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指挥接管上海旧警察局

　　1949年4月，江南大地处处传递着春天的信息，随着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淞沪杭战役也迅速打响。正当我正义之师分东西两兵团钳击吴淞要塞、解放上海的战役激烈进行着的时候，作为上海城市接管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各项准备，也到了最为紧张的时刻。
　　5月初，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杨帆等同志带领干部分别从山东、苏北在江苏丹阳会合，为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5月24日夜晚，李士英则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从丹阳赶到上海，摸黑找到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中共地下党委(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同志家中，奉华东局和陈毅司令员之命，代表军管会先行与地下党“警委”接上关系。
　　当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邵健，这位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山东大汉禁不住热泪横流。在亲人面前，他详细汇报了“警委”的工作，特别是根据地下党上海市委张承宗、沙汉文等同志的指示，为迎接上海解放，在警察系统所做的工作。李士英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点头称好，并向邵健转达了陈毅等首长的问候。他告诉邵健，陈司令员指示接管警察局以后，要稳定留用员警，尽力维护上海治安，并要抓紧筹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上，要请“警委”的领导上主席台，穿上解放军军装，主持大会，陈毅首长说，警察系统地下党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要在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鹰犬机构，建立中共地下党，谈何容易！然而，为了革命的需要，千难万险也要闯。早在30年代，上海地下党就把工作做进了租界巡捕房，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以后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进行工作，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解放前夕，在国民党上海警察总局的交通队、骑警队、监狱中队和14个分局，已设立了19个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五百余人。总局和分局的许多要害部门，都有地下党员巧妙地打了进去。就连总局局长、“杀人魔王”毛森办公室的一个勤杂员，也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敌我双方的斗争到了白炽化的关键时刻。由邵健、刘峰、马盖三、姜敏、苗雁群、刘诚、贾永顺七位“国民党警察”组成的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委领导各个支部和广大党员抓紧时机，密切注视敌人动向，适时开展政治攻势，从内部动摇其反动统治，为解放上海、配合接管作了周密的准备。4月底，邵健、刘峰、苗雁群等警委负责人冒着极大的危险，连续三夜收抄，刻印了解放区电台广播的《约法八章》，连同编写的警告信一起，由各地下党支部分散投寄给全市警务人员，这像一颗颗猛烈的炸弹在敌人后院爆炸，引起了一片恐慌。气得毛森暴跳如雷，一再下令限期破案，并亲自到一些分局向员警威胁恫吓，但广大地下党员沉着应付，使其一无所获。不少警官收到《约法八章》和警告信后，不得不对自己的对抗、破坏活动有所收敛。黄浦分局有个姓吴的警官，曾在分局内堆了20只汽油桶，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前将分局烧光。但他一接到《约法八章》和警告信，吓得坐立不安，连夜就弃职逃跑。我打入总局调查科的地下党员杨俊臣、董行健、魏醒华、刘震东、陈渭春等同志，则利用敌人内部混乱之机，机警地查阅了各分局特务报来的准备搜捕我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名单及行动计划，抢在敌人行动之前迅速报告党组织，通知这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及时脱离险境，未遭敌人毒手。在那些充满紧张危险气氛的日日夜夜，广大地下党员还千方百计团结一批警员，日夜监视那些劣迹昭著的警察的行动，并完整地保护了警局内的档案资料和枪支弹药、重要器材。
　　5月24日晚，毛森带着几个亲信，开了两辆轿车仓皇逃走。逃前，他委任警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为代理局长。妄图让这位“心腹”维持残局。可毛森哪知此时的陆大公，经我地下党情报部门的细致工作，已弃暗投明。
　　在同一天，地下党情报干部肖大成、戴宗义两同志又策反了警察局警备科副科长喻飞，利用其曾任机动大队队长的身份，率领机动大队三百多名武装警察起义。
　　还是在这一天，有“亚洲第一监”之称的提篮桥监狱中的枪械、关押政治犯的“和”字监监房钥匙也被我地下党控制掌握在手。50多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获得营救。他们之中的许多同志，一出狱便立即投身到迅猛发展的人民解放事业之中。事后，陈毅市长得悉此事，十分高兴地说：提篮桥这个大牢房，可是国民党司法部一手掌管的，说起提篮桥好多人怕得要死。可我们的地下党，了不得！把典狱长也都争取过来了。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提篮桥则是5月24日，提前了三天，了不得！好多同志得到了营救，这要庆贺！敲锣打鼓，好好地庆贺庆贺！事过不久，苏联有个电影代表团在东北拍摄记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陈毅市长还特地邀请他们来到上海，并派人把当时被营救的同志再一个个请回来，穿上当年的囚衣，重现5月24日获救的情景，让苏联电影代表团补拍了珍贵的镜头。
　　为了配合接管，早在1948年底和1949年2月，警委还先后派遣地下党骨干刘泮泉、肖有余等同志，秘密前往山东老区和丹阳，向接管干部详细介绍上海及警察局的各种情况。
　　5月28日上午，经过接管干部与“警委”领导的周密协商，李士英、杨帆带领张文炳、武建华等人，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在邵健陪同下，从交大体育馆前往四马路警察总局。抵达时，只见警局大门两边的砂包、南楼平台上对着大门的工事尚未拆除，但许多窗洞里伸出了小白旗，还听到参差不齐的喊声：“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
　　陆大公带着他的秘书，十分谦恭地将李士英、杨帆迎进局长办公室，说了一番拥护接管的谦词便命秘书交出警察局关防大印。李士英则代表军管会对陆大公先生配合接管的态度表示欢迎，并请他留任公职，继续配合接管人员，稳定员警情绪，维护大上海的社会治安。当天下午，在总局八楼会议室，召开了旧警股长以上警官会议，李士英、杨帆宣布接管。全市24个部门亦在一两天内，在地下党同志的引导下，一一顺利地完成了接管。
　　6月2日，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任命李士英、杨帆任正、副局长。
　　大上海解放了，冒险家的乐园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被推翻的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帝国主义国家也在幕后不断策划种种阴谋破坏，并傲慢地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管不了上海”。一时间，治安混乱是全市一大突出问题。国民党在溃逃中留下的数万游兵散勇，四处流窜，冒充接管，抢劫诈骗，仅这样的案子一天就有数十起之多。马路上各种车辆乱停乱放，城市交通混乱不堪。苏州河内挤满了大小船只，从外白渡桥到新闸桥，仅仅二三公里的水路，船行一夜都不能通过。许多留用员警因旧社会有“吃白食、看白戏，警察不是好东西”的坏名声，执勤中缩手缩脚。更有一些人听信“解放军要在跑马厅对警察机枪点名”的谣传，整日提心吊胆，消极怠工。为了迅速改变上海的治安状况，七百多名接管干部和地下党员，必须要动员更多的留用员警，同心协力维护治安。为此，市公安局于6月7日在天蟾舞台召开员警代表大会，陈毅市长亲自到会讲话。他深刻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恳切地告诫留用员警，只要拥护人民政府，安心工作，政府也决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员警没有工作的机会。陈毅市长还说，解放前，警察大多数是为了谋生，吃口饭。但不少人染有恶习，鱼肉百姓。老百姓憎恨旧警察，就是因为他们欺压人民，现在解放了，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譬如过去苏州河上黄包车上桥，拉不动走得慢，警察上去就打棍子踢屁股。现在呢，警察上去帮他推一把，可以吗？完全可以，完全应该！这就是人民警察。与过去是天壤之别。陈市长越说越激动，摘下帽子、露出光光的脑袋，笑着告诉大家：你们都知道，过去日本人侵占上海，国民党接收上海，一下飞机就忙着“五子登科”。我们的负责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我的口袋里连一张票子也没有，当官不当官一个样子，都是为人民服务！陈市长的报告，在全市员警中激起强烈的反响，针对当时的治安状况陈市长还亲自批准上岗执勤的员警佩枪。对此，广大留用员警十分感动，信任感变成了积极性，工作中普遍表现得认真负责。北站分局留用员警黄伟生，7月1日在执行公务中表现出色，因盗匪开枪拒捕而英勇殉职。李士英、杨帆、市局各处处长、各分局长及驻军代表全都参加了追悼大会，并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黄伟生同志为革命烈士。此事在全市员警中又一次引起震动。“共产党说到做到！”“只有跟共产党走，真心为人民服务，才是员警的光明出路！”
　　在军管会和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一个又一个的留用员警放下了包袱，立足本职，发挥所长与接管干部和党员干警共同努力，发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维护了新上海的社会治安。  作者:忻文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