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杭州综述（上篇）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估计在战争两年内，人民解放车司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有1.6亿人口，500个县及许多大中城市，并在这些区域建立政权。中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我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分别抽调1.7万、1.5万、1.5万、0.3万、0.3万，共计5.3万人左右，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南下。到达新解放的区域后，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有秩序地组织管理新解放区。中央要求这些干部须于1949年3月即要集中待命出发，以便在军队前进的时候随军南下。
一、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先后结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已基本被消灭，长江以北除少数地区外基本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
1948年12月，华东局在山东阂家庄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执行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的精神，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事宜。12月25日，会议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华东局要求，各区、地、县按建制共抽调1.5万名南下干部（主要从脱产干部中抽调）抽调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期，共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抽调1.2万人。南下干部按所在地的组织方式成建制抽调，各级班子一分为二，一套留原地工作，一套准备南下，并按照各县实际情况及标准条件，落实了抽调南下干部任务。
山东省鲁中南渤海胶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均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和筹划，并按地域分配了名额指标。各地、县、区委随即召开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动员，并采取自愿报名，县里批准的方式抽调干部。时任山东渤海区禹城县房寺区区长李东田回忆："1949年2月份，禹城县委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做了关于南下的动员报告。当时报名的人很多，共百四五十个。春节期间干部回家与亲人告别，但有几十名同志舍不得离开亲人和家乡，或者是担心此次有去无回，就没有回来参与南下，禹城中队当时南下共123个人，其中93人是干部，其他为通讯员，炊事员和战士等。”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党组也抽调干部和动员全体学员参军参战，首批共批准巧1500名学员、30余名干部、教师组成南下工作队随军南下。
到1949年2月，干部抽调工作基本结束。各地抽调的南下干部统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司令员刘少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温仰春，参谋长刘德胜，政治部副主任方忠立。纵队下辖4个支队：第支队由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成，下属七个大队；第二支队由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成；第三支队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成，下辖四个大队；第四支队由胶东区南下干部编成。南下干部依原有的地方建制，以各大区为单位成立支队以地区为单位成立大队，以县为单位成立中队，中队是个县的班子，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组织部长等，每个县除配备好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干部外，通讯员、炊事员也要配套。部分干部较少的县则二至三个县合编为个中队，中队内建党支部，成建制南下。中队之下又分为若干个班，（县属）区委书记即班长，区长是副班长，每班配备南下干部7人，即区长、指导员组织、宣传、财粮、民运委员和公安员等，区以上干部配备武器。中队内还编有通讯班和炊事班。通讯班是武装班，用以保证安全以防突发情况。到新解放区后，原则上一个中队接管一个县，一个南下班接管一个区的要求，“我们把这个接管方式叫‘锅盖’，到个需要接管的地方就‘盖上”。
为了提高南下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开展新区工作的政策水平，华东局开办第四期党校。1949年1月18日，党校开学，华东局、山东省、三野党政军领导陈毅、张鼎承、粟裕、舒同、黎玉郭子化等参加了开学典礼。学习共计34天重点学习了毛泽东的元旦致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及《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绅仕”的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理问题的指示》、《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人城守则》等系列有关接管城市政策等文件。
各县抽调的干部也分别到所属的地委集中整训。各地委分别作了行前思想动员和政策培训。动员报告说明了战争形势和南下任务、要求南下干部树立正确的态度和观念，树立接管全中国的思想认识；干部到新区后要加强政策意识，树立为党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反对闹宗派、搞山头主义，要把共产党人优良朴素的本质带到新区去及传达南下要注意的各种事项。
为了配合对浙江省的接管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由谭震林（三野副政委）任书记、谭启龙（三野七兵团副政委）任副书记，杨思等6人任委员的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日后接管浙江省的有关事务。同时设置了省委组织部、调查研究处、秘书处等省委工作机构，编写和印发《浙江省概况调查》及有关城市接管的政策、通告、法律等文件，供干部南下接管参考。在此之前，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已先后从华东局本部、华东（三野）野战军总部调出大批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过的地、县、区干部组成华野先遣纵队。这些干部包括专门从事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工作的人员。
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充分的思想、政治、组织等各方面准备，南下干部消除了的思想顾虑，进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坚定了开赴江南接管与开辟新区，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二、兼程南下
1949年2月下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以大队为单位在当地党政军民热烈欢送下，分别从各地委驻地整队出发，开始南下。第一支队第四大队第六中队南下干部孔德泉回忆：“中共曲阜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扭秧歌、跳龙灯、舞狮子、踩高跷，夹道欢送，热闹非凡，我们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斗志昂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激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汇成了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盛况空前的场面。欢送的人群一直把我们送出县城二三里路......我们离开曲阜到达地委所在地滕县集中报到。地委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地委书记杨士法致欢送词，中共曲阜县委书记周林代表南下干部讲了话。我们在鞭炮声中登上火车。”
随军南下的还有华东局铁道、财办的干部和华东大学学生约8000人。另外，还有按照中央和华东局宣传部的指示，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反动的或官僚资本的各类文化机构等各项工作，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新文化知识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店的干部。1942年2月，集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于一体的新华书店华东总店，组成了362人的南下队伍，自临构县纸房村新华印刷厂驻地起程，开始了南下的征程。当时新华书店的工作，在思想政治方面，归华东局宣传部领导，在组织、生产、生活方面归华东财经办事处领导。因此，这支南下队伍的番号就定为“华东财办南进总队（对外则称“青州总队”，总队长为顾准）直属一中队”。
3月初，各南下编队或步行或乘坐火车陆续到达临城，步行到沙沟（山东与江苏交界处，属于山东）周边一些农村集中整训。集训期间，全体学员深人学习了有关配合军队征粮、征夫、征船及接管新区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例如：当前进人城市领导农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要学习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学会商业银行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限制改造的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引导向集体的方向发展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还向学员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做了新区农村工作的报告。沙沟整训给全体南下干部“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顺利接管江南新解放区进步明确了政策界线，打好了思想基础。
集训结束前，每名南下干部各发了两套军装和四双布鞋，佩带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由于沙沟集训期间生活条件特别艰苦，部分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和生活不习惯，减员现象也开始发生，后来在南下过程中也有个别人因相同原因而跑回老家，“禹城中队南下共123个人，因上述原因实际到杭州不到100人”，但区级以上的干部很少有减员现象。
到1949年3月底，近一个月的集训学习结束，各编队继续向安徽、苏中南进。各部南下的路线和方式并不统一，“有的大队是跟部队编排一块儿的有的不是。编排一块儿的大队是因为需要做支前工作。但整个行动是尾随部队而行进的，不能脱离部队”③。行军方式以步行为主，有时也乘火车、轮船，行军路线有经安徽渡江和经苏北渡江两种途径。3月30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主要是从鲁中南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由临城坐火车进人江苏徐州等地，随后进人两淮地区，划归华东支前指挥部指挥，随军支前。一支队南下干部丁华山回忆说：“在临城上火车后，把我们拉到新安镇，当夜又拉回到徐州又到蚌埠。在蚌埠只吃了一顿早饭，又被拉到合肥。4月初到达安徽合肥，并按照陈毅司令员指示将南下干部编人三野七兵团各团、营，组织筹粮小组，帮助部队筹集军粮”,“这个时候我们的中队分散了，与军队编人起我分在二十二军炮兵团里的个营里。”
4月20日傍晚，随军支前的一支队南下干部到达安徽省无为县长江口岸。22日，随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渡江。5月6日，由安徽广德县进人浙江境内长兴县。5月11日，进人杭州市区。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主要是从渤海区抽调的干部组成）大部与华东大学南下工作队沿京杭运河独立南下。3月30日和31日，两部编队分别从临城沙沟出发，“出发前，考虑到途经城镇基本上都是刚解放不久，情况比较特殊，因此做了较为深人的动员，按照行军的六大要求，保证了行军的良好秩序和顺利”。编队途经江苏省沐阳、淮阴，4月15日到达宝应县界首。从沙沟到界首，历时18天，主要是步行军，只在临城至徐州坐了一夜的火车，之后到达淮安镇。途中为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队伍昼宿夜行，以一夜百里的急行军速度行进。到达淮安后，支队下达命令：“4月21号南京解放了，我们要到镇江接受新的任务”⑦。编队经高邮、邵伯，第三天到扬州王家桥长江边候渡。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紧张筹备渡江战备工作的同时，对进军华东各省市的行军路线、物资保障和对新区的接管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3月初，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侧翼南下进至庐江地区。4月1日，谭启龙从第七兵团驻地安徽庐江到蚌埠。按照分工，由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南下干部带到浙江，按省、地、市、县成建制地组建好班子分赴各地。他与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研究了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军管会的组织结构，安排和讨论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方案。为了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后开展工作，渡江前，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等组织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况与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经验，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为接管浙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4月15日至月底，谭启龙与筹（准）委会的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等人，先后到界首、高邮、宝应、扬州等地，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干部纵队一支队、三支队和铁道财办的负责人了解调赴浙江工作的干部的情况，重点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干部情况。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夜幕降临后，解放军渡江部队向国民党长江防线发起进攻。4月22日凌晨，部队突破长江防线，成功登陆南岸。由安徽无为县渡江的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追歼南逃之敌至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国民党军12万之众。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南下干部紧跟部队，在无为县刘家渡乘小木船渡江，由铜陵冒雨步行一日一夜，行程130余里，经繁昌、宜城到广德。在此，根据华东局的指示，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所部解放杭州。谭启龙率筹（准）委会及先遣纵队兼程赶赴杭州。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各编队分两路南下杭州。一路经泅安、湖州南下。在泅安，编队将敌军江防粮库遗留的20万斤稻谷，用征用的菱湖一号轮船加拖几条大木船穿越太湖，沿运河运达杭州。另一路经安吉、孝丰、黄湖、瓶窑到达杭州。两路分别于5月6日和5月13日到达杭州，会合后人住杭城西大街（今武林路）休整待命。5月13日，一支队二大队在杭州拱哀桥与坚持敌后游击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纵队金（华）肖（山）支队政委张凡率领的部分同志胜利会师。
第三支队大部于4月30日晚渡过长江。“过江到镇江必须等到太阳落山，因为国民军飞机会来进行轰炸”⑧。到了镇江以后要求连日行军，加快行军进程。
“当天恰逢大雨，怕国民军轰炸，跑100多里路。第二天国民党飞机果然在我们停留过的地方进行了轰炸”⑨。之后一路南下到达苏州。在此乘船沿运河南下，5月6号到达杭州在拱哀桥下船。“我们这个大队共有1000人左右，当时南下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都以为要去江南作战。在南下的过程中，全国战争形势发生了迅速而有利的变化。原来我们打算到上海，后来因为上海没有解放，杭州已经解放，于是来了杭州”,“渤海区南下干部多数到杭州来工作，还有部分到上海工作。我们是到了苏州以后才明确目的地是杭州，因为要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变化来调整南下安排。杭州比上海先解放，所以先到了杭州”⑩。
1949年5月6日至中旬，经长途行军，日夜兼程人浙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大部人员陆续抵达杭州，开始全面接管旧政权，开展新政权建政工作。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截止到1949年12月，杭州市及杭县以分别来自山东省鲁中南、渤海、胶东各区的南下干部为主（不含工勤人员），总数为683名，占当时干部总数的21%（其他为军队干部14%，地下党干部5%，新参加工作29%，留用人员31%)，其中在市委、市府机关10名，8城区区委政府254名，?市财政局75名?，其余不详。到1952年，在杭（不含杭县）区（科、厂）级以上南下干部为300名，其中在市委、市府机关共117名，城区共30名，群众团体26名，市、区公检法系统34名，企业87名等。?在上述单位工作的区级以下南下干部及南下的工勤人员因无统计资料故人数及姓名不详。
根据各县对南下干部接管建政工作的调研情况的综合统计，1949年5月，参加对杭州周边13个县（含建德地委，临安地委机关所属南下干部则因缺乏资料人数及姓名不详）接管建政工作的主要来自山东省鲁中南区的南下人员（含干部和工勤人员），人员总数在1150名以上。杭州市区及各县南下人员（含干部和工勤人员）合计应当在1800人以上。
三、杭州市区及城区的接管
1949年5月7日，浙江省成立了由谭震林、谭启龙、汪道涵等为正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军管会）。市军管会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和中共浙江省委的部署，决定按军事、政治、公安、财政、工业、文教六大系统，以南下干部为主，转业军人、地下党员为辅，分派到杭州市及周边县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接管工作。
5月中旬，浙江省委就南下干部工作分配问题在《东南日报》（《浙江日报》前身）召开会议，谭震林和谭启龙分别作了报告，着重阐述了目前形势与任务，提出将南下干部分派到全省各地，接收浙江各地区，建立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实行战略展开。会议宣布原先负责接管杭州市区的南下干部的编制全部打散，由市军管会统一分配工作。之后，这些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听取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思一关于杭州的情况和政策问题的报告，以及熟悉杭州各城区情况同志关于杭州各区特点的情况介绍。省委宣布鲁中南二地委南下干部负责接管浙西第九专区所属的新登、富阳、余杭、临安等县。会后，南下干部即分赴杭州各地已解放的新区，开展接管建政工作。
（一）杭州市区及城区的接管
杭州市区的接管由约683名（含杭县）南下干部为主负责进行。市军管会根据杭州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确定的对杭州等大中城市实行“各按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按军事、政治、公安、财政、工业、文教六大系统，选调大批南下干部到机关、工厂、企业、学校担任军代表，开始了大规模的全面接管工作。
从5月8日起，市军管会首先对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官僚资本企业实行全面接管，共对国民党省、市政府民政、司法机关、国民党中央派出机关、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卫生机关等大小单位92个、旧职员工659人进行了接收。到5月中旬，上述部门的对口接收工作相继结束。从5月中旬开始，又实施对公安、军事系统的接管。以南下干部为主的接管小组先后接管了各警察局所、反动党团机构等数十个，接收各种军事单位33个及飞机场1个和大量重要军用物资。
杭州解放后几天内，军代表进驻浙江广播电台和《东南日报》、《当代日报》社执行接收工作，并迅速创建了“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和《浙江日报》。同时还接管了国民党青年救国团隶属的“青年文化广播电台”，对杭州的15家报纸分别作了处理，其中接管4家、勒令停刊1家、登记并获出版2家、未获批准而自动停刊8家。此外，除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杭州分社外，其余新闻通讯社均未登记批准而停办。6月6日起接管小组进驻浙江大学，以此为开端对全市公立学校进行接管。至7月中旬，共接管了3所大学、12所中学及高级职业学校。至7月8日，全市68所公立小学和市立民教馆等9个社会教育单位接管完毕。此外还接收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方面共27个单位及12所大小医院。财经系统接管国民党中央银行等大小金融机构202家。工交系统接管了浙赣铁路局，共接收机、客、货车90余台辆，机厂3所及大批物资器材。官僚资本工厂9家及1000多家私营工厂和作坊，对国民党政府财产和官僚资本企业予以整体接管，成为地方国营企业，企业中部分属于国民党政府或官僚资本的股份，则将其中部分接管为公有财产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接管中，接管小组对旧机构人员进行了分类处理：对官僚分子一律清除出各类机构；对经济、医学、机械工程、大企业工厂等方面的技术人才、专家及专门管理人才，原则上留用，对杂务人员、苦力、工人等原则留用，总计留用各类人员5万多人。市军管会负责对这些人员认真进行了思想教育改造。
杭州8个城区的接管也同时进行。根据各区的特点，市委确定的各区区委班子分别开展接管工作。各区区委班子命令各国民党旧区长在正式接管前要继续上班，保证各种物质设备、档案等不受损坏，等待接管。邱强回忆说：“接管以后我们建立了新的中国共产党下城区委员会、下城区人民政府。当时没有办公地点，条件比较艰苦。当时有个资本家逃跑了，我们就在那儿作为区委的办公地址。工作首先一条是要社会稳定。我们要求利用保甲长，有的犯了较大错误的不能用。利用他们，开群众大会和开展工作，清除国民党残留人员并收缴枪支。另一个任务是恢复生产。有一些跑掉的资本家，我们将其找回，用以恢复生产。有一些资本家不愿回来，我们就采取工人自救的方法，自我组织恢复生产。金融方面，扰乱分子扰乱市场，我们要与他们作战。另一方面组织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培养积极分子。这些都是我们进入新区后初始阶段的工作。慢慢的工作才步步走向正轨”。
5月23日，市军管会下令解散国民党各区党部。5月3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通令解散旧区公所，成立一至八区人民政府。6月22日，经省委批准，在至八区基础上成立杭州市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良山、觅桥拱墅等8个区。8区主要党政负责人均由南下干部担任：中共上城区委书记李健（来自鲁中南区金乡县），区长田奎荣（来自鲁中南区淄阳县）；中共下城区委书记孙文成（来自鲁中南区临沂县），区长杨雪岩（来自山东苍山县）；中共中城区委书记韩少尹（来自渤海区长山县），区长杨志成（来自渤海区烟台县）；中共江干区委书记张开诚（来自鲁中南区），区长李永健（来自鲁中南区）；中共西湖区委书记刘中（来自渤海区）；中共灵山区委书记胡友庭（来自鲁中南区赵搏县），区长祁耀华（来自鲁中南区博兴县）;中共览桥区委书记张星文（来自渤海区寿光县），区长李耕耘（来自渤海区乐陵县）；中共拱墅区委书记张凤翔（来自鲁中南区淄川县），区长杜振华（来自渤海区禹城县）。
当时，南下时“区级以上的干部多数留在杭州，一般干部很多分到下面（基层）”④。一般干部中有很大一批入杭后分配在杭州市财政局系统担任征收员。南下干部张同海回忆说：“5月4号我到杭州，住在第一纱厂，位于拱宸桥附近。我被任命为览桥税检处（第七税检处）税检员，当时只有19岁。接收后，按照中央的约法八章，维持人员不动，职位和待遇不发生改变。一段时间后，情况比较稳定，开始征收农业税。但我们不懂开税条等手续于是又派来两个人到览桥，一个为会计，一个管开票，我管收税。当时有北海币（山东）和华东币两种。”
至1949年6月底，全市接收工作基本结束。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为此后全市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打下了物质、技术和人员基础。
四、接管杭县萧山余杭临安於潜昌化富阳新登
根据省委、市军管会关于由来自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四大队第六中队为主的南下干部接管杭县的决定，1949年5月15日，周林率南下干部到达杭县驻地拱宸桥，接管国民党杭县县政府。同日，中共杭县县委成立，周林任书记，殷俊任副书记，王德生、林传富、邵行之、陈崇礼为委员。5月23日，杭县人民政府成立，王德生任县长，李俊山任杭县公安局长。杭县人民政府领导人中除一名原系杭州地下党员外，其他都是南下十部。这批南下干部，除曲阜、汹水、平邑三县外，还有渤海支队平原、禹城等县的干部。之后，一部分负责公安工作的南下干部又在省公安厅集中学习公安业务后分配到杭县。前后两批进人杭县的南下干部合计共176人。
5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杭县成立特区，由特区工委领导。12月17日，省委又决定，杭县划归省直接领导。在此期间，省委向杭县派驻了南下干部张敬堂率领的200余人工作团，工作团人员也大多为南下干部。工作团人员大部分充实到临平、塘栖两个直属镇和临乔、五西、瓶窑、三墩、上泅5个区共43个乡担任党政领导。至此，杭县南下干部达到390余人。
根据省委、市军管会关于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为主的南下干部接管萧山县的决定，1949年5月16日，沈芸率70余名南下干部，由萧山籍杭州地下党员张凤翔、裘家柜做向导，搭乘两辆卡车，首批进人萧山县城入驻扎西河下（今西河路）原国民党萧山合作金库旧址，并与金萧支队萧山办事处人员取得联系，共同商议有关正式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张凤翔和裘家拒介绍了萧山的地理、风俗习惯等情况。沈芸强调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风俗，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等要求。同日，中共萧山县委成立。沈芸任县委书记，赵尔修任县委常委，张焱、李宗海、冯惠民、邹训瑞、蒋谷川、赵萍（女）等任县委委员，县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和民运部4个部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萧山县大队，由裘家拒担任秘书处秘书，张焱任组织部长，李宗海任宣传部长，冯惠民任民运部长，蒋谷川任县大队大队长。其中，仅蒋谷川、赵萍、裘家钜三人为地方干部，其他都是南下干部。5月29日，萧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省委又派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五大队干部窦长富带领10多名南下干部到萧山工作，窦长富任县委副书记、县长。在地方坚持干部的配合下，南下干部对全县各地的接收工作迅速展开。国民党统治时期，萧山县不设区。南下干部接管萧山后，暂时划分了7个区，组织8个组负责对各区的接收工作，建立起县、区、乡镇三级政权。
根据省委的决定，余杭县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负责接管。5月19日魏鉴清率领以山东沂南为主的南下干部90余人，到达余杭县在城镇，建立中共余杭县委，魏鉴清任书记，祝歧耕任副书记，袁浩、刘敬宗、李茂生、刘泽明为委员，袁浩任县长，开始余杭县的接管。5月22日，余杭县人民政府成立，袁浩任县长。县委、县政府成立时，余杭县设1个黄湖区和21个乡，90余名南下干部全部调配到县、区、乡和县级机关相夫部门担仕领导职务。期间，还从杭州等地陆续调人余杭县南下干部50余人最多时达140余人。
在县级政权接管后，两县县委、县政府指派南下干部接管区、乡旧政权。5月至7月，余杭县建有7个区、5个镇、16个乡；杭县建有2个直属镇、5个区、5个镇、42个乡。两县区委书记副书记和区委委员，镇党委书记镇长，乡党支部书记、乡长，除个别由地下党员担任外，其余均由南下干部担任。
随着临安、於潜、昌化三县的解放，浙江省委决定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二大队（由鲁中南二地委干部组成）调出的干部，负责接管临安、於潜、昌化县、富阳、新登诸县。
5月19日，杨伴星、安成夫率第二大队第七中队主要来自蒙阴和沂南等地的85名南下干部抵达临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天目办事处会师。5月30日，张剑霆率第四大队第一中队主要来自山东滕县等地43名南下干部到达於潜。6月l日，赵克吉、李子正带领第四大队第四中队59名主要来自山东鬼山和白彦等地的南下干部抵达昌化，分别开展接管建政工作。
5月24日，临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安成夫。金萧支队天目办事处遵照浙东行政公署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指示，将其职权移交给县人民政府。6月1日，临安县人民政府与金萧支队天目办事处联合发布公告，宣布天目办事处结束使命。同日，於潜县、昌化县人民政府成立，放潜县人民政府县长梁震，昌化县人民政府县长李子正。
6月5日，经中共临安地委报请省委批准，分别建立中共临安县、於潜县、昌化县委员会，并任命了各县县委组成人员。中共临安县委员会由委员杨伴星、安成夫、尹作让、王茂松和候补委员王兆来5人组成，杨伴星任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尹作让任组织部长，王茂松任民运工作部长；中共於潜县委员会由委员张剑霆、梁震、姚振峰、朱冷冰4人组成，张剑霆任县委书记，姚振峰任组织部长，朱冷冰任民运工作部长；中共昌化县委员会由委员赵克吉、李子正、聂桂田、王若山、陈玉山5人组成，赵克吉任县委书记，聂桂田任组织部长，王若山任宣传部长，陈玉山任民运工作部长。三县县委组成人员均由南下干部担任。
接管富阳县和新登县的分别是从鲁中南区二地委抽调的属第二大队的第四中队（中队指导员刘俊芝，中队长李庆安）和第五中队（中队指导员陈侠，中队长王耐诚）的南下干部。1949年5月16日，金萧支队富阳县办事处主任李群奉命去杭州参加新组建的中共临安地委、专员公署召开的会师会议，汇报了富阳的情况，后又与准备到富阳县任职的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领导会面。20日下午，李群陪同74名南下干部到达富阳。并于5月底召开南北干部会师大会宣布中共富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上县长李庆安、副县长李群分别代表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讲话，表示要共同把富阳建设好，努力开创新生活。6月5日，临安地委公布了经浙江省委批准的中共富阳县委领导人名单。富阳县委由刘俊芝、牛树祯、陈纪先、章文英、李庆安、李群等人组成。书记刘俊芝和县长李庆安均为南下干部。
5月16日，金萧支队新登办事处主任赵文光奉命去杭州参加新组建的临安地委召开的会师会议，汇报了办事处机关和各区的工作情况，并与从山东解放区南下、准备到新登县任职的第五中队领导会面。5月20日，赵文光陪同98名南下干部分乘2辆卡车到达新登（因安吉县匪患严重，到新登后不久，有1个分队10余人调往安吉县工作，留在新登的共81人）。25日召开南下干部与新登县办事处干部会师大会，宣布成立新登县委、县人民政府。6月5日，临安地委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中共新登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名单。新登县委由陈侠、王耐诚、刘德学、黄福祥组成，4人均为南下干部。书记陈侠，县长王耐诚，副县长赵文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