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我任广州市警察局前鉴分局长。10月13日清晨,农工民主党地下工作人员叶志良来到前鉴分局,向我递送了一份广州绥靖公署的撤退计划。这份计划是广州绥靖主任公署第三处作战科长何兆康(农工民主党党员)设法弄来的。我从这份撤退计划中得知:蒋军将于明(14)日撤退完毕。广州市大型建筑物如海珠桥等将遭到破坏。广州市的警察因居民请求留下来维持治安,大部份不作撤退。
当日上午九时,我接到通知到广州警察总局参加全局各分局长、消防大队长的会议。会上到任不到十天的广州警察局长吉章简宣布了广州市警察撤退的计划。指定一部份保警随同撤退,其余的人悉听自愿。撤退时将鸣汽笛为号。我回到分局,向全体员警传达了,并动员他们留下来维持治安迎接解放。员警们都表示接受我的动员,愿意留下来。只有行政局员黄志忠私下对我说,他非走不可。我问为什么?黄说不出真实理由。其实我早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成员。我说:“你还是留下来吧,解放军不会杀害和侮辱留用人员的。”
13日下午,我用电话约集了保警第四、第六、第八等中队的中队长陈元正、王冠豪等来谈。他们原是农工民主党联系准备起义的人员,一向归广州市警察局保警总队长钟岱(农工民主党党员)领导的。10月6日钟被迫离穗赴港,他们转归我领导。会谈后决定:明(14)日,在警察总局响了撤退的汽笛后,除第六中队仍以加强排守卫五仙门电厂外,其余各中队应即向大沙头方面集结,任务是维持治安。必要时向撤退的国民党军袭击,以配合解放军进城。至于各中队集结后必需的粮饷,我已向市民募集了主食米和副食品,足够一千人左右的十天供给。
下午六时,叶志良到来。我汇报了上述的部署情况,请他转报在香港的有关组织,以便及时与入城解放军取得联系。并送给他赴港的火车票。
解放军以异乎寻常的行军速度南下,14日,广州已是紧急状态。下午一时,我坐了一辆小汽车去察看王冠豪和陈元正的部队。当时保警第八中队已被警察总局调往沙面,押运军械被服,准备向中山撤退。我道经泰康路时顺路到海珠桥去看看。当时桥的两端有蒋军国防部技术兵团守卫,桥的中央堆满了TNT炸药。为了挽救这座桥,我拟派已调往沙面的第八中队在沙面上船渡河,经同福路绕到海珠桥南端,解除守卫海珠桥的国防部队武装,夺除其炸药。但到沙面后,不见第八中队的中队长,原来他领到警察局所发的经费后,个人脱离队伍逃跑了。我在归途中,进入五仙门电厂,告诉王冠豪队长应认真保卫,如有人来破坏应严予制止,必要时可枪杀勿论。
14日下午四时起,广州市东北郊陆续传来了飞机库、军械库爆炸的声音。五时许市区内隆然巨响,使分局内的屋为之震动,原来是海珠桥已被蒋军技术兵团炸毁了。入夜后,市电厂已不发电,全市黑暗。我命令加强戒备,并通知陈元正中队和王冠豪中队的一部改在前鉴分局集中。陈元正中队所属大队的大队长,原企图率领整个大队逃往中山为土匪。当陈元正中队向前鉴分局集中时,该大队长曾派人追截,企图保存整个大队的实力。但陈元正态度坚决,没有屈服。当王冠豪、陈元正两个中队到达前鉴区时,群众惶恐情绪大减,争相到来慰劳。九时许,居民来报,说有无数手持电筒的人,自东华东车站向前鉴区前进。我当即率队在东华东铁路界上布防。那批手持电筒可能是劫匪,因见有备,便纷纷退去。十二时许,我领着王冠豪、陈元正和分局的部份局员、巡官到区内巡视。到广九车站时,发现车站内空无一人。我即亲自找到车站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回站看守,静候解放军前来接管。没多久,就闻说解放军已进入沙河,我立即命令警察通知居民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我自己率领随行人员由东站折回,准备至百子路迎候。但刚到东川路和东华西路的十字路口,听到后面有几响枪声,回头一看,见有数十名解放军向我们呼喊:“举手缴枪!”我们当即举手。他们立即趋前,将我们佩带的武器及弹药解除。我后来找到他们的指挥员说明了身份,指挥员立即下命令把武器还给我们。当夜我把入城部队的指挥员刘星华接到前鉴分局,愉快地畅谈到天亮,并把广州绥靖公署的撤退计划面交刘同志转报上级,以供部署追击蒋军的参考。
凌环中口述跟随凌璆起义
1949年10月,我在广州市警察局前鉴分局工作。正当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接近广州时,分局长凌璆私下找我谈话,劝导我,并讲明了解放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我就下定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
10月14日,凌璆指派我带领警长周明、警士四名,责负百子路中山医学院一带的巡逻任务。并指示要认真守护医学院内的教学、医疗器械,如发现有人破坏或搬走,应即捉拿归案。此外,还要到广九火车站巡逻,还以防破坏。我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从早到晚,来回巡逻。晚上,凌璆还亲自带我们到区内各地巡视,以确保辖区的安全。当解放军入城时,我又奉分局长之命,通知居民开门张灯结彩迎接解放军。我们巡逻队伍在东川路与大东门之间遇上了进城的解放军。凌璆向解放军表明了身份后,便把解放军的指导员刘星华迎入我分局。后不久,军代表周冲前来分局接管,他对我们迎接解放的工作曾公开表示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