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南下温州丽水综述
1949年初，党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从北方老解放区调集5万3千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工作，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渤海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统一部署，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计九个中队1200余人）。这支干部队伍跟随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参加了强渡长江突破天险的全过程；渡江后随军参与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工作，历时40多个日日夜夜，光荣的完成了随军支前的使命。分配工作后，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有些同志在渡江的征途和剿匪反霸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光阴似箭，流年如水，转瞬已半个世纪，当年这些中青年南下干部现在都已变成了暮色苍茫的老人，不少同志已不在人世，使健在者不胜怀念。回顾这段历史，他们从山东到江南，披肝沥胆，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是我们时代的旋律。
组织动员（1948年底至1949年春节前后）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并取得了重大胜利。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作战的序幕，使华东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更好地协同作战。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取得了淮海战役全面胜利。至此，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均已获得解放。
为了更快地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召开了各战略区会议，渤海区党委委员彭瑞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山东每一个战略区抽调干部各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和下属若干个地、县、区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架子，集中学习整训，随时准备随军南下。并决定抽调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军区副政委周贯五等组成南下区党委（即支队党委）。刘格平任书记兼政委，周贯五任支队长，四地委书记彭瑞林为委员（南下时任第四大队党委书记兼政委）。
渤海区党委为贯彻中央精神和落实华东局指示，向所辖地委作了具体布置。区党委会议期间，适值1949年1月，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召，解放区广大军民极为振奋，区党委亦加快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步伐。至2月初，各地南下干部的组建工作已相继完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系渤海区党委四地委（现在山东省滨洲地区）所组建。该地区南跨黄河下游，辖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利津、垦利等8县，均系老解放区。沾化富国以东及垦利全境，40年代初已成为抗日根据地，其余地区于1943年至1945年间先后从日、伪、顽手中解放。解放战争时期从地委到各县、区、乡镇（村）党政领导机构均较健全，革命秩序稳固。早在1946年夏，解放战争开始，四地委即成为华东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的最可靠的大后方。华东局和渤海区党委领导机关均曾驻于该区阳信、无棣等县境内。
四地委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召开了县委书记及地直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地委扩大会议）。会上，地委书记彭瑞林传达了党中央和华东局会议精神及区党委的具体部署，地委副书记张辑武则结合本地区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实施步骤：
1、各县、区在现有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分成两套班子，一套留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分好后上报地委，由地委选定一套南下；
2、地委领导班子由区党委选定，各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去留由地委决定；
3、凡从江南及江淮地区先后北撤至渤海区的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要动员其南下。
主要的工作步骤和方法：
首先作好思想动员。组织所有干部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提高觉悟，认清新形势、新任务，服从大局，克服地域观念和家庭观念。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动员自愿报名，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报名结束后，各级党组织根据各人的工作能力、经历、表现以及身体等情况，逐一认真研究，拟出初步名单上报地委，待批复后正式公布。
地委扩大会议后，地、专直属机关各部委、科室非常活跃，提出了“把最好的干部送到江南去”的口号。尤其原从江南、江淮地区北撤的同志，更是兴奋异常，相互鼓励，争先报名，以抒打回老家去之慨。各县普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由县委领导作报告，要求大家学好文件，统一认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踊跃报名。阳信中心县委干部力量较强，江淮籍干部较多，群情高昂，把动员南下报名大会，开成了南下誓师大会。各县广大干部也普遍行动起来，表示党指到那里就打到那里，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一个个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见面先问你报了名没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广大干部的共同呼声。各县、区的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同时，地委选调县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切实把握“宁缺勿滥”的原则，各县委在选调区领导班子上十分谨慎，务求精干、健全。尤其在挖掘干部潜力上，各县区都毫无保留。如惠民县、阳信县在完成了本县任务后，又抽调90名干部，由地委决定充实到滨县、蒲台两县。
各县的初步名单与动员报名工作是内外同步进行的。报名之后，组织上又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最后确定去留名单，报经地委审批后，作了正式公布，这是所有干部最关心的一环。名单一经公布顿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被批准的同志欣喜若狂，有些青年干部高兴得手舞足蹈，奔走相告，感到十分光荣。未被批准的同志则心急如焚，缠着领导苦苦请缨。如利津有位党员干部因年龄稍大，未被批准急得痛哭流涕。蒲台县委有个秘书，原命其留守，后因需要，领导上突然通知他南下，使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二话没说打起包裹跟上队伍就走。沾化有两个青年干部，因系独子未被批准，他们不甘放弃，当队伍出发前夕，得知出现缺额时，便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组织上感其诚，终使其如愿以偿。类似生动事例各县都有，不胜枚举。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老解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
区党委和地委对各县抽调干部的工作极为重视，抓的紧．、要求高、掌握严。从地直机关至各县、区所抽调的南下干部，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身体素质，都是比较健强的，其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无棣县则达到百分之九十。
抽调南下干部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一些议论。社会上有些人认为随军渡江有极大的风险，甚至出现了谣言。这些流言蜚语，使有的南下干部亲属的思想不免产生波动。各县、区领导机关决定趁春节之际，放假让干部回家过年，做好亲属思想工作，同时，也好准备行装。经过解释，使绝大多数家属消除了顾虑，愉快地支持自已的亲人随军南下，都以送亲人上前线为荣。与此同时各县政府根据区党委通知作出规定，凡南下干部家属，均给予军属待遇。
2月初，四地委所属8县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已顺利完成。春节过后，南下干部都到各县委集中待发，各县、区机关都召开了欢送会。临行时亲属、战友和父老乡亲们都奔走相送，相互鼓励，相互嘱托，相互祝愿，依依而别。有的母亲站到高处，望着儿子的背影，直到队伍走远看不到了，方始回归。
集中整编（1949年2月16日至2月24日）
2月中旬，四地委所辖各县的南下干部，到阳信县何家坊集中，接受渤海区党委暨地委的整编。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地委召开了“南下县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并宣布整编计划。
根据华东局支前指挥部指示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编制序列，四地委南下干部编为第四大队，8个县及地专直属机关各编一个中队，各中队根据具体情况下设若干小队和服务性班组。
整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一方面，为便于军事行动，统一纪律，统一指挥，在组织形式上按照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设置机构，编制队列。
另一方面，则又相应保持原地方建制，即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的建制，以便对新解放区的接管和干部的合理使用。
据此明确规定：
1、大队党委即南下地委、党委书记即地委书记，党委委员即地委委员，组宣部长即地委组宣部长；
2、大队部即南下专员公署，大队长即南下专员，但仍保持党委一元化领导的原则；
3、大队党委和大队部机关工作人员合署编队，设秘书及组、宣、财粮、供给等科、股、班组；
4、军分区司令部，系军事编制，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保持原有机构不动；
5、中队党委即南下县委、党委书记即县委书记，党委委员即县委委员。组织、宣传、武装、民运部长等，视实际情况配置；
6、中队部中队长即南下县长，仍保持党委一元化领导；
7、中队长可设副职，相当于副县长。党委及中队部，除设秘书和负责供给工作的人员外，其他科室机关干部统一编入直属小队；
8、区级小队党支部，即南下区委，支部书记（通称指导员）即南下区委书记，小队长即南下区长，组、宣委员即组宣科长。直属小队的小队长、指导员或小组长的南下职务不作硬性规定。整编方案确定后即先后逐级向全体人员作了宣布。
第四大队由渤海四地委南下干部组成。大队领导成员：
彭瑞林：党委书记兼政委（三支队党委委员即省委委员）
李铁锋：大队长（党委委员） 王文长：党委副书记兼副政委 杨信：军分区司令员（党委委员）
王耕野：组织部长（党委委员）刁筠寿：宣传部长（党委委员） 傅光汉：副大队长
地、专机关党、政、军、群等各科室（股）的干部包括电台机组及武装保卫、通讯等班排工作人员，统编为直属中队（九中队）。
各县的南下干部各编一个中队，惠民为第一中队，阳信为第二中队，无棣为第三中队，沾化为第四中队，滨县为第五中队，蒲台为第六中队，利津为第七中队，垦利为第八中队。军分区的干部、战士保持其原编制，与直属中队协同行动。
在整编过程中听取了渤海区党委书记张哗、行署主任王卓如及刘格平、周贯五等首长的报告，学习了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件。经过整编和学习，提高了认识，进一步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明确了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
整编结束后，宣布行动纪律，由各中队主要负责人分头传达了《行军立功条件》。要求全体干部，必须改变地方工作分散活动的习惯，加强集体观念，加强互助精神，加强纪律性。要和部队一样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通过学习与整编，南下干部队伍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由然而生，进一步增强了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根据华东局指挥部指示，整编后，即赴华东党校集训待命。在队伍出发前夕，渤海区党委举行了欢送大会，张晔、王卓如分别致欢送辞，勉励大家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共同完成党和家乡人民赋予的南下任务。军区文工团还演出了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和京剧《岳母刺字》等节目，以勉远征。
党校集训（1949年3月6日至3月26日）
2月25日，第四大队踏上南下的征程。从阳信到济南300里平川大道，徒步行军，一路晓行夜宿，经数天连续行进到达济南北郊泺口附近的鹊山火车站，稍息数日乘敞蓬货车途经泰安、兖州等城市，翌日清晨抵达微山湖畔的沙沟车站。此地原是当年铁道游击队杀敌的战场，现华东党校就设在附近的这片村庄里。根据华东局指示，入校后调整了学习组织，三支队党委并入党校第三部，由支队领导成员组成新的部委会，大队党委改为总支委员会，中队党委改称支部，小队改称学习小组，队员一律称学员。
党校学习的宗旨是：提高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明确干部南下的任务、目的与要求。
学习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共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入城守则》等。并着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学习方式主要是上大课，听取华东局和校部领导同志的传达报告，由学员自作笔记和小组讨论。
上述文件当时多属密件，只发到校部和总支（大队），支部（中队）以下全靠听课笔记。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小组讨论，加深理解，加强记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听了4个报告，其中有的是华东局和校部以及总支等领导传达的，有的是支部领导传达的。据报告传达，在三大战役后，中央对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特别强调，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尤其讲了毛主席关于城市的论述：一是生产集中，二是商品交换集中，三是社会生活集中。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这些内容既丰富又新鲜，学员们都听得津津有味。无论学习如何紧张，生活如何艰苦，广大学员，无一怨言，只是如饥似渴的强学硬记。因为绝大多数学员均来自渤海老根据地的农村，虽然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有一定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但对江南的城市和新解放区来说却完全是陌生的。因此对这次集训学习，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学习时间虽不长，但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明确了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党的工作重心将从乡村转到城市，初步转变了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习惯思想；明确了进入城市后必须以生产为重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对民族资产阶级要讲统战，“又团结，又斗争”，不能套用在农村斗地主的办法；革命胜利后，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对如何接管城市以及新解放区工作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方法等，有了一个基本概念，为以后进入城市和新解放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赴前线（1949年3月26日至4月9日）
形势的发展比人们想象的要快。百万解放大军已集结在长江沿岸，加紧渡江准备。
3月24日，彭瑞林向各中队传达了华东局指挥部和支队党委的决定，为了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渤海支队第四大队提前结束学习，赶赴长江前线随军渡江筹粮。大家始而对这一决定感到有些突然，继而又感到振奋。随军渡江筹粮责任重大，一致表示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四大队广大干部以能亲身参加这一史无前例的渡江战役为荣，士气十分高昂，队伍行动之前，大队领导向各中队交代任务：此去长江前线1000余里，要在一个月内赶到，有些地段没有火车，必须作好艰苦行军的思想准备。
根据华东局指挥部的规定，随军干部每人发给粗、细布军装各一套，军鞋两双，军帽一顶，配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03月26日，四大队全体干部穿上崭新的军装，人人为成为真正的解放军战士而自豪。下午4时左右，队伍集合于沙沟车站，乘火车顺津浦线向南开去，夜半到达徐州。翌日上午，大家观看了经过淮海战役洗礼的徐州市容。
下午继续乘车南下。3月28日凌晨二时到达蚌埠城北的曹老集，因淮河大桥被敌军炸毁，火车不能直达，队伍只得步行数里通过浮桥进入市区。此时，蚌埠虽解放不久，但社会秩序平静，商店和影剧院照常营业，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一派欢快气氛。南下干部全体同志在蚌埠稍事休息后，即分头深入居民家中，了解风土民情，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在党校学来的内容作一次实习。
为补上党校的未竟课程，大队领导利用空隙向大家作了<关于新区农村工作问题》和<城市政策问题>的报告。离开蚌埠前，大队通知各中队，对女同志和不能跟队的病号，暂留蚌埠由当地组织代管，待大军过江后再归队，当时共留下约30余人。
3月31日，大队转由淮南铁路继续南进，次日拂晓到达合肥。
合肥系皖北重镇，是长江中路前线的后卫，总前委和第二、三野战军及华东局支前指挥部均设有办事机关或联络机构。因离前线较近，敌机不时侦察骚扰，故对城市管制很严。大队通知各中队，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城，如需要买东西，每小队可派一代表由中队派人带队前往，速去速回，不准逛街。
队伍在合肥住了三天，经大队党委与华东局支前指挥部联系，由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四大队跟随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和25军过江，并拟定了各中队随军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
4月6日凌晨4时，队伍集合在合肥火车站附近大队部驻地，彭瑞林和李铁锋都讲了话，宣布了行军计划：此去长江前线300余里，无车可乘，全靠步行，每天行程'80里，须4至5天才能赶到。为避免敌机骚扰，每天提早行动，中午休息，下午3时后再走，推迟宿营时间，要求大家加强互助精神，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行军由部队派来的同志负责带队。
队伍离开合肥沿公路向东南方向前进。途经肥东县，进入巢县境内的丘陵地带。在行军途中，群众对解放军非常热情，无论是中午休息，还是晚上宿营，当地群众都主动让房子、借炊具。看到战士菜不够吃，就端出咸菜，硬往战士碗里塞，使你却之不得。可见民心所向，对士气鼓舞很大04月9日，大队顺利抵达巢县城关宿营，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临江备战（1949年4月10日至18日）
巢县系长江北岸之纵深，紧临烟波浩淼的巢湖，支派漕渠多与长江港汉相连。渡江大军几个月来利用这一带天然水域、水面演练了游泳泅渡、操浆把舵、行船射击等水上作战本领，为强渡长江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10日，在巢县城内文庙大院里大队召开备战动员大会，彭瑞林作动员报告，会议要求各中队加强纪律性，听从命令服从指挥。随部队渡江筹粮，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接着宣布第四大队正式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所属27军和25军。总的配属方案：一、三、五、七4个中队编入27军；二、四、六、八4个中队编人25军。各中队具体配属是：一中队编人27军79师，三中队80师，五中队一部分79师、一部分81师，七中队和直属中队部分人员跟27军军部行动。二中队25军73师，四中队74师，六中队75师，八中队76师。各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于所属团、营和连队，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
4月11日，大队由部队同志带队出发，经东关车站，进驻运漕以北的几个村庄中，进行战前准备。主要是三项工作：
第一是，学习政策
4月12日，由部队首长传达《中央关于新解放区筹粮工作的政策》，政策规定为部队征借粮食的主要来源，一是开发国民党的粮站和官仓；二是向城乡大户（ 当时新区未经土改划阶级成份。本文谓之“大户”，在日后土改时可能划为地主或富农）征借粮。但必须严格掌握政策，凡征借粮草，均留给收据，以后可抵公粮。同时，明确做好筹粮工作，是保证部队渡江作战胜利的物质基础。过江后，部队所处的都是新解放区，粮食供应不可能再从大后方调运，只能靠就地筹给解决，这就要求随军干部边打仗边筹粮，确保部队军需供应。由于新解放区群众开始不了解我们，因此，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于是各中队、小队，利用战前的空隙时间，抓紧进行学习和讨论，并重温了《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等文件。
第二是，轻装上阵
根据部队的统一要求，凡公用或首长专用的车辆、战马及单位所带文件、书籍等，一律留交当地政府代为保管；行军时个人携带的单衣、被单、鞋子及武器、粮袋等不得超过16市斤。并当场列队依次过秤检查，不准超重。
第三是，炒米备急
按照规定，每人必须自带6市斤炒熟的大米，以备渡江行军、作战吃不上饭时临时充饥。同时规定，没有命令不得随便食用。
随军过江（1949年4月16日至4月21日）
4月19日凌晨30分，大队紧急通知各中队按原定分编方案赴部队报到。各中队随军过江的妇女及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共40余人，暂编一个临时妇女队，由七中队兼管，以便于照顾。
彭瑞林、杨信及王耕野和直属中队大部分人员，随27军军部行动，负责和一、三、五、七中队保持联系。李铁锋、王文长、傅光汉、刁筠寿及直属中队部分人员，随25军军部行动，负责和二、四、六、八中队保持联系。到达岗位后，则一切听从部队指挥。队伍由部队负责联系的同志带路出发，经运漕，中饭后各中队、小队分别离开原来的建制，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各自战斗岗位和部队一起在临江待命。
根据总前委的作战部署，四大队所在的第九兵团渡江地点和口岸，预定在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沿江一线。这里有许多河道港汊与长江相通，便于水上演练和隐蔽船只，是渡江作战的有利地段。
对岸是铜陵县的荻港和繁昌县的三山，两地东西绵延数十里，沿江壕沟纵横，碉堡林立。江心有黑沙洲等圩积之岛，国民党部队均设有重兵，江面狭处约4到5华里，国民党将领吹嘘其江防具有海空优势“固若金汤”，为自己壮胆。
4月20日上午，四大队党委指示各中队、小队，抓紧时间召开党员会，要求每个党员向组织作出保证，在过江时，必须勇敢镇定，坚决和部队并肩前进，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摇，要作部队的助手。同时做好非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
下午，兵团司令部下达预备渡江的动员令。27军军长聂凤智向全军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国共谈判已告破裂，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看来离渡江的时间不远了，只待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一声令下，解放大军就要打过长江去。过江后直向上海进军，解放大上海，你们则随军接管上海工作。他号召全军奋勇前进，战士们也纷纷写决心书和挑战书，争取“江南第一船”，看谁最先登上长江南岸。
下午6时，九兵团两个军各梯队分头把伪装和隐蔽在内河港汉里的木帆船悄悄地驶入江边，进入各自的方位，一排排樯桅如林不尽其数。
下午7时，九兵团27和25两军各梯队开始向江边运动，四大队1200余名随军干部紧跟其所属梯队进入阵地。按上级命令规定：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不准离队，跟定前面同志，依次上船；遇上敌机敌舰，不要惊慌；加速驶近南岸，尽快夺取敌人的滩头阵地。
夜幕降临，八时许，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江南进军的命令，万炮齐发，把南岸打成一片火海，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掩护部队乘势抢渡长江。两军的主力梯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着敌人盘踞的荻港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随军干部紧随部队同舟前进。深夜11时左右第一梯队已接近南岸，敌我双方火力交错，织成了真正的枪林弹雨，曳光弹、照明弹，把长江的夜空映成白昼。船被打漏了就撕块棉絮堵上；打破了就泅渡前进。当敌机敌舰赶到时先头部队已冲上堤岸，夺下滩头阵地。27军80师的突击队，冲出滩头后，抢占了荻港附近的制高点04月21日凌晨，守敌的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九兵团两军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天亮，27军的先头部队已进至繁昌，25军很快攻下三山。至此，蒋介石吹嘘“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
按兵团司令部及四大队党委原计划，凡随军干部一律随二、三梯队渡江。但因各中队、小队事先已分编于各自的师、团、营、连中，所以只能跟其所在单位一起行动，因此各中队、小队随军渡江时间各不相同。第三、五、六、八4个中队的全部和第一、四、九3个中队的大部，均于20日夜晚至21日拂晓随军渡过长江；第二、七中队全部及第一、四、九中队小部也于21日傍晚随军渡过长江。四大队的全体干部及其工作人员，渡江的时间和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当他们一脚踏上江南大地的那一时刻，无不胸怀顿开，胆识具壮。战士的激情，胜利的喜悦，确难以言表。
转战筹粮（1949年4月21日至5月中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路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伺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军队失去天然屏障，惊恐万状，夺路溃逃。第九兵团分两路乘胜追击，务将敌人消灭在长江南岸，不使其远窜为患。
一路为27军，在聂风智率领下，由荻港直下繁昌、南陵。4月23日，解放皖南重镇宣城。一路为25军，在成钧军长率领下，4月21日上午消灭三山守敌。23日，进至芜湖的湾沚将溃逃的国民党20军分割包围，全歼其官兵近2万人。27、28日25军先后进至郎（溪）、广（德）之间，配合东路兵团，将溃军官兵（约10余万人），包围全部歼灭。 广德战役结束后，27军直抵上海市郊。25军则转战于皖南、江浙三边之间，搜剿流窜残敌。
四大队随军干部从4月21日渡过长江至5月中旬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随军转战，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尤其从湾沚、宣城到郎溪、广德追歼堵截溃军的行军中，为了赶到敌人的前头，日夜兼程，冒雨前进，日行百里，一天磨穿两双鞋子，有些同志脚上打了泡，只能挣扎前进，跌倒爬起来再走，但士气依然不减，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大家互相激励、互相帮助。在途中当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时，队伍上下，一片欢腾，什么腰酸、腿疼、脚泡全不在话下，情绪非常高昂。
筹粮，是随军干部的首要任务。在随军转战中进行筹粮工作，必须乘部队休息、宿营或停下来围歼敌人的时候，抓住时机外出筹粮，或是边行军边筹粮。大军渡江的第一天，为了追击敌人，抢占纵深城镇，全军以炒米为食。第二天开始由各部自筹解决吃饭，跟81师的五中队首次在繁昌县境内筹到大米1500市斤。随73师的二中队在南凌境内清弋江畔的马村接管了国民党的一个粮仓，用船把大米赶送至部队，受到部队的表扬。
凡大军初到，未经战火的地方，筹粮工作并不很困难。四中队一小队，在繁昌境内随74师的一个营住进一个村子，群众很热情，部队要在此开饭，这时有三位老乡站过来说，大军要吃饭，由我们去办。很快，他们就挑来两担大米，一担谷子。
湾沚战斗后，大军接连过境，有的地方遭国民党溃军骚扰，筹粮工作比较困难。跟74师的随军干部进驻一个村庄，百姓因躲避战火，都走空了。全村只有一个老头，经讲明政策，才告诉我们大户的粮仓，但里面没有大米，只有谷子，又无人加工，只得在老头帮助下上笼加工。
广德战役结束后两军的粮食已告急。正当焦急万分之际，忽接大队部通知，在浙皖边泗安镇有国民党的一个大粮仓，于是各队分头把谷子运回营地，连夜加工，“燃眉之急”就此解决了。
此时，一、三、五、七中队随27军进至浙北湖州一带，连日兼程，粮食紧张。随军干部奔波筹粮，因无人引路，只好自行打开大户粮仓，筹得大米送往部队。远离部队筹粮风险很大。三中队四小队，到湖州的袁家汇的一个小镇筹粮，发现这里还住着国民党的一个营，小分队凭藉智慧勇敢，进行周旋，巧妙地搞到两船大米。
5月3日，七兵团进入杭州。同时大队及分散在部队各师的中队都收到华东局电令四大队归还建制的通知，于是各中队相继告别了所在部队，开赴杭州集中，筹粮工作即随之结束。
四大队在完成筹粮任务的过程中还协助部队作了不少临时性的战勤工作，如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先后打扫了湾沚和广德两个战场；接管的城镇有荻港、宣城、郎溪、桐乡和嘉善等5个。这为解除部队后顾之忧，加速向前推进，起了不可与缺的作用。
分配工作（1949年5月中旬至7月末）
5月上旬，彭瑞林率一、三、五、七4个中队及大队机关人员离开27军随七兵团沿沪杭线到达杭州；李铁锋、王文长率二、四、六、八4个中队及大队部分工作人员，离开25军也相继到达杭州。至此，第四大队恢复原来建制。省委决定第四大队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并由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向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介绍了温州概况。5月中旬，第四大队南下干部乘火车到达金华，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抵达温州。不日，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由李铁锋带一、三、六、七4个中队及大队部少部分人员留温州地区分配工作；彭瑞林带二、四、五、八4个中队及大队部大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四大队南下干部分配概况附三）。杨信率原分区机关工作人员到绍兴组建军分区。王文长等已留省工作。
7月中旬，分配温州和丽水两地的南下干部，分别与当地坚持斗争的本地干部举行了会师活动，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奋进，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大事记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七月）
1948 年初冬 中共中央华东局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在鲁中南闵家庄召开各战略区会议，传达部署关于抽调干部南下工作。中共渤海区党委委员彭瑞林代表渤海区出席了这次会议。
同年年底根据华东局部署，渤海区党委决定抽调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军区副政委周贯五、行署副主任李文、宣传部长陈放、四地委书记彭瑞林等五人组成南下区党委（对外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党委）。刘格平任书记兼政委，周贯五任支队长。
1949 年1 月初 渤海区党委抽调南下干部工作全面展开。四大队由彭瑞林任大队党委书记兼政委，李铁锋任大队长，王文长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杨信任军分区司令员，傅光汉任副大队长。
1 月中旬 四地委召开所属各县县委书记及地专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布置落实抽调南下干部工作，并提出了具体步骤和要求。至2 月初，顺利完成了任务。
2 月14 日 中共华东局渤海区党委向各地委发出《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有关问题的通知》。
2 月中旬 各县南下干部根据区党委通知集中阳信县何家坊（区党委驻地）整编，宣布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序列、番号和各级领导班子成员。
2 月25 日至3 月5 日 第四大队在华东局党校（鲁南临城沙沟）整训，学习接管城市和新解放区政策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文件。
3 月下旬 华东局指挥部暨渤海支队党委命令四大队，提前结束学习，开赴长江前线，准备随军渡江，担负筹粮任务。
4 月中旬 四大队于皖北巢县正式编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5 和27 军，备战待命。
4 月20 日晚至21 日凌晨 四大队随同部队突破长江天险。
4 月23 日 25 军进至芜湖附近的湾址，全歼国民党20 军近两万人。南下干部八中队奉命留下两个小队（18 人）协助打扫战场。
4 月23 日 27 军攻克皖南重镇宣城，四大队政委彭瑞林带第一、三、五、七中队到达宣城。七中队队长被任命为宣城军管会政务部长，并带两个小队约50 余人（包括妇女队）参加接管宣城工作。
4 月26 日 广德堵截围歼战役胜利结束后，五中队协助打扫战场。直属中队派员临时协助接管郎溪县城。
5 月初 一、三、五、七中队随27 军进入浙北向上海进军，途中，三中队奉命接管铜乡、嘉善等县城。二、四、六、八中队随25 军转战皖南、苏南等地追剿溃军。后接华东局电令，离开部队，归还建制，开往丹阳，待命分配。
5 月15 日 第四大队根据华东局不去苏南分配浙江的决定，相继到达杭州，其中一部分于丹阳会师、一部分于石湖荡会师。
5 月17 日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第四大队经金华、丽水到达温州。
6 月中旬，省委再行决定由李铁锋带一、三、六、七4 个中队及大队部部分干部留温州工作；彭瑞林带二、四、五、八4 个中队及大队部大部分干部去丽水工作；杨信司令员带原司令部人员调绍兴组建军分区工作。
7 月1 日 南下干部第四大队一、三、六、七4 个中队和温州地方干部在温州大众电影院召开会师暨纪念“七一”大会，会后着手开始分配工作。一、三中队6 月中旬全部到达温州市分配工作；六、七中队于8 月中旬分配到温州地专机关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青田、玉环、文成各县工作。
7 月15 日 丽水地委召开两地干部会师大会，并宣布南下干部各中队的分配方案。
7 月30 日 四大队长李铁锋，赴杭开会返温途中，在青田海口遭武装土匪袭击，身负重伤。
说明：本文原载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随军南下简史》，1999 年内部编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