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石家庄旧社会的人力车行业
警史钩沉 发表于 2015-08-07 19:21:42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客运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1935年市内规定了26处专门停放人力车的场地，各停车场都统一设置了木制标志牌。石门警察局规定：车夫不准争抢拉客，不得侮辱、怠慢、勒索乘客。30年代末，本市洋车价格规定比较笼统，凡在本市无论桥东、桥西每次一律五分。1943年本市的洋车拥有量最多，全市洋车总数达到了1900余辆。车夫行业属于城市下层职业，收入比较微薄，生活相对比较艰辛。本地车夫对乘客的服务态度，在华北一带皆有较好的口碑，特别是对乘客遗留车上的物品及时归还失主的事情屡见不鲜。
洋车是市内交通的主要代步工具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外部的交通比较方便，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则比较欠缺。在20至30年代，既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市内交通运输工具以胶轮马车和人力车为主，货运以马车为主，客运以人力车为主。
由于人力车最早从日本传入，故称为“东洋车”或“洋车”。洋车是一种载客用的两轮人力车，其车有圆椅状的木制车厢，顶上有折叠的车篷，车轮为橡胶轮胎（初为实心，后改为空心充气），车厢前安设了两根辕杆，车夫两手握辕杆前端拉车。该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天津叫胶皮，北京叫洋车，本市大多数人习惯上也称洋车，市民中也有的人模仿天津，把洋车公会称为“胶皮公会”。那时石门市的中小商人外出办事，不是骑自行车，就是乘坐洋车。那种脚蹬的载人三轮车，民国时期石门还是非常少见的，1941年时全市只有两辆脚蹬的三轮车，1943年11月才达到16辆。
20世纪30年代末期，石门火车站的客流量较大，火车站成为洋车聚集的一个拉客场所。由于洋车不仅能在市内主要大马路上跑，也可以进入许多较窄的街巷，故洋车业在石门非常兴盛。到40年代初期，石门市人口激增至16万，本市已有的1600余辆人力车，仍然不能满足市内交通的需要。市政当局从建设大都市计划考虑，向全市发布公告，决定在本市再增加人力车100辆，有欲入此行者，先呈报洋车公会，再经验检车辆合格，当即颁发准可证和车夫号坎，直接加入洋车运营行列。1941年全市经营洋车的商号达到101家，洋车数量达到了1700余辆。1943年全市洋车总数达到了1900余辆。四十年代后期，洋车总体规模数量有所减少，据1947年8月中共地下党编辑的《蒋管石门调查》记述，人力车数量约“一千四五百辆”。
日伪时期，市政当局为了对市内客运实行强化治安管理，成立了人力车业同业公会，会址设在本市柏树胡同1号。人力车同业公会会长先由刘希孟担任，后至1941年2月，人力车同业公会会长一职改由冯金生担任。国民党统治时期，人力车公会会长由刘振清担任，副会长由冯金生担任。洋车行会之下设小组，每组5至10人，组长由行会指定。
洋车行业的管理规定
20年代至30年代石门的洋车业逐渐开始盛行，随着车辆的增加，城市交通管理部门为了解决人力车乱停乱放问题，制定了专门场地管理规定。例如，1935年8月石门市特种公安局第二科科长陈寿棠，为了整顿人力车在马路上乱停乱放的问题，规定了市内26处停放人力车专门场地，桥西为15处，桥东为11处。各停车场都统一设置了木制标志牌。该项办法出台后，各分局的交通岗警也加强了对洋车的管理，指挥洋车到各指定处所停放，路边乱停放的状况有所改善。
30年代末期市公署成立后，对人力车运行管理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1939年1月，石门警察局制定并公布了本市《取缔人力车规则》。按照警察局该项规定：拥有本市财政局颁发捐照的人力车方准上街通行，其车垫、车身、车棚等设备要完整、坚固、清洁。并规定车夫年龄，要在18岁以上至45岁以下，身体健康。车夫要穿统一号衣，不得赤背赤足。人力车要服从警察的指挥；行车须靠左边行驶（日伪时期靠左行驶，抗战胜利后改为靠右行驶）；在转弯处和繁华地点不准快行；不准两车并行；后车超越前车要鸣铃；行车要避让消防车、救护车、军用汽车等；夜间行车要点灯；人力车停车时，要按顺序排列。一辆车不得同时拉两位乘客（10岁以下儿童除外）。车夫不准争抢拉客，不得侮辱、怠慢、勒索乘客。乘客如发生非常事故，车夫要及时报告警局；乘客如有遗留物件，车夫要即交警局保存招领。有违以上规定者，交通警察予以依法惩处。
40年代中后期，人力车公会对每辆洋车拉活的区域范围，做出了一些限制规定。例如，在1946年2月，石门人力车公会举行的例会上，讨论划分了公会各小组车夫拉客往返区域范围，如有违背者一经查实，即开除会籍。这对车夫而言，意味着失业，所以说，违反当时划片经营规定，受到的处罚是极为严厉的。
洋车的监管与检验
本市交通主管部门，有时本市交警会在夜间，临时突击检查人力车“夜不燃灯”的违规行为。例如，在1940年10月11日夜间的一次检查中，查获了4辆没有燃灯的洋车，将其带回警局听候处罚。1946年本市交警还曾重罚车夫樊顺连、刘世林、谢金玉、杜梦东、王仁义、范修德等6名使用铁轮轱辘的违规之举，每人被加20倍罚金，处以每人赔偿1000元（法币）。
除了日常对人力车的监管之外，交管部门还负责对新增人力车进行检验。对本市新增人力车检验，一般都在桥西北后街检验所实施检验，合格者当即办法准可证和车夫号坎。官方管理部门为了强化对洋车行业的监管，规定由市公署税捐科负责统一制作和发放了车夫穿戴的号坎。例如，1940年8月统一征收车捐税之时，向交税车夫颁发了1500件号坎。据说为了展示石门洋车业的形象，其车夫所穿号坎的制作质量越来越精良，所以制作成本也越来越贵。1939年每件号坎制作费用为0.76元，1940年上半年每件制作费为0.8元多，1940年下半年制作的每件成本达到了1.18元。
交通管理部门为了加强对人力车运行安全的维护，会定期半年对车辆实行一次检验，以示对行业的监管。检查项目有三项：其一，检查车体是否坚固；其二，车棚、坐垫、车厢等装备是否整洁完备；其三，车灯、刹车、车铃或喇叭是否齐全。车夫在检验前，需要将车清理干净，并携带许可证，按照每日安排的顺序接受查验。经查合格车辆，将验讫证贴于车上允许继续运营；未通过检验的不合格车辆，即被淘汰，没收其许可证。例如，1940年下半年的检验，从10月15日开始，每天检验300辆，共分6天办理完毕，此次交警管理所对全市1700余辆洋车进行了严格检查。1941年上半年的检验，从4月20日开始，到4月22日止，共安排3天，此次交警管理所对全市1800余辆洋车进行了严格检查。1944年上半年检验车辆将近2000辆，共安排了4天检验时间。
洋车价格的变动调整
洋车在石门出现之初，在乘车价格上并不十分规范，特别是遇到天气不佳之时，有一些品质不好的车夫，存在趁机任意涨车价的情况。据《商报》报道，1935年8月的阴雨天气，成为本市个别车夫提高成车费的借口，“洋车夫奔驰泥水中，车费较平时几增一倍”。据《石门新报》刊载的《雪后街道泥泞洋车夫敲诈》一文报道，那些“素质不良”的车夫，冬季则利用雪后道路泥泞等因素任意涨价，“往日一角钱之途程，则索以三倍以上之代价”。甚至有些车夫，“态度恶劣，口出不逊之情况，于街巷中往往见之”。市民呼吁石门洋车业应像北京和天津等各大都市那样，严格按照行驶距离收费，将车价标准统一，并保持相对稳定，还要求政府管理部门严格执行执法，“为行之彻底，若能从严取缔，当为一般市民所希望者也”。
30年代末，本市洋车价格规定比较笼统，凡在本市无论桥东、桥西每次一律五分。包车每小时2角，半日5角，1日1元。40年代初，石门市政当局对洋车收费管理更加细化，对一些市内区间的洋车价格做出了明码标价。例如，洋车运行以火车站为中心，从火车站到桥西旧市区均为一角；到休门村和栗村为一角五分；雇车每小时两角；雇车一日两元；刮风下雨和下雪时，以及夜间11点之后，车费增加五成。这些规定类似于当下晚间出租车每公里在原基础上的加价。然而，据《石门新报》刊发的《人力车车资标准表关系当局重新规定》一文记述，当时在街头因车费引起的纠纷和争执依然时有发生，或者因车夫讨价还价而出现拒载的现象也很多，特别是车夫借口天气不好进行投机欺诈或变相涨价的情况并不新奇。
随着市区不断扩大，洋车拉活空间的增长，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1942年1月，石门当局对车价再次进行了上调。以车站为中心，到东里村四角；到休门村和栗村三角；到石门剧场和电灯厂一角五分；到石家庄神社、日本小学、金森药局、花园街派出所一角；雇车或等车一小时四角。按照规定，洋车价目表要张贴于洋车醒目之处，违者严罚。这次车价规定调整后的一段时间内，车夫们一般都能按照规定的标准执行，“各车夫亦极遵守”。
车夫属于城市下层，生活比较艰辛
民国时期，石门市的洋车车夫多来自附近各县，其中大半是宁晋人。根据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七建委编辑的《石家庄市一区第四组工作报告》统计分析，在本市的一区九街的贫民居民中，“洋车夫与排子车夫占10%”。
一般说来，火车站、大桥街、花园街、电报局街等是等待拉客的车夫聚集最多的地方。其中，车站当然是车夫拉活的最佳站点，警察局为了整顿火车站前秩序，采取了限制洋车入站数量的办法。按照警察局出台的规定，凡在车站拉客的车夫必须经过筛选，要求车夫既身体精壮行走快捷平稳，又要品行端正不欺骗乘客；车夫不仅要熟悉市内街巷道路，还要承诺善待乘客收费低廉；洋车日常既要十分整洁，并且要安装旗帜标识和价目表。对于那些从车站乘坐洋车到下榻的饭店旅馆者，这些站内车夫拥有优先拉客权，车站也对此车夫拉活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方便和照顾。
从事车夫职业要向市政交缴纳各种捐税，据《河北省各种车辆登记收捐规则》规定，人力车每辆年捐二元，月捐二角。国民党统治时期，每辆车每月缴纳车捐100元（法币）。洋车是车夫从业的最主要工具，相当于吃饭的饭碗，当时车夫自备洋车者约占20%，剩余的80%主要是租赁洋车行的洋车。抗战胜利后，本地最大的车主是人力车公会会长刘振清，他的车行拥有60多辆洋车。当时办理赁车手续，必须有熟人介绍与商铺作保，否则根本没人敢租赁车给外人。车夫一旦把所租赁的车辆丢失或损坏而无力赔偿，则由保人负责一并承担责任。
人力车夫行业属于石门的城市下层职业，车夫就像清道夫、粪夫、妓女等各类贫困者一样，收入比较微薄，生活相对比较艰辛。车夫因经济收入微薄，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地位不高。
石门车夫的口碑甚好
当年石家庄洋车夫对乘客的服务态度，在华北一带皆有较好的口碑。据《华北新报》记者当时的报道，石门市洋车夫为了保证自己的饭碗生意，对待乘车客人的态度非常好。“不似京津沪车夫之颟顼，乘客与车夫之间甚少争吵之事发生。”特别是石门车夫拾金不昧，对乘客遗留车上的物品及时归还失主的事情屡见不鲜，常被市民称赞有嘉。
例如，当年住在栗村庙前街21号的26岁车夫王海山，1940年7月25日上午9时许，从火车站拉上一位由北京福昌公司来石门正东街办事的乘客，途经大石桥下检查防疫之际，竟将皮包遗落洋车上，迨行至正东街后即匆匆下车，并未发觉钱包遗失。车夫王海山拉车返回桥西后发现该钱包，马上便返回失主下车原处，找到失主，将其钱包完璧归赵。经失主清点钱物分毫不差，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下拿出10元赠送车夫，并报请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又如，真定道办事处职员刘某又一次乘车到友人家串门，将皮包与自来水笔遗失车上，等他走进朋友家门后才发现携带的东西丢失，当他返身到街道口寻找时，看到穿1507码号衣的车夫正在胡同口等候失主。车夫将他的遗物交还后，刘某十分感谢当即要多付车费酬谢，却被车夫谢绝推辞。后经反复追问才知这位人力车夫叫苗荣年。再如，1943年7月25日下午，乘客李志清下火车后，乘坐洋车回家。到东里村口下车后，因匆忙所致将报纸包裹的银券和信函等物品遗落车上，当时穿"20583"号衣的车夫郭发明拉车返回同义街休息时，发现车上有遗物，随即上交了人力车同业公会。后经该会会长仔细询问失主，核实确定无讹后，将遗物归还失主。失主为了表示感谢，拿出大洋五元奖励车夫，郭发明则坚不肯受。
另外，洋车夫整天在路上拉车，有时也会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例如，住在新华街信义里12号的42岁车夫权保田，有一天在共存街鲜鱼店前捡到一条裤子等物品，一直待失主前来认领。这种拾物不昧及时交还失主的行为，诚为佳话，得到市民交口赞誉。（来源：石家庄新闻网《民国石家庄的洋车与车夫》 作者：李惠民）
洋车是市内交通的主要代步工具
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外部的交通比较方便，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则比较欠缺。在20至30年代，既没有电车，也没有公共汽车，市内交通运输工具以胶轮马车和人力车为主，货运以马车为主，客运以人力车为主。
由于人力车最早从日本传入，故称为“东洋车”或“洋车”。洋车是一种载客用的两轮人力车，其车有圆椅状的木制车厢，顶上有折叠的车篷，车轮为橡胶轮胎（初为实心，后改为空心充气），车厢前安设了两根辕杆，车夫两手握辕杆前端拉车。该车在上海叫黄包车，天津叫胶皮，北京叫洋车，本市大多数人习惯上也称洋车，市民中也有的人模仿天津，把洋车公会称为“胶皮公会”。那时石门市的中小商人外出办事，不是骑自行车，就是乘坐洋车。那种脚蹬的载人三轮车，民国时期石门还是非常少见的，1941年时全市只有两辆脚蹬的三轮车，1943年11月才达到16辆。
20世纪30年代末期，石门火车站的客流量较大，火车站成为洋车聚集的一个拉客场所。由于洋车不仅能在市内主要大马路上跑，也可以进入许多较窄的街巷，故洋车业在石门非常兴盛。到40年代初期，石门市人口激增至16万，本市已有的1600余辆人力车，仍然不能满足市内交通的需要。市政当局从建设大都市计划考虑，向全市发布公告，决定在本市再增加人力车100辆，有欲入此行者，先呈报洋车公会，再经验检车辆合格，当即颁发准可证和车夫号坎，直接加入洋车运营行列。1941年全市经营洋车的商号达到101家，洋车数量达到了1700余辆。1943年全市洋车总数达到了1900余辆。四十年代后期，洋车总体规模数量有所减少，据1947年8月中共地下党编辑的《蒋管石门调查》记述，人力车数量约“一千四五百辆”。
日伪时期，市政当局为了对市内客运实行强化治安管理，成立了人力车业同业公会，会址设在本市柏树胡同1号。人力车同业公会会长先由刘希孟担任，后至1941年2月，人力车同业公会会长一职改由冯金生担任。国民党统治时期，人力车公会会长由刘振清担任，副会长由冯金生担任。洋车行会之下设小组，每组5至10人，组长由行会指定。
洋车行业的管理规定
20年代至30年代石门的洋车业逐渐开始盛行，随着车辆的增加，城市交通管理部门为了解决人力车乱停乱放问题，制定了专门场地管理规定。例如，1935年8月石门市特种公安局第二科科长陈寿棠，为了整顿人力车在马路上乱停乱放的问题，规定了市内26处停放人力车专门场地，桥西为15处，桥东为11处。各停车场都统一设置了木制标志牌。该项办法出台后，各分局的交通岗警也加强了对洋车的管理，指挥洋车到各指定处所停放，路边乱停放的状况有所改善。
30年代末期市公署成立后，对人力车运行管理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1939年1月，石门警察局制定并公布了本市《取缔人力车规则》。按照警察局该项规定：拥有本市财政局颁发捐照的人力车方准上街通行，其车垫、车身、车棚等设备要完整、坚固、清洁。并规定车夫年龄，要在18岁以上至45岁以下，身体健康。车夫要穿统一号衣，不得赤背赤足。人力车要服从警察的指挥；行车须靠左边行驶（日伪时期靠左行驶，抗战胜利后改为靠右行驶）；在转弯处和繁华地点不准快行；不准两车并行；后车超越前车要鸣铃；行车要避让消防车、救护车、军用汽车等；夜间行车要点灯；人力车停车时，要按顺序排列。一辆车不得同时拉两位乘客（10岁以下儿童除外）。车夫不准争抢拉客，不得侮辱、怠慢、勒索乘客。乘客如发生非常事故，车夫要及时报告警局；乘客如有遗留物件，车夫要即交警局保存招领。有违以上规定者，交通警察予以依法惩处。
40年代中后期，人力车公会对每辆洋车拉活的区域范围，做出了一些限制规定。例如，在1946年2月，石门人力车公会举行的例会上，讨论划分了公会各小组车夫拉客往返区域范围，如有违背者一经查实，即开除会籍。这对车夫而言，意味着失业，所以说，违反当时划片经营规定，受到的处罚是极为严厉的。
洋车的监管与检验
本市交通主管部门，有时本市交警会在夜间，临时突击检查人力车“夜不燃灯”的违规行为。例如，在1940年10月11日夜间的一次检查中，查获了4辆没有燃灯的洋车，将其带回警局听候处罚。1946年本市交警还曾重罚车夫樊顺连、刘世林、谢金玉、杜梦东、王仁义、范修德等6名使用铁轮轱辘的违规之举，每人被加20倍罚金，处以每人赔偿1000元（法币）。
除了日常对人力车的监管之外，交管部门还负责对新增人力车进行检验。对本市新增人力车检验，一般都在桥西北后街检验所实施检验，合格者当即办法准可证和车夫号坎。官方管理部门为了强化对洋车行业的监管，规定由市公署税捐科负责统一制作和发放了车夫穿戴的号坎。例如，1940年8月统一征收车捐税之时，向交税车夫颁发了1500件号坎。据说为了展示石门洋车业的形象，其车夫所穿号坎的制作质量越来越精良，所以制作成本也越来越贵。1939年每件号坎制作费用为0.76元，1940年上半年每件制作费为0.8元多，1940年下半年制作的每件成本达到了1.18元。
交通管理部门为了加强对人力车运行安全的维护，会定期半年对车辆实行一次检验，以示对行业的监管。检查项目有三项：其一，检查车体是否坚固；其二，车棚、坐垫、车厢等装备是否整洁完备；其三，车灯、刹车、车铃或喇叭是否齐全。车夫在检验前，需要将车清理干净，并携带许可证，按照每日安排的顺序接受查验。经查合格车辆，将验讫证贴于车上允许继续运营；未通过检验的不合格车辆，即被淘汰，没收其许可证。例如，1940年下半年的检验，从10月15日开始，每天检验300辆，共分6天办理完毕，此次交警管理所对全市1700余辆洋车进行了严格检查。1941年上半年的检验，从4月20日开始，到4月22日止，共安排3天，此次交警管理所对全市1800余辆洋车进行了严格检查。1944年上半年检验车辆将近2000辆，共安排了4天检验时间。
洋车价格的变动调整
洋车在石门出现之初，在乘车价格上并不十分规范，特别是遇到天气不佳之时，有一些品质不好的车夫，存在趁机任意涨车价的情况。据《商报》报道，1935年8月的阴雨天气，成为本市个别车夫提高成车费的借口，“洋车夫奔驰泥水中，车费较平时几增一倍”。据《石门新报》刊载的《雪后街道泥泞洋车夫敲诈》一文报道，那些“素质不良”的车夫，冬季则利用雪后道路泥泞等因素任意涨价，“往日一角钱之途程，则索以三倍以上之代价”。甚至有些车夫，“态度恶劣，口出不逊之情况，于街巷中往往见之”。市民呼吁石门洋车业应像北京和天津等各大都市那样，严格按照行驶距离收费，将车价标准统一，并保持相对稳定，还要求政府管理部门严格执行执法，“为行之彻底，若能从严取缔，当为一般市民所希望者也”。
30年代末，本市洋车价格规定比较笼统，凡在本市无论桥东、桥西每次一律五分。包车每小时2角，半日5角，1日1元。40年代初，石门市政当局对洋车收费管理更加细化，对一些市内区间的洋车价格做出了明码标价。例如，洋车运行以火车站为中心，从火车站到桥西旧市区均为一角；到休门村和栗村为一角五分；雇车每小时两角；雇车一日两元；刮风下雨和下雪时，以及夜间11点之后，车费增加五成。这些规定类似于当下晚间出租车每公里在原基础上的加价。然而，据《石门新报》刊发的《人力车车资标准表关系当局重新规定》一文记述，当时在街头因车费引起的纠纷和争执依然时有发生，或者因车夫讨价还价而出现拒载的现象也很多，特别是车夫借口天气不好进行投机欺诈或变相涨价的情况并不新奇。
随着市区不断扩大，洋车拉活空间的增长，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1942年1月，石门当局对车价再次进行了上调。以车站为中心，到东里村四角；到休门村和栗村三角；到石门剧场和电灯厂一角五分；到石家庄神社、日本小学、金森药局、花园街派出所一角；雇车或等车一小时四角。按照规定，洋车价目表要张贴于洋车醒目之处，违者严罚。这次车价规定调整后的一段时间内，车夫们一般都能按照规定的标准执行，“各车夫亦极遵守”。
车夫属于城市下层，生活比较艰辛
民国时期，石门市的洋车车夫多来自附近各县，其中大半是宁晋人。根据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七建委编辑的《石家庄市一区第四组工作报告》统计分析，在本市的一区九街的贫民居民中，“洋车夫与排子车夫占10%”。
一般说来，火车站、大桥街、花园街、电报局街等是等待拉客的车夫聚集最多的地方。其中，车站当然是车夫拉活的最佳站点，警察局为了整顿火车站前秩序，采取了限制洋车入站数量的办法。按照警察局出台的规定，凡在车站拉客的车夫必须经过筛选，要求车夫既身体精壮行走快捷平稳，又要品行端正不欺骗乘客；车夫不仅要熟悉市内街巷道路，还要承诺善待乘客收费低廉；洋车日常既要十分整洁，并且要安装旗帜标识和价目表。对于那些从车站乘坐洋车到下榻的饭店旅馆者，这些站内车夫拥有优先拉客权，车站也对此车夫拉活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方便和照顾。
从事车夫职业要向市政交缴纳各种捐税，据《河北省各种车辆登记收捐规则》规定，人力车每辆年捐二元，月捐二角。国民党统治时期，每辆车每月缴纳车捐100元（法币）。洋车是车夫从业的最主要工具，相当于吃饭的饭碗，当时车夫自备洋车者约占20%，剩余的80%主要是租赁洋车行的洋车。抗战胜利后，本地最大的车主是人力车公会会长刘振清，他的车行拥有60多辆洋车。当时办理赁车手续，必须有熟人介绍与商铺作保，否则根本没人敢租赁车给外人。车夫一旦把所租赁的车辆丢失或损坏而无力赔偿，则由保人负责一并承担责任。
人力车夫行业属于石门的城市下层职业，车夫就像清道夫、粪夫、妓女等各类贫困者一样，收入比较微薄，生活相对比较艰辛。车夫因经济收入微薄，生活水平较低，社会地位不高。
石门车夫的口碑甚好
当年石家庄洋车夫对乘客的服务态度，在华北一带皆有较好的口碑。据《华北新报》记者当时的报道，石门市洋车夫为了保证自己的饭碗生意，对待乘车客人的态度非常好。“不似京津沪车夫之颟顼，乘客与车夫之间甚少争吵之事发生。”特别是石门车夫拾金不昧，对乘客遗留车上的物品及时归还失主的事情屡见不鲜，常被市民称赞有嘉。
例如，当年住在栗村庙前街21号的26岁车夫王海山，1940年7月25日上午9时许，从火车站拉上一位由北京福昌公司来石门正东街办事的乘客，途经大石桥下检查防疫之际，竟将皮包遗落洋车上，迨行至正东街后即匆匆下车，并未发觉钱包遗失。车夫王海山拉车返回桥西后发现该钱包，马上便返回失主下车原处，找到失主，将其钱包完璧归赵。经失主清点钱物分毫不差，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下拿出10元赠送车夫，并报请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又如，真定道办事处职员刘某又一次乘车到友人家串门，将皮包与自来水笔遗失车上，等他走进朋友家门后才发现携带的东西丢失，当他返身到街道口寻找时，看到穿1507码号衣的车夫正在胡同口等候失主。车夫将他的遗物交还后，刘某十分感谢当即要多付车费酬谢，却被车夫谢绝推辞。后经反复追问才知这位人力车夫叫苗荣年。再如，1943年7月25日下午，乘客李志清下火车后，乘坐洋车回家。到东里村口下车后，因匆忙所致将报纸包裹的银券和信函等物品遗落车上，当时穿"20583"号衣的车夫郭发明拉车返回同义街休息时，发现车上有遗物，随即上交了人力车同业公会。后经该会会长仔细询问失主，核实确定无讹后，将遗物归还失主。失主为了表示感谢，拿出大洋五元奖励车夫，郭发明则坚不肯受。
另外，洋车夫整天在路上拉车，有时也会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例如，住在新华街信义里12号的42岁车夫权保田，有一天在共存街鲜鱼店前捡到一条裤子等物品，一直待失主前来认领。这种拾物不昧及时交还失主的行为，诚为佳话，得到市民交口赞誉。（来源：石家庄新闻网《民国石家庄的洋车与车夫》 作者：李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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