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潜心创办的军统训练班毕业时深夜喝鸡血酒盟誓

　　在湖南大湘西的沅水和无水交汇处，有一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黔阳古城，城内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城门，上面用青石板刻着三个斗大的楷书中正门。熟悉古代历史的人不禁感到诧异，为什么一座建城2000多年的古城门取了这样一个颇具民国色彩的名字呢？原来，这座有着与众不同名字的城门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抗战时期在黔阳开办军统培训班时改名并亲笔书写的。
　　1938年3月，为了给刚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培训骨干力量，戴笠在湖南临澧县一个旧中学校址筹建了临澧训练班。成立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先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由于国民党军委办公厅不予承认，他便又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训练班当教员，培训出最优秀的特工人员，让这些毕业生成为军统队伍的骨干。因此，基本上每期训练班都由他本人亲自担任班主任。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戴笠觉得把培训班放在临澧已经不再安全，为了继续培养抗战急需的特工人才，戴笠计划将培训班迁往地处雪峰山下的黔阳县黔城镇。当年秋天，黔阳县正式成立了国民党黔阳县党部，傅规杰任书记长。傅规杰上任后，千方百计拉人入党，扩充势力。是时，全县各乡镇之保长、保队副、保干事等，大部分轮流到县城受训，傅规杰兼任训练班训导主任。凡参加受训者，均集体加入国民党组织。接着，各乡（镇）亦先后成立国民党区分部，国民党黔阳县党部各级组织已具雏形。
　　这时，戴笠感到军统培训班迁往黔阳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开始着手迁址。
　　1938年冬季的最后一个月，戴笠匆匆从长沙赶往临澧训练营地做了最后一次视察，参加毕业典礼后，就立即把训练班迁到湖南西边的黔阳，培训班人员全部驻扎在黔阳古城内的万寿宫、文庙、节孝祠等地。
　　今天我们走进保存完好的培训班旧址万寿宫，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戴笠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整齐严肃”8个蓝色的大字，这也是当年军统培训班的班训。培训班分为8个队，男女各4个队，戴笠任黔阳特训班主任，吴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沈醉、程一鸣等老牌特工任教官。
　　这些培训班的学员主要从国民党特务内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员中进行选拔，他们要学习密码术、侦察、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时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学员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国民党的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系统工作。
　　戴笠将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从临澧迁来黔城后，改变了以前的临澧训练班他本人经常在外不管训练事务的状况。因为长期驻扎在黔城，他经常找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谈话，并亲自授课，毕业典礼时亲自训话，安排工作和去向。
　　在训练点初建时，戴笠习惯于任命自己的特工作为当地的县长，这既是为了掌握当地的情况，也是为了保护和隐藏培训班的存在。军统培训班迁来黔城后，戴笠将军统特务王湘（字师陶）调来黔阳县当县长，协助自己开办培训班。作为临澧特训班的延伸，黔阳特训班是军统五个正规地区干部训练班的第二个。之后还有3个是息烽训练班、兰州训练班及东南特训班。
　　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13500名左右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量谍战人才。此外，还培训了大量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活动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初冬，戴笠将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从湖南黔阳迁往贵州息烽。之后重庆最有声望的中央培训机关从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和东南训练班里挑出了25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军统区站的头目，对他们再进行了一次为期6个月的严格的高级情报技术训练，这就是著名的中美合作所。
　　戴笠在黔城办班期间，除了积极培训特工人员外，也参与了一些地方建设，他出资修复了黔阳古城的西门并改名为中正门，并亲自书写门名，门上方书写的高瞻远瞩四字，为蒋介石亲笔所书。城门旁边有戴笠撰稿并书写的碑刻《修建中正门记》，至今尚存。同时他还将旧县衙和天主教堂及周边建筑改建为中山公园，公园内建有爱戴亭，遗址毁于“文革”期间。（来源：湖南工人报《戴笠看重的军统黔阳班》 作者：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