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威海特务潜伏组纪实（上篇）

翻查党史资料和历史档案，看到了不少当年国民党保密局青岛站威海组，从成立到覆灭的记载。1946年11月至1947年10月间，在威海卫发生的这些隐蔽战线国共暗战的往事，其激烈惊险曲折复杂，不亚于当今电视中热播的谍战剧。
保密局青岛站设立威海组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成立于1946年7月1日。其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为戴笠，他于三个月前丧命于飞机失事。军统在抗战时期破密码、搞情报、杀汉奸、打鬼子，为抵御日寇侵华作出了很多贡献，但也以不择手段地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臭名昭著。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希望消弭战患和平建国，取消无法无天的特务机构。毛泽东赴重庆举行国共和谈所形成的《双十纪要》，也专列第六条说到“特务机关问题”。面对汹涌民意，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但内心里却根本不想取消这个帮他维护统治的庞大机构。于是就弄了个掩耳盗铃的办法，在名义上撤消了军统，将其公开机构划入国防部二厅、交通部警察总局和内政部警察总署等政府部门；同时，将军统的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任命戴笠的亲信毛人凤任副局长、局长。国防部二厅等公开机构的头头多是军统出来的，他们和保密局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工作关系。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主要骨干也多为军统原班底。这样，军统改头换面成了保密局，换汤不换药地继续开展特务活动。
保密局在全国各个省和重要城市都派驻有外勤站，外勤站的站长挂有国防部专员的头衔，可以公开活动；站长以下人员的身份则严格保密，若要公开活动，常常使用国防部二厅等公开部门的名义。在山东，保密局派驻了两个外勤站，一个是山东站，驻济南；另一个是青岛站。青岛站驻地在青岛市太平路25号、龙口路26号、大学路10号等处，有特务38人，其辖区包括胶东各市县及昌、潍等县；下设22个组，有专业特务151名。有关资料说到青岛站的负责人时，提到了两个人的姓名，一为广东梅县人梁若节，有说他是站长，也有说他是专员，少将军衔，去台湾后当过国防部情报局设计委员会主任；一为李曾逊，成立威海组时的站长就是他。
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早已收复了日寇占据的威海卫，建立了人民政权，成为胶东解放区的重要城市。由于其地处胶东半岛顶端，陆联青岛、烟台，隔海与旅顺、大连相望，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这里是重要的作战方向，自然也成了保密局青岛站情报工作的目标地区。
青岛市中心商业区中山路西侧的李村路上，有个叫裕长栈的旅馆，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营业。保密局成立四个月后的1946年11月，在这里成立了青岛站威海组。时任国民党青岛市肃奸委员会看守所所长的宋嘉椿被任命为威海组组长，他是日照人（也有说是威海人，当过威海警察局的上校督察长），又名宋习靖，化名高均月，上校军衔，三十来岁。副组长叫苗雨村（也有记为苗渔村），又名苗华钦、苗德成，外号苗瞎子，威海西涝台村人，少校军衔，也是三十来岁。最初的成员有电台台长郭秉如，他原是驻在青岛的保密局电讯总台第十四支台的报务员；宋干民，他原是站长李曾逊的秘书，后来调到日照组去当副组长。
那时，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青岛有很多家乡是威海及周边地区的人。他们有的是一直在这工作、居住，也有的是从解放区跑出来的。威海组成立后，就从这些人中间秘密地招兵买马，网络各种人员，发展情报力量。这些人在档案资料中记着名姓的有：青岛市肃奸委员会看守所看守员黄麟，他是组长宋嘉椿的老部下，威海王家夼人，小名刘柱，又名黄明玉、黄云、黄绍孔，代号郭诚，少校军衔；张×汉，又名张×卓，外号张矮子，威海皂西台人；孙×光，化名戚天晓，威海孙家疃人；苗华伦，又名苗铁军，威海西涝台人，上尉军衔，是从威海跑到青岛去的青年学生；还有永春盛杂货店的店员黄×之、社会科员王×良、中纺工厂警卫班长鞠×谦以及赵×波等人；还有充当交通员的威海布谷夼人戚明，共十来个人。
第二年年初，威海组电台台长一职由上尉军衔的莱阳人吴明熙接任，他又名吴玉华、吴永平，化名侃礼华；赵×波接替了戚明的交通员职务，增加崑嵛县申格庄（今属蔄山镇）人李建（也有记为李见）为交通员，他又名李保珠，化名陈福高、刘友海；还从青岛站特工组调过来两名专业特工，一是苗×德，威海远遥村人，二是张×义，又名张×聚，文登王家产人，进一步加强了威海组的力量。
威海组的成员多为经过特工训练的专业特务。组长宋嘉椿接受过三年的特工训练；副组长苗雨村是“复兴社份子”，复兴社是军统的前身，可见他是个老资格的特务；张×汉、孙×光都是从事特务活动的得力分子，黄麟、戚明也是受过特工专业训练的亡命之徒。他们都有丰富的特工隐蔽活动经验，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别名、化名。那时候解放区内人员往来都要持有类似通行证的路条，路条上盖着公章，威海土话称盖公章为“盖戳”，他们就仿刻了威海城里西北村、西南村的和威海驻军的“戳”，伪造路条。相互之间还用暗语交流信息，如问你的钟准不准？若答我的钟不准，这就是说没事；若答差了一刻钟，那就是有两件事情；若答差十分钟，那就是一件事情；若答差一分钟，那就是没完成任务，等等。他们企图用这些手段，掩护自己在解放区的活动。
保密局青岛站给威海组规定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威海方面的军政情报，为蒋军进犯威海做准备。”
进威海设电台发展情报员
威海组在青岛成立后，并没有立即进到威海。青岛站多次督促他们到威海去，不能老是待在青岛。盘桓、准备了两三个月后，1947年1月，组长宋嘉椿带着组员黄麟、电台台长吴明熙，让老家是威海山后远遥村的苗×德做向导，由山后里窑村人戚××、戚××和外窑人戚××驾船，从海上潜入威海。船走到成山头海域时，遇到了大风雪，航船遇阻，难以前行，就劫持了他们遇到的威海工商局的一艘汽船，返回青岛。第一次潜行入威无功而返。
又过了三个月，他们第二次潜威。 4月4日晚上，留守的副组长苗雨村在青岛三义楼设酒宴，为潜威人员饯行打气，还拿出准备好的法币，分给驾船的水手苗×德等四人每人10万元，其他潜威人员也给了一些。第二天，组长宋嘉椿率组员黄麟、李建、苗华伦，台长吴明熙带一部二八五特工电台，代号“嫦娥”，乘帆船再次潜威。船行到石岛海域，他们抓了一条钓鱼船；到了成山头附近，又抓了一条两桅的帆船。在海上抓船，自然是为了向船员打探情况。折腾了三天，他们于7日晚日落后，悄悄地在小石岛西麻子港（今高区国际海水浴场西。港，威海方言发音jiǎng，小海湾）海滩登陆，这里靠近苗华伦的老家西涝台村（今高区怡园街道西涝台社区）。成立将近半年，威海组总算是潜入了威海地面。
登陆后，四个水手立即驾船返回青岛，宋嘉椿等隐蔽在海滩上。苗华伦乘着天黑，悄悄回家去了解情况，安排住宿。然后返回海滩，把特务们领回家，当晚隐藏在东厢房里。把电台藏在正房的地窖中，用院子里晾衣服的铁丝做电台天线。
潜入威海后，特务们赶紧开始工作。第二天，黄麟去布谷夼村找到自己的舅子哥蒋健。蒋健又名蒋继祥，当时任布谷夼村村长。黄麟利用亲戚关系，把蒋健发展成威海组的情报员。接着，他们两人一起策反了黄麟的连襟、北沟村的支书谷×雨。蒋健又联络了本村的财粮委员丛×亭、文教委员戚××，东南村的栾××，王家疃的王××等，作为搜集各方信息的情报关系。组长宋嘉椿利用住在西涝台的机会，发展苗××为情报员。李建还回家乡申格庄，把李××、丛××发展成情报员。
黄麟他们物色到发展对象后就找上门去，一面拿出委任状和钞票，一面掏出手枪，一齐拍到桌上，威逼说：你选吧，跟我们走，钱和委任状就是你的；不跟着走，今天就要你的命。就这样，用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的手段，威海组不长时间就发展了5名情报员，网罗了许多的情报关系。后来破案时统计，这些人包括五名村干部，三名机关干部，17名党员。
在此期间，威海组频频开展活动。宋嘉椿派苗华伦和李建两人，骑着自行车去烟台活动。到烟台后，苗华伦返回青岛，向青岛站汇报潜入威海的情况。李建留在烟台，负责烟威之间的情报联络任务，寻机布点设电台。威海组自己的特务电台隐蔽在西涝台的东头，人员住在东涝台的西头，来往行动不经过村里，减少被发现的危险。安排两名特务带着武器保护电台，隐藏电台的一定是有人参加特务组织的人家。电台的发报时间在深夜和凌晨，每天两次，最多开机两小时，短的仅仅几分钟，尽量减少发报带来的电波暴露时间。组长宋嘉椿直接掌握电台，自己一手编发情报、收阅来电；他只和黄麟、李建两人接头，与其他特务不联系，新发展的情报人员根本见不到他的面；平时他很注意和房东搞好关系，时常买些化妆品衣服之类给妇女孩子，以讨欢心，掩护自己。组员们的活动也很低调，苗华伦家是富户，在土改复查中主动献地以蒙蔽群众。
特务们暗地里的活动十分诡秘。威海党史办老主任田荣讲述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到的情况时，说到特务活动的一个细节：有天晚上城里的民兵去布谷夼巡逻，走到老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带（今市级机关8号办公楼西面，顺河街北），那时候这还是一片庄稼地，月色下朦朦胧胧看到地里立着个“老雁怕”（威海方言，庄稼地里吓唬鸟雀的“稻草人”，也有叫“雀怕”）。等从布谷夼巡逻回来，发现“老雁怕”没了，打手电一看，地里有不少人脚印，这才知道那立着的是个特务。特务张×汉常常来往于青岛威海之间，威海公安局多次抓捕也未逮着。一次夜间，发现他来家了，就派人在房后盯着，待来人抓他时却没抓到。后来得知，他躺在房边地瓜地的垄沟里，把咱们公安人员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威海组搜集的情报内容极其广泛。威海解放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党政军领导和各界抗日救国会、商会等机构负责人的活动，教育机关、文化团体的活动，重大群众集会，威海港与东北、上海的船只来往，等等，无所不有。这些情报，全部通过威海组的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往青岛站，仅五月份一个月就发报60多份。
解放区有年年开大会纪念“五四”的传统，这年“五四”前威海组发电向青岛站急报：“十万火急：威匪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已定于五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在威海市东门外大操场举行党政军民联合爱国动员大会，其应到人员：匪威海各机关首长和驻军各级工作干部，全市各区村级干部、民兵、青妇小队等，均须一体到会”。青岛的国民党空军要是“五四”那天威海轰炸，这就有了目标信息。只不过，特务们的情报并不准确。翻查那年《新威日报》刊载的新闻，纪念“五四”的会议是在新威剧院召开的，不是东门外大操场；参加人员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人士和青年学生1200人，并无“区村级干部、民兵、青妇小队”；情报中说的“匪威海各机关首长”倒是有点影，代理市委书记吴伯文和威海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员、市参议会的议长、市政府的教育科长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
东海军分区在荣成有个被服厂，威海组发电报说，“匪东海军分区在石岛北九十里鲍家村设有军服制造厂一处，全厂共有工人六十余名，缝纫机二十余部。负责人王祖乾。”这对了解放区的军需供应能力，是有用的参考资料。
从这些电报内容可以看出，威海组的特务活动是很猖獗的。我方安插在青岛站的内线报告说，早餐的饭桌上，就有特务谈论昨天在威海发生的事情。在交通通信技术十分落后的当年，这真是信息灵通。保密局威海组，成了威胁解放区安全的一大隐患。
此文刊发于《威海记忆》16期，原名《国民党保密局威海组覆灭记》 作者：海岸的风zhou de feng zhou-d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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