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森讲述青岛解放战斗中的“电波战”（下篇）

三、黎明前的战斗
电台上的业务开始时还比较轻松，每天晚饭后，就去转接情报稿，回来不用多长时间就可译完，然后有个打盹的空档，到了午夜后，就检查调试机器待命，到约定时间，机关电台开机一呼叫，我马上回应并迅速发报文，以最短时间结束每次通报。如果不要等回报，在午夜两点多以后，就可以再去打上个盹，若有回报时则很快译出来，早上就按约定时间去“转接点”送报文。我姐夫他们搞警卫工作也不很紧张，不感到负担过重，只在午夜有一个人打两个多小时的更就可以了。
1949年春节后，电台业务突变，自与兄弟情报组织接了关系之后，每天报文则成几倍地增长起来，工作时间成倍的延长了。从此开始，几乎每天都在彻夜紧张的工作，直到解放那天为止。这对自己来说，只要能发报，就觉得很高兴，干劲就更足。因为这就可以对解放作战有利，从而，能见曙光之日就指日可数了。
天长日久的夜战，使我消瘦下来，后来深夜通报紧张时刻，有时吐上两口血，自己不知道是肺病也没去管它。但我姐姐和姐夫是细心人，不时的着急，除了在饮食上改善之外，在工作上千方百计来帮忙。这时，她俩本来已是分成两班来承担每个深夜里的打更工作，已经很累，但姐姐还是尽力帮助我，每次通报完毕，便帮我把设备拆成几块，分散在楼上楼下藏起来。这是为了预防敌人来突然搜查时，即使搜出一两件，一时也看不出是部电台来，起到暂时掩护作用。大姐夫早就抢去我的偷电工序，每到我开机前，就在电表上插上两根过表线，这是怕用电多，查表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后来又把译明码报稿的工作要了过去，因为我得每天把转来的所有情报先译成明码电报报稿，然后按规定公式再编译成密码电报报稿。同时上级来的密码电报也是先译成明码，然后再查明码本译成报文。有他二人的协助，使我又可以抽点小空休息休息，支持我能坚持到青岛解放。
那时，我每发完一份电报就想起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战绩。虽然我完全转入地下，不能与战友们见面，但我的心始终是与战友们连在一起的。因为我每看一份电文，就知道是哪一个小组来的情报了，等于又同这些战友会面了。如看到是海上舰船停泊状态和修舰进度，就知道是“造船所情报小组”送来的；看到军队调动用车、船运兵动态，就知道又是“水陆联运情报小组”新的成绩了。
4月中下旬来了一份××军要起义，要求答复一些条件的报文，一看就知道是“陆军情报小组”瓦解敌人的战斗成就。发报后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上级回电了，报文指示：“要起义是欢迎的，但不答复任何条件，只能按照八项二十四条来办，这是弃暗投明的唯一途径”。上级的回复坚决有力，也鼓励我们充满胜利在望的信心。
1949年4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大军压境，青岛国民党守军惶惶不可终日，已列着逃窜的架式，那些高官贵族早已在慌忙南逃。市面上终日乱嚷嚷的，住在胶东路、无棣三、四路一带棚户，都是些地主、还乡团、逃亡分子聚集之地，也出现了些异常现象。人们往来不停，噪动声时起，这些变化动向引起我的警惕。一天深夜，我正在紧张地发报时刻，忽听见一个响声，有人跳进院里来了。我立即停止发报，并和姐姐迅速地拆卸了机器和烧掉报稿，准备迎接不速之客。虽然后来没发生问题，次日还是召开了“领导小组”会。因为上级早已提到要不定期的更换电台发报地点，以便与敌人周旋。何况胶东路已发生异常情况，所以决定即行撤到第一个预备台址徐宝光家中。转移工作行动迅速、安全地完成。
1949年5月，国民党青岛驻军南逃前夕，警车吼叫声昼夜不停，国民党的大屠杀开始了，到处在进行抓共产党嫌疑分子，监狱里不断地拉人出去枪杀或投海，海岸上不时地漂来浮尸。全市人民已处在血腥恐怖之中，多少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在血泊里。敌人对地下电台的搜捕已是步步逼紧，妄想在某个夜晚摧毁它，杀掉他们。
1949年5月20日的前一个晚上和当夜，我如往日那样仍然提前开机，做些准备工作和待命收听，这两个夜晚都是刚把耳机戴在耳际，就听到一个呼叫我台呼号的电码声，两天我都十分诧异。难道机关电台工作提前了？不对！前晚通报结束时，没有任何改变时间的通知。是否有什么紧急情况？自己边听边琢磨，对方的手法好生呀！到底是谁？半年多来与小鲁、小牟通报，他俩的手法、声调已经熟悉，就象生活中的亲人好友连走路脚步声都会分辨出来的，难道机关电台换人了？不对头！不对头！！
机关电台对时间概念要求甚严，即使听到呼叫，也应有敌情观念，不准回答的。我坚持按纪律办事，坚决不予回答。但到了约定时间时，立刻从耳机听到一个熟悉而亲切的手法出来叫我，噢，这就是小鲁。同时，那个陌生的呼叫声立即停止呼叫。
头一天是这个现象，我一直思考了一天，也没解开这个迷。这天晚上又一次重现，我突然恍然大悟，那是敌台在模仿机关电台呼叫我台呼号，这是敌人用鉴别手段，听到信号后鉴别出来的，以引诱我上钩与敌台通报。虽然我没有上当，但我知道不好了，敌人都是报务老手，仅就利用这不回答和到时间才回答并开始通报一事，就会把地下电台的发报频率，也即是机关电台的收报频率查测出来。自己一面向机关发报，一面意识到敌人昨夜的侦测记录，今天又是一次重复被验证了。敌人下一步的措施是什么呢？不好！我该怎么办呢？正在着急之时，敌人第二个行动开始了。诱骗不上钩就针对机关台的发报频率来播放干扰噪音电波。耳机中全是捣乱噪音，我多次向机关发出本台被干扰的缩语信号“QRM”，通报遭到干扰收听困难，时间也就拖长了。
次日，第三个深夜，敌人仍用前套手法来阻碍我台，仍没有得逞。可是我台在向机关发报时，机关台也一再打缩语信号“QRM”、“QRM”，意思是说“本台”在被干扰。我一琢磨，这是敌人开始第三个行动了，对双方收报频率，发报频率都进行干扰，使两台都无法工作，这些“精明强手”，正在举起屠刀对付我们。在干扰中通报，一份报文得多次进行复核，通报时间被大幅度拖长了。发完所有报文，自己愁了起来，怎么办？停止发报回机关请示要办法，不！那会误了解放青岛的大事，战机不允许自己办糊涂事，必须进行斗智，先顶住干扰，耐心地坚持和敌人斗下去。明天起要誓死发出每份电文，这才能加速解放的到来。
第四个深夜通报时，敌人仍重复前几天的引诱和干扰来拖长发报时间，但我早有了充分准备，拚命调准收报机，辨出机关电台的信号。坚持以慢速度打报以给机关报务员收报中有辨认的时间。就这样一份又一份的报文发完了，机关电台也表示全部抄完。
正当我在收拾封存机器时，更严重的新情况出现了。在那静静的深夜，从西面华阳路远处听到缓慢的汽车马达轰鸣声，渐渐地来到高墙外面转来转去。夜是那么样的静，声音听得那么清晰，开始我还有点奇怪，深更半夜只有警车抓人才出动，为何在这周围转转？不好！脑子里突然反映出一个印象，是敌人的侦测汽车在行动。敌人已在执行第四个行动，进行测向，而且地下电台的大致位置已被测到。突然想到上级早已提醒，敌人侦测部队到青之事，马上意识到敌人的屠刀正在自己脖子上晃动着。我赶急把徐宝光叫起来，拿起武器准备迎战。同时也叫醒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做好躲藏的准备。紧张了一阵，汽车声消失，没再发现什么敌情。
1949年5月23日下午，地下电台领导小组吴、黄、徐三人在城阳路一号楼上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几天来敌人已经有了四个行动。从模仿机关台、电波干扰拖长收发电报时间、到进行侦测电台方位，而且已到达第一个预备台址位置。下一步只要一发报，敌人就会执行第五步行动下手逮捕了。大家认为情况已明，决定当晚停止发报工作，阻止敌人再继续伸他的魔爪。同时决定迁台，但大白天巡逻的多，晚上又宵禁，只有大清早行动安全。确定明早马上由黄、徐二人把电台设备搬到第二个预备台址城阳路一号楼上黄家。晚上再恢复发报，并决定不准我再外出一步。
1949年5月23日晚饭后，女交通员急急忙忙地回来说，水陆联运指挥部情报小组搞到一份重要情报，统战部要求当晚发回机关免误战机。我打开报文一看，是蒋介石手谕，大意是“原规定5月25日撤离青岛，改为6月2日，已派15艘货轮，要多装运物资”。这是份极重要的情报，它关系到部队的作战计划，应立即发报，否则时间一拖，随时我们都有被敌杀害的可能。意外变化将会误了战机，部队进军必遭敌军顽强抵抗，必然会受到损失，会增加一些伤亡的。已经是黎明前夜，我不能有损共产党员的称号，去当历史的罪人，下定决心，今晚一定去发出这份电报。
我向黄振远谈了今晚要去曹县路发报的决心，黄坚持要执行领导小组的决定，不能让我离开城阳路一步，说：“明天一早就把设备拉回，再来完成这个任务”。两人各执已见争执不下，最后黄见我表示即便牺牲，也要发完这份电报，以使部队修正作战计划。黄被我的决心感动了，两人永别似的握手告别。
1949年5月23日晚上，我到了曹县路徐宝光家，徐一看我进了门，吃惊地批评我为何不执行决定离开黄家。听说我要发报，徐讲，绝对不能再在这儿发报的。我把统战部战友的要求和蒋介石的手谕给徐看，表示事关重大，就是牺牲也要发完这份电报。同时要求他们全家到亲戚家去住免受牵连。我的决心感动了徐宝光，他不仅支持我今夜发报，而且坚决以全家备战来掩护，共存亡。徐的决心感动得我直掉泪。
1949年5月24日凌晨一时前，敌人电台早已在呼叫我台，我也在开机静听待命，对敌台的“的嗒、的嗒”呼叫声不予理睬，因为几天来早已领教了他们的诡计。我两眼直盯着表针，耐心的等待着。突然，在通报时刻到达前几分钟，敌台干扰信号马上嚣叫起来，简直是无法听出一点呼叫信号来，原来是敌人加重了干扰程度。约定时间已过了，还是没听到呼叫，5分、10分钟过去了，我已摸清了干扰噪音的规律，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听呀，听呀，开始分辨出机关台的呼叫了，我真高兴极了，马上答话“请即抄报”。我放慢速一遍又一遍打着电文，本来几十个字的报文，一般有三五分钟就打完了，现在20分钟过去了，机关台还要求按组进行核对。我仍然沉着地，缓慢地发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徐宝光过来急促地讲“已听到汽车声了，赶快关机”，我仍然坚持让机关电台抄，不抄好决不停止发报。当最后重发一遍，机关台表示满意后，我马上关机掩藏电台机器，接着去烧报稿和密码复制本。很快做完消迹工作后，我与徐拿着武器，坐在大床上，朝着玻璃窗向外望着，准备死战一场。突然，我看到窗外远处有个亮光，我讲象个大星星，徐讲那边是晒火柴杆的平台，上面有人拿手电在照。我马上冲到门旁依墙而立，准备先迎战来敌，并急叫徐带妹弟爬上顶棚躲好。等呀、等呀，一直等了好久，不知为什么敌人没有挨户进行搜查。凌晨5点解除宵禁不久，黄振远骑车来到，我俩分别捆好装着机器的包裹飞快地到了城阳路一号。就在这天上午，敌人在火柴厂宿舍中要了一间房子，住上了几个陌生的人。总之，敌人失败了，侦测屠刀没能砍下来。
1949年5月底，地下电台在城阳路一号楼上第二个预备台址里，每天照常坚持发报工作，一个红色电波仍然顽强地战斗在青岛上空。此时此刻，越是接近青岛解放的时刻，敌人越是手忙脚乱，那群要吞掉地下电台的恶狼，也忙着找船逃窜了！几天来空中出现了异常的平静，我台与全市人民一样，在热切的盼望解放大军快来解放青岛。
我台的迎接方式是遵照上级命令，收发各情报小组搜集的敌人各种撤退动态。上级要求电台24小时都开机，一阵子叫收发电报，一阵子又叫待命，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
实际情况是解放大军正快速向青岛进军、追击残敌。上级电台就在前导汽车上，而衣吉民和其他首长就坐在车内，边走边向市内通报，要敌军动态。但要通报就要停车，支起机器扯好天线，还要有人手摇直流马达。所以走一段路就停下来，摇马达开机发报，向各情报小组要一阵情况后，再停机上车开走。上级为了提高工效，指示电台只发明码电报，把译密码电文的时间省出来。上级向各情报小组要的情况是各种各样，各位情报员则拚命去查询，这样的任务靠交通员的腿是赶不上趟的，因此我们大胆地启用了市内电话来指挥和收接情报。由于邮电局职工护厂工作搞得好，统战部战友们和我们的几个据点又都有电话，信息很快就能返回上级电台。
6月2日早上上级来电，要的是海上情况，因为敌舰一直在打炮。正好黄振魁有架长筒望远镜，爬到屋顶上看着海上动态及时报告上级，就这样不断配合部队向市内进军，顽强地战斗到1949年6月2日上午10点钟，上级电台来电：“部队已进入市内，你台已胜利完成任务，请关机，市内再见”。市委这最后一份电报指示，我马上通知到各情报小组，这场电波战斗以胜利来宣告结束。这时，我突感到肩上一下子放下了个重担感到自己做了一个党员应做的事情，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喜悦。同时又突然感到身体虚弱的象要倒下来似的，不行！不能倒下去，还要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勇敢地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1949年6月2日上午，青岛解放在即，各情报小组、各据点的战友，个个兴奋之余，都要求接受新任务。当时，敌特挑拨群众到码头附近哄抢仓库，统战部刘萍建议组织一支队伍，去保护国家财产，向我来要武器。我同意派几个参加他们的行动，并把于琦在齐东路掌握的敌人存放的一个枪库打开，我们有了枪支，马上开车奔向各个仓库去警卫，制止了哄抢风。
我与黄振远和董肇温也携枪飞跑到曹县路火柴厂，和徐宝光一起包围了院内的敌人，那是一个要来搜捕地下电台的潜伏组。正巧解放军前哨部队到达，我们配合一起，一网打尽了这股匪特。（作者：吴荣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