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入浙江嘉兴、湖州综述（文/湖嘉党史）

1949年，从山东解放区组建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山东南下干部，他们紧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地方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这个群体中有895名干部成建制奔赴嘉兴、湖州两地及其所辖市县，在这片获得新生却又陌生的土地上，领导人民群众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壮丽的历史篇章。
组建纵队  随军南下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总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人民解放军已控制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即将挥师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
　　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认为，未来新区政权建设需要各类干部5.3万人左右，确定从华东抽调干部1.5万人。
为贯彻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华东局于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准备从鲁中南区、胶东区、渤海区、昌潍特区、济南市、潍坊市和华东局直属机关等单位分两期抽调干部南下，第一期3000人，第二期1.2万人。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的任务。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一地委随即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翌年1月，渤海区第一大队全体南下干部由行署驻地出发，最后在益都县华东局党校所在地大陈家王岗村一带住下来。与此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也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一带。
1948年12月底至1949年1月初，由鲁中南区、华东局机关、渤海区、胶东区组成的首批南下干部集结在王岗村的华东局党校，分4个部约3000人左右。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开学典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温仰春等华东局和山东省党政领导出席。2月19日，首批南下干部与华东局党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车从驻地出发，经张店、周村、济南、泰安，于21日晨到达临城车站。
与此同时，山东各战略区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所属各地、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求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经过紧张的动员和组织筹备，华东局28套地、县、区党委班子迅速组建。
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和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第二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政部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陆续汇聚临城地区，与先期到达的首批南下干部汇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向全体南下干部作报告。他特别提醒大家，到南方去头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要向当地老百姓学习。至此，南下干部队伍已达1.5万多名，集中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期间，山东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司令员，温仰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为第一支队，汪乃贵任司令员、张雨帆任政委；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为第二支队，赵毓华任司令员、王尧山任政委；渤海区南下干部为第三支队，周贯五任司令员、刘格平任政委；胶东区南下干部为第四支队，廖昌金任司令员、赵明新任政委。纵队实行军队编制，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识，每人两套军装、一顶军帽，家属享受军属待遇。
3月下旬，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部分南下干部奉命随军征集粮草。他们在临城登上南下火车，沿津浦线经徐州、蚌埠，再转淮南铁路抵达安徽合肥。在合肥修整三五天，学习了解江南风俗习惯和方言特点等。之后，队伍开始长距离行军，经肥东到巢县，在县城文庙大院召开备战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各大队及各中队加强纪律性，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并宣布各随军渡江筹粮干部大队的具体分配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小队分别离开原建制，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长江防线。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九兵团渡江，日夜行军七八十华里，协助野战军抓捕溃敌，打扫战场收缴武器战利品，同时就地筹集粮草和战略物资，保障部队后勤供应，出色地完成了渡江战役期间的筹粮支前任务。
郎（溪）广（德）战役大捷后，这部分随军南下干部恢复原建制，驻扎在浙北地区休整待命。4月30日，留在山东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在刘少卿、温仰春率领下，陆续抵达华东局党政机关驻地江苏丹阳，等待接管江南新解放区。
建立政权  接管城镇
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1949年4月26日，华东野战军第二十八军解放浙江省首座县城长兴。至5月中旬，湖州、嘉兴境内12个县市全部解放。各地随即建立军管会或城防司令部，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和城防司令部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遵照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接管旧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没收官僚资本，维护社会秩序。
5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地方委员会（简称“一地委”，同年10月改称“中国共产党嘉兴地方委员会”，简称“嘉兴地委”）在湖州成立。书记钱敏，第一副书记吕志先，第二副书记汪星。一地委由11人组成，其中山东南下干部8人。11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八大队到达湖州，与先前到达的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汇合，共同筹建地、县党政机构，开展新区工作。纵队南下前的干部配备方案是，八大队大队部负责筹建地专机关，一中队接管吴兴县，二中队接管湖州市，三中队接管海盐县，四中队接管平湖县，五中队接管嘉兴市，六中队接管嘉兴县，七中队接管海宁县，八中队接管长兴县，九中队接管德清县，十中队接管桐乡、崇德、嘉善等3县。由于原嘉兴地区是浙江省最大的一个地区，干部需求较多。因此，又从七大队抽调一个中队接管海宁县，从三支队抽调两个中队接管嘉善县和武康县。
根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的决定，由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配合山东南下干部组建嘉兴地区地、县、区三级政权。“干部配备使用上，科长级干部以南下干部和苏浙皖边区干部或地下党员担任，其他人员任科员或干事”。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军分区成立（同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嘉兴军分区”，简称“嘉兴军分区”），司令员胡千定，政委钱敏。2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一区专员公署成立（同年10月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嘉兴地区专员公署”，简称“嘉兴专署”），专员孙章录，副专员董方明、傅伯达。5月中下旬，南下干部各中队陆续离开湖州分赴目的地，各市县委和政府即宣告成立。截至7月份，嘉兴地区共有党政干部912人，其中山东南下干部895人，占94%。
接管旧政府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当务之急。各地人民政府成立前，接管工作由驻军与南下干部共同进行，主要是维护治安，收缴游杂武装，遣散人员，看管档案、库房及各种枪支弹药，接收旧自卫队及警察武装，派员监督旧公职人员办理日常事务，为全面接管做准备。各地人民政府成立后，遵照“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总方针，努力克服工作量大、接收干部少的困难，在工作中不断摸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平稳推进各项接管工作。6月底，各地基本完成对国民党政府机构、官僚资本企业、重要设施和主要集镇的接管工作。
6、7月份，地委遵照省委指示，将工作中心暂时由接管城市转向农村，实行以农村兼顾城市的方针，开展剿匪反霸、征借粮草、生产自救等工作。
组织武装  剿匪反霸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模范省”，也是蒋介石及其党军政警宪特等要员的老巢，政治社会背景异常复杂。嘉兴地区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东部平原水网交织，西部山区峰峦叠嶂，地形十分复杂。解放初，有许多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地方土匪在这里流窜活动。仅嘉兴县有股匪近千人，全县30多个乡镇只有7个乡没有土匪活动。他们盘踞农村，横行乡里，不仅公然杀害农会会员和南下干部，半夜围攻区政府，还组织地下“浙北行政公署”、“县政府”，设想建立“游击区”，妄图卷土重来。嘉兴县新塍区匪首马文龙自封为“区长”，并写信给新塍区委副书记、南下干部樊家禧，限期两天内退出，称“我们要回来了，否则不客气！”。土匪武装的猖獗活动，给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针对反动武装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1949年5月26日，地委在《关于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中明确要求：各县、市在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要迅速开展剿匪建军工作，对散匪的方针是政治攻势和军事清剿双管齐下，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以利分化、瓦解或军事清剿。
各地按照地委指示立即组建地方武装。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抽调923名干部和战斗骨干充实各县，成立县大队。到9月，军分区建立的武装已有1个警备团、1个独立营、1个警卫连、10个县大队和60个区中队，干部战士4300余人。
地委、专署、军分区于5月下旬部署剿匪工作，借助驻防解放军力量，清剿残留在城乡的大小股匪2000多人，缴获各类枪支1000多支，境内一时安宁。
6、7月间，解放大军南进福建，潜伏的多股土匪又蠢蠢而起。同时，盘踞舟山的国民党残部又派遣匪徒潜入，多股匪徒袭击基层政权，杀害干部和积极分子，造成城乡动荡，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各县组织清剿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治安形势不仅没能好转，至八九月间匪特活动反而更加猖獗。嘉兴县王店区委书记、南下干部王洪合等同志在该县人和乡被股匪戕害牺牲，年仅30岁。此事震动整个地区。“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200余人，分三路袭击吴兴县练市区政府，杀害区干部1人，抢走枪支，抢劫商铺、民宅。7月至9月，仅西片各县发生匪特袭击干部70余起，杀害30余人。
对于土匪武装的猖狂反扑，地委明确要把“剿匪肃特作为农村中心工作，三个月中把成股土匪基本上肃清，尤其是吴、崇、德、桐……”在嘉兴军分区的统一指挥下，按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的方针，野战军和南下干部率领的地方武装及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共同战斗，迫使“吴兴县自卫义勇军总队”、“江南戡乱爱国独立五支队”两股匪特武装缴械投降。到9月底，全区共歼灭匪、特2000余人，大股匪特基本肃清。
10月份以后，在野战军和嘉兴地区地方武装强大攻势之下，分散潜逃的匪特变换手法，采取假投降、假自首的方法，化匪为民，公开与秘密、集中与分散、非法与合法相结合，打入我乡村政权进行活动。地委继续执行“三位一体”的剿匪总方针，决定在匪患严重的吴兴、德清、桐乡、长兴等县划分四个清剿区，成立清剿区指挥所，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集中力量对武装土匪进行重点清剿。第一清剿区由吴兴县委书记宋献章、三一一团牟团长、桑政委等同志组建指挥所，由宋献章同志代表地委负指挥之责；第二清剿区由军分区徐副司令员及省委工作队长张敬堂与德清县委书记盛平、崇德县委书记高师芳等同志组建指挥所，由徐副司令员直接指挥，并代表地委指导以上两县委工作；第三清剿区由军分区政治部黄德钦主任、警一团常团长、刘政委及桐乡县委书记韩少伊等同志组建指挥所，由黄德钦同志直接指挥，并代表地委指导桐乡县委工作；第四清剿区由三一一团三营张营长和赵教导员、长兴县委书记刘木易等同志组建指挥所，由军分区参谋长直接指挥。
由南下干部领导的各地剿匪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征粮队。他们一面围剿匪特，一面密切配合地方工作。长兴泗安区委书记、南下干部郑玉勤带领的工作队，以土匪抢劫老乡的一头牛为线索，很快找到土匪，并把牛送还老乡。从此，老百姓便自觉地帮助工作队通风报信，使当地匪患大为减少。到1949年底，所谓的“江南戡乱爱国军突击大队”、“东南反共救国军浙西大队”和“青年救国军特务大队”等匪首相继自首落网。除天目山区仍有残匪活动外，嘉兴地区的股匪基本消灭。
解放前，许多乡村长期被封建恶霸势力把持。他们依仗官府衙门的权势，强占民田，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危害一方。解放后，他们又和国民党匪特相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他们的反动权势。因此，要使人民真正翻身当家作主，在清剿匪特的同时，还必须发动群众开展民主反霸，斗争封建恶霸势力。
根据地委的统一部署，从1949年8月到次年春，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反霸斗争。嘉兴县王店区反霸斗争首先从人所共知的恶霸“雌老虎”姚金花和“王老虎”王永春开刀。区委书记、南下干部王洪合带领干部群众，分别召开姚金花和王永春讲理斗争大会，引发了广大群众的心中怒火，纷纷上台控诉两个恶霸的罪行。往日横行乡里的“雌老虎”、“王老虎”终于从此威风扫地。各地以同样方式召开群众性控诉大会，揭发恶霸地主种种罪行，依法逮捕惩治一大批恶霸分子，对其中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予以枪决。广大农民群众在民主反霸斗争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他们在以南下干部为核心的农村工作组带领下，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人民政权，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取消高利贷及额外剥削，从政治到经济都确立了新的地位。
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摧毁了反革命残余武装和地主恶霸势力，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维护了社会秩序，为嘉兴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恢复工农业生产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征借粮草  支援前线
嘉兴地区解放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军需民用粮草支出非常浩大。由于地方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还不能实行，只有采取征借的方式保障粮草供给。省委下达给一地委预借粮草的任务是7632万斤。
1949年5月24日，地委和专署召开征借粮草工作会议。提出要全党动员，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组织力量，掌握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征借粮食任务。并以吴兴、嘉兴、嘉善、平湖、海宁5个县为重点，每县派一个干部中队及两个民兵连，由县委及分区委统一领导。
6月初，全地区普遍开展粮草征借工作。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尚在筹建，各地根据华东局指示，利用保甲长征借粮草。在时间紧、任务重，干部又少的情况下，地委下达任务的主观性很强，没有充分考虑群众的要求和承受能力，也没有主动发动群众来协助完成任务，加上土匪猖獗，许多保甲人员阳奉阴违，甚至公开资敌，农村反动势力又乘机加重田租，挑拨煽动群众抗拒借粮。因此，征借任务完成得很不理想。到7月底，全区只征借到粮食1925万余斤，仅完成预定任务的25％。许多南下干部因此急躁，工作作风生硬，加剧了群众的抵触情绪，甚至许多农户害怕开会，有意回避上门动员的干部。南下干部也抱怨方言听不懂，做老百姓工作很费劲。
面对难以完成征借粮草任务的严峻形势，地委迅速作出合理调整负担的指示。即“地多多借，地少少借，先借后结”，对征了过头粮的都作减免或部分退还，将征借重点对象集中于地主和富农。同时，地委和各县区及时吸收第二批湖嘉公学学员和部分初中以上青年，经培训后派驻农村参加征借粮草和发动群众工作。大批年青干部在南下干部带领下，走村入户，耐心宣传，写借条、征粮草，彻底改变了依靠保甲长征借粮草的状况，征借工作逐渐进入良性轨道。一地委也由此创造了通过培养当地青年干部，翻译南下干部听不懂的吴侬软语，克服语言障碍，把党的政策更直接地与群众见面，从而打开工作局面的经验。
到9月底，全地区完成征借粮草任务89.4%，其中征粮6971万斤。不仅圆满完成了支援杭州760万、上海1730万的前线部队军需应急任务，也保证了城市居民用粮和工业用粮。这批征借的粮食在以后的公粮秋征时都如数抵扣。
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不断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嘉兴地区于10月份正式开始征收公粮。随着剿匪反霸斗争的全面开展，农村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干群关系逐步改善，群众觉悟也不断提高，翻身农民踊跃缴纳“翻身粮”、“爱国粮”。到次年2月，全地区征收公粮40910万斤。湖州、嘉兴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超额完成省委分配的任务，为支援前线和城市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出了贡献。
10月，解放定海战役打响。地委向全区作出支援前线“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物有物、要血有血”的指示。刚刚获得解放的浙北人民尽其所有，为解放大军提供船只、车辆、船工等物资供应和人力支持。仅嘉善、海宁、海盐等3县就征集轮船8艘、大型民船128艘，用以往返前线运输粮食、弹药和各种军用器材。
生产自救  减灾度荒
嘉兴地区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港纵横交错，水利设施非常落后，极易发生洪涝灾害。1949年6、7月间，浙北地区暴雨成灾，全区共有574313亩农田被淹。之后，许多县区又出现大面积虫灾，粮食产量较常年减少约四成。
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地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6月25日，地委在《执行省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决定的指示》中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全党务必用最大的力量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度过今后3个月的严重粮荒与灾荒。一切负责的同志应亲自负责主持救灾工作。
各地成立了以南下干部为主的抢救水灾委员会，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救灾工作。大批干部深入灾区发动群众，打消了农户“听天由命”、“各扫门前雪”的消极等待和各自为阵的固有思想，组织起来排涝抗灾。在解放军指战员的大力支援下，干部与群众齐心协力，全力抢救受淹农田。经过一个多月的团结奋战，涝区水患灾情逐渐缓解。到8月底，嘉兴地区抢救被淹农田80%，并及时补种了晚稻和秋季作物。
祸不单行。水灾肆虐刚过，许多县区接踵而来的虫灾、风灾又让嘉兴地区广大农户雪上加霜。全地区受“三灾”影响的面积扩大到152.7万亩，许多农田甚至颗粒无收。7月25日，地委作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发动社会救济，打通农村借贷关系；吃粗吃稀节约度荒；组织旱种晚种地区互助、互济。”灾情面前，南下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撤销“小灶”改吃“大灶”。各县区政府积极采取生产自救措施，发动群众抢种补种，修复水毁工程，组织开展社会互济。面对第二年的春荒，各地政府在发放救济粮的同时，贷放了一批饼肥、化肥和稻棉良种，扶持农民适时做好春耕春播生产，大力开荒种粮，多种早熟作物，发展家庭副业，顺利度过了大灾之后的粮荒。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嘉兴地区广大农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经受了大灾之年的考验，充分显示出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的无穷力量。
1949年秋天，嘉兴地委布置秋征任务。各县区制定出田亩人口清册，培训秋征工作人员，仓房贮存等各项准备工作也相继完成，全区农业税的现粮征收在公署、县、区三级秋征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展开。稻粮登场后，各地以土地为征粮依据，细分到户，实行合理负担开征农业税。工作队员通过政府征收农业税与国民党征粮进行对比教育，用实事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广大群众不仅自觉缴纳公粮，还积极配合工作队，检举揭发地主、富农隐瞒黑田、多报人口、抵抗交粮的不法行为。据统计，嘉兴地区秋季征粮中，被查出瞒报的黑田达11.4万亩。
经过努力，嘉兴地区共征粮4.009亿斤（包括预借粮），圆满完成了省政府下达4亿斤的粮食征收任务，为支援前线军用粮，改善政府财政收入，平抑市场物价和恢复江南新解放区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稳定物价  恢复生产
南下干部进入嘉兴地区各县市和主要城镇后，面对的是百业凋敝、物价暴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据湖州市7月30日调查显示，全市停息业的工厂和商店约1200家，其中包括达昌绸厂、菱湖化学厂、菱湖丝厂、湖州丝厂等一批有规模的工厂。失业人员骤增，公教人员停薪，饥民靠政府赈米度日。
湖州、嘉兴两市军管会和一地委成立后，即采取一系列措施稳控市场和工商业局势。4月27日湖州解放当天，第一套人民币便随解放军进驻投放市场。6月上旬，湖州、嘉兴两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对旧银行实施接管，禁止金银流通，取缔金圆券及金银黑市交易，并对官僚资本企业派驻军代表接管并恢复生产。两市还实行“折实储蓄”政策，由国家银行弥补储户在粮、油、盐、布、煤等生活必需品涨价中存款市值的损失，顺应民心，稳定市场。县市政府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作方针，团结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畅通水陆交通和城乡贸易，恢复城市工商业。同时，加强市场监管，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逐渐稳定市场秩序，促进物价平稳。
6月25日，地委在《关于执行省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决定的指示》中强调：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维持和恢复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来领导和组织原有的生产力量和资金。首先要使目前已开工的工厂能维持下去，并将各城市工业生产、经济情况作一次详细调查研究，作为今后领导生产的根据。必须把接收了的官僚资本的企业和工业管理好，最低要求是维持其生产自给，并求得逐渐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委指示，分管工业的嘉兴市委民运部长、南下干部李侨组织4个组，深入嘉兴民丰纸厂、嘉兴绢纺厂、中丝一厂等企业调查，为接管作准备。之后，派驻军代表或接管或加强联络，解决劳资纠纷，改善工作福利待遇，发动工人监督和防止资方转逃资金、偷税漏税、无理解雇职工，恢复和维持正常生产。
人民政府对于社会上大量失业工人给予经济救济，帮助就业转业，大力协助停办停产工厂恢复生产，积极扶持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失业工人在政府的帮助扶持下，不仅解决了就业和生活问题，也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
1949年，来自山东解放区的800多名优秀儿女，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毅然加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告别父老乡亲，肩负建设新解放区的历史使命，来到千里之外的嘉湖水乡平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对猖獗的匪患和旧社会遗留的恶霸势力，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剿匪反霸，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有22人长眠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面对解放大军阔步向前的脚步，他们在后方深入发动群众，出色完成征借粮草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上海、浙江全省乃至全国解放事业；面对不期而至的特大洪涝灾害，他们与群众同甘共苦，众志成城，排除万难，想尽一切办法减灾度荒；面对战争造成的平民饥饿、工商萧条与物价飞涨，他们勇于担当，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接管城镇，恢复生产，平抑物价，使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流通逐步趋向正常秩序，为以后嘉兴和湖州两地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开辟了光明的道路。
时间已经过去63年。如今，在当年山东南下干部战斗过的这片热土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伟大成就，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回首往事，嘉兴和湖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也将永远铭记曾经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这一特殊群体——山东南下干部。(中共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者按】从2012年2月起，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嘉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市党史系统圆满完成了山东南下干部入嘉的调研工作。调研人员秉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克服了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当事人和知情人日渐减少的不利条件，广泛搜集资料，采访相关老同志，认真核对信息，基本完整地搜集整理了解放初期接管嘉兴地区东部各县市（现嘉兴市所辖县市区）的南下干部资料，形成了嘉兴市南下干部资料登记表。同时，也基本搞清了接管嘉兴地区南下干部队伍的组建、南下过程、到达嘉兴地区开展接管工作的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渐渐衰老并逝去的南下干部，在历史的长卷里留下了自己永不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