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公口述旧上海警政大权被接管始末

    我出生在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有兄妹六人，我排行老二，一九三。年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后考进香港大学，因无力升学，欲谋业分担父母的辛苦，适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登报首招华籍副督察员(Chinese Sub—inspector，俗称“副捕头”)，即报名投考，得以录取，先后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老闸捕房、普陀捕房任华籍捕头。一九四一年升正督察员(chiefInspector，俗称“正捕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接管巡捕房，我被留用。次年八月，日军将上海公共租界交给汪伪政府，我先后被任命为汪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防空科副科长、榆林分局长、总局警备科长等职，成为原上海公共租界警务人员中，经历英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军和汪伪政权三个统治时期，腆颜事故的“三朝元老”。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上海，因我在上海警务方面工作十六年，熟悉地方情况，将我留用，先任总局督察处督察长，后任督察处警备科长。但我既非国民党员，又未参加帮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没有“靠山”，到一九四八年俞叔平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即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我调为专员兼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削去警务实权，这引起我思想上的苦闷，同时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官员假公济私、贪污横行，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在发动全面内战后，更是到处溃败，大势已去，联系个人前途，颇觉彷徨无主。恰在这时，曾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字啸天)已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组织“兴中学会”，秘密进行活动，我任“兴中学会”总干事，时相过从。经他和王寄一(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交通部海运局副局长)介绍，由中共吴克坚同志与我联系，向我分析形势，阐述中国***对时局的主张和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要我坚决与国民党政权决裂，站到人民一边，我接受中共交给我的中心任务，利用在警察局工作的有利条件，从事秘密活动，有效地发动上海市警察局内的一切有爱国热情的、同情革命的警官与警员，不失时机地做好起义投诚的准备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这样，正当我苦恼徘徊之际，党为我指明了方向，遂决心弃暗投明，参加起义。
艰险曲折的斗争
我和肖大成同志建立联系后，经常向他汇报警察局的内部情况和反动派动态，并接受中共地下党分配的任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特务头子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后，加紧对警察局内部的控制，实行白色恐怖，对我有所怀疑，不久，杨虎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被发觉，毛森密派爪牙到处查缉，杨虎避匿，毛知道我在兴中学会任总干事的情况，因此我在警察局的处境更加险恶。有一次，毛的主任秘书应志春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在谈了其他一些事情后，忽然对我说：“如果谁和***有联系，在一分钟以前自己交代，免予处理；一分钟以后被发觉出来，不但本人枪决，全家都要处死。”这显然是对我的试探和警告，我因几个月来受到肖大成同志的教育，有了一定的锻炼，听了这些话，坦然自若，未予理睬。在此以前，有次我为了需要向肖大成同志汇报情况，写了一个纸条，约他在福州路会乐里妙珍书寓(长三堂子)碰头，并说明届时我在**路福州路口等他，不想在约定日期的前夜，淞沪警备司令部威海卫路稽查大队突然将妙珍书寓包围，说他们得到情报，有***在里面开会，结果把正在里面喝酒打牌的人全部抓去。第二天凌晨，书寓老板娘派账房乐子祥到我家告之这一情况，我担心写给肖大成的条子落到反动派手里了，朱去践约。过了两天，肖大成约我在石门二路南京西路口冠生园碰面，才知妙珍书寓被包围与我们的约会无关，肖大成同志嘱咐我要保持高度警惕，思想上做好准备，随机应变，和敌人周旋。肖大成同志的这些嘱咐，使我镇定地应付应志春的恐吓，没有露出破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陈毅同志的统率下，先后攻克南京、杭州，接着沿沪宁、沪杭两线向上海进军，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蒋介石、汤恩伯、陈大庆等所谓“死守上海”的谰言宣告破产，纷纷准备逃窜。此时肖大成同志向我传达党的指示，并直接领导我抓紧执行，毛森及其爪牙对我的行动则严密监视，杀机毕露。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在一次亲信骨干的会议上，凶狠地说：“陆大公是个隐患，此人熟悉上海情况，如果留下来，落到***手里，供其利用，对我们很不利，不如及早杀掉完事。”可是应志春当场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与其杀掉陆大公，不如利用陆大公，因为我们撤走后，总须有人过渡，此人就是可以派用场的对象，何必杀掉?”应是毛手下的重要骨干，毛接受了他的意见，我才免遭毒手。
正当我处境十分险恶的时候，国民党江苏省警保处长张达突来找我。此人原任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处长，我在他手下当过警备科长，曾替他的家属在曹家渡附近弄到一所房子，结下交情。我知道他和毛森熟识，在这次接谈中，故意透露毛森对我不放心，要他相机代为解释，并把我珍藏的三支手枪送给了他(当时也怕这三支手枪藏在家里，万一被抄家发现，给毛森抓住把柄，必将置我于死地，不如借此出手)。他欣然接受，并把我拉上汽车，径直开到军统另一特务头子、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的住所(地址记不起了，当时毛的住所很诡秘，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介绍我和毛人凤见面。第二天毛人凤派市政府外事处科员王仲青约我在南京西路沙利文酒吧间见面认识，后来又约我在广西路南国酒家见面，要我写一份“自传”。我为了周旋应付，回家后用警局的十行纸写了一份简历表，第二天王仲青来我家取去，大概他们认为我已上了贼船，加入他们一伙了。又隔了一天，王仲青到我的工作单位市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要我接受一架电台和密码本，我推说对此一窍不通，未予接受。他又拿出银元一百二十枚，说是给我三个月的津贴，我也婉拒，他板起面孔说：“你不要钱，你下面的人要的，拿去吧!”我怕他们生疑，只得收下，并出给收据。他还拿出一张名片，上写“贺源荣”三字，说以后通信就用这个名字，寄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邮局二号信箱。此事经过，因发生得突然，又加形势紧迫，有几天与肖大成同志失去联系，未能请示汇报，在解放后曾受到审查处理，但在当时情况下，对掩护秘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毛森在仓促逃窜之际要我出面撑持残局，除了采纳应志春的意见以外，也可能与此有关。
代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攻克上海郊区重要集镇，进逼市区。这天上午十时左右，毛森派应志春打电话到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找我，要我立即到毛的办公室去。这事来得突然，此去吉凶未卜，我颇感紧张，但在应志春送电催促下，不容抗命不去，于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昂然前往。
一到毛森办公室，这个恶魔竟一反常态，“满面春风”，寒暄数语之后，即对我说：“现在台湾援军未到，上海战局十分吃紧，我们奉命在必要时撤退，请你协助，担任市警局副局长，维持地方治安。”并问我杨虎在哪里，要我把他找来，担任上海警备司令。紧接着，他就下令召开总局科处长、分局局长以上人员参加的所谓“应变会议”。当场宣布委任我为市警察局副局长，并对大家说：“凡是留下来的人员，一律必须绝对服从陆大公副局长指挥，不得违抗命令、凡是愿意跟我去打游击的(意即跟随他逃窜台湾)，都必须把自己原来负责的事项交代清楚，严禁浑水摸鱼，草率了事，如有违犯，立即枪决。”毛森在逃跑前的一番做作，一方面对他的爪牙们显示威风，一方面使我安心，俯首贴耳地替他收拾残局。
面临这种情况，我思想上毫无准备，过去与肖大成同志分析形势，也没有估计到毛森有这一着。但事关重大，我不能擅自决定，便借口说要去找杨虎，告辞出来，立即通过田淑君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当天下午一时许，吴克坚同志派肖大成同志通知我说：党组织指示我接受副局长职务，但不同意杨虎出面担任警备司令，也不同意杨虎与毛森见面，以防不测。那时杨虎避居在敦信路一个英国人家里，我是知道的，但没有去找他，仅根据地下党指示，以未找到杨虎的言辞搪塞毛森。
时间越来越紧迫，毛森一伙不敢再恋战下去。就在这天(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应志春又打来电话说：“局长(指毛森)决定即时转移，命令你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要你马上来接受任务。”这事来得突兀，我立即向地下党汇报，吴克坚同志当机立断，指示肖大成同志向我传达党的决定，要我消除一切疑虑，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前往伪警局接任代局长职务，并要肖大成同志以义务警察身份随我到局接事，以便随时指示机宜。我即偕同老肖及我的亲信顾德龙，还有已经联系好的义务警察人员姜怀素、吴义耕等一同到局。
根据地下党指示，我接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全市的武装警察指挥权抓在手里。于是我派姜怀素、吴义耕等火速建立义务警察指挥部，动员全市义勇警察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又命令警备科副科长喻飞陪同肖大成同志到机动车大队部，把武装部队和机动车辆全部控制起来，以备应付万一发生的事变。 这时毛森虽把局长职务交代给我，但到下午四时，他还赖在局长室不走，并不时对我发号施令。他忽然想起要我去找当时已接替陈良代理上海市长的赵祖康来局谈话，我亲自把赵接来和他谈了一会，赵即起身告辞。后知，毛与赵说：我早已怀疑陆和***有关系，本来准备把陆抓起来枪毙的，现在，事到如今，就只当不知道，利用他，便于和对方打交道。他又背着我，命令户籍科把全部户籍和档案烧毁，该科一位股长向我密报，我命令该科一律予以保存，不准烧毁，否则应由他们负责，结果档案全部保存下来。到下午七时左右，毛森还赖着不走，这不利于我们工作，我和肖大成密商，用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让人向毛谎报人民解放军已进抵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附近，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再也不能故作镇静，又瞒着我要机动车队派几辆装甲车保护他撤走，队部向我电话报告，我坚决指示不准派车，并命令将原停放在总局门外的两辆装甲车调回队部集中待命。结果毛森只得随带几个警卫人员和原警备科长钟敏，还有原总局驻卫警总队长文道平，分乘两辆小轿车狼狈逃去。
毛森逃走后，我立即向吴克坚同志汇报并请示机宜，他指示我按照地下党原来制定的行动方针，放手接下警察局代局长职务，有效地控制局面，维护社会治安，并积极做好起义准备，迎接上海解放。我又将毛森逃跑的情况，向代理市长赵祖康同志汇报，他在电话中指示，务必切实维护治安，防止国民党败兵溃卒和其他不逞之徒乘机捣乱。当时解放大军尚未进入市区，部分国民党残余军队还盘踞若干据点，妄图负隅顽抗，社会上的流氓、盗匪等恶势力也蠢蠢欲动。原上海市警察局和各分局系统中，绝大部分人是国民党长期培养的爪牙，有些人还是毛森一伙的死党。于是我以代局长名义发布第一道命令：全市提前从晚上七时开始，实施戒严(原规定九时起戒严)，严禁歹徒破坏治安。接着以第二道命令，调整总局处室、各分局局长以及其他附属机构的人事，对各级人员重新进行了委派。
那时警察总局设有消防、督察、刑警、行政、总务等处和人事、统计、会计等室，各区有二十八个分局，两个警察所，总计员警近二万余人。这些机构原来的负责人，有的早已与我有联系，决心参加起义，有的受***和解放政策感召，愿意留职待命，立功自赎，对这些人都予留任；另有一些人畏罪潜逃或擅离职守，则派可靠人员接替。总的说来，在解放前夕，青黄不接之际，我以代理市警察局局长身份发号施令，尚有一定威信，地下党的各项指示得以贯彻执行。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吴克坚同志又派吕云荪同志进驻市警局，协同指挥。还有大业印刷公司经理王耀堂与我联系，介绍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陈、张两位同志(名字忘记)到市警局办公，负责与地下党原来设置在各分局的保管委员会负责人联系。这些党员同志的进驻，使我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觉得办事更有依靠。
毛森逃走以前，曾疯狂屠杀和逮捕大批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我接任代局长后，曾在局内发现九具被害人员的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时爱国人士篑延芳先生转来的黄炎培先生给我的电报，嘱为查明其子黄兢武下落，经过调查惊悉黄兢武烈士已被毛森杀害于宋公园，我怀着无比悲痛和愤怒的心情，电复篑君转告黄先生。有杨虎转来党的指示，命我立即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澜和罗隆基两位先生。因我与负责看管张、罗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长阎锦文原系熟人，早有联系，即会同他设法将张、罗二人紧急转移至南昌路五十九号杨虎私宅，并命令卢湾区分局长赵佩瑾保护。另有爱国人士郭春涛的夫人秦德钧和王寄一的夫人沈淑芬都曾被毛森指为“共特”，关在提篮桥监狱，我以市警局代局长身份电令监狱予以释放。著名爱国人士王葆真原被国民党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后转押于警察医院，地下党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营救王氏，曾派遣干练人员突人警察医院将他救出，该院院长唐仁缙电话向我报告，我命他写个书面报告说明一下了事。此外被毛森关押在市警局的所谓“政治犯”一百余人，在我代理局长以后，提出立即释放的要求，我因未奉地下党指示，不敢擅专，向他们作了解释，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由于毛森一伙逃跑前，把局内所有的钱席卷而去，为了照顾这些蒙难者的生活，我只能掏出自己的几十元银币，交代理总务处长崔汉翘购买了一些面包糖果送给他们，聊表同情。这些人在接管专员到局后，都获释放。还有被毛森拘押在南市看守所的所谓“政治犯”四百多人，曾联名上书要求释放，也在接管专员到局后，由我转请全部释放。
以上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接任市警局代局长以后。时间虽然极短暂，斗争则甚为曲折复杂，依靠党的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我才能临事镇定，比较顺利地予以解决。　
解放以后
我接任市警局代局长以后，即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命令所属各警察部队及各分局、派出所负责人立即作好起义投诚准备，在各该驻地悬挂白旗，遇到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不准抵抗，同时命令所有值勤员警，一律徒手出勤，不准携带武器，在解放军到达时，高举双手，口喊“投诚”，以免发生误会。二十五日凌晨零点零五分，我首先接到常熟分局电话报告，说他们已遵令向解放军悬旗投诚，解放军进驻该局，接着苏州河南其他分局陆续来电报告解放军接管情况。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全市治安秩序良好，当时《泰晤士报》和《字林西报》等报刊头条新闻刊登有关上海治安情况良好的消息，视此等状况为珍闻。未发生重大事故，我感到异常兴奋，立即将情况向地下党驻局同志汇报，他们也表示欣慰。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幸福地恭迎解放军进驻上海市警察总局。九时四十五分，我身着便服，伫候在江西路福州路口。十时正，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我迎上去，首先自报：“本人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特来迎接解放军进驻市局，并恭听指挥!”领队的解放军指挥员指示我立即下令撤除警局门岗，由解放军战士接管值勤。从这时起，长期以来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利用来统治上海的专政工具，全市警政首脑机关，完全回到人民手中。
人民解放军进驻市警局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来到市警局视察，我汇报了任代局长以来的情况，并请示今后事宜，他命我立即集合科股长以上人员开会。会上，仲曦东同志指出：“你们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做了一些坏事，但是这一次你们能以实际行动，响应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号召，不顽抗，不破坏，并把地方秩序维持好，迎接解放，这是你们的觉悟，你们这件事做得很好，做对了。”与会人员听到这些话，都十分激动，受到鼓舞。
在开会时，忽有原市警局督察长朱良椿和国民党市参议员张中原陪来一人，自称是陈毅同志的代表，向我提出要在**路宁波同乡会设立一个“上海市安全理事会”，并拟推颜惠庆先生为会长。我不敢擅专，介绍他们见仲曦东同志，他果断的说：“根据当前情况，没有设立这个安全理事会的必要，关于上海市过渡时期的治安，仍由陆大公负责，由他统一指挥原市警局和所属机构的员警，努力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他说完话，即起身离去。临行前对我说，为了指挥便利，他在新成分局设了一个临时办公机构，如有特殊情况，我可以随时向他请示汇报。
自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接任市警局代理局长后，几乎每一分钟都处在极端复杂和紧张的气氛中，整整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也没有好好吃顿饭，但精神状态比任何时候都兴奋，就在人民解放军进驻市警局后，也不敢偷懒休息，记得当时曾发生以下几件事：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人民解放军挺进南京路时，与逃窜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装甲部队遭遇，发生战斗。原市警局保安第二总队有一个大队驻在国际饭店，此时总队长王锐含向我电话报告，我命他将所部开出，插入双方交火地点，把双方隔离，从而避免了在市中心发生重大战斗，使解放军得以顺利前进。同日夜间，盘踞在榆林路分局辖区内新光内衣公司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准备负隅顽抗，我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该公司经理傅良骏，请他设法诱劝反动军队撤走。五月二十五日，在四川路桥堍的市邮政大楼和河滨大楼上发生了一场战斗——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的顽固部队，他们凭借有利地形，拼命抵抗，解放军伤亡很大。我闻讯后立即给市邮政局长王某挂电话，他一听是我，忙问有什么吩咐，我说：“我现在是解放军的警察局长!”他一听连说：“大公兄，别开玩笑吧!”我说：“一点都不开玩笑，现在请你劝说驻在你们楼上的国民党军停止开火，不然，解放军就用大炮轰了。”我又特别加了一句：“老弟，大炮一轰，连你们家底也完了。”他一听连忙说：“请报告解放军首长，千万别轰，你陆大公都投诚了，我还有什么话说?我立即去劝降!”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残部也是些怕死鬼，终于撤走了。盘踞在河滨大楼的一部分蒋军不断向苏州河南解放军开枪射击，我申请该大楼房客联合会主任英国人某某(姓名忘记)出面向反动军队头目交涉，使其撤走。所有这些，我都随时向仲曦东主任汇报请示，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二十五日下午还发生过一件事。当时苏州河北岸杨浦区一带尚未解放，杨浦警察分局根据我的指示，准备悬挂白旗，迎接解放军。此事为盘踞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所悉，突将杨浦分局包围、占领，全部员警均被拘留。这时该分局有个办事员(姓名忘记)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用电话向我报告，我立即请示仲主任，他要我迅速派可靠人员将情况向驻在武昌路三元宫的聂凤智军长报告。我电令北站分局长姚启洪亲自赴军部报告，聂军长经过缜密研究采取政治瓦解的办法，招降了那部分国民党军，才解了杨浦分局之围。
人民政府接收上海警政大权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党和人民政府派来了三位接管专员，他们是李士英、扬帆、梁国斌等同志。这三位同志持有中共中央的介绍公文来和我联系，并在市局内设有“接管专员办公室”。我奉接受专员之命，暂时继续负责维持上海治安。
为了表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真诚，我对于接管专员的指示，坚决切实执行，遇事请示汇报。随着解放战局的胜利进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捷报传来。两天之内，全上海都解放了!我职司全市社会治安，丝毫不敢放松，尽管已经几天几夜不得片刻休息，由于精神高度振奋，并不感到疲劳。同时，我更自知才力浅短，诚恐一旦稍有超越，辜负了党的挽救和信任之恩德!而这也是我立功自赎的机会。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部长陈赓未到任)和张文斌、邵健、钟望阳，武建华等领导同志以及随行秘书抵达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我在总局大门外恭候迎接，直接乘电梯上北部五楼旧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这两天维持社会治安与警察局的情况。最后，我郑重地起立，将旧警察局的大印交给李士英副部长。李副部长作简单的讲话，他说陆大公先生移交旧警察局印章和枪械，并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我们军管会公安部深表欢迎，军管会公安部决定，请陆先生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配合我们继续做好公安局的各项接管工作，稳定员警情绪，维护大上海的社会治安。
上午十时，是我毕生最难忘的一刻。我在李士英和扬帆同志的引导下，来到市府大楼，荣幸地见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同志。当时我既激动又紧张。不知应该如何应对。但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陈毅同志向我伸出手，和我紧紧相握，我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接着，他携我入座并开始谈话。我心里琢磨着，这位首长必定是首先向我垂询有关上海的治安情况和交接事宜，暗自打下腹稿，准备回答。却万万没想到他身为百万大军统帅，在这戎马倥偬之际，日理万机不遑，却最关心上海人民的切身利益。陈毅同志极为关心上海市的交通问题，频频向我询问市区的交通状况，问我何者应当兴革，以福利人民。我向他汇报说，过去的反动政府不顾人民安全，交通秩序很乱，例如在龙门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转角之处，常常出车祸死人，又如北京东路交通过于拥挤，旧政府当局就是明知不问，不加改善……
陈毅同志听了汇报，当即严肃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有决心，有气魄、也有能力，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旧中国和旧上海，我们也敢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和新上海!我们坚决相信不要很多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所谓‘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彻底改造过来，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把它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新城市!”他是那样有信心、有魄力地讲出这番动人心魄的豪言壮语。谈到这里，陈毅同志转而用十分温和亲切的态度和我叙起“掌故”来。他说：“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上海的时代，上海是富人的天堂和穷人的地狱，我就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抓进去坐过牢，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而只是因为住在大世界附近一家旅店里欠了一点房租付不出，就被老板报告巡捕房将我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好了!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手里，过去那种黑暗时代将一去永不复返!”他的讲话是那么明朗、爽快和亲切感人，使人深受教育，深受感召。
从这次接见以后，我后来经常接近陈毅同志，我把这看作一生中最大幸福。我在就任公安局顾问期间，曾会同市公安局几位专职干部，共同撰写一份《陆上交通规则》草案。呈陈毅同志审阅后，批交交通处负责同志带往北京，据悉，这份草案，经在全国交通会议上审查整理并予通过，而作为“全国陆上交通规则”颁布了。
上海市的警政大权回到人民手里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上海市人民的专政机关——上海市公安局宣告成立，我认真负责地办好了移交事宜，从此以后，上海市的警政大权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件事实本身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