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岩口述广州解放前夕策动和领导有关警察起义

　　我解放前原在湖南长沙警察局任外事科长。曾于1949年3月至8月在长沙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成功地策动和领导了长沙警察局的部份员警起义。长沙解放后，中共华中分局急需派人到广州进行策反和做情报工作。考虑我长沙起义的经历，又知我是广东人，在广州有一定社会关系，可以承担这项任务。同年8月，我经长沙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由中共华中局广东工作站派到广州策动广州市警察局员警进行起义。这个任务由该工作站站长郭仕魁和副站长袁文超亲自交办和作了具体的安排。
　　8月下旬，我带着这个任务来到了广州。到广州后，我探知我原来准备联系对象之一的张惠文已经辞去警察分局长的职务到香港去了；另外一个联系对象李国英也不当警察分局长了，但他还是住在广州。我便与李国英取得联系并通过他和宋秋芳的介绍，开始认识了廖献周（廖与我是警校的先期同学，是原广东省警察学校的校长）。
　　我与廖献周、李国英见过几次面之后，知道他们已组织了一帮人正在广州策动警察人员的起义，并以廖献周为主要领导人。此外，领导班子还有李国英、赖智鹏、宋访高、张月华等人。当廖等知道我曾经在长沙领导过起义，并有党的直接领导，到广州来是带有策反任务的时候，表示乐于与我合作并接受我的领导。那段期间，我们经常联系，并多次在廖的住宅（仓边路榨粉街5号）或在我的住地（西关，宝华北街一号之一）秘密开会，我要求他们按照华中局广东工作站的要求结合广州市当时的具体情况，重新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和部署。廖献周等自从和我合作后就更有信心，更有斗志。而我也认真对待，全力以赴。我因初到广州，对情况不很熟悉，所以有关策动工作，均靠廖等各主要成员去做，一切具体布置我都没有出面，因郭仕魁站长曾吩咐我要吸取长沙的经验教训，注意安全保密，以免失误。在这段期间，廖等又在惠福路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我们策动起义的临时指挥部，常在那里召集所有核心人员秘密开会，布置工作。
　　10月初，广州面临解放。我们探知广州市警察局长吉章简和副局长何名泽企将率武装队伍撤离广州。解放大军入城之前，广州市区必有一段真空时间，我们有必要组织一个临时的领导机构维持治安，以迎接解放。我把这个意见向广东工作站派来的领导辜学海同志汇报（他当时住在太平路某号三楼），并与之分析研究后，辜学海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指示我们立即做准备工作。我经过与廖献周、李国英、宋访高、赖志鹏等认真讨论研究后，决定组织一个名叫“广州市警察局治安委员会”的临时机构，并拟定了初步方案以及暗中刻好一颗该委员会的公章，等待时机，相机行事。
　　吉章简、何名泽一伙果然是在10月14日撤逃了，海珠桥也在当天傍晚被炸毁。当天广州市区形势非常紧急，我们便立即通知各单位参加起义的员警坚守岗位，加强保卫工作。特别派出武装队伍全力保卫水厂、电厂、工厂，以免再遭破坏。入夜，解放军陆续入城，在东山、西关、河南、三元里和石牌等地，追击扫荡国民党的残兵败卒，敌人纷纷缴械投降。15日清早，我便抓紧时机和廖献周、李国英、宋访高、赖志鹏、张月华等人一起来到维新路广州市警察局。当时局本部正是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廖献周将我介绍那些留下来的中层人员（他们大部份是分局长、大队长、科长等）见面，并说我是中共华中局派来的代表。不一会，便以我是上级派来的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召集所有这些人员约三十多人在该局会议室开会。会上，首先由我简单介绍了武汉、长沙两地解放的有关情况及在广州市警察局成立治安委员会的目的与意义，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与会者均表示拥护这个建议，于是便正式成立和公开“广州市警察局治安委员会”这个临时机构。当推举领导班子时，大家提出要我担任主任委员，我表示不便参加领导班子，建议由黄逸民担任主任委员。大家听我说明原因后都尊重我的意见，同意推选黄逸民为主任委员，廖献周、宋访高、练秉彝、吴在寅、何辑屏为副主任委员，赖志鹏、李国英、张月华以及警局留穗的各分局长、大队长、保警副总队长为委员。委员会下设秘书，总务、业务、联络等四个组。会议开了三个钟头左右。
　　治安委员会成立后即抓紧做了几件大事：一、向所属单位发出通知及张贴布告，命令全局属单位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治安委员会的指挥；二、向广州市各报社发布组成治安委员会的消息，公布该委员会领导成员的名单以及发表《告全体市民书》；三、立即进行筹粮、筹款，维持留守人员的伙食费用；四、命令所属人员坚守岗位，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止各种破坏，保护水厂、电厂、工厂以及重要文物建筑、维持交通安全；五、会同驻军巡逻、放哨，并协助解放军进行接管工作。以上消息均在10月16、17两天的越华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上以显要位置登载出来。
　　为了与进城的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在15、16两天，我与廖献周一同去会见了解放军某团的团长和政委、某师的政委和某军的参谋长。我们分别向他们表示慰劳并汇报我们策动起义的经过以及成立治安委员会的有关情况。各部队首长听后，一方面对我们表示赞扬，另方面要求我们认真配合进城部队共同做好维护治安和维持交通等工作。
　　治安委员会是临时的而又是至关重要的过渡性机构，它从成立到结束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广州真空期间安定人心，促使留守和起义员警坚守岗位，继续维护治安，防止各种破坏以及协助军管会的接管工作都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并且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10月18日，中共华中分局广东工作站站长郭仕魁随军南下来到广州。我除了向他汇报有关工作以外，并将廖献周交给我的有关在几个月来收集和保存的原广州市警察局的人员编制、武装、治保以及其他重要档案资料一大批、策动该局人员起义及成立治安委员会经过的书面材料以及参加起义核心人员的名册当面交递交，由他转给广州市公安局。
　　10月21日上午，由郭仕魁写信介绍我到爱群大厦六楼会见当时来接收警察局的公安局长陈泊和副局长孙乐宜。在听完我的工作汇报以后，陈泊说：“（大意）你们这次工作取得不少成绩，希望你们能继续为人民做更多的事。上级派我们来接收警察局，治安委员会可以告一段落了。你今后的工作可直接与陈恭同志联系（陈当时是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至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怎样安置，我们还要研究，希望他们继续坚守岗位，听候安排吧……。”
　　当天下午，我便把与陈、孙两位局长谈话的主要内容知会廖献周，并建议第二天上午在廖献周住处召集参加起义的核心人员开会。会上，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我向陈、孙两位局长汇报的情况，并据此要求全体人员继续坚守岗位，安心等待上级的安排。
　　10月底，市公安局报经华中局广东工作站同意，调我到市公安局一处工作。又根据陈恭同志的意见，将廖献周的工作关系转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