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与去向(文/山东省档案局)

Admin 发表于 2016-03-01 23:46:38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人了第三个年头,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变化,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济南战役,攻克济南,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他们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武汉等地,已经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部署,山东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千部随军南下,接管政权。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未北、西北、中原五大老解放区抽调干部5.3万名,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架子,随军前进,到新解放的区域,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管,开辟工作。为此,中央要求华东局准备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政权。为了贯彻中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闽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此次抽调与前两批南下干部抽调的不同之处在于:开始时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此种抽调方式在日后的行军、工作中体现出两方面优点:一方面,成套成建制的抽调,便于在行军时管理组织人数庞大的干部队伍;另一方面,所抽调的干部原来在一起工作过,彼此熟悉,便于交流,有利于迅速开展接管、建政等各项工作。实践证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成建制抽调,非常符合迅速接管大片解放区的形势需要,为以后各批次南下干部的抽调工作所借鉴。

    根据《指示》要求,山东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其中包括鲁中南600人,胶东1000人,渤海700人,华东局直属机关7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其中鲁中南3080人,胶东2650人,渤海2756人,济南576人,昌潍404人,潍坊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2309人。同时,华东局决定并通知各区党委,要求各级党委于1948年12月选送3000名党员干部作为第一期南下干部,先到华东局党校集结学习。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即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的任务。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在华东局党校所在的益都县境内王岗村一带集训。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也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这些由各战略区抽调的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四个部:党校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二部由华东局机关干部组成;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已达3000名左右。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郭子化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1949年2月,根据华东局决定,2000余名南下干部随华东局党校南迁至临城。

    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出发,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临城地区(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一带)。至此,南下干部队伍已达1.5万余人,各战略区的干部集中在一起,分布于临城周围的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华东局党校,全体南下干部集中进行了整训学习。在此期间,为了保障南下干部顺利地完成南下任务,安全到达将来的工作岗位,经过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批准,南下干部在军事、政治及行政、生活、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方面都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共由4个支队组成:第一支队由鲁中南区干部及华东大学的学生组成,编为10个干部大队和1个学生大队;第二支队由华东局直属及昌潍地区干部组成(可能也包括济南市及潍坊市的干部),编为4个干部大队;第三支队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编为6个干部大队;第四支队由胶东区干部组成,编为7个干部大队。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全体南下干部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优,领导上还宣布南下干部的家属都享受军属待遇。与此同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还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首长指示,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的军政干部名单。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各支队南下时间和路线并不相同,根据现掌握的材料,至少是分三批南下的。一是第四(胶东)支队的干部,这批南下干部于3月中上旬就已离开临城南下,首先到了扬州、南通一带,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集训,准备接管苏南,渡江战役打响后,紧随渡江部队之后,从扬州一带渡过长江,参加苏南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二是各支队抽调的随军支前筹粮干部,于3月下旬从临城南下,经徐州、蚌埠至皖南,编人参加渡江战役的作战部队,从安徽无为县境内随军过江,负责筹粮支前工作。

    除前述已经先期出发、随军筹粮的干部外,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I万多名南下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队从临城南下,向长江挺进。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经淮阴、淮安、界首、高邮抵达扬州。在扬州城郊停留的时间不长,这里离长江已经很近了。渡过长江,南下干部队伍进入镇江,然后依华东局命令开赴丹阳。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后,第一(鲁中南区)支队基本上全部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浙江各地。浙江当时共有11个地区,有材料表明,其中10个地区接管后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由南下干部担任。由此可见,山东南下干部在接管新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支队(由华东局直属、昌潍专区、潍坊市、济南市南下干部组成),主要分配到上海市直机关及所属各县区。第三(渤海区)支队,分配去向比较复杂:大部分去了浙江,少部分去了上海。去上海的又分三种情况,一部分负责筹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分接管上海真如区与大场区,还有一部分编人“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不管部“,负责对一些一时弄不清归属部门的经济单位进行接管,这部分南下干部后来大部分又南下福建。第四(胶东)支队在苏北地区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后,基本上都到了苏南地区参加了接管和建政工作,其中部分干部又被抽调出来,到了福建和大西南,参加了当地的接管和政权建设。(来源:山东省档案局《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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