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下精神与党史文化——以解放战争后期山东南下干部入浙为例（文/李立军）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中共中央华东局从山东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南下，其中有8000多人进入浙江，为浙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些南下干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忠诚于党，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的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也丰富了党史文化的宝库。

一、南下精神伴随着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而形成和发展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它伴随着党成立90多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而形成并发展。南下精神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形成，并伴随着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断发展。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做出了从老解放区选派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从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将可能夺取大约包含有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这些区域共需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左右。《决议》要求华东地区准备1.5万名干部，这些干部，“应包括军事工作（为建立军区、军分区及地方部队所必须的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党务工作，机要工作，政府工作，工、农、青、妇、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管理工业），财政工作，银行工作，贸易工作（管理贸易局）、通讯社及报纸工作以及为办大学和党校用的学校教育工作等项干部，不可缺少。每项工作干部的比例，亦须适当配备”。

根据中央的要求,1948年12月，中共华东局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中共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就华东地区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具体分配．准备这1.5万名干部全部从山东解放区抽调。

 当时，山东解放区设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行政区[2]，每个行政区都有完整的党政军机构f区党委、行政主任公署、军区）。行政区下面设专员区(亦称地区），每个专员区也有完整的党政军机构f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专员区下边设县(党政军领导机构分别为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县下面又设区，区下边设乡，乡管理村。因此，从党政组织体系来看，山东解放区是非常完备的。正因为如此．它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抽调干部南下的重任。

此次抽调干部，一开始就是成建制的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这种抽调方式，既便于在行军时管理组织人数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有利于迅速在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等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成建制的抽调．非常符合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的形势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到1949年初，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抽调任务基本完成．相应的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1949年2月初，根据中央电令，华东局南移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一带），所抽调的南下干部也随之南移。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等，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临城地区，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在这里．这些干部被编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并在这里接受学习培训。1949年4月20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1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前沿阵地全线崩溃。南下干部也随着野战军部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他们或帮助筹集粮草，或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或收缴武器弹药，或帮助打扫战场。这为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加速向前推进，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4月30日开始，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陆续渡过长江．陆续到达丹阳。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当时华东局党政机关驻扎在这里。

早在1949年2月，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就己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就是把调赴浙江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地、市、县成套的班子迅速撒向全省各地。月3日杭州解放后，南下干部就被陆续分批送到浙江。5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南下干部各大队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谭震林主持，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做“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杨思一布置了工作任务。随后，南下到浙的干部就分往各地。

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主要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第一支队（主要是鲁中南区的干部）和第三支队（主要是渤海区的干部），有先纵财办的1051名、鲁中南区的4656名和渤海区的2877名，共计8584名[3]。这些干部先后被分配到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军管会及浙江所属各地工作。“浙江当时共有11个地区．有材料表明，其中10个地区接管后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这也是为何浙江多山东人的原因之一。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由战争环境变成了和平环境：其身份发生了变化，由战斗者变成了浙江的建设者：其工作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革命变成了建设。他们很快熟悉了浙江的环境，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上可知，南下精神诞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南下干部南下过程中，发展和完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自然而然是党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南下精神的主要内涵是构成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党史文化一般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上，以精神层面为核心。体现在南下干部身上的南下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其内涵也是构成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这些内涵主要体现在：

（一）忠诚于党，公而忘私

山东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时，刚刚经过八年抗战、3年半解放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亟需休养生息，当地自身的建设也需要大批优秀干部。南下干部之所以响应号召．舍小家顾大家，公而忘私，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南方工作，扎根建业，源于他们对党和事业的无限忠诚。虽然南下对许多革命老区的干部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但是当全国的革命形势需要他们放下儿女亲情．远离故乡热土南下开辟新解放区时，他们就纷纷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南下的命令一下，许多人就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南下的队伍，有的人第一次报名不被批准，就先后几次报名，直到批准为止。“如利津有位党员干部因年龄稍大．未被批准急得痛哭流涕。蒲台县委有个秘书，原命其留守，后因需要，领导上突然通知他南下，使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二话没说打起包裹跟上队伍就走。沾化有两个青年干部，因系独子未被批准，他们不甘放弃，当队伍出发前夕，得知出现缺额时，便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组织上感其诚，终使其如愿以偿。类似生动事例各县都有，不胜枚举”。“干革命不分江南江北”、“听党指挥”成为当时南下干部的口头语，激励着他们前行。

（二）不怕牺牲，迎难而上

南下前，山东多数地方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干部群众大多已经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南下，绝不仅仅意味着要放弃这种安定的生活，还意味着要而临牺牲的危险。这对南下干部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他们听从党的召唤，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远离故土南下开辟新的解放区。但是，到了新解放区，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多。第一，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如山东解放区吃小米，而浙江却大多吃大米。第二，形势不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剿匪、建政、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发动群众等等，都需要南下干部去面对。第三，经济千疮百孔，基础薄弱。据有的南下干部回忆，他们接管的时候，一个镇政府里，除了一把烧水的水壶外，什么都没有。第四，干部奇缺。当时接管浙江的干部，“包括随军南下的8000人，不超过11000人。全省3个中等城市、10个地区、近70个县，每个县只能分配70多名干部”。

尽管面临这么多困难．但是南下干部靠着不怕牺牲、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如当时浙江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亲手布置大批潜伏特务和股匪，加上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共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以天台山为中心的浙东地区、以江山为中心的浙西南与闽赣交界处。1949年7月底至8月下旬．匪特趁野战军继续南下、地方工作队尚未组建完成的空隙．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疯狂地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攻。1949年下半年，匪特袭击和破坏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达120余次，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1165人，其中乡以上干部350人。肃清匪特．既是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成为南下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在省委的领导下，配合野战部队、公安机关和广大民兵，在全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自5月至8月，全省“共歼匪一五九股，击毙匪大队长以下一千四百三十六名．俘匪大队长以下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九名，争取投诚者一万零一百三十七名，共歼匪二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名。缴获迫击炮二十四门、六O炮十八门、轻重机枪五五九挺、长短枪千余枝、各种子弹六十九万余发、炮弹一万五千余发、电台十二部及其他物资甚多”。这与南下干部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开拓进取，与时俱进

南下干部从北方来到南方，从农村来到城市，迎接他们的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而是光怪陆离、灯红酒绿的诱惑。虽然他们在临城集训时，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努力学习了解接管、建设新区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知识，但对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仍然是“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面对全新的环境，不同的领域，南下干部不断开拓进取，善于学习，遵循客观规律，不断改正自己，勇于探索创造，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终于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和现代城市管理者。南下干部的成长历程，浓缩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我党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军事斗争到政权、经济、文化建设转变的过程。如山东淄博南下干部翟翕武，本来对搞工业一无所知，“连马达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南下后却被要求负责组建浙江麻纺织厂，制造麻袋，以解当时军粮民食所用。受命后，他团结带领一群干部、技术人员，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干学结合，终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建成了浙江麻纺织厂，并通过反复试验．生产出质量比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英国绿杠麻袋还要结实的麻袋。以后，他又受命寻找、恢复龙泉青瓷，他也是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想方设法，终于恢复了这一传统技艺，引起当时世界的轰动，南下干部这种与时俱进．在新的环境中不断更新自我．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我们重温南下这段历史的最珍贵的现实意义所在。

（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要处理好与当地坚持干部的关系问题。这“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为了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会师后的团结问题．中共华东局、中共浙江省委曾先后下发《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问题的指示》、《关于会师团结问题的再次指示》，要求南下干部“以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当地坚持的干部，要求双方不能因对方的某些弱点而互相看不起．双方应该主动的多接近多商讨，互相交换情况．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一致努力，去完成当前党的伟大任务。南下干部也顾全大局，自觉注意团结问题，与各路干部患难与共自觉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如渤海区的一部分南下干部，原本是安排接管上海的，他们被抽调出来随军支前筹粮，在完成任务后，根据华东局通知到达杭州．但此时杭州干部已有所安排．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这些南下干部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这些南下干部就先乘火车到达金华，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到达温州。而此时温州已经解放，原来在浙南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己开始了接管工作．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第4大队留一部分人员在温州地区分配工作，一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这样．4大队的部分干部是上海不留到杭州，杭州不留到温州，温州不留到丽水。他们千里跋涉．身体非常疲惫，但他们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折返丽水。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干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患难与共，团结奋进，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南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烽烟战火之中，代表着一个杰出的英雄群体。在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伟大历史时期，他们抛家舍业，随解放大军挥师南下，解放城市，接管政权，清匪除霸、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还是在紧张的新区工作中，那些南下干部所而临的绝不仅仅是泪水与汗水的付出，还要经历各种生死的考验。他们有的牺牲于行军途中的意外，有的在工作中遭到敌人的暗杀，他们用宝贵的生命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用殷红的鲜血浸染了共和国的旗帜。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南下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宣传和发扬。三、促进党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大力发扬南下精神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先进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自然离不开党史文化的发展和引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因此，在促进党史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作为党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精神，也应得到广泛宣传和发扬。作为党史重要内容的南下历史，作为党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南下精神，长期以来这个专题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随着国内首部聚焦南下干部的史诗电视剧《南下》的热播，反映南下历程、总结南下精神的著作、活动也随之多了起来．南下干部的故事、南下精神的研讨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南下干部为国家建设大计，忍痛舍爱毅然南下，他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舍小家为大家，以大局为重，这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精神。虽然“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今天的形势与南下干部当时面对的形势已大不相同，但是南下干部身上所展现的“南下精神”却未过时，“忠诚于党，公而忘私：不怕牺牲，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顾全大局，患难与共”的精神依然值得学习、宣传和发扬。要学习、宣传和发扬南下精神，从党史工作的角度出发，笔者以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征集史料。史料是党史研究、宣传、教育的基础，是推动党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虽然南下的史料已有很多，南下的基本过程也已经清楚，但还有许多细节性史料并未被发掘整理出来。以南下干部入浙为例，其名单就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留下完整的名单，就连数字也有出入。随着大部分南下干部年事己高，有的已经过世，征集南下史料的工作就显得更加紧迫，更加刻不容缓。二是加强研究。现在关于南下的书籍、影视作品已有不少，但也存在很多错误或“以讹传讹”的成分。因此，在广泛征集史料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南下历史的研究，更好地总结提炼和宣传发扬南下精神。三是加强协作。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抽调南下干部的省份不光有山东，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南下干部所遍及的省份也很多，不光有浙江，还有上海、福建、湖北、湖南等。因此，应该加强南下干部涉及到的省份的协作，做到资料互享，信息互通，从而更好地把南下历史研究好，把南下精神学习、宣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