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的国民党税警部队
警史钩沉 发表于 2015-08-07 20:50:16
1930年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将东北讲武堂第10期毕业学生72名，以“派赴国府任用学生”名义，送到南方。这72名学生到达上海后，全部被分配到税警部队中，充当骨干。我是其中之一员。直到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时止，前后共19年，我始终在税警中工作。兹将所见所闻，秉笔直书，以资参考。
税警的前身——缉私营
税警没有建立以前，盐务缉私事务，归政府财政部盐运使署办理。各省设盐务缉私局，局下设若干个缉私营，间或也有设缉私统领或团长管辖各个缉私营。
当时缉私营，从上到下，弊端重重，其主要的，是：第一，卖缺；第二，吃空；第三，放私。所谓“卖缺”，就是当长官的，利用发财心理，出卖缺额，根据地位的高低，决定价格的多寡；“吃空”是人数不足，而空着不补，如编制应有名额100人，实有仅七八十人，少的甚至半数，空额的薪金等等，归各级官长朋分；“放私”是根据盐法认为应当查缉的，而受贿放走，以饱私囊。甚至还有明目张胆，大运私盐，或以缉私轮船，运送违禁物品，如军火、鸦片等等。
1922年时，驻在松江的缉私统领石某因有背景有靠山，营私舞弊肆无忌惮，他以缉私统部的两艘缉私兵轮运输鸦片。当他到差的时候，家徒四壁，而未满半年，洋房汽车，应有尽有，其部下的营长连长，每月收入至少在1000元以上。同一时期，驻在扬州的两淮盐务缉私统领某贪求无厌，竟限令各营长每月报效5000余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余不堪闻问了。
缉私的腐败，更在于不注意产区，而注意于销区，在盐滩以外的销地，遍布缉私部队。于是吃盐的人，业盐的商，动辄得咎。缉私营所科罚金，较之私盐治罪法，擅自超越。甚至栽赃敲诈，诡异百出，如1932年天津登赢楼饭店，被指食用私盐，罚款数千元之多。实则所谓买用私盐，乃是凭空虚构，故入人罪。冀东、冀南（河北省分冀南、冀北和冀东）一带，缉私兵对于制产硝土盐，公然收取费用，鱼肉善良，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骂称缉私营为“盐狗子”。
宋子文加强剥削
盐是生活必需品，它对于人们健康，关系极大。按需要量来说，体力劳动者用的多，脑力劳动者用的少；穷苦者用的多，富有者用的少，因为富有者除吃盐外，还有其他佐味品可吃。因此，盐税在旧社会中，穷苦人民的负担重，而剥削阶级的负担反而轻。
盐税是政府的一大宗收入，因为人人不能不吃盐，所以又是十分可靠的。缉私营的营私，私盐畅枉，必然影响“官盐”销额，税收减少。为了保障税收，就要整顿缉私。财阀宋子文大动脑筋，其结果是：1930年在财政部下成立了盐务缉私处，派留美的温应星为处长。将原属于盐务署的缉私事务，划归盐务缉私处管辖，各省的缉私局由其指挥监督。然而换汤不换药，新瓶装陈酒，成立一年，缉私腐败依然如故，盐税收入毫无起色，旋于1931年将盐务缉私处撤销。
这时，宋子文想起了盐务稽核所，他相信这个机关，将整顿缉私增加税收的希望全部寄托给它。当盐务缉私处撤销后，随即在盐务稽核所内设置税警科，以留美学军事的少将王赓任科长（一?二八事变后，王赓因军事问题解职，科长缺由稽核所总视察留美生曾仰丰兼任，在抗战时期，税警科改为警务处，以留美生少将曾锡跬任处长），以德国人鲁斯敦（译音）为顾问。从此，盐务缉私事务归并于盐务稽核所办理了。
丧权辱国的盐务稽核所
1912年，当时的北京政府向外国银行团举借了一笔大外债，当时简称之为“大借款”，以盐税作归还的保证。根据“大借款”合同的规定，于1913年成立盐务稽核所，成立之初，原来仅仅管理收税与秤放盐斤，关于场产、运销及缉私等事务，则仍旧归盐运使署办理。盐务稽核所各机关，惯称之为稽核机关，盐运使署各机关，惯称之为行政机关。到1931年，将缉私事务归并于稽核机关，至1932年，又将场产、运销归并于稽核机关（因政治关系，广东至1936年归并，云南迟至1938年始归并）。于是盐务稽核所综揽盐务的全权了。
盐务稽核所的成立，根据于“大借款”合同，又根据合同规定洋人（美、英、德、日人都有）参加工作。这些洋人，就是外国银行团的代理人，他们有干预盐税计划及分配盐务税款的大权。
稽核机关里的洋人，薪俸特别的高，总所里当个会办（总所中主管称总办，副主管称会办），月支英国金镑300元（1929年英国金镑1元合我国纸币12元。嗣后金价日贵，至1931年，金镑1元几合银币24元）。此外，还要供给洋人以洋房汽车。他们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有的还沉湎酒色，荒淫无度，纵欲腐化，伤风败俗，如1930年美国人斐利克（译音）就是个外界啧有烦言、声名狼藉的典型。
稽核机关里的洋人，嚣张专横，咄咄逼人。1937年，福建盐务管理局副局长美国人贝尔逊（译音）与局长刘树梅极不合作，遇事掣肘。那时以抗战关系，盐务总局（即盐务稽核总所的改称）迭令抢运存盐，刘树梅认为当此抗战期中，所有运输工具，均由福建省政府统制，加以日寇海军封销海口，那时由福建盐场运盐内地，极为困难，故与省政府接洽，由建设厅用汽车运输盐斤，运价议订。建设厅商由盐务局先行借拨款项，为购买汽车之用，车到以后，专为盐务局运盐，此项拨款，于应付运费中扣还。这种办法，原为权宜之计，刘树梅已同意照办了。哪知贝尔逊以盐务局吃亏太大为借口，坚不同意。虽有财政部的催饬，与刘树梅的解释，贝尔逊始终置之不理，拒绝签发支票，运盐计划遂告停顿。又有一次，刘树梅与包商洽议运盐价格，业经议妥，价并不重，但当刘征取贝尔逊同意时，贝以事先没有与他商谈，不表赞成，予刘以极大的难堪。洋人贝尔逊这样胡作胡为，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洋人意气用事，跋扈弄权，单纯地给盐务部门造成了许多损失，实质上，这是破坏我国抢运关系民生的重要物资，破坏我国的抗战伟业。
稽核机关内，因为洋人当道，各种文件一律译成英文，人人竟以说洋话为荣。各种文件非经洋人签字不能生效。事无巨细，洋人样样干涉。1934年冬，汉口鄂岸盐务办事处购买取暖火炉，副处长德国人成德宣（译音）竟也指定向洋人所开洋行里去买。
稽核机关经常利用一般军阀官僚恐惧洋人的心理，遇有交涉，即由洋人出面。如1929年，淮北驻军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歧，向连云港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交涉，借用盐税，以充军饷。分所经理曾仰丰告以：“分所职司收税，军需的事，本不负责，但如有财政部电令，就近由税款转拨，亦可照办，否则，丝毫不能通融。”相持一个多月。忽然一天，日暮雨雪，曾仰丰已下班，退处宿舍。任应歧率领手枪队，浩浩荡荡而来，将曾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想提盐税20万元。曾向任婉转地说道：“借用军饷，我本无权，已代电请示，一奉部电，立即照拨。”任闻曾言，勃然作色，咆哮起来，恶狠狠地说：“你故意刁难。当此苦寒，我的士兵，饥寒交迫，无以为生。你有洋房火炉，安享自在，故能说不负责任的话。”其势汹汹，争执激烈，那时夜已深了。协理美国人柏克（译音）听说赶来。任应歧见到洋人的突然出现，一惊愕，不由得有些气馁。霎时间，盛气平息，不再那样凶恶了。柏克对任应歧严峻地说道：“准单（稽核机关通知民行提税的凭证）为我所管，即使你能强迫曾经理签字，我不发准单，则字无可签，而且他签字，我不签，也是枉然。你想我发准单签字，惟有先将我枪毙。”直弄得任应歧瞠目结舌，手枪队面面相觑，他们像遭遇了一个意外的奇袭，陷入了极难堪极狼狈的状态中了。僵持久久，无法下台。这时候，两淮盐运使署运副胡星池闻报踵至，居间调停。协议结果：等待一天，如部电仍不到，四十九师愿取消20万之数，由分所填发10万元准单一纸，作为中央转拨四十九师的军饷，惟嗣后四十九师须担任保护盐务机关，不许任何军队贩运私盐。经双方认可，签字时，已翌日晨两点多了。又如：1932年，韩复榘雄霸山东，号称山东之王。他将山东盐务稽核分所李经理停职，另派柴春霖为山东盐务稽核分所监理官兼代经理。盐务稽核总所知道后，认为情势严重，于是由美国人贝尔逊（译音）偕曾仰丰前往山东交涉。他们到达济南，访晤韩复榘，运用洋人吓服一般军阀官僚办法，洋人贝尔逊对韩复榘严肃地指出：“撤换原任李经理，另派柴春霖，是破坏大借款合同，破坏盐务稽核机关的完整，绝对不可，应当收回成命。”对于国人如狼似虎的韩复榘，对于洋人却如犬似羊了。交涉结果，李经理复职。一场风波，于是平息。类似以上的这些事件，稽核机关的人常引以为美谈。哪里知道，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税警建立始末
为了保证盐税收入，宋子文经过了几许周折，最后将缉私事务移归稽核机关办理，编组税警。既经改为“税警”，则顾名思义其职责在于护税，稽核机关仍可保留。
缉私事务于1931年归并于稽核机关后，首先将淮南、淮北、两浙（盐务机关将浙江省分为浙东、渐西，简称两浙）、松江、扬子四岸（盐务机关称湖北为鄂岸、湖南为湘岸、安徽为皖岸、江西为西岸，以上简称为扬子四岸，或称四岸）、河南、山东和福建等共11区的缉私营及场警改编为税警。到1932年全国各区盐务行政归并于稽核所后，又先后将粤、滇、晋、潞（山西省解池所产之盐，称为潞盐，亦称河东盐，为池盐中之著名者，故盐务机关称山西省为潞区）、芦（盐之产于河北省长芦者日芦盐，盐务机关称此区为长芦区，或称芦区）、甘、川、西北（包括宁夏、青海）8区缉私营改编为税警。将以往缉私营连组织全部废除，改编为区队制。编制是：区、分区、队、分队。以分队为单位，每分队官兵15名，3个分队为1个队，3个队为1个分区（也有不设分区的）。至于区辖若干队，则根据情形任务而定，可多可少。区长不直接带领队伍，区部是个管理税警的行政机构。各区原有缉私局长制也一律废除，在各区稽核机关内，设置税警科，受各区稽核机关主管直接管辖，指挥税警事宜。但后来也间有改科为税警局的，那是因情况或因人而设，不是普遍的。
在抗战时期，税警编制有的是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实质上总队长由税警科长兼任，大队等于区，中队等于分区，不过名词不同罢了。
稽核机关鉴于缉私营时期，有卖缺、吃空和放私三大弊，应当肃清，否则难言整顿。税警改组后，所有科长、区长、队长和分队长的人选，一律由稽核总所委派，这样杜绝了卖缺；所有税警官佐士兵一律发给税警执证，上贴本人照片，载明到职日期、籍贯、年龄、出身及保人等等，随身携带。每月薪饷，由稽核机关按期派人到各税警驻地点名发给，除由本人在薪饷单上签名领取外，并由经发人核对照片，在税警执证上写明发饷日期及金额，倘本人因故不在，他人不能代领，这样防止了吃空。所有科长、区长、队长均得随时调动，以免士兵伙同作弊。又复提高待遇，举办储金，推行职位保障制。官佐士兵一律觅殷实铺保，担保一切，每年查核一次，藉免放私作弊。
如1940年夏，川东盐务管理局派驻湖北老河口的税警游缉大队长（何名不记得，大队副叫杨盛纲）将由兴山运往鄂北的船运盐斤，沿途盗卖，谎报盐船触礁，船漏盐消。当时我在湖北巴东县，接驻四川万县的川东盐周电，前往彻查。行在中途，主犯大队长已闻风潜逃，我到老河口，查明真相，通缉逃犯，处办有关人员，清理了这一段公案。
除了驻在各省区的税警区队编制以外，宋子文鉴于淮北驻军不断干涉盐务，提税放私，为所欲为（如上文所述四十九师事件），盐务税收，大受损失，因之于1931年成立了军队式税警总团，计3个团。各团营长多是派留美的军事学生担任，如孙立人、贾幼慧等等，宋子文的小舅子张远南也是团长之一。税警总团的武装配备，都是最新式最精良的。它对于防止淮北驻军贩私、干涉盐务等行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税警组成，人事上不免整顿一番，大肆淘汰之后，随即设法补充。1931年在松江设立税警官佐训练所，招考高中毕业学生，并抽调各区的原任官佐、警士长，施以军事及盐务法令规章教育，6个月毕业，这是干部的培训。又在各省区设立税警训练所，抽调原任士警，集中训练，以提高税警质量。
募补税警，规定文化要小学程度，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体格、身高都有规定。募补权操在区部，各队不能办理。应募者经检验合格后，再找铺保。纵然如此严格，可是补充空额非常容易。因为人们有这种心理：当了税警，可以避免兵役，被抓壮丁，而且待遇较高，除每月按期发饷外，还有奖金可分，比较一般军队优异得多。
税警建立后，负责保护盐场、盐坨、盐仓和稽核机关，护运盐斤，查缉私盐，总而言之一句话是：维护税收。
这从税收的数字上可以看出：1930年全国盐税收入是12900余万元（不包括东北、热河、内蒙及西藏在内）。到1936年增至21700余万元，1937年又增至21900余万元。
盐税之重，较诸物值，制盐成本几至值一抽三四十倍，如长芦区的盐，每担成本最低1角3分，最高3角2分，而每担盐税高达10至13元。税重利厚，贩一担漏税的盐，可获利10元左右，因之贩私者多，而法术也愈巧妙。甚至武装结伙，暴力抗拒，税警全国总数不过23000多人，散布各省，每处人数有限，而贩盐的人多势众，到处活动，税警顾此失彼，难以应付。
1929年，中央政府虽然颁布了一个“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但是各地方官吏对于这个条例视同具文，阳奉阴违，多不贯彻执行。甚或暗中牟利，接受贿赂。有的地方竟以制售硝土盐利润优厚，相率从事淋制，废弃农事。
军人假借采办军用食盐之名，竟然私贩私售，淮北地区有税警总团驻防，实力雄厚，足以制止。但其他地区，则因税警人数寥寥，与驻军相较，众寡悬殊，毫无办法。又如轮船及火车人员，夹带私盐，因限于定章，税警不能上车船检查。还有假租界为护符，贩运私盐。税警不能入境，无法查缉。
为此戴笠曾一度收编税警。在抗战时期，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各项税收，大受威胁。宋子文亟谋对策。1942年春，于财政部下，设置缉私署，以军统头子戴笠兼任署长，掌握全国所有缉私事务。各省设立缉私处，各县重要关卡设立查缉所。将所有盐务税警，以及海关关警，合并改编为两个税警总团（原计划扩充为4个总团，一个总团辖4个团），统归戴笠指挥调遣，配合各税务机关，缉私处查缉所各单位执行查缉，防止漏税偷税等工作。缉私署又成立了一个查干人员训练班，积极培养干部。原意以为如此办理，可以扑灭私风，增加税收，谁料事与愿违，官兵反而因待遇下降，情绪趋于消沉，又有暗中经商，产生新的弊端等。加之戴笠生性峻刻残暴，常对部属采取特务手段，人心恐慌。当时我是税警第二总团第七团第二营营长，几次亟愿引退，两次报请辞职，并托人说项，都没有批准。
稽核机关将税警交出后，需要税警，必经函商缉私署调派，公牍往返，大费周折，设遇缓急，不能运用自如，遇到感情用事，更多滞碍。稽核机关对此，很伤脑筋，推进工作，颇受影响。逐渐地与缉私署产生了一些矛盾，无法解决。
后情势所迫，财阀宋子文又于无可奈何中，不得不教军统头子戴笠将原属于盐务的税警，于1944年夏交还稽核机关，税警又恢复区队编制了。
到1949年全国解放，“税警”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来源：《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4 经济金融》 作者：杜执中）
税警的前身——缉私营
税警没有建立以前，盐务缉私事务，归政府财政部盐运使署办理。各省设盐务缉私局，局下设若干个缉私营，间或也有设缉私统领或团长管辖各个缉私营。
当时缉私营，从上到下，弊端重重，其主要的，是：第一，卖缺；第二，吃空；第三，放私。所谓“卖缺”，就是当长官的，利用发财心理，出卖缺额，根据地位的高低，决定价格的多寡；“吃空”是人数不足，而空着不补，如编制应有名额100人，实有仅七八十人，少的甚至半数，空额的薪金等等，归各级官长朋分；“放私”是根据盐法认为应当查缉的，而受贿放走，以饱私囊。甚至还有明目张胆，大运私盐，或以缉私轮船，运送违禁物品，如军火、鸦片等等。
1922年时，驻在松江的缉私统领石某因有背景有靠山，营私舞弊肆无忌惮，他以缉私统部的两艘缉私兵轮运输鸦片。当他到差的时候，家徒四壁，而未满半年，洋房汽车，应有尽有，其部下的营长连长，每月收入至少在1000元以上。同一时期，驻在扬州的两淮盐务缉私统领某贪求无厌，竟限令各营长每月报效5000余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其余不堪闻问了。
缉私的腐败，更在于不注意产区，而注意于销区，在盐滩以外的销地，遍布缉私部队。于是吃盐的人，业盐的商，动辄得咎。缉私营所科罚金，较之私盐治罪法，擅自超越。甚至栽赃敲诈，诡异百出，如1932年天津登赢楼饭店，被指食用私盐，罚款数千元之多。实则所谓买用私盐，乃是凭空虚构，故入人罪。冀东、冀南（河北省分冀南、冀北和冀东）一带，缉私兵对于制产硝土盐，公然收取费用，鱼肉善良，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骂称缉私营为“盐狗子”。
宋子文加强剥削
盐是生活必需品，它对于人们健康，关系极大。按需要量来说，体力劳动者用的多，脑力劳动者用的少；穷苦者用的多，富有者用的少，因为富有者除吃盐外，还有其他佐味品可吃。因此，盐税在旧社会中，穷苦人民的负担重，而剥削阶级的负担反而轻。
盐税是政府的一大宗收入，因为人人不能不吃盐，所以又是十分可靠的。缉私营的营私，私盐畅枉，必然影响“官盐”销额，税收减少。为了保障税收，就要整顿缉私。财阀宋子文大动脑筋，其结果是：1930年在财政部下成立了盐务缉私处，派留美的温应星为处长。将原属于盐务署的缉私事务，划归盐务缉私处管辖，各省的缉私局由其指挥监督。然而换汤不换药，新瓶装陈酒，成立一年，缉私腐败依然如故，盐税收入毫无起色，旋于1931年将盐务缉私处撤销。
这时，宋子文想起了盐务稽核所，他相信这个机关，将整顿缉私增加税收的希望全部寄托给它。当盐务缉私处撤销后，随即在盐务稽核所内设置税警科，以留美学军事的少将王赓任科长（一?二八事变后，王赓因军事问题解职，科长缺由稽核所总视察留美生曾仰丰兼任，在抗战时期，税警科改为警务处，以留美生少将曾锡跬任处长），以德国人鲁斯敦（译音）为顾问。从此，盐务缉私事务归并于盐务稽核所办理了。
丧权辱国的盐务稽核所
1912年，当时的北京政府向外国银行团举借了一笔大外债，当时简称之为“大借款”，以盐税作归还的保证。根据“大借款”合同的规定，于1913年成立盐务稽核所，成立之初，原来仅仅管理收税与秤放盐斤，关于场产、运销及缉私等事务，则仍旧归盐运使署办理。盐务稽核所各机关，惯称之为稽核机关，盐运使署各机关，惯称之为行政机关。到1931年，将缉私事务归并于稽核机关，至1932年，又将场产、运销归并于稽核机关（因政治关系，广东至1936年归并，云南迟至1938年始归并）。于是盐务稽核所综揽盐务的全权了。
盐务稽核所的成立，根据于“大借款”合同，又根据合同规定洋人（美、英、德、日人都有）参加工作。这些洋人，就是外国银行团的代理人，他们有干预盐税计划及分配盐务税款的大权。
稽核机关里的洋人，薪俸特别的高，总所里当个会办（总所中主管称总办，副主管称会办），月支英国金镑300元（1929年英国金镑1元合我国纸币12元。嗣后金价日贵，至1931年，金镑1元几合银币24元）。此外，还要供给洋人以洋房汽车。他们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有的还沉湎酒色，荒淫无度，纵欲腐化，伤风败俗，如1930年美国人斐利克（译音）就是个外界啧有烦言、声名狼藉的典型。
稽核机关里的洋人，嚣张专横，咄咄逼人。1937年，福建盐务管理局副局长美国人贝尔逊（译音）与局长刘树梅极不合作，遇事掣肘。那时以抗战关系，盐务总局（即盐务稽核总所的改称）迭令抢运存盐，刘树梅认为当此抗战期中，所有运输工具，均由福建省政府统制，加以日寇海军封销海口，那时由福建盐场运盐内地，极为困难，故与省政府接洽，由建设厅用汽车运输盐斤，运价议订。建设厅商由盐务局先行借拨款项，为购买汽车之用，车到以后，专为盐务局运盐，此项拨款，于应付运费中扣还。这种办法，原为权宜之计，刘树梅已同意照办了。哪知贝尔逊以盐务局吃亏太大为借口，坚不同意。虽有财政部的催饬，与刘树梅的解释，贝尔逊始终置之不理，拒绝签发支票，运盐计划遂告停顿。又有一次，刘树梅与包商洽议运盐价格，业经议妥，价并不重，但当刘征取贝尔逊同意时，贝以事先没有与他商谈，不表赞成，予刘以极大的难堪。洋人贝尔逊这样胡作胡为，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般的洋人意气用事，跋扈弄权，单纯地给盐务部门造成了许多损失，实质上，这是破坏我国抢运关系民生的重要物资，破坏我国的抗战伟业。
稽核机关内，因为洋人当道，各种文件一律译成英文，人人竟以说洋话为荣。各种文件非经洋人签字不能生效。事无巨细，洋人样样干涉。1934年冬，汉口鄂岸盐务办事处购买取暖火炉，副处长德国人成德宣（译音）竟也指定向洋人所开洋行里去买。
稽核机关经常利用一般军阀官僚恐惧洋人的心理，遇有交涉，即由洋人出面。如1929年，淮北驻军第四十九师师长任应歧，向连云港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交涉，借用盐税，以充军饷。分所经理曾仰丰告以：“分所职司收税，军需的事，本不负责，但如有财政部电令，就近由税款转拨，亦可照办，否则，丝毫不能通融。”相持一个多月。忽然一天，日暮雨雪，曾仰丰已下班，退处宿舍。任应歧率领手枪队，浩浩荡荡而来，将曾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想提盐税20万元。曾向任婉转地说道：“借用军饷，我本无权，已代电请示，一奉部电，立即照拨。”任闻曾言，勃然作色，咆哮起来，恶狠狠地说：“你故意刁难。当此苦寒，我的士兵，饥寒交迫，无以为生。你有洋房火炉，安享自在，故能说不负责任的话。”其势汹汹，争执激烈，那时夜已深了。协理美国人柏克（译音）听说赶来。任应歧见到洋人的突然出现，一惊愕，不由得有些气馁。霎时间，盛气平息，不再那样凶恶了。柏克对任应歧严峻地说道：“准单（稽核机关通知民行提税的凭证）为我所管，即使你能强迫曾经理签字，我不发准单，则字无可签，而且他签字，我不签，也是枉然。你想我发准单签字，惟有先将我枪毙。”直弄得任应歧瞠目结舌，手枪队面面相觑，他们像遭遇了一个意外的奇袭，陷入了极难堪极狼狈的状态中了。僵持久久，无法下台。这时候，两淮盐运使署运副胡星池闻报踵至，居间调停。协议结果：等待一天，如部电仍不到，四十九师愿取消20万之数，由分所填发10万元准单一纸，作为中央转拨四十九师的军饷，惟嗣后四十九师须担任保护盐务机关，不许任何军队贩运私盐。经双方认可，签字时，已翌日晨两点多了。又如：1932年，韩复榘雄霸山东，号称山东之王。他将山东盐务稽核分所李经理停职，另派柴春霖为山东盐务稽核分所监理官兼代经理。盐务稽核总所知道后，认为情势严重，于是由美国人贝尔逊（译音）偕曾仰丰前往山东交涉。他们到达济南，访晤韩复榘，运用洋人吓服一般军阀官僚办法，洋人贝尔逊对韩复榘严肃地指出：“撤换原任李经理，另派柴春霖，是破坏大借款合同，破坏盐务稽核机关的完整，绝对不可，应当收回成命。”对于国人如狼似虎的韩复榘，对于洋人却如犬似羊了。交涉结果，李经理复职。一场风波，于是平息。类似以上的这些事件，稽核机关的人常引以为美谈。哪里知道，这正是我们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税警建立始末
为了保证盐税收入，宋子文经过了几许周折，最后将缉私事务移归稽核机关办理，编组税警。既经改为“税警”，则顾名思义其职责在于护税，稽核机关仍可保留。
缉私事务于1931年归并于稽核机关后，首先将淮南、淮北、两浙（盐务机关将浙江省分为浙东、渐西，简称两浙）、松江、扬子四岸（盐务机关称湖北为鄂岸、湖南为湘岸、安徽为皖岸、江西为西岸，以上简称为扬子四岸，或称四岸）、河南、山东和福建等共11区的缉私营及场警改编为税警。到1932年全国各区盐务行政归并于稽核所后，又先后将粤、滇、晋、潞（山西省解池所产之盐，称为潞盐，亦称河东盐，为池盐中之著名者，故盐务机关称山西省为潞区）、芦（盐之产于河北省长芦者日芦盐，盐务机关称此区为长芦区，或称芦区）、甘、川、西北（包括宁夏、青海）8区缉私营改编为税警。将以往缉私营连组织全部废除，改编为区队制。编制是：区、分区、队、分队。以分队为单位，每分队官兵15名，3个分队为1个队，3个队为1个分区（也有不设分区的）。至于区辖若干队，则根据情形任务而定，可多可少。区长不直接带领队伍，区部是个管理税警的行政机构。各区原有缉私局长制也一律废除，在各区稽核机关内，设置税警科，受各区稽核机关主管直接管辖，指挥税警事宜。但后来也间有改科为税警局的，那是因情况或因人而设，不是普遍的。
在抗战时期，税警编制有的是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实质上总队长由税警科长兼任，大队等于区，中队等于分区，不过名词不同罢了。
稽核机关鉴于缉私营时期，有卖缺、吃空和放私三大弊，应当肃清，否则难言整顿。税警改组后，所有科长、区长、队长和分队长的人选，一律由稽核总所委派，这样杜绝了卖缺；所有税警官佐士兵一律发给税警执证，上贴本人照片，载明到职日期、籍贯、年龄、出身及保人等等，随身携带。每月薪饷，由稽核机关按期派人到各税警驻地点名发给，除由本人在薪饷单上签名领取外，并由经发人核对照片，在税警执证上写明发饷日期及金额，倘本人因故不在，他人不能代领，这样防止了吃空。所有科长、区长、队长均得随时调动，以免士兵伙同作弊。又复提高待遇，举办储金，推行职位保障制。官佐士兵一律觅殷实铺保，担保一切，每年查核一次，藉免放私作弊。
如1940年夏，川东盐务管理局派驻湖北老河口的税警游缉大队长（何名不记得，大队副叫杨盛纲）将由兴山运往鄂北的船运盐斤，沿途盗卖，谎报盐船触礁，船漏盐消。当时我在湖北巴东县，接驻四川万县的川东盐周电，前往彻查。行在中途，主犯大队长已闻风潜逃，我到老河口，查明真相，通缉逃犯，处办有关人员，清理了这一段公案。
除了驻在各省区的税警区队编制以外，宋子文鉴于淮北驻军不断干涉盐务，提税放私，为所欲为（如上文所述四十九师事件），盐务税收，大受损失，因之于1931年成立了军队式税警总团，计3个团。各团营长多是派留美的军事学生担任，如孙立人、贾幼慧等等，宋子文的小舅子张远南也是团长之一。税警总团的武装配备，都是最新式最精良的。它对于防止淮北驻军贩私、干涉盐务等行为，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税警组成，人事上不免整顿一番，大肆淘汰之后，随即设法补充。1931年在松江设立税警官佐训练所，招考高中毕业学生，并抽调各区的原任官佐、警士长，施以军事及盐务法令规章教育，6个月毕业，这是干部的培训。又在各省区设立税警训练所，抽调原任士警，集中训练，以提高税警质量。
募补税警，规定文化要小学程度，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体格、身高都有规定。募补权操在区部，各队不能办理。应募者经检验合格后，再找铺保。纵然如此严格，可是补充空额非常容易。因为人们有这种心理：当了税警，可以避免兵役，被抓壮丁，而且待遇较高，除每月按期发饷外，还有奖金可分，比较一般军队优异得多。
税警建立后，负责保护盐场、盐坨、盐仓和稽核机关，护运盐斤，查缉私盐，总而言之一句话是：维护税收。
这从税收的数字上可以看出：1930年全国盐税收入是12900余万元（不包括东北、热河、内蒙及西藏在内）。到1936年增至21700余万元，1937年又增至21900余万元。
盐税之重，较诸物值，制盐成本几至值一抽三四十倍，如长芦区的盐，每担成本最低1角3分，最高3角2分，而每担盐税高达10至13元。税重利厚，贩一担漏税的盐，可获利10元左右，因之贩私者多，而法术也愈巧妙。甚至武装结伙，暴力抗拒，税警全国总数不过23000多人，散布各省，每处人数有限，而贩盐的人多势众，到处活动，税警顾此失彼，难以应付。
1929年，中央政府虽然颁布了一个“地方官协助盐务奖惩条例”，但是各地方官吏对于这个条例视同具文，阳奉阴违，多不贯彻执行。甚或暗中牟利，接受贿赂。有的地方竟以制售硝土盐利润优厚，相率从事淋制，废弃农事。
军人假借采办军用食盐之名，竟然私贩私售，淮北地区有税警总团驻防，实力雄厚，足以制止。但其他地区，则因税警人数寥寥，与驻军相较，众寡悬殊，毫无办法。又如轮船及火车人员，夹带私盐，因限于定章，税警不能上车船检查。还有假租界为护符，贩运私盐。税警不能入境，无法查缉。
为此戴笠曾一度收编税警。在抗战时期，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各项税收，大受威胁。宋子文亟谋对策。1942年春，于财政部下，设置缉私署，以军统头子戴笠兼任署长，掌握全国所有缉私事务。各省设立缉私处，各县重要关卡设立查缉所。将所有盐务税警，以及海关关警，合并改编为两个税警总团（原计划扩充为4个总团，一个总团辖4个团），统归戴笠指挥调遣，配合各税务机关，缉私处查缉所各单位执行查缉，防止漏税偷税等工作。缉私署又成立了一个查干人员训练班，积极培养干部。原意以为如此办理，可以扑灭私风，增加税收，谁料事与愿违，官兵反而因待遇下降，情绪趋于消沉，又有暗中经商，产生新的弊端等。加之戴笠生性峻刻残暴，常对部属采取特务手段，人心恐慌。当时我是税警第二总团第七团第二营营长，几次亟愿引退，两次报请辞职，并托人说项，都没有批准。
稽核机关将税警交出后，需要税警，必经函商缉私署调派，公牍往返，大费周折，设遇缓急，不能运用自如，遇到感情用事，更多滞碍。稽核机关对此，很伤脑筋，推进工作，颇受影响。逐渐地与缉私署产生了一些矛盾，无法解决。
后情势所迫，财阀宋子文又于无可奈何中，不得不教军统头子戴笠将原属于盐务的税警，于1944年夏交还稽核机关，税警又恢复区队编制了。
到1949年全国解放，“税警”也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来源：《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 4 经济金融》 作者：杜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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