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入浙江省玉环县简述
鲁小楠 发表于 2015-08-24 10:23:30
南下历史背景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
华东地区抽调的1.5万人基本上由山东负责，来自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以及华东局财政部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人才。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四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 抽调的机关干部及所辖的惠民、阳信、无棣、霑化、滨县、蒲台 、利津、垦利8县（均系老解放区）各级干部1200多人，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下设9个中队），于1949年2月25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4月19日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20日晚上随所属梯队参加了渡江战役，而后随军转战，担负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工作。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随军南下干部遵照华东局指示，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 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第一支队（鲁中南区）全体干部、第三支队（渤海区）第四大队干部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学员）总计8000多人，南下浙江。第二支队绝大部分和第三支队大部分（3个大队）南下上海市直机关及所属各县区。第四支队在苏北地区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大部分到苏南地区，小部分被抽调到福建和大西南。
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开展支前、土改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原先确定第三支队第四大队接管温州地区，而温州地区却是个特例，绝大部分地区在南下干部到达前已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党政管理机构，与原定“整套接收”的方针产生矛盾。因此，浙江省委对分配方案作了调整，500多人在温州地区分配工作，500多人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原渤海四军分区数十人到绍兴组建军分区，原渤海四地委地专机关南下干部除留部分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外，其余分配到丽水、温州地专机关部门工作。
南下干部在玉环基本情况
玉环县原属第五专署（即温州地区），于1949年4月7日（渡江战役前）已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党政管理机构，因此没有被南下干部整套接管，但几年来均有南下干部到玉环任职。
据1994年3月出版的《玉环县志》记载，在1949年4月至1989年12月这个时间段，担任过中共玉环县委书记共11人，其中山东籍南下干部就占了4人：王寿德、牛万龄、杜杰、王作义；担任过玉环县县长共8人，仅卜宪祚一人是山东籍南下干部；担任过中共玉环县委副书记共30人，其中山东籍南下干部就有12人：牛万龄、崔云溪、王寿德、刘春盛、顾洪献、王怀晋、胡维桢、卜宪祚、赵得忠、唐林生、凌沛昭、王杰民；担任过副县长共29人，其中南下干部6人，山东籍有冰野、耿企晋、孙仲泉、魏广学，江苏籍有周群、徐胜君。
现查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2月玉环全境解放前进入浙江、后在玉环工作过的南下干部共131人，其中接管地方的南下干部58人，军地两用的南下干部1人，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72人。
南下干部的闪光点
南下干部来到玉环后，与当地党政干部一道，投入到支前、剿匪、土改、镇反等各项重点工作之中，为加强沿海国防建设、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生产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走访、查档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南下干部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身上固有的许多优秀品格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他们对党忠诚，正直重义，敢于实话实说。
从50年代整风运动那一份份翔实的自传中可以体验到南下干部对组织的信任和自身的坦诚，一个个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交心，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何玉才在自传中写道：当时对党的认识是，入了党可以分到土地，分到地主恶霸的余粮和其它东西，被人看得起，吃得开，也会得到领导的信认和提拔，有了固定的职业，可以不参军打仗，可以不做苦力，只考虑个人利益。另外，过去伪乡长霸占了我家3亩土地，是党组织帮我要回来的，并让我在斗争大会上与伪乡长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替我出了气报了仇，所以我要参加共产党。后来，介绍人在党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对我的不正确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入党的思想动机是不正确的。
马年波在自传中写道：个人主义波浪式地存在，使我对自己的估价不足。实际上，我的地位观念产生的本钱是不够的。有时候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并不是如此。地位观念不是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如果不论能力大小、资格深浅、地位高低，不切实际、毫无理由地闹地位，是荒唐可笑的。我的地位观念在1951年11月部队整顿思想的检查会上得到有力地批判。通过这次学习，我对党的干部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地位观念至今未有抬头。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不应当计较得失，闹个人情绪是自找苦恼，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增加思想负担。
（二）他们任劳任怨，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得失。
当年的冀鲁豫边区经常处在日军扫荡与顽军磨擦的不稳定的环境里，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差不多每夜都要行军，每次行军都要走50多公里，有时到达目的地还没饭吃。可在马年波他们的眼里，这些都是平常的事，思想情绪仍然高涨。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到达长江北岸后，自觉服从组织分配，分队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所属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追匪剿匪战斗，担负随军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远离部队筹粮风险很大。四大队三中队四小队到湖州袁家汇一个小镇筹粮，发现驻着国民党军一个营，小分队凭智勇周旋，巧妙地搞到两船大米。七中队冒雨进入广德县境，奉命随部队迂回30公里待命，但等战斗胜利结束，却与大队部、指挥部失去了联系，行军、食宿没有了目标。公安局长单国栋带一小分队去筹粮，遇上国民党军队。小分队勇敢地进入国民党军团部宣传政策，成功地劝服他们率部起义投诚。
在和平环境中，南下干部一如既往地服从组织安排，不管职位高低，无论城市乡村，始终以积极的姿态主动适应陌生的岗位和工作环境，勤奋学习，埋头苦干，在学习中提高理论水平，在实践中磨练工作能力，在交流中获得成功经验。
吴超任玉环县垟坑盐场场长时，一心扑在盐业发展上。为了提高食盐的产量和质量，他带领全场职工冒风雨、顶烈日，投入到盐滩改造；专程赴先进盐场学习取经，组织技术攻关，还精心研制了桂花食盐，使垟坑盐场成为浙江盐业系统五好企业，玉环食盐一度独占上海市场。他们研制的独轮车，既减轻了食盐搬运劳动强度，也提高了搬运效率，成为浙江盐业的专利。
在众多南下干部中，聂春萍是个特例。他18岁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不怕牺牲个人，积极勇敢地完成战斗任务，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自告奋勇地完成通信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57年6月任玉环县粮食局副局长。1959年3月，响应中央号召精简下放到丽水务农，从此变成了一位实实在在的农民。
（三）他们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勇于迎难而上。
渤海区四地委一开始动员干部南下，从江南、江淮地区北撤的同志异常兴奋，争先报名，期盼早日打回老家去。阳信中心县委干部力量较强，江淮藉干部较多，群情激昂，把动员大会开成南下誓师大会。各县广大干部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见面先问：你报了名没有？
南下干部名单一公布，被批准的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的则心急如焚，缠着领导苦苦请缨。如利津有位党员干部因年龄稍大，未被批准，急得痛哭流涕。蒲台县委有个秘书，原命其留守，后因需要，领导突然通知他南下，使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二话没说，打起包裹跟上队伍就走。滨县有两个青年干部因独子未被批准，在队伍出发前得知出现缺额，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终于如愿以偿。
郎广战役结束后，分散在各部队的四大队南下干部随军转战，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尤其是从湾沚、宣城到郎溪、广德追歼堵截溃军的行军中，为了赶到敌人的前头，日夜兼程，冒雨前进，日行百余里，一天磨穿两双鞋子。有些同志脚上起了泡，只能挣扎前进，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士气依然不减，大家互相勉励，互相帮助。途中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全队一片欢腾，什么腰酸、腿疼、脚泡全不在话下。
南下干部在告别家乡亲人，踏上南下征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来到浙江后，他们把浙江当作第二个故乡，绝大部分留了下来，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奋力挥洒着血色青春，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4月，杨绍俊从省干校学习结束回温州，被分配到文成县工作。当时，他很不愿意去，在温州市虽然话听不懂，但城市比乡村好些。文成县是一个山区，讲话就更难懂了。又听说山区闹土匪，到该县的南下干部很少，畏难思想很重。经过领导谈话和个人思想斗争，他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要克服种种困难，不能向困难低头，不能向组织上讨价还价，否则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于是，就到文成县工作了。
1979年初，台州电厂工程动工建设，时任玉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徐胜君被借调到临海县，负责电厂建设前期工作。面对人手少、资金缺、任务重、时间紧的现实，他日夜坚守在工地上，带领干部和民工克服种种困难，超乎常人的想象，如期、安全地完成了预期目标，为台州电力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怀晋是军地两用的南下干部中的特殊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苍山农民暴动、柳泉战斗、白庄战斗、陈贵战斗、尖山反扫荡、崮口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温州和洞头等战斗，领导铁道游击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解放南京时，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交涉，维护了国家尊严。50年代，着力洞头女子民兵连建设，使之成为影响全国的先进典型。还参与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和电影剧本《海霞》的创作和审定。
随着对南下干部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对南下干部的敬重感也在不断加深。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南下干部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格已凝炼成光耀千秋的“南下精神”，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不断进取。（中共玉环县委党史研究室）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5.3万名各级干部，以区党委（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以便在第四年内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
华东地区抽调的1.5万人基本上由山东负责，来自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以及华东局财政部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这些干部包括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人才。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四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
山东渤海区四地委 抽调的机关干部及所辖的惠民、阳信、无棣、霑化、滨县、蒲台 、利津、垦利8县（均系老解放区）各级干部1200多人，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下设9个中队），于1949年2月25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4月19日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20日晚上随所属梯队参加了渡江战役，而后随军转战，担负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工作。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随军南下干部遵照华东局指示，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 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第一支队（鲁中南区）全体干部、第三支队（渤海区）第四大队干部加上一些专业类干部（铁道、财政干部和济南华东大学学员）总计8000多人，南下浙江。第二支队绝大部分和第三支队大部分（3个大队）南下上海市直机关及所属各县区。第四支队在苏北地区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大部分到苏南地区，小部分被抽调到福建和大西南。
1949年5月初开始，入浙的南下干部各套班子在浙江大地上迅速散开，根据中共中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管建政工作中，领导人民巩固新政权，清除反动残余和地方匪霸，开展支前、土改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原先确定第三支队第四大队接管温州地区，而温州地区却是个特例，绝大部分地区在南下干部到达前已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党政管理机构，与原定“整套接收”的方针产生矛盾。因此，浙江省委对分配方案作了调整，500多人在温州地区分配工作，500多人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原渤海四军分区数十人到绍兴组建军分区，原渤海四地委地专机关南下干部除留部分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外，其余分配到丽水、温州地专机关部门工作。
南下干部在玉环基本情况
玉环县原属第五专署（即温州地区），于1949年4月7日（渡江战役前）已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党政管理机构，因此没有被南下干部整套接管，但几年来均有南下干部到玉环任职。
据1994年3月出版的《玉环县志》记载，在1949年4月至1989年12月这个时间段，担任过中共玉环县委书记共11人，其中山东籍南下干部就占了4人：王寿德、牛万龄、杜杰、王作义；担任过玉环县县长共8人，仅卜宪祚一人是山东籍南下干部；担任过中共玉环县委副书记共30人，其中山东籍南下干部就有12人：牛万龄、崔云溪、王寿德、刘春盛、顾洪献、王怀晋、胡维桢、卜宪祚、赵得忠、唐林生、凌沛昭、王杰民；担任过副县长共29人，其中南下干部6人，山东籍有冰野、耿企晋、孙仲泉、魏广学，江苏籍有周群、徐胜君。
现查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2月玉环全境解放前进入浙江、后在玉环工作过的南下干部共131人，其中接管地方的南下干部58人，军地两用的南下干部1人，部队转业的南下干部72人。
南下干部的闪光点
南下干部来到玉环后，与当地党政干部一道，投入到支前、剿匪、土改、镇反等各项重点工作之中，为加强沿海国防建设、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生产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走访、查档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南下干部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身上固有的许多优秀品格也逐渐清晰起来。
（一）他们对党忠诚，正直重义，敢于实话实说。
从50年代整风运动那一份份翔实的自传中可以体验到南下干部对组织的信任和自身的坦诚，一个个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交心，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何玉才在自传中写道：当时对党的认识是，入了党可以分到土地，分到地主恶霸的余粮和其它东西，被人看得起，吃得开，也会得到领导的信认和提拔，有了固定的职业，可以不参军打仗，可以不做苦力，只考虑个人利益。另外，过去伪乡长霸占了我家3亩土地，是党组织帮我要回来的，并让我在斗争大会上与伪乡长作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替我出了气报了仇，所以我要参加共产党。后来，介绍人在党的民主生活会议上对我的不正确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使我认识到自己入党的思想动机是不正确的。
马年波在自传中写道：个人主义波浪式地存在，使我对自己的估价不足。实际上，我的地位观念产生的本钱是不够的。有时候自以为了不起，其实并不是如此。地位观念不是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如果不论能力大小、资格深浅、地位高低，不切实际、毫无理由地闹地位，是荒唐可笑的。我的地位观念在1951年11月部队整顿思想的检查会上得到有力地批判。通过这次学习，我对党的干部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地位观念至今未有抬头。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不应当计较得失，闹个人情绪是自找苦恼，不但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会增加思想负担。
（二）他们任劳任怨，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得失。
当年的冀鲁豫边区经常处在日军扫荡与顽军磨擦的不稳定的环境里，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差不多每夜都要行军，每次行军都要走50多公里，有时到达目的地还没饭吃。可在马年波他们的眼里，这些都是平常的事，思想情绪仍然高涨。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到达长江北岸后，自觉服从组织分配，分队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所属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追匪剿匪战斗，担负随军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远离部队筹粮风险很大。四大队三中队四小队到湖州袁家汇一个小镇筹粮，发现驻着国民党军一个营，小分队凭智勇周旋，巧妙地搞到两船大米。七中队冒雨进入广德县境，奉命随部队迂回30公里待命，但等战斗胜利结束，却与大队部、指挥部失去了联系，行军、食宿没有了目标。公安局长单国栋带一小分队去筹粮，遇上国民党军队。小分队勇敢地进入国民党军团部宣传政策，成功地劝服他们率部起义投诚。
在和平环境中，南下干部一如既往地服从组织安排，不管职位高低，无论城市乡村，始终以积极的姿态主动适应陌生的岗位和工作环境，勤奋学习，埋头苦干，在学习中提高理论水平，在实践中磨练工作能力，在交流中获得成功经验。
吴超任玉环县垟坑盐场场长时，一心扑在盐业发展上。为了提高食盐的产量和质量，他带领全场职工冒风雨、顶烈日，投入到盐滩改造；专程赴先进盐场学习取经，组织技术攻关，还精心研制了桂花食盐，使垟坑盐场成为浙江盐业系统五好企业，玉环食盐一度独占上海市场。他们研制的独轮车，既减轻了食盐搬运劳动强度，也提高了搬运效率，成为浙江盐业的专利。
在众多南下干部中，聂春萍是个特例。他18岁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不怕牺牲个人，积极勇敢地完成战斗任务，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自告奋勇地完成通信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1957年6月任玉环县粮食局副局长。1959年3月，响应中央号召精简下放到丽水务农，从此变成了一位实实在在的农民。
（三）他们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勇于迎难而上。
渤海区四地委一开始动员干部南下，从江南、江淮地区北撤的同志异常兴奋，争先报名，期盼早日打回老家去。阳信中心县委干部力量较强，江淮藉干部较多，群情激昂，把动员大会开成南下誓师大会。各县广大干部纷纷表示，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见面先问：你报了名没有？
南下干部名单一公布，被批准的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的则心急如焚，缠着领导苦苦请缨。如利津有位党员干部因年龄稍大，未被批准，急得痛哭流涕。蒲台县委有个秘书，原命其留守，后因需要，领导突然通知他南下，使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二话没说，打起包裹跟上队伍就走。滨县有两个青年干部因独子未被批准，在队伍出发前得知出现缺额，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终于如愿以偿。
郎广战役结束后，分散在各部队的四大队南下干部随军转战，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尤其是从湾沚、宣城到郎溪、广德追歼堵截溃军的行军中，为了赶到敌人的前头，日夜兼程，冒雨前进，日行百余里，一天磨穿两双鞋子。有些同志脚上起了泡，只能挣扎前进，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士气依然不减，大家互相勉励，互相帮助。途中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全队一片欢腾，什么腰酸、腿疼、脚泡全不在话下。
南下干部在告别家乡亲人，踏上南下征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牺牲、多久能回家。来到浙江后，他们把浙江当作第二个故乡，绝大部分留了下来，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奋力挥洒着血色青春，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4月，杨绍俊从省干校学习结束回温州，被分配到文成县工作。当时，他很不愿意去，在温州市虽然话听不懂，但城市比乡村好些。文成县是一个山区，讲话就更难懂了。又听说山区闹土匪，到该县的南下干部很少，畏难思想很重。经过领导谈话和个人思想斗争，他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分配，要克服种种困难，不能向困难低头，不能向组织上讨价还价，否则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于是，就到文成县工作了。
1979年初，台州电厂工程动工建设，时任玉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徐胜君被借调到临海县，负责电厂建设前期工作。面对人手少、资金缺、任务重、时间紧的现实，他日夜坚守在工地上，带领干部和民工克服种种困难，超乎常人的想象，如期、安全地完成了预期目标，为台州电力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怀晋是军地两用的南下干部中的特殊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苍山农民暴动、柳泉战斗、白庄战斗、陈贵战斗、尖山反扫荡、崮口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温州和洞头等战斗，领导铁道游击队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解放南京时，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交涉，维护了国家尊严。50年代，着力洞头女子民兵连建设，使之成为影响全国的先进典型。还参与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和电影剧本《海霞》的创作和审定。
随着对南下干部的进一步了解，我们对南下干部的敬重感也在不断加深。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南下干部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格已凝炼成光耀千秋的“南下精神”，激励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力拼搏，不断进取。（中共玉环县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