党委党校和华东局建设大学参加支前的部分干部，在安徽芜湖组成皖南支前办事处，组织支前工作。上海战役后，1949年7、8月间，奉命在南京集中，集体编入西南服务团，渤海区的大部分干部编为西南服务第三支队，夏戎任支队长兼政委，石清玉任副支队长兼政治处主任。第三支队共组建了10个县的架子。1949年9月底，西南服务团离开南京随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向大西南进军，12月初进入四川。入川后，渤海区南下的干部大部由夏戎、石清玉等带领，与二野11军抽调的干部及原下川东地下党的干部共同组成万县地委、专署及十个县、市（包括涪陵地区所属的石柱县）的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少数干部由王墨林等率领分配在中共川东区党委及重庆市工作；部分干部分配到中央西南局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渤海区党委遵照党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部署，在有着高度觉悟的渤海老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抽调了5000余名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进行接收和管理工作。这些干部在新的地区、新的工作岗位上，克服一切困难，坚强不屈、英勇奋斗，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部分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将鲜血洒在了异乡的土地。这是我党的骄傲，是渤海区1000万人民的光荣。渤海区全体随军南下干部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当年为迎接全国解放、随军南下征途中奋勇前进的脚步和身影……

①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0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8页。

③据部分老同志介绍，还曾有一个“八大队”，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