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早的警察来源于山东威海？

　　香港警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纪律部队，因各种影视作品的不断渲染，早已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警察的来源地竟然是千里之外的威海卫。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作为“励志典型”，从一个警察后代成长为政界名人的奋斗历程，曾令无数人为之折服与赞叹，而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威海卫，他的父亲就是从威海卫走出来的香港警察。直到今天，香港警察中，原籍威海卫的警察二代甚至三代比比皆是。一部香港警察史，威海卫人书就了举足轻重的篇章。
威海卫警察是殖民政策调整的产物
　　香港岛是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的，九龙司是1860年中国被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让的，而新界则是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这陆续沦陷的三个地区，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香港殖民地。新界沦陷的同年，《订租威海卫专条》签订，英国强租了与新界遥遥相望、位于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威海卫。
　　威海卫沦为殖民地，不像新界租期明确为99年，而是租期不确定，只是含糊其辞地与俄国租借旅顺相攀比，“英国租借威海卫的年限，与帝俄驻守旅顺之期相同”，这直接导致了统治策略的迥异——在1898年至1930年32年的殖民时代，英国对威海卫一直奉行“低成本”的治理政策。出于“低成本”考虑，英国在威海卫驻军很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取“以华制华”方针，招募当地人，组成雇佣军，即所谓的“中国军团”（亦称“华勇营”）。“中国军团”于1899年正式成立，由英国军官统率，一色的英式装备，一律的英式训练，具备了相当的战斗力，不仅在当地起到了维护治安的作用，而且能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比如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和天津的战役。但当战事结束，和平降临，雇佣军的作用就显现不出来了。八国联军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当局对继续出资豢养这支特殊的武装感到力不从心了，为节省越来越捉襟见肘的军费开支，于1906年将其裁撤。
　　裁撤以后的“中国军团”官兵，一部分留在当地，充实进警察队伍之中，当上了维持地方治安的警察，另一部分则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统治下的南非和香港谋生。本来就是山东大汉，身材比较魁梧，再加上会个三拳两脚，而且还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经受过战争考验、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这些人在新的环境中，往往重操旧业，当上了驾轻就熟的警察，一时间，但凡英国治下的这几个殖民地，警察之中不乏威海卫人的身影。
　　香港警察，是1844年根据英国驻香港总督府第122号法令正式组建的，是世界上成立较早、较为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之一。组建伊始，港英当局对华人很不放心，宁愿高价从英国本土、印度、马六甲和马来亚等地招募外籍警察，也不愿意就地招募华警。后来，随着香港地盘不断扩大，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治安形势趋向严峻，仅仅依靠这些不熟悉当地语言和民情的外籍警察，难以承担警务重任，这才不得不招聘一定数量的华人警察。但在整个香港警队序列中，等级森严，地位悬殊，英警最高，印警次之，华警最低。
　　这种局面得到改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一次大战的折腾，英国国力大不如前，其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尤以印度为甚。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惨案发生，英军在印度的暴行激怒了印度民众，在香港的印警也人心不稳，反英情绪愈益强烈。港英当局对印警的忠诚度产生怀疑，此消彼长，华警由此实力大增，人数急剧膨胀。据英国学者迈尔文所撰《香港警队的本地化演变过程》一文记载：截至1922年，“陆上华警达595人，占警队总人数的48%，其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值。”这些华警，一般都是与香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广东人，有着语言、人脉等方面的先天优势，但也有与当地民众利益攸关的隐患，一旦当地民心不稳，极易受到影响，这一直是港英当局的一块须臾不能放下的心病。
　　真正让港英当局痛下决心解决警队忠诚度问题的，是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那一场罢工，香港民众踊跃支持，香港整个城市几乎为之瘫痪，本来应该介入控制事态发展的香港警队置之度外，袖手旁观，这令港英当局极为恼火。迈尔文在文章中写道：“港英当局认为许多劳工是被逼进行罢工的，但华人警察和侦探同情罢工人员，因此未能搜获关于恐吓事件方面的任何信息，结果，53名华人警察受到惩罚、降职或开除的处分。”
　　在这种情况下，招募忠诚度更高、战斗力更强的华人警察，就成了港英当局不得不考虑的头等大事。在八国联军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威海卫“中国军团”，在英国人心目中一直印象深刻。这支雇佣军，较之其他中国人的武装，更加忠勇可靠，更加遵守军纪，堪当重任，弃之可惜，不如将其裁撤复员之人员引进香港，补充华警力量严重不足的香港警队，提升其应对危机的能力。于是，大规模、成建制地组建以威海卫籍人员为主的警队，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香港警队中的威海卫籍警察呼之欲出了。
威海卫警察在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
　　1922年，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波兰特迎来了一个身份特殊的客人，此人的到来预示着成建制地招募威海卫警察时代的到来。他，就是远道而来的时任港英政府警察总监胡乐甫。对于胡乐甫，威海卫、芝罘（烟台）一带的人们并不陌生，这个操着一口流利的胶东方言的英国高级警官，从警以前，曾经作为南非金矿的招工代理人常驻胶东，一手操办了招募数千名劳工前往南非务工的业务。时隔几年，此番来威，角色转换，不再招去南非务工的人员了，而是招去香港从警的人员。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1999年编纂的《警声》记载，最早向港英当局献计招募威海卫警察之人，恰恰就是这个胡乐甫，他对山东人的性格了如指掌，认为“他们是当警员的最佳人选”。在威海卫，胡乐甫与波兰特等驻威海卫英国殖民官员达成共识，为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必须改变香港警队的人员构成，从威海卫大规模招募警员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威海卫殖民当局会全力配合与支持。
　　胡乐甫的到来，只是“预热”，在威海卫招募警察之举，在他返回香港并向港督汇报得到批准之后，方才正式启动。以香港警察助理督查弗雷德里克·布克为首的英籍警官组成的招募小组，随后来到威海卫，紧锣密鼓地展开招募工作。优厚的福利待遇，外加地方当局的配合支持，招警工作顺利进行。招募条件，主要看重身体素质和年龄，不大在意文化程度。据刘玉党主编的《威海文化通览》记载：“香港警队始终是作为一支军事化的武装力量履行其职能的。因而对所招威海卫警察身体素质要求相当高，其招聘比之粤籍警员甚至更为严格，应聘者身高至少要达到五尺六寸，年龄则限于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 　　1923年3月20日，首批从威海卫招募的警察乘坐“贵州”号轮船抵达香港，3月22日，首度在香港公众面前亮相，在九龙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全副武装，接受了港督的检阅。此后，一批又一批威海卫人奔赴香港从警，1924年底，威海卫籍警员已达275人，占香港警察总数的五分之一。
　　就这样，香港警队中有了一支特殊的力量——威海卫警察，俗称“鲁警”，在港英政府编制序列中正式名目“香港警察D队”。当时的香港警察，按照警员证章编号前的英文字母来区别籍贯，A队为欧洲籍警员，B队为印度籍警员，C队为广东籍警员，D队为威海卫籍警员，E队为白俄籍警员。
　　随着香港警察D队的不断壮大，这支队伍的作用也不断彰显。刚开始，不会说粤语的这些威海卫籍警察，承担的大多都是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譬如在新界值守边境哨所，在九龙贫民窟巡逻执勤，在香港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等等。这些体形高大的山东大汉，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集体住宿，纪律严明，渐渐赢得了港人的青睐。
　　1927年，香港警察组建冲锋队，这是香港警察中专打头阵的精锐部队，负责应付骚乱、处置危机、严重罪案和抢险救灾等任务，其成员全部从威海卫籍警察中挑选。港英政府要害部门，包括总督府和各级机关、银行等，均由威海卫籍警察担任警卫，展示形象的总督府仪仗队也是清一色的威海卫籍警察。
　　香港社会治安经历了由乱到治的艰难漫长过程，这其中，威海卫籍警察功不可没。香港海域一度成为罪案频发的重点地区，海盗猖獗，时刻威胁着进出香港的船只的安全。威海卫籍警察到来之前，反海盗任务主要由英军承担。但英军人数少，力量单薄，且不熟悉语言与民情，处处显得力不从心。1930年，便将此项任务转交给了香港警察，而香港警察中能够胜任的劲旅也只有威海卫籍警察了。于是，威海卫籍警察便成为新组建的“水警队”的中流砥柱，被香港民众称为“护航勇”，不舍昼夜，为船只护航，与形形色色的海盗作斗争，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重拳出击将横行无忌的海盗剿灭，基本终结了海盗大规模危害香港的历史。
　　打击海盗，让威海卫籍警察声名远播，香港警队更加愿意招募威海卫籍警察了。1930年经过谈判，英国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中国收回威海卫后，对英国人留在当地的警察队伍进行了整编，先后创办警士教练所和长警补习所，狠抓教育及业务培训，凡目不识丁者一律淘汰。淘汰下来的这部分警察中，除了老弱不堪者，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怎么安置呢？转交给香港警队。1931年，中国威海卫警方专门致函英国驻当地领事，提交一份38名退役警察名单，建议英方接收至香港警队，结果，英方几乎未加踌躇便应允接收。据香港警务处1966年出版的《警声》记载，当时的香港警方对于警员的文化素质并无过高的要求，“那时投考者，只要是身体健康，有吃苦耐劳之精神，就能录取，文化程度越低越好，甚至一字不识更受欢迎。”这大约是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广东籍警员，在关键时刻，并不与港英当局一条心，而文化程度不高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威海卫籍警员，就忠诚度来讲，显然略高一筹。当然，这也就注定了威海卫籍警员进人香港之后，需要从最底层打拼开始，依靠个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能在香港这个竞争压力极大的社会环境中站稳脚跟进而有所发展。几乎每一个威海卫籍警察，都有一部辛酸苦涩的个人奋斗史。
　　威海卫警察是香港警史上难以磨灭的符号
　　港英当局从威海卫招募警察之后，先与之签订雇佣合同，合同一般为期3年，其中，最初的6个月为试用期。据《威海文化通览》记载：“凡有新差如警察司认为不能养成为有用警员者或有其他原因认为不合服务警察者，均可将其开除。”被开除者及3年期满未能续约者，均由香港警队发给其本人一张返回威海卫故乡的普通船票。合同期满、表现合格者，经审核，可以继续任职，仍签3年期合同，如此循环下去，优秀者可以一直干到55岁退休。凡继续任职者，每满3年任期，可享受3个月全薪休假，并获旅行津贴费，可以回乡探亲。
　　为了鼓励威海卫籍警察个人奋斗，港英当局制定了相当完备的晋升与激励政策。从威海卫被招募至抵达香港，这些警察享受半薪，一经抵达香港正式履职，即享全薪。威海卫籍警察的薪金，按照职级与岗位的不同而确定，均以港元支付。督查的年薪最高，港元900元，新差的年薪最低，港元216元。其中，一等警察和二等警察的年薪可按资历逐年递升，每加一级，均为每年12元，加薪条件只有一条：“行为端正”。
　　威海卫籍警察在香港享有特别津贴、方言津贴、服务有功津贴及年功津贴。其中，特别津贴主要给水警队成员，每人每年24元；方言津贴，主要鼓励威海卫籍警察学习和掌握执行警务时所需要的各种语言，按照英语、广东话和客家话共分8级，最高的为高级英文每月津贴4元，最低的为初级客家话每月5毫；服务有功及年功津贴，分为4等，最高的为第一等功牌每年津贴120元，最低的第四等功牌为每年30元。
　　早期的威海卫籍警察，不仅要养家糊口，有时还要接济家乡亲属，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般都很贫苦，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据《威海文化通览》记载：“香港名人梁振英，当时家里就是如此。因当警察的父亲月薪不敷家用，梁振英很小就与家人一起做活计，以至于成了‘香港穷人孩子早当家’的范例。”
　　威海卫籍警察的服装、住所及灯火等，均由警队免费提供。有家眷的，可获警队提供的免费住所，若住所面积太小，不敷使用，则发给屋租金作为替代。未经长官批准，不得擅自携带家眷来香港。威海卫籍警察还享受免费医疗，年薪300元以上的高级警察，因病住院者，每日扣除少量医疗费用，年薪300元以下的警察，即使住院，也不扣任何费用，全部报销。
　　据威海卫市档案馆所存档案《香港警察部北籍华警服务规则》记载，赴香港从警的威海卫人，退职待遇也颇为优厚。凡供职不足10年因病告退者，照其服务年数，每1整年，给予1个月薪水；凡供职满10年而继续任职的，如其告退，经香港理藩院批准，可获长俸。
　　山东人的饮食习惯，与香港当地人差别很大，口味很重，而且爱吃葱姜蒜，所以，只要有威海卫籍警察当差的警署或哨所，均设专门的伙房，延聘山东厨师采购并做饭。山东特色的包子、饺子、馒头、油饼和面条等，一应俱全，敞开供应，管吃管饱。据《威海文化通览》记载，威海卫籍警察在香港吃得好，吃得饱，个个“又粗又高，肌肉结实，精神饱满”。威海卫籍警察特好吃包子和饺子，每逢厨房做这两样饭食，他们会一直吃到厨房里没有了的时候，才会意犹未尽地离开，结果是，一提包包子、包饺子，厨房大师傅就愁得要命。威海卫籍警察的饭量之大，远近闻名。不仅包子、饺子，就是牛肉炒面之类，也是三下五除二，一扫而光，很多人吃了两份牛肉炒面，还说纯粹是“打了个底”而已。
　　抗战期间，香港沦陷，日军占领。临近战败，日军损毁了香港警队的行政档案，导致很多香港警史资料阙如，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近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务处十分重视搜集、整理和积累警务人员的口述史资料，披露了相当多的香港警史资讯。人们从中可以一窥香港警史的发展脉络，一窥威海卫籍警察在香港的流变过程。
　　1945年英国接管香港之后，警务政策有所调整，警察来源逐渐本土化，警察文化程度的要求也相应提升。即便如此，威海卫籍人员从警，仍格外受到青睐和礼遇。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很多大陆移民涌入香港，谋生不易，纷纷投身警队。警队招募时，有一项必考项目，竟然是威海卫方言。1950年至1953年，香港警队中的威海卫籍警察人数突破千人大关，占警队总数的五分之_。1956年，香港警队对所有华籍警察混合编队，曾经单列的威海卫籍警察渐渐地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不再成建制地呈现。
　　时光飞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香港一度举足轻重的威海卫籍警察，在岁月的风雨涤荡之下，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余韵缭绕，流播甚广。很多当年的威海卫籍警察的后代，子承父业，依然在香港警界服务。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很多内地游客来到香港，遇到礼貌且精干的香港警察，听他们一张口说话，就不难发现其所流露出的浓浓的威海卫乡音。乡音与乡情，已然成为很多香港警察与祖国、与遥远的故乡心心相印的纽带。（转载《威海卫:曾经的香港警察来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