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献周口述参与组织和策动广州警察人员起义经过

　　我出身于国民党的中央警官学校，从事培养警士、警长的警察教育工作。1949年初，薛岳接替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薛上台后，下令将我主管的广东省警察学校解散。我亲去要求薛岳待学生结业后才结束，遭到他不容分说的拒绝。我碰了钉，内心十分痛苦、埋怨，眼看一百多个青年的学业半途而废，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将因而失业。当时国民党已土崩瓦解，败局已定，自己又何去何从？确有面临绝境之感。
　　由于我过去从事的是警察工作，我的朋友也多是警察界人士，环顾我的周围，很难找到通向延安、北京的路线，只能通过身边的亲近人士，如赖志鹏、杨增樵、李世安、叶世畴等人，去找寻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关系。
　　我通过同乡同学又是从头便共同筹划起义的赖智鹏，了解到他的朋友刘龙光的胞兄刘辉光同志（解放前后都在香港当教师）是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我请刘龙光安排在香港与中共负责人见面。李国英和我一同去，在香港与刘辉光、张惠亮（中共党员、解放后在广州市公安局任科长）洽谈三、四次。刘、张二人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包括革命的道理、时局形势的分析，也有交代政策的内容，还有满足我名位欲望的前途展望。除了我去香港与刘、张二人见面商谈外，经常有刘龙光在广九线上以贩卖小商为掩护，两天即联系一次，党方需要的情报消息、资料以及对我的指示，都由刘龙光按时转递。
　　我又通过杨增樵接通了他的旧上司、任过龙川、兴宁县长的邓鸿芹先生的关系。邓当时在中共华南分局的领导下在港从事动员民主人士靠拢革命的活动。接上关系后，杨增樵任交通联络员，我们之间取得经常、有效的联系。邓又介绍我会见温康兰同志。温向我指出：解放前的准备工作，要尽量利用同学会、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名义作掩护；解放时要尽量保护好机关公物、公共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
　　我先后五次到香港与中央、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洽商起义工作。几次香港之行风险很大，被跟踪、照相之事时有发生。我在港的居住和行动均得到朋友凌达扬（广州市三十二中老师）的招待和掩护。
　　我们这一群参加广州警察起义的集体，是以广州警察局内的中央警校出身的警官和在广东省警校（警训所）受训过的警长、巡官为骨干。前者是我的同学，后者则是学生，利用同学、师生关系进行联络活动，是有许多便利的。当时中央警校有校友会的筹备会；广东警校也有校友会的组织。我进行策动起义的工作，尽量利用校友会作为掩护。
　　我们这个起义集体的重大决策和行动，都是我与赖智鹏商定后才付诸实行的。其次也与宋访高、张月华、杨增樵商议，及后又扩大到李国英、曾文越等人。这几个人是我们的决策班子。
　　我们经过缜密的筹划后便开展了起义的联系发动工作。赖智鹏负责发动广东警校第二十期毕业成批分配到广州警局工作的人员，人数在十人以上。大概每个分局都有一人。赖通过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紧紧掌握住这批人的思想，从而引导他们接受这个一百八十度转变的革命行动。李剑萍负责发动广东警校出身而在广州警察局当巡官、警士的人员，人数达数百人。李当时担任广东警校校友会的会务工作，他的身份对于发动起义的工作极为有利。此外，我和宋访高负责联系和发动分局长、分局员、消防总队长、总局的干部、参加起义的行列。我又把梁铎元介绍给新上任的靖海分局长张力山，让他当管警局员，因梁曾在广东警校任大队长多年，可以集结大批学生，在起义时保护五仙门电厂的斗争中，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我们这个起义集体的成员，虽是临时组合，但在以后能安全顺利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大多数既是我的老同学、旧同事，又都是我平日交厚情深的挚友。
　　我们确定了发动的对象以后，又根据当时解放军已以破竹之势南下，广州即将解放的形势，在发动工作中决定采取下列的步骤和方法：（一）从关心、了解对象入手，采取征询、商讨应变出路的方式，引导其参加起义的行列。（二）向发动对象提出集体团结应变，说明我们如积聚了一定的力量，就可以在广州局面有变化时，既可以撤退，也可以留下来，选择安全道路行走。（三）要求参加者尽力抓住警官、警士的人力，特别是武装力量，就连自卫队也希望能争取及利用。如国民党政府下令全体撤退，就要在撤退前携械躲藏在附近群众家中，待国民党军撤走后，马上集合起来，担负起维护辖区内治安的任务。
　　在我们发动员警起义的工作过程中，张月华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中共华南分局需要的国民党军政资料，大多数是他从卷宗里抽出来交给我转递的；广州解放时的敌情变化情报，多是他提供的。连他所在的永汉分局的电话也借给我作为起义时指挥之用。
　　我们的联系发动工作，基本上进行顺利，解放的时刻愈来愈迫近，起义措施也愈来愈具体，因势利导，步步深入，所以工作得到稳妥的进展。
　　1949年8月底的一天，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密锣紧鼓进行的时刻，李国英突然带引来自湖南的中央警校后期同学张凤岩来与我们见面。经李介绍张君曾是长沙市警察局的外事科长，我马上猜测到他此来是带有使命的。果然在会晤后的第二天，张凤岩又偕同宋秋芳同学到访。宋和张是中央警校同期同学。宋虽未参加我们的起义行动，但曾与我有“结义”之交。在宋秋芳对我们开门见山介绍张专程来粤是负有策动警察起义的使命后，张便进一步说明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并介绍了他在长沙策动警察起义的事例，这样就更加提高了我们起义的信心，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张凤岩寄居在西关他叔母的家里，我住在小北榨粉街。一般工作情况的交换，由宋秋芳联络转递，只有商议重要决策，我们才见面。
　　张凤岩提出在国民党军逃跑、解放军尚未进城的真空期间，需要有维持治安的机构，经过商议决定名为“广州市警察局（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刻一个图章备用。治安委员会成立时准备发表《宣言》、《告市民书》、《致全局员警的公开信》三个文件。图章是在解放军已到韶关、广州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交学生陈辅卿经办，再三嘱咐他要注意保密；文件则在广州解放前十天，由曾文越起草，张凤岩定稿。
　　在广州解放的前几天，我们了解到惠福东路我熟识的房东的一家住客逃跑了，电话和卧具、厨具都留下。我商得那位房东太太的同意，借用该空房作为我们的临时指挥所。因为那里距永汉分局不远，该局的管警局员张月华及巡官，警长均是参加这次起义的成员，指挥所设在那里，既方便又安全。
　　10月14日清早，我和赖智鹏、宋访高、杨增樵、廖蕴玉、李剑萍、张伟盖、陈辅卿分批进入指挥所，还带两支手枪自卫。
　　李剑萍、廖蕴玉、陈辅卿、张伟盖分工联络各分局参加起义的成员；我和赖智鹏既使用指挥所的电话，也借用永汉分局的电话，具体指挥着分处二十多个单位的参加起义的成员，展开了广州警察起义的斗争。
　　我进入指挥所后，立即派遣所有联络通讯人员分头出动，要求所有参加起义的成员掌握好武装力量及其他可以利用的人力，重复提醒他们在必要时使用就地散开隐蔽的斗争方法。用电话将我们的电话号码告知几个重要人士，嘱将敌情变化随时汇报。我与赖智鹏、宋访高也分头到可到的分局和总局的一些部门去观察起义斗争的发展情况。
　　第一次传来的敌情是说李及兰（广州卫戍总司令）宣称：准备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顽抗到底。我们研究分析了这个敌情，认为即使李及兰作困兽之斗，也不可能坚持多久，同时也拉不到警察去上火线。随即向参加起义的成员发出“坚持一天，胜利就会来临”的判断，用以加强他们斗争的信心。
　　中午时分，出去的同志陆续回报，所见各分局都很凌乱涣散。各个单位参加起义的成员都表示信心十足，还汇报有些单位参加起义人员续有增加，加强了实力。
　　午后，传来“吉章简（广州市警察局长）准备逃跑的船泊在白鹅潭，所有要逃的警察均可乘搭，不逃者听便”的讯息。我们针对这个新情况，立即发出：“保护机关内外的安全，特别保护水厂、电厂的安全”的命令，要求全体起义成员全力以赴，贯彻执行。
　　四时左右，周伟南来电话说：“李本珍（南岸警察分局长，周伟南的上司，我的后期同学）决定不逃，已允派武装队伍给我率领去保护西村水、电厂，他要求与你谈话，可否？”我立即在电话中对李本珍说：“我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这条新路；请把武装力量交给周伟南去保护电厂、水厂，共产党和广州的群众都会感谢你的！”李爽快地答应把武装队伍交给周伟南指挥。
　　放下南岸电话，我又立即用电话通知靖海分局梁铎元分局员，请他即派武装队伍去保护五仙门电厂，他答应照办。
　　张凤岩也来到指挥所，除汇报各方情况，商讨继续战斗和应付突变的一些措施外，特别检查了缮正的三个文件和刻好的“广州市警察局治安委员会”图章。
　　子夜，陆续接到“解放军进了城”“解放军缴了我们的枪，怎么办？”“……”各种报告，我在电话中通知各参加起义的成员，既表扬他们工作做得好，胜利完成了任务，又安慰并指示他们在按照解放军的意见解除武装后，主动地协助解放军共同搞好治安工作。
　　15日清早，张凤岩来指挥所。当时我们已知吉章简在逃跑前指定太平分局长黄逸民和黄沙分局长练秉彝临时代理广州市警察局正、副局长的职务。张凤岩提出我们仍应按原来计划组成临时治安委员会。张和我及赖智鹏、宋访高四人便一同到警察总局。
　　我先去找参加我们起义斗争的原督察处组长潘维城。由潘带引我们会见黄逸民、练秉彝及原来的秘书科长等多人。我向他们介绍了张凤岩的身份和他所负的使命，他们众口一词询问今后应该怎么办？张凤岩即提出成立“广州市警察局治安委员会”的意见，当即得到练秉彝及在场的原秘书科长等人的赞成响应，立即通知坚守岗位的分局长（分局长逃走则由一位局员代表）、消防警察总队长、保警副总队长以及总局秘书和各科室主管人员前来开会，商讨成立治安委员会事宜。会上，在推举主任委员时，许多人提议由张凤岩或我担任。张说因事前未得领导批准，他不便担负这个名义，但工作则会尽力支持。我和张共同建议由黄逸民担任主任委员，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推举我和宋访高、练秉彝、吴在寅以及商会主席何辑屏担任副主任委员，又保留一个副主任委员的席位给工会主席。全体出席人员均任委员。会议还决定由张月华、梁铎元兼代永汉、靖海分局长。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李本珍、乔永年、彭佩青、梁泰炎、梁宏筹、黎宗、林起钰、施岩翰、梁荫柏等共计四十余人。
　　张凤岩在会上讲了话，主要是简单介绍武汉、长沙两地解放前后情况以及解放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并要求共同协力搞好军管前的社会治安。我表示了请求大家合作，全力以赴，一定要搞好过渡期间治安的决心和态度。练秉彝和几个与会者也表示了积极搞好工作的态度。会议分工给我负责与解放军联络，以便开展今后的工作。
　　张凤岩和我一起到法政路找到解放军某部负责人，请求指示当前工作要旨。接见我们的是两位指挥员，他们提出：（一）安定全体员警的思想，维持好治安秩序；（二）立即恢复交通岗警，保证不出交通事故；（三）如需军队协助，可用电话通知。并告知联系电话号码。
　　我又与张凤岩专程到多宝路昌华新街找到原商会主席何辑屏，告知他被推任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请他筹措员警粮糈。何辑屏后来筹出了一笔现金，交给治安委员会，用作员警伙食费。
　　我召开了治安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了解放军指挥员的要求，并宣布将商会临时筹措的警饷经费，按人数发放与各分局和消防警察总队、保安警察总队。何辑屏副主任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我们的起义斗争，直至广州公安局正式成立而告结束。
廖献周，广东省五华县棉洋镇桥江唐纯村人。1912年出生，早年就读于乡里明新学校和揭西河婆大光学校，初中回本县三江中学（今安流中学），高中进梅州中学。1932年投笔从戎，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九中路军蔡廷锴将军部供职，后考入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班第四期深造。1942年，受国民政府内政部派任广东省警察训练所教务主任，驻临时省会韶关。1945年升教育长1947年省警训所改为广东省警察学校，出任该校教育长主持校务，负责全面工作。1948年冬调任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简任参议（领少将军衔）。1949年10月，国民党将军弃城撤离广州，是时解放大军刚抵达粤北韶关一带，进穗城尚须时日。此时，廖献周利用在警校工作多年的影响与各方协调，秘密策动广州警察起义，组织成立“广州市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亲自指挥调度，维护了广州社会治安和公共设施水厂、电厂、仓库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彻底粉碎了珠江三角洲“大天二”武装企图趁广州真空进行洗劫的罪恶行动，保全了公私财产完整的南国名城迎接解放军进穗接管，并协助解放军建立治安新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派进中原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后参加湖北浠水和广东南海土地改革，受立功表彰。1953年调入广东省文史馆，与副馆长邑人魏中天共事，结为挚友，一起从事广东文史研究工作，荐贤举能，稽老撰述，不遗余力，搜集撰写《三元里抗英斗争史》、《广东洪（秀全）兵起义史料》等一批珍贵资料，留存于世。并亲自创办文史夜学院，培育人才。历任广东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1993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1999年3月在穗逝世。逝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陈景文撰写《灿烂霞辉耀晚晴》五首诗赞誉其生平。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郑群赋诗：“早年司警政，揭竿接黎明；君去功劳在，高风启后人。”对其经历和功绩以予概括，并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