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清回忆解放前夕广州市警察局内的斗争

　　口述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广州保警总队独立大队长程长清
　　1946年冬，中共粤桂边区的陈信才（陈柱）同志派人来找我，捎信叫我到中共粤桂边区去工作。我途经香港时，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林平同志（即尹林平同志），命我到广州做党的地下工作，并指定潘古帆同志与我单线联系。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编余军官，国民党行政院曾给我颁发了退役陆军步兵中校的军衔。我便想利用这个身份设法打进广州市市长欧阳驹的圈子内，成为他的亲信，以利于开展工作。欧阳驹曾经是我从前在广东警官学校读书时的校长，我以他的学生身份找他，请他给我差事。我又找到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老上级的广东省公安局何荦替我向欧阳驹推荐。这样，欧阳驹便渐渐对我有了好感。不久，他便委任我当广州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由我自行招收军官和大兵。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我便把一支约八百人的警察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当时广州市警察局长黎铁汉曾对我心怀疑忌，派了一个姓王的来当我的副大队长，又调换了我手下的三个中队长。我为了保住这支武装队伍，极力和这新派来的四个人打好关系，使他们在黎铁汉的面前为我讲好话。后来我又为黎铁汉派来的那个副大队长在海南岛谋得一个县长的职位。他调走后，我得以介绍我的旧部下李铮然来担任副大队长。不久，内政部长李汉魂撤掉了黎铁汉的警察局长的职务，改派朱晖日接长广州市警察局。朱上任后，将我手下的许多营、连、排长撤换掉。我便对欧阳驹说，这样我的队伍便会成为一个空架子，不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了。欧阳驹说，不要让这些人走掉，要全部留下来。不久，欧阳驹兼任警察局长，便又把我的旧部下全部官复原职，要我当保安警察独立大队大队长。我又乘机提出由李铮然任三大队大队长，也获得欧阳驹同意。后来，欧阳驹因与广东省主席薛岳有矛盾而下台。他下台前任命吉章简为广州市警察局长，我因得以保持保警独立大队长的职务，紧紧掌握住这支武装力量，在迎接广州解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1949年秋，广州解放已逼在眉睫，中共华南分局给我指示，要我为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广州做好准备工作。10月初，形势已经十分清楚，国民党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几十万军队将不战而逃。当时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和副总司令兼警察局长吉章简对撤退是十分保密的，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已在紧张地作准备。我为了利用我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准备在他们撤退时，尽量保护广州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也在紧张地筹划着。10月11日，我把平日最接近的部下李铮然等人秘密邀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现在时局迅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好应变的打算，你们有什么打算都请明白向我表示。”他们每个人都当场坚决表示：“我跟牛哥（我的绰号）走。牛哥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便对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就完全听我的吩咐行事吧。”同时我就分派一部份人到各处去侦察国民党军的动向。到12日下午，已侦悉他们准备炸海珠桥，已在第二桥墩上绑上了红色炸药。13日下午，又侦知了卫戍总司令部已撤到沙面。我当时已知道他们行动的时间快到了。
　　10月14日清早，广州市警察局副局长何名泽任命我为保卫组长，任务是保卫警察局长吉章简。接着广州市政府自卫常备队队长黄玉辉来见我，我叫他去见吉章简。黄向吉章简请示：“我的队伍归谁指挥？”吉章简说：“归程长清。”我便叫黄玉辉派几个人到我那里作联络员，随时传达我的命令，我如何行动，他就如何行动。不久，广州市商会会长何辑屏来找我，说他代表广州市民来要求我的队伍不要撤退，留下来维护广州市的治安，他们情愿负担粮饷。我便带他去见警察局人事室主任黎钟，由黎钟带他去见李及兰和吉章简。何辑屏见了李及兰和吉章简回来告诉我：李及兰和吉章简说，保警队伍半个不留，武装警察好的也要撤退；现已委任太平分局长黄逸民代理警察局长，黄沙分局长练秉彝代理副警察局长，由他们负责维持广州市治安。我得此消息后，便去找练秉彝告诉他我已掌握的武装力量，动员他起义。练立即表示拥护起义，并找到黄逸民，他也表示愿意起义。随即由练秉彝打电话给所有警察分局，有13个分局长接受起义的动员，留下来维持治安；有15个分局长不接受起义的号召，弃职逃跑。上午九点钟左右，卫戍司令部派传令兵送命令给我，要我带队伍跟他们一起撤退到海南岛，并要我立即找好撤退的船只。当时我已经布置好我的队伍全部留在广州不走。接到命令，我表面上派大队训练员郭温诚去封船，实际上则是要他去沿江侦察。过了不久，保警总队副总队长李启英带了李及兰和吉章简签署的命令来找我，要我立即带队伍跟他们上船。我带李启英到警察局的礼堂，那里没有人在，我便对李启英说：“你跟李及兰和吉章简走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愿意跟我走是有前途的，看你究竟跟谁？”。李启英表示愿意跟我走，并即交出两支三号左轮给我。我就叫他留在我身边，不要离开我的指挥所一步，否则安全就没有保障。到下午五点钟左右，保警总队总队长古某亲自来找我，当他走进我的指挥所时，我拔出了手枪，作出要开枪的姿势，他慌忙举起双手，向后倒退，边退边说：“不要这样，各走各路吧！”他退到门口就跳上停在那里的吉普车走了。我本无意杀他，就让他走了。我知道他们开始总撤退的时间快到了，事先我也知道他们将以炸毁海珠桥作为总撤退的信号，我便立即派第九中队长周文保带他的中队跑步到海珠桥去抢救。但他们跑出去不久，还不到一半的路程，就听到隆然巨响，海珠桥被炸毁了，不但炸毁了人民的交通要道，而且殃及附近的居民，倒塌房屋一大片，死伤了二千多人。
　　当时广州市的警察武装队伍除了第一大队是由吉章简的侄儿吉承浩任大队长，下面的中、分队长都是他的人，我无法接近，因而这队人马结果跟着吉章简撤走之外，其余的队伍，独立大队是我任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中队长陈贤、二中队长邓鸿谟、三中队长魏治成都是我的人，我完全可以控制住。第三大队大队长李铮然是我的亲信。第七中队长吴威勋、第八中队长黄杰安原是黎铁汉派来的，第九中队长周文保原是朱晖日派来的，这些人经我做工作后都愿意跟我走。这个大队我也是掌握得住的。还有一个保警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国泉原是李汉魂的特务营长，他与吉章简是有距离的。我于14日上午请他到我的队部来，他带了十几个带枪的卫士来。我对他说：“现在情况紧急，立刻要决定走还是留，你怎么办？”他对我存有戒心，但也不很想跟吉章简走，态度犹豫，便说：“如果留下来，就要准备打仗。”我叫他回去想想后再决定，用电话告诉我。当时他部下两个中队长陈元正（原由钟岱派来的）和黄隆秀（原由黄镇球派来的）已接受了我的动员，表示愿意跟我起义，听我的调遣。不久，我便在电话对吴国泉说：“现在你想走也走不了，我已布置好了警戒，你可以自己去看看。”这时他只得表示愿意跟我起义，接受我的命令。我当即命令他带领队伍到广九车站警戒，确保车站的安全，同时协助警戒珠江河面，暂时断绝船只向北岸驶来。这因为我得到消息说李福林的一些旧部和石围塘的吴佳原都是“大天二”、土匪，此时想乘机窜到广州西关或东山一带进行骚扰、抢劫。此外，接受我的动员，愿意跟我起义留下来维持治安的警察局人员还有人事室主任黎钟、督察李鼎英、李达才和当时在警察局的沙河分局长杨智佳等。
　　10月14日晚上八点多钟我接到沙河分局的电话说，解放军已到达了沙河，我便立即派汽车到沙河去迎接。约九点多钟，接了15兵团的参谋朱国才同志来到警察局。他一到警察局便问，有无关押的政治犯。我告诉他，有些政治犯在国民党军撤退前已被杀害，其余则被带走，现在关押在警察局和黄华路、仓边路监狱的都是刑事犯。朱国才同志打电话请示后，还是于半夜三点多钟命令将全部关押的犯人释放。
　　国民党军撤走时，除炸毁海珠桥外，还在黄埔鱼雷库、天河飞机场和白云飞机场安放了定时炸弹，以致连续爆炸，造成一定损失。其他广州市的公共设备，如水、电及一切工厂等都没有遭受破坏，也没有发生抢劫或其他骚乱。10月15日早，我便将原广州市警察局所有武装队伍的武器点交给人民解放军，计各种步枪及机关枪共7，410支。10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正式成立，陈泊同志任局长，孙乐宜、陈坤任副局长。我调任警训总队副总队长。我策动原广州警察局部份员警起义，迎接广州解放的工作至此正式结束。（来源：《广州文史资料》1982年6月第二十六辑 《程长清回忆解放前夕广州市警察局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