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解放初期的“毛人水鬼“事件
警史钩沉 发表于 2015-09-21 00:04:42
楔子：在乡村，村民白天不敢下地干活，造成田禾荒芜。夜间集中住宿，青壮年男子持枪弄棒，枕戈待旦；在城镇，居民夜晚早早关门闭户，工人闹着不上夜班，商店、集市贸易的生意也在太阳还没落山就草草打烊……这不是腥风雪雨的战争年代，也不是影视剧中的情节。这是发生在60年前连云港（时称新海连）的一段岁月，是历史记载下的“水鬼”谣言泛滥围攻时的一幕。
让我们先把谣言来袭以及平息谣言的过程暂时往旁边放一放，而将时间往回移，看看解放后的新海连以及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这对于了解谣言产生的背景很有必要。
硝烟仍未散尽的解放初期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驻守新浦、海州的国民党军队44师及党、政、宪、警、特机关弃城溃逃，新海连地区宣告解放。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鲁中南军区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同时建立了公安处。11月17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命令：划新浦、海州、连云港、云台地区为特别行政区，称“新海连特区”，公安处撤销，成立新海连特区公安总局，新海连特委、社会部长苏羽兼任公安局长，带领一部分解放军及敌后武工队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警察局。
由于新海连是沿海城市，地理位置重要，解放前是外国统治者及国民党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东海、赣榆、沐阳、灌云、连云等四县及市区首脑机关也都盘居在这里，各种统治组织都很庞大，敌对势力的统治力量很强，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号称“苏北模范区”。日本在战败撤退时，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了予伏部署，美国也一直有情报人员长驻海州，国民党败逃前同样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潜伏特务组织。加上还有畏罪逃窜来到此地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散兵游勇、还乡团、恶霸，以及盗、抢等刑事犯罪分子。总之，各类敌对分子的存在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解放伊始，处于历史的新开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战争的硝烟仍未散尽，那时公安工作的重点是肃清残余匪特，巩固革命成果，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仅1949至1950年，新海连公安机关就破获了“淮海联络总站”、“国防部抢编委员会”等10多个敌特组织。
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从1950年3月起，中共中央、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系列指示。由此，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1950年10月，中共新海连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镇反工作。接着，市内各区又分别召开由乡、镇长、指导员、民兵中队长、治保主任参加的区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和政务院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精神。随后，各区由区委书记挂帅，公安、人武部门密切配合，抽调一定的力量，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班子，深入各乡、村、组，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这几年间，还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因为这在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一是整治淮河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建国初期的水利工程是为民造福的工程，政府为治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因为工程的动工在建国伊始，无论是政府的财力还是管理水平均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而民工付出的代价就更大，过分劳累、报酬偏低、工期延误等等原因，致使民工产生不满情绪。特别是新沂河的开挖与三河闸水利枢纽工程，客观上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沂河是沂河下游新辟排洪河道，于1949年春着手开辟，1953年完成。三河闸是1952年动工，1953年完成的洪泽湖调洪蓄水工程，是淮河入江水道的咽喉。这两个工程都是20世纪50年代整治淮河的重大工程，在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50年代，大型工程主要仰仗人力。据统计，当时这两个工程都动用了数十万民工。
二是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就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而1953年又是20世纪50年代自然灾害较重的一年，也因为灾害带来的粮食压力，加速了中国政府在年底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比如新沂河工地就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征集民工，由于开始没注意节约，加上路上和雨天耽搁的时间多，参加冬季导沂工程的相当一部分民工，除自己吃的之外没有粮食带回家，影响农民继续参加治淮的情绪。再动员报名上河工的时候，就有妇女说村上出“毛人”、“水鬼”，不让男人报名。显然这一谣言成为一些民众消极对付治淮工程的一个借口。
三是建国之初，中央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改革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激行为。当时认为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打击范围超出了这一标准，伤害了一些中农、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本相对富裕者产生恐慌心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敌对分子们也借机蠢蠢欲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风点火，以谣传谣，利用各种手段愚弄善良的百姓。
所以说，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像一个真的消息一样被传播，这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谣言的爆发具有其偶然性，不过偶然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这正是回顾谣言、研究谣言的价值所在。
谣言围攻下的新海连
“毛人”、“水怪”、“水鬼”源于民间传说，后来“水怪”、“水鬼”成为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元素。1950年，“割蛋”与“毛人水怪”谣言曾席卷千万国人，新海连虽不是重“灾”区，但也有此谣言在民间流传，只是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当时谣传美、英、法等5国将进攻中国，苏联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需要中国提供女人乳房、男人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因此，国家最高领导人放出几百万“水鬼”奔赴全国各地挖人心、眼，女人乳房、男人生殖器以及孕妇的胎儿，然后将这些资源送给苏联人造原子弹。
时间的脚步不曾停息，举步就到了1953年。这一年“水鬼”、“毛人水怪”的谣言再次来袭时，内容与1950年传播的大同小异。谣言在我市流传时，最初是在当年6月初由海州区磷矿、南门、西门、车站、棉场5个乡镇开始，短短10余天，至6月20日左右流传到海州全区，至7月初流传到云台、猴嘴、连云、陈港4个区，8月初漫延全市。
据统计，当时新海连谣言流传有5个版本：一是“水鬼”是苏联和美国打仗，造原子弹缺少这种药，放“水鬼”到中国来专门扒人心、挖人眼、割妇女的乳房、孕妇的胎儿及男孩子的生殖器；二是“水鬼”是经毛主席批准的，政府专门用火车、轮船运来住在海州洪门酒厂、梨园、磷矿、燕尾港农场服务股、新滩农场（均为公营企业）；三是“水鬼”是新海连市公安局和公安大队放出来的，他们白天挂着证章当干部，晚上出来当“水鬼”，有时还会变成猫、羊、火圈子；四是凡穿黄军装，背着军用包或手提着小白包的均是“水鬼”。其中陈港乡有5个“水鬼”，身上都带着小刀，和政府订下合同，要18个童男、18个童女；五是海州刘顶村谣传“水鬼”将蒙汗药从门缝里吹进去，然后人就傻了，“水鬼”就动手扒人心、挖人眼。
谣言传播来源于与海州接壤的东海县五区、沭阳县北部等地区。6月初，正是麦收季节，一些在沭阳、东海、灌云拾麦的妇女在当地听信谣言后，回来后又添枝加叶，把“水鬼”、“毛人”的谣言讲得有鼻有眼、活灵活现。例如，新浦龙尾区维新街居民委员张秀兰和王张氏6月9日由沭阳县上房乡小徐庄拾麦回来说：“那里可去不得了，‘水鬼’闹得很厉害，到处挖人眼、扒人心，人们晚上出去都拿着刀、叉。”新浦双龙街梁德龙的妻子说：“俺拾麦时听那里人讲有毛人，说有两个挑渔的，看见一个妇女在地里哭。挑渔问为什么哭，妇女不哭了，拿出两支烟给挑渔的人吸，这两人吸后就昏迷了，后来这两人在草地上光剩下两个空壳，心都被挖去了。”盐河区新海街群众范永山之妻说：“我在南乡（灌云县）拾麦听说，有个15岁的小男孩早晨出去，3天没回来，结果在水井里找出来，心被挖了。”6月16日灌云县龙苴瓦匠刘三在海州亲戚李付氏家说：“龙苴现在闹‘水鬼’，有一个妇女被砍了一刀，区政府干部不信，后来把妇女叫到政府去，干部也就不说什么了。现在老百姓都是十几户集中在一起睡觉，我来海州是为大家买手电筒，那边都买不到了，这次我买了15支，看情形‘水鬼’很快就要到你们这里了。”
这些现在听来很荒谬的谣言，在当时却令闻者胆战心惊。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谣言就是通过临时外出回归的人员口口相传“接力”传播，谣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遍及市内各个角落。而在谣言流传时，一些村干部、党员也加入传播的行列，有的除了以谣传谣外，还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发展，使许多群众对谣言深信不疑。例如海州彭庄村村长王兴福，过去曾当过小偷，在谣言传开后，公安局派去工作组平息，王兴福公开向工作组的丁公安说：“你们不就是‘水鬼’吗？”另有一天，丁公安去他家，看他家小孩可爱，就在孩子的肩上拍了一下。王兴福的妻子就到处讲丁公安是“水鬼”，要挖他家小孩的眼，幸亏他们防范及时才没得逞。这一传言很快流传到全乡。
新滩乡新生村共产党员蔡学成从滨海亲戚处回来对群众说：“我走在路上看见土堆上有个‘水鬼’，头上顶着狗皮，被20多个人追到浦塘去，以后就不见了，大家守在塘边两面三个时辰也没见出来。我还听到可靠消息，说毛主席坐在北京挖人眼扒人心，每天要一千斤，那里完不成，要干部顶替，今后我们这里如果发现来历不明的人，就把他打死，不准任何人向外传。”彭庄的村干部彭学好，因把自己的孩子打了以后，孩子跑到外婆家当天未回来，彭学好与其妻子到处说他家小孩被“水鬼”抓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见村干部以及共产党员都这么说，自然相信这水鬼确实是真的了。
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及不务正业的惯偷、流氓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扩大并制造谣言进行破坏。如海州棉场乡王町村反革命分子王新华自新海解放后逃跑，1953年3月份回来后就藏在家后的地洞里，夜间出来拿着手电筒到湖地里到处晃，使群众恐慌更加严重。刘顶村地主分子刘春安有一天对贫民刘应虎说：“现在火圈子真奇怪，我昨天晚间看见一个火圈子跑着走了（在部分谣言流传中，火圈子也就是“水鬼”）”；刘顶村土匪刘步荣对其邻居刘步辉的母亲说：“大婶子，你今晚上要好好的注意了，外面有四五十个火圈子围了上来了”；新滩乡陈港村反革命分子张香庭对周元善说：“政府派来4个‘水鬼’住新滩农场内，专门扒人心、挖人眼，他们还会变成狗、猫”；新滩乡西三圩兵痞郑德年（惯偷）借机召开群众会议就传播谣言，威吓群众，说农圩下有“水鬼”，群众被吓得晚上不敢出门拿蟹子，该郑趁机晚间外出偷群众的蟹子。陈港伪保长（系国民党党员）陈宝林在谣言流传一开始就率先堵上家里的窗户，夜间经常大喊大叫说看见“水鬼”来了；刘顶村被杀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刘洪修夜晚在屋里大叫有火圈子到他家屋里。云台区朱曹乡焦庄村流氓魏居训，7月30日夜到其邻居魏万举（当时外出）家扮“水鬼”，企图强奸魏万举之妻葛氏。
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有的商贩为获取一定的利润，也趁机随同群众一起起哄。当时市场销售有三快：洋火快、洋油快（煤油灯用）、手电筒快，相应的紧缺商品物价也跟着疯涨。特别在灌云龙苴一带，私商的洋油由原来的4千元一斤涨到8000元一斤，手电筒由2万多元一个卖到3万多元一个（注：当时流通使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26170）。
海州城修理手提灯的白铁匠，到处收买旧手灯进行修理，然后高价出售获取利润。对前来修灯或买灯的群众，他情绪特别高涨，不忘记对一些谣言进行再加工；新滩乡头会村商人传播说新浦火柴厂快没有火柴了，因此群众大量地购买火柴，其中有一户一次买了12封（一封为10盒）；西跳外棉商刘恒方、殷承志、王以林等人说，现在又有“水鬼”了，从沭阳来的，已经到青岛、北京了，因为苏联缺这种药，这是新海连公安大队放出来的。这些“水鬼”看人少就放水，人多就打人，见到公安局人都不怕。又如同和街商人郑智兴6月10日，从沭阳县房山卖布回来，和邻居祈立仁说，现在不能到处赶集了，有“水鬼”拉人，一群都五、六个，力大无比。在房山、代阳、安阳这些地方“水鬼”特别多，“水鬼”扒着人心吃，我们大家打几把铁叉防备着吧。陈港村居民杨如明因手中无钱买手电筒，把家里留下的麦种卖了3万元，换了一个手电筒防“水鬼”。
恐慌是谣言的温床,谣言传播之处，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出现幻觉、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伤事件。新浦区建国路宋某，夜里起来看见镜子后边有人影，大喊来人打水怪。当时夜晚都是几家人合在一起住宿，听到喊声，人们纷纷拿着工具赶来乱砸一通。冷静下来，他们才知道，宋某看到的人影是他在镜子里的自己；新滩乡头会村沈振友、磷矿乡钢嘴村万新水，因神经失常，夜里听见一点声音就认为“水鬼”来了，拿着镰刀、板登就乱打一通，结果万新水误将其19岁的儿子头部砍伤，经医生抢救才脱离危险。
谣言闹得最凶的时候，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农民即便是结伴而行也是太阳出来才下田，下午太阳高高时就回来，有的根本就不下田地。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人心惶惶。海州一些山根分散的住户，每到下午就抱着家里值钱的物件到村部去住，第二天上午再回家。据海州区磷矿、棉场、西门3个乡统计，共有73户村民荒了306亩田地。灌云县龙苴区王荡村，有80多亩田地里缺水，村民也不去放水，山芋也不裁。该村村民张兆庭对家人说：“还干什么活呀，有钱买点吃吃也算赚的，反正总要被水鬼杀掉。”新滩乡新生村群众担心“水鬼”藏在草地里，各家把门前尚未成熟的玉米砍掉。西门乡万庄群众怕“水鬼”藏在炮楼上（无人居住），就把炮楼拆掉。海州锦屏磷矿工人夜间下班怕“水鬼”不敢回家，集体闹着不上夜班。刘顶村一批石工到墟沟一建筑工地干活，怕遇见“水鬼”，10 余人回家不再去工作，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谣言，就像催化剂，既能加速人们对不存在的事实猎奇的反应速度，又能延缓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反应速度。作为“谣言”重灾区的灌云县，麦收中由沭阳县湖东区传来毛人水怪的谣言，初期在灌云县龙苴、南岗两区部分乡村的群众中流传，说毛主席坐北京挖人眼扒人心，又说朝鲜打败仗了需要人眼、人心和男孩的生殖器造原子弹，现在毛主席放下很多“毛人水怪”、“水鬼”等。至6月15日前后，谣言已波动到8个区，部分群众开始堵塞窗户，晚上不敢出门，三五户人家聚集在一起住宿。到6月22日，龙苴区竹墩乡龙葛村贺徐氏被杀死在家中，谣言传播迅速进入高潮，波动到仲集、伊山、板浦等5个区。
许多村民不仅相信“水鬼”存在，还相信是政府派来的，因此与政府的关系产生隔阂，生产几近停顿，纷纷买刀、打铁叉，晚上点火挂灯乱喊乱叫。很快谣言传播到灌云县12个区123个乡。一时间，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村民普遍集体睡觉，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持枪弄棒，枕戈待旦。大部分人家的窗户一律堵死，以防“水鬼毛人”钻入。有的户与户之间的墙壁也被打通，为的是一旦发现所谓“水鬼毛人”，便于调集“兵力”与之搏斗，或作紧急疏散之用。各村每到夜晚号角声此起被伏，到处是灯光长明，火光闪烁。一有动静，即认为是“水鬼毛人”来临，便大声呼救，鸣锣吹哨救援。6月29日夜，灌云县田楼区树德乡支部书记邵锦恒，半夜三更听人喊“水鬼”来了，拿起铁叉就挥舞起来，结果误将其儿媳妇打死。
“谣言”平息战
谣言刚开始传播时，可能是没有预计到传播范围之大，对民众的影响之深。所以，各级政府并没有太重视。许多人认为在1950年就传过此类谣言，群众已受到教训，这次是闹不起来的。特别是大部分乡镇、街道干部存在较严重的太平麻痹思想，没有及时将辖区发生的谣言流传的严重状况及时上报给上级领导。如新浦盐河区一街道主任在6月底谣言已波及到大部分地区时仍说：“闹‘水鬼’的事，大部分干部群众都是知道的，但是现在谁还信这套？传就传去吧。”灌云县田楼区一区领导说：“几年前都没闹起来，现在还怕什么？没事。”个别公安民警在市局领导要求调查谣言的来源及传播情况时，也是缺乏足够的警惕，认为这是外县传来的谣言罢了，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的非但不上报不制止，还跟着一起附和、起哄。灌云县新安区村干部王中礼看水利部门一技术工人皮鞋上沾有泥水，不分青红皂白当着众乡亲的面喊：“他们（上级下来的干部及工作人员）不是水怪是什么？！”指导员制止他别乱说话，他又喊：“你们都是一伙的！”更过份的是，仲集区长到乡村检查工作时，听闻村民说一背白帆布包的男人是“水鬼”，他不听此人解释自己是五图河农场的场长，硬是带头将场长暴打了一顿。
而其实在6月底，新海连市公安局党委就进行研究，时任公安局长王兴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抽调警力成立工作组进行平息，特别指示海州分局要全力以赴进行谣言平息工作。工作组在传播较重的乡镇村庄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打击处理因谣言引发的案件。
在云台区调查的民警获悉，该区王甸村（今天的开发区）有一群众检举村上一对王氏兄弟就是“水鬼”，群众从其家里搜出皮衣、手电筒，并在河边挖到铁指甲，证据确凿。这在当时，一旦真正确定是水鬼，是会被杀头的。当时，市公安局侦察科外线队队长董家梅带着民警夏宗仁去调查核实，他们每找一名群众了解，事先都要进行政策教育，要求实事求是，不准弄虚作假。最终群众反映王氏兄弟根本不是什么水鬼，是被该乡的刘乡长怨枉的。原来，刘乡长一家解放前曾经受过地主王姓兄弟的剥削，现在当上乡长就想着报复他们，正好当时闹水鬼，大家没见过但都听说水鬼身上长毛，两只眼睛像灯泡，戴着长长的铁指甲。而王氏兄弟家就有皮衣和手电筒，于是，刘乡长又找人磨了一副铁指甲悄悄埋在村南边一条河边，然后带着许多“见证”群众当场将铁指甲挖了出来，后又在王家搜出皮衣和手电筒，从而炮制王氏兄弟是水鬼的闹剧。随后，已被关押的王氏兄弟被释放了，而刘乡长也被撤了职。
后来民警还在新浦区洋钱巷，抓获两名男子，在海州抓获名叫姚小七的男子。经审讯后得知，这3人都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他们反穿皮袄，头上戴着面具，面具上装了两只手电筒用的电灯泡，扮作“毛人水怪”出来吓人，扰乱社会治安。
针对“毛人水怪””、“水鬼”谣言四起，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状况，1953年7月份，省委、省政法委批示，要求对谣言流传和已发生闹水鬼的地区，必须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务求不再使谣言继续蔓延扩大。7月31日，新海连市市委也作出平息“水鬼”谣言的指示，要求研究情况，统一思想认识，通过各种会议进行了动员，深入各区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开展追谣、驳谣、辟谣工作。要求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敌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破坏分子，将平息谣言工作提升到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高度。
8月份开始，市内各区、乡党政机关由上至下，层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开展干部动员、全党动员，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进行一系列教育，破除迷信，澄清事实真相。重点介绍3年来新政府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以及中苏友好关系，揭露谣言的本质，教育群众搞好生产建设。对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加强控制，召集进行教育，规定他们听到谣言要及时报告，不准随便乱传。街道、村组宣传员，发展积极分子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
工作组人员同时进村入户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追查谣言源头，严厉打击敌对分子、抓捕“毛人水怪”的活动，抓获了一批恶意传谣和装神弄鬼的敌对势力和坏分子（仅灌云县就逮捕影响较大的造谣犯67人），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接受审查作出相应的处理，有的进了学习班进行强化教育。各地还纷纷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受蒙蔽而不够法办的人在会上坦白交待，让群众弄清事实真相。把冒充“毛人水怪”的坏分子揪到大会上，让他自己穿上自制的“毛人服”，进行“现身”说教，其宣传效果让群众看得着、摸得着，解除了大家一度时期深受谣言之害之苦。
谣言的广泛传播，给群众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是巨大的。由于群众缺乏科学知识，听到谣言就信以为真，恐慌不安。又因正处于夏季，天气炎热，集体住宿，加上堵塞窗户，使得屋里不透风，造成全市有45名婴幼儿被捂出热毒病症，另外因生病集体住宿被传染得病60多人。而谣言传播期间，天一黑，男人们手持刀叉轮流坐班，草木皆兵，一有动静便乱打乱砸，造成多人死伤。仅灌云县因防“水鬼”就误打致人死亡5人、打伤81人，另外淹死1人，吓死1人。
此外，谣言大肆传播给群众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巨大的。据灌云12个区不完全统计，共损失114.6亿元，其中包括购买电筒电池、做夜玻璃灯、火油、土枪、买刀叉、损伤牲蓄、打伤人医治费、死亡费、被偷盗、耽误生产等。其中仅田楼一个区购买手电筒1803支，购买玻璃灯992盏，火油14424斤，修理土炮745枚，购买刀叉127把。而据海州区城外5个乡，陈港、燕尾两个镇，7个单位的统计共买手电筒、电池1590节、煤油、火柴等就浪费3500万元。
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工作组，通过严厉打击敌对分子，及时处理思想落后的干部群众，广泛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逐渐让群众从谣言中自我解放出来，新海连市“水鬼”谣言的传播扩散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是年10月底，纷纷扬扬的谣言事件基本平息。(市局政治部宣传处谭晓平 原题目为《那一年，谣言围攻新海连》)
让我们先把谣言来袭以及平息谣言的过程暂时往旁边放一放，而将时间往回移，看看解放后的新海连以及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这对于了解谣言产生的背景很有必要。
硝烟仍未散尽的解放初期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驻守新浦、海州的国民党军队44师及党、政、宪、警、特机关弃城溃逃，新海连地区宣告解放。11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鲁中南军区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同时建立了公安处。11月17日，山东省政府发布命令：划新浦、海州、连云港、云台地区为特别行政区，称“新海连特区”，公安处撤销，成立新海连特区公安总局，新海连特委、社会部长苏羽兼任公安局长，带领一部分解放军及敌后武工队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警察局。
由于新海连是沿海城市，地理位置重要，解放前是外国统治者及国民党在这一带的统治中心。东海、赣榆、沐阳、灌云、连云等四县及市区首脑机关也都盘居在这里，各种统治组织都很庞大，敌对势力的统治力量很强，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号称“苏北模范区”。日本在战败撤退时，有计划有目的进行了予伏部署，美国也一直有情报人员长驻海州，国民党败逃前同样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潜伏特务组织。加上还有畏罪逃窜来到此地的国民党军警宪特、散兵游勇、还乡团、恶霸，以及盗、抢等刑事犯罪分子。总之，各类敌对分子的存在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解放伊始，处于历史的新开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经历着从混沌到蝶变的艰难时刻，战争的硝烟仍未散尽，那时公安工作的重点是肃清残余匪特，巩固革命成果，保证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仅1949至1950年，新海连公安机关就破获了“淮海联络总站”、“国防部抢编委员会”等10多个敌特组织。
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从1950年3月起，中共中央、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系列指示。由此，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1950年10月，中共新海连市委召开市委扩大会议，全面部署镇反工作。接着，市内各区又分别召开由乡、镇长、指导员、民兵中队长、治保主任参加的区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精神，学习中央和政务院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精神。随后，各区由区委书记挂帅，公安、人武部门密切配合，抽调一定的力量，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班子，深入各乡、村、组，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这几年间，还有三件事不得不提，因为这在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一是整治淮河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建国初期的水利工程是为民造福的工程，政府为治淮工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因为工程的动工在建国伊始，无论是政府的财力还是管理水平均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而民工付出的代价就更大，过分劳累、报酬偏低、工期延误等等原因，致使民工产生不满情绪。特别是新沂河的开挖与三河闸水利枢纽工程，客观上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沂河是沂河下游新辟排洪河道，于1949年春着手开辟，1953年完成。三河闸是1952年动工，1953年完成的洪泽湖调洪蓄水工程，是淮河入江水道的咽喉。这两个工程都是20世纪50年代整治淮河的重大工程，在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的50年代，大型工程主要仰仗人力。据统计，当时这两个工程都动用了数十万民工。
二是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就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业集体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办互助组为主，同时试办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社。而1953年又是20世纪50年代自然灾害较重的一年，也因为灾害带来的粮食压力，加速了中国政府在年底采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比如新沂河工地就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征集民工，由于开始没注意节约，加上路上和雨天耽搁的时间多，参加冬季导沂工程的相当一部分民工，除自己吃的之外没有粮食带回家，影响农民继续参加治淮的情绪。再动员报名上河工的时候，就有妇女说村上出“毛人”、“水鬼”，不让男人报名。显然这一谣言成为一些民众消极对付治淮工程的一个借口。
三是建国之初，中央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分期分批进行，到1953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但在改革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激行为。当时认为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0%左右，但实际上，一些地方打击范围超出了这一标准，伤害了一些中农、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本相对富裕者产生恐慌心理。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敌对分子们也借机蠢蠢欲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风点火，以谣传谣，利用各种手段愚弄善良的百姓。
所以说，当一个虚假的信息流入社会时，像一个真的消息一样被传播，这一过程完全遵循着构成社会生活的规则。谣言的爆发具有其偶然性，不过偶然背后，蕴藏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这正是回顾谣言、研究谣言的价值所在。
谣言围攻下的新海连
“毛人”、“水怪”、“水鬼”源于民间传说，后来“水怪”、“水鬼”成为古代文学中常见的元素。1950年，“割蛋”与“毛人水怪”谣言曾席卷千万国人，新海连虽不是重“灾”区，但也有此谣言在民间流传，只是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当时谣传美、英、法等5国将进攻中国，苏联要制造原子弹以对付5国进攻，需要中国提供女人乳房、男人生殖器作为原子弹原料。因此，国家最高领导人放出几百万“水鬼”奔赴全国各地挖人心、眼，女人乳房、男人生殖器以及孕妇的胎儿，然后将这些资源送给苏联人造原子弹。
时间的脚步不曾停息，举步就到了1953年。这一年“水鬼”、“毛人水怪”的谣言再次来袭时，内容与1950年传播的大同小异。谣言在我市流传时，最初是在当年6月初由海州区磷矿、南门、西门、车站、棉场5个乡镇开始，短短10余天，至6月20日左右流传到海州全区，至7月初流传到云台、猴嘴、连云、陈港4个区，8月初漫延全市。
据统计，当时新海连谣言流传有5个版本：一是“水鬼”是苏联和美国打仗，造原子弹缺少这种药，放“水鬼”到中国来专门扒人心、挖人眼、割妇女的乳房、孕妇的胎儿及男孩子的生殖器；二是“水鬼”是经毛主席批准的，政府专门用火车、轮船运来住在海州洪门酒厂、梨园、磷矿、燕尾港农场服务股、新滩农场（均为公营企业）；三是“水鬼”是新海连市公安局和公安大队放出来的，他们白天挂着证章当干部，晚上出来当“水鬼”，有时还会变成猫、羊、火圈子；四是凡穿黄军装，背着军用包或手提着小白包的均是“水鬼”。其中陈港乡有5个“水鬼”，身上都带着小刀，和政府订下合同，要18个童男、18个童女；五是海州刘顶村谣传“水鬼”将蒙汗药从门缝里吹进去，然后人就傻了，“水鬼”就动手扒人心、挖人眼。
谣言传播来源于与海州接壤的东海县五区、沭阳县北部等地区。6月初，正是麦收季节，一些在沭阳、东海、灌云拾麦的妇女在当地听信谣言后，回来后又添枝加叶，把“水鬼”、“毛人”的谣言讲得有鼻有眼、活灵活现。例如，新浦龙尾区维新街居民委员张秀兰和王张氏6月9日由沭阳县上房乡小徐庄拾麦回来说：“那里可去不得了，‘水鬼’闹得很厉害，到处挖人眼、扒人心，人们晚上出去都拿着刀、叉。”新浦双龙街梁德龙的妻子说：“俺拾麦时听那里人讲有毛人，说有两个挑渔的，看见一个妇女在地里哭。挑渔问为什么哭，妇女不哭了，拿出两支烟给挑渔的人吸，这两人吸后就昏迷了，后来这两人在草地上光剩下两个空壳，心都被挖去了。”盐河区新海街群众范永山之妻说：“我在南乡（灌云县）拾麦听说，有个15岁的小男孩早晨出去，3天没回来，结果在水井里找出来，心被挖了。”6月16日灌云县龙苴瓦匠刘三在海州亲戚李付氏家说：“龙苴现在闹‘水鬼’，有一个妇女被砍了一刀，区政府干部不信，后来把妇女叫到政府去，干部也就不说什么了。现在老百姓都是十几户集中在一起睡觉，我来海州是为大家买手电筒，那边都买不到了，这次我买了15支，看情形‘水鬼’很快就要到你们这里了。”
这些现在听来很荒谬的谣言，在当时却令闻者胆战心惊。在没有短信，没有网络的时代，这些谣言就是通过临时外出回归的人员口口相传“接力”传播，谣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遍及市内各个角落。而在谣言流传时，一些村干部、党员也加入传播的行列，有的除了以谣传谣外，还在具体形式上有所发展，使许多群众对谣言深信不疑。例如海州彭庄村村长王兴福，过去曾当过小偷，在谣言传开后，公安局派去工作组平息，王兴福公开向工作组的丁公安说：“你们不就是‘水鬼’吗？”另有一天，丁公安去他家，看他家小孩可爱，就在孩子的肩上拍了一下。王兴福的妻子就到处讲丁公安是“水鬼”，要挖他家小孩的眼，幸亏他们防范及时才没得逞。这一传言很快流传到全乡。
新滩乡新生村共产党员蔡学成从滨海亲戚处回来对群众说：“我走在路上看见土堆上有个‘水鬼’，头上顶着狗皮，被20多个人追到浦塘去，以后就不见了，大家守在塘边两面三个时辰也没见出来。我还听到可靠消息，说毛主席坐在北京挖人眼扒人心，每天要一千斤，那里完不成，要干部顶替，今后我们这里如果发现来历不明的人，就把他打死，不准任何人向外传。”彭庄的村干部彭学好，因把自己的孩子打了以后，孩子跑到外婆家当天未回来，彭学好与其妻子到处说他家小孩被“水鬼”抓走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见村干部以及共产党员都这么说，自然相信这水鬼确实是真的了。
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及不务正业的惯偷、流氓分子趁机浑水摸鱼扩大并制造谣言进行破坏。如海州棉场乡王町村反革命分子王新华自新海解放后逃跑，1953年3月份回来后就藏在家后的地洞里，夜间出来拿着手电筒到湖地里到处晃，使群众恐慌更加严重。刘顶村地主分子刘春安有一天对贫民刘应虎说：“现在火圈子真奇怪，我昨天晚间看见一个火圈子跑着走了（在部分谣言流传中，火圈子也就是“水鬼”）”；刘顶村土匪刘步荣对其邻居刘步辉的母亲说：“大婶子，你今晚上要好好的注意了，外面有四五十个火圈子围了上来了”；新滩乡陈港村反革命分子张香庭对周元善说：“政府派来4个‘水鬼’住新滩农场内，专门扒人心、挖人眼，他们还会变成狗、猫”；新滩乡西三圩兵痞郑德年（惯偷）借机召开群众会议就传播谣言，威吓群众，说农圩下有“水鬼”，群众被吓得晚上不敢出门拿蟹子，该郑趁机晚间外出偷群众的蟹子。陈港伪保长（系国民党党员）陈宝林在谣言流传一开始就率先堵上家里的窗户，夜间经常大喊大叫说看见“水鬼”来了；刘顶村被杀的反革命分子家属刘洪修夜晚在屋里大叫有火圈子到他家屋里。云台区朱曹乡焦庄村流氓魏居训，7月30日夜到其邻居魏万举（当时外出）家扮“水鬼”，企图强奸魏万举之妻葛氏。
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有的商贩为获取一定的利润，也趁机随同群众一起起哄。当时市场销售有三快：洋火快、洋油快（煤油灯用）、手电筒快，相应的紧缺商品物价也跟着疯涨。特别在灌云龙苴一带，私商的洋油由原来的4千元一斤涨到8000元一斤，手电筒由2万多元一个卖到3万多元一个（注：当时流通使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26170）。
海州城修理手提灯的白铁匠，到处收买旧手灯进行修理，然后高价出售获取利润。对前来修灯或买灯的群众，他情绪特别高涨，不忘记对一些谣言进行再加工；新滩乡头会村商人传播说新浦火柴厂快没有火柴了，因此群众大量地购买火柴，其中有一户一次买了12封（一封为10盒）；西跳外棉商刘恒方、殷承志、王以林等人说，现在又有“水鬼”了，从沭阳来的，已经到青岛、北京了，因为苏联缺这种药，这是新海连公安大队放出来的。这些“水鬼”看人少就放水，人多就打人，见到公安局人都不怕。又如同和街商人郑智兴6月10日，从沭阳县房山卖布回来，和邻居祈立仁说，现在不能到处赶集了，有“水鬼”拉人，一群都五、六个，力大无比。在房山、代阳、安阳这些地方“水鬼”特别多，“水鬼”扒着人心吃，我们大家打几把铁叉防备着吧。陈港村居民杨如明因手中无钱买手电筒，把家里留下的麦种卖了3万元，换了一个手电筒防“水鬼”。
恐慌是谣言的温床,谣言传播之处，个别人因情绪紧张而出现幻觉、幻听，往往在夜里听见狗吠而惊惶失措，望见影子大惊失色，以致发生误伤事件。新浦区建国路宋某，夜里起来看见镜子后边有人影，大喊来人打水怪。当时夜晚都是几家人合在一起住宿，听到喊声，人们纷纷拿着工具赶来乱砸一通。冷静下来，他们才知道，宋某看到的人影是他在镜子里的自己；新滩乡头会村沈振友、磷矿乡钢嘴村万新水，因神经失常，夜里听见一点声音就认为“水鬼”来了，拿着镰刀、板登就乱打一通，结果万新水误将其19岁的儿子头部砍伤，经医生抢救才脱离危险。
谣言闹得最凶的时候，行人不敢单独走路，农民即便是结伴而行也是太阳出来才下田，下午太阳高高时就回来，有的根本就不下田地。男人晚上上房站岗，妇女并房睡觉，人心惶惶。海州一些山根分散的住户，每到下午就抱着家里值钱的物件到村部去住，第二天上午再回家。据海州区磷矿、棉场、西门3个乡统计，共有73户村民荒了306亩田地。灌云县龙苴区王荡村，有80多亩田地里缺水，村民也不去放水，山芋也不裁。该村村民张兆庭对家人说：“还干什么活呀，有钱买点吃吃也算赚的，反正总要被水鬼杀掉。”新滩乡新生村群众担心“水鬼”藏在草地里，各家把门前尚未成熟的玉米砍掉。西门乡万庄群众怕“水鬼”藏在炮楼上（无人居住），就把炮楼拆掉。海州锦屏磷矿工人夜间下班怕“水鬼”不敢回家，集体闹着不上夜班。刘顶村一批石工到墟沟一建筑工地干活，怕遇见“水鬼”，10 余人回家不再去工作，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谣言，就像催化剂，既能加速人们对不存在的事实猎奇的反应速度，又能延缓人们对唯物史观的反应速度。作为“谣言”重灾区的灌云县，麦收中由沭阳县湖东区传来毛人水怪的谣言，初期在灌云县龙苴、南岗两区部分乡村的群众中流传，说毛主席坐北京挖人眼扒人心，又说朝鲜打败仗了需要人眼、人心和男孩的生殖器造原子弹，现在毛主席放下很多“毛人水怪”、“水鬼”等。至6月15日前后，谣言已波动到8个区，部分群众开始堵塞窗户，晚上不敢出门，三五户人家聚集在一起住宿。到6月22日，龙苴区竹墩乡龙葛村贺徐氏被杀死在家中，谣言传播迅速进入高潮，波动到仲集、伊山、板浦等5个区。
许多村民不仅相信“水鬼”存在，还相信是政府派来的，因此与政府的关系产生隔阂，生产几近停顿，纷纷买刀、打铁叉，晚上点火挂灯乱喊乱叫。很快谣言传播到灌云县12个区123个乡。一时间，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村民普遍集体睡觉，青壮年男子均组织起来，持枪弄棒，枕戈待旦。大部分人家的窗户一律堵死，以防“水鬼毛人”钻入。有的户与户之间的墙壁也被打通，为的是一旦发现所谓“水鬼毛人”，便于调集“兵力”与之搏斗，或作紧急疏散之用。各村每到夜晚号角声此起被伏，到处是灯光长明，火光闪烁。一有动静，即认为是“水鬼毛人”来临，便大声呼救，鸣锣吹哨救援。6月29日夜，灌云县田楼区树德乡支部书记邵锦恒，半夜三更听人喊“水鬼”来了，拿起铁叉就挥舞起来，结果误将其儿媳妇打死。
“谣言”平息战
谣言刚开始传播时，可能是没有预计到传播范围之大，对民众的影响之深。所以，各级政府并没有太重视。许多人认为在1950年就传过此类谣言，群众已受到教训，这次是闹不起来的。特别是大部分乡镇、街道干部存在较严重的太平麻痹思想，没有及时将辖区发生的谣言流传的严重状况及时上报给上级领导。如新浦盐河区一街道主任在6月底谣言已波及到大部分地区时仍说：“闹‘水鬼’的事，大部分干部群众都是知道的，但是现在谁还信这套？传就传去吧。”灌云县田楼区一区领导说：“几年前都没闹起来，现在还怕什么？没事。”个别公安民警在市局领导要求调查谣言的来源及传播情况时，也是缺乏足够的警惕，认为这是外县传来的谣言罢了，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的非但不上报不制止，还跟着一起附和、起哄。灌云县新安区村干部王中礼看水利部门一技术工人皮鞋上沾有泥水，不分青红皂白当着众乡亲的面喊：“他们（上级下来的干部及工作人员）不是水怪是什么？！”指导员制止他别乱说话，他又喊：“你们都是一伙的！”更过份的是，仲集区长到乡村检查工作时，听闻村民说一背白帆布包的男人是“水鬼”，他不听此人解释自己是五图河农场的场长，硬是带头将场长暴打了一顿。
而其实在6月底，新海连市公安局党委就进行研究，时任公安局长王兴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专门抽调警力成立工作组进行平息，特别指示海州分局要全力以赴进行谣言平息工作。工作组在传播较重的乡镇村庄进行调查的同时，也打击处理因谣言引发的案件。
在云台区调查的民警获悉，该区王甸村（今天的开发区）有一群众检举村上一对王氏兄弟就是“水鬼”，群众从其家里搜出皮衣、手电筒，并在河边挖到铁指甲，证据确凿。这在当时，一旦真正确定是水鬼，是会被杀头的。当时，市公安局侦察科外线队队长董家梅带着民警夏宗仁去调查核实，他们每找一名群众了解，事先都要进行政策教育，要求实事求是，不准弄虚作假。最终群众反映王氏兄弟根本不是什么水鬼，是被该乡的刘乡长怨枉的。原来，刘乡长一家解放前曾经受过地主王姓兄弟的剥削，现在当上乡长就想着报复他们，正好当时闹水鬼，大家没见过但都听说水鬼身上长毛，两只眼睛像灯泡，戴着长长的铁指甲。而王氏兄弟家就有皮衣和手电筒，于是，刘乡长又找人磨了一副铁指甲悄悄埋在村南边一条河边，然后带着许多“见证”群众当场将铁指甲挖了出来，后又在王家搜出皮衣和手电筒，从而炮制王氏兄弟是水鬼的闹剧。随后，已被关押的王氏兄弟被释放了，而刘乡长也被撤了职。
后来民警还在新浦区洋钱巷，抓获两名男子，在海州抓获名叫姚小七的男子。经审讯后得知，这3人都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他们反穿皮袄，头上戴着面具，面具上装了两只手电筒用的电灯泡，扮作“毛人水怪”出来吓人，扰乱社会治安。
针对“毛人水怪””、“水鬼”谣言四起，严重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的状况，1953年7月份，省委、省政法委批示，要求对谣言流传和已发生闹水鬼的地区，必须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务求不再使谣言继续蔓延扩大。7月31日，新海连市市委也作出平息“水鬼”谣言的指示，要求研究情况，统一思想认识，通过各种会议进行了动员，深入各区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开展追谣、驳谣、辟谣工作。要求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敌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破坏分子，将平息谣言工作提升到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高度。
8月份开始，市内各区、乡党政机关由上至下，层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开展干部动员、全党动员，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进行一系列教育，破除迷信，澄清事实真相。重点介绍3年来新政府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以及中苏友好关系，揭露谣言的本质，教育群众搞好生产建设。对反革命分子、管制分子加强控制，召集进行教育，规定他们听到谣言要及时报告，不准随便乱传。街道、村组宣传员，发展积极分子在农村，除了办学习班，还让农民忆苦思甜。
工作组人员同时进村入户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追查谣言源头，严厉打击敌对分子、抓捕“毛人水怪”的活动，抓获了一批恶意传谣和装神弄鬼的敌对势力和坏分子（仅灌云县就逮捕影响较大的造谣犯67人），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接受审查作出相应的处理，有的进了学习班进行强化教育。各地还纷纷召开群众大会，要求受蒙蔽而不够法办的人在会上坦白交待，让群众弄清事实真相。把冒充“毛人水怪”的坏分子揪到大会上，让他自己穿上自制的“毛人服”，进行“现身”说教，其宣传效果让群众看得着、摸得着，解除了大家一度时期深受谣言之害之苦。
谣言的广泛传播，给群众带来的危害和损失也是巨大的。由于群众缺乏科学知识，听到谣言就信以为真，恐慌不安。又因正处于夏季，天气炎热，集体住宿，加上堵塞窗户，使得屋里不透风，造成全市有45名婴幼儿被捂出热毒病症，另外因生病集体住宿被传染得病60多人。而谣言传播期间，天一黑，男人们手持刀叉轮流坐班，草木皆兵，一有动静便乱打乱砸，造成多人死伤。仅灌云县因防“水鬼”就误打致人死亡5人、打伤81人，另外淹死1人，吓死1人。
此外，谣言大肆传播给群众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巨大的。据灌云12个区不完全统计，共损失114.6亿元，其中包括购买电筒电池、做夜玻璃灯、火油、土枪、买刀叉、损伤牲蓄、打伤人医治费、死亡费、被偷盗、耽误生产等。其中仅田楼一个区购买手电筒1803支，购买玻璃灯992盏，火油14424斤，修理土炮745枚，购买刀叉127把。而据海州区城外5个乡，陈港、燕尾两个镇，7个单位的统计共买手电筒、电池1590节、煤油、火柴等就浪费3500万元。
以公安机关为主的工作组，通过严厉打击敌对分子，及时处理思想落后的干部群众，广泛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逐渐让群众从谣言中自我解放出来，新海连市“水鬼”谣言的传播扩散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
是年10月底，纷纷扬扬的谣言事件基本平息。(市局政治部宣传处谭晓平 原题目为《那一年，谣言围攻新海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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