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监狱1949接管始末（作者/徐家俊）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的提篮桥监狱走向了历史转折点。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刑事犯是否可以无条件释放？
接管旧监狱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派出三个接管组分别接管国民政府上海司法系统各单位。其中，第三组由毛荣光（山西秸山人，1938年4月入党）、王正福（四川苍溪人，1935年5月入党），以正副接收专员的身份率员接管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旧监狱代理典狱长王慕曾（浙江新登人）交出监狱印章、钥匙和相关材料。监狱时有650名犯人，其中“政治犯”（革命人士）50人。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警卫旅二团三营三连，在连长梁政魁的率领下进驻监狱，担任警戒看押任务（同年8月，这些解放军官兵全部转业或复员，留在监狱工作，成为隶属监狱领导的警卫队）。29日和31日，法院接收处和上海市总工会（筹）联合，在监狱分两批召开“慰问和欢送政治犯恢复自由大会”，并给他们每人发5块银元慰问金。31日，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刊载了《军管会接收伪上海监狱，被迫害的“政治犯”当即获释恢复自由》和《受难的兄弟自由了》两篇报道，这是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媒体对上海监狱系统的首次报道。
　　旧提篮桥监狱，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由典狱长全权负责，下设五课三室（即总务课、警卫课、教化课、作业课、卫生课；人事室、会计室、统计室）。1949年5月底，军管会接收监狱后，成立了“接收专员办公室”，作为全监狱的领导机构。为了稳定局面，有利于开展工作，监狱根据“先接后管”的原则，在新旧交替阶段，暂时维持旧机构体制（课、室、股）的原状，令原有工作人员“各按原位，办理移交”，半个月的时间，交接工作基本完成后，除会计室仍由旧职人员负责外，其他各部门都任命了新的负责人。
　　接管和清理工作全部结束后，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并在长阳路147号大门外挂牌。（解放初期，监狱属法院体制，上海市人民法院已于8月11日在北浙江路成立，院长汤镛），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被任命为监狱副典狱长。11月，市人民政府任命武仲奇（后改为武中奇，山东长清人）为典狱长。
　　监狱接收时，原有工作人员610人（含地下党员20多人），这些人员来自各个地方，既有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的正规毕业生，也有通过各种裙带关系进入的“关系户”，还有各拘留所、看守所、警察局调来的警察，这些人警龄长短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监狱接收初期为了稳定局面，对旧职人员采用不同情况，不同处理：发遣散费遣散，允许他们请长假、辞职或自谋出路，或根据需要留用。另一方面，监狱又陆续吸收了一些来自老解放区的干部和其他单位的新生力量。
没有硝烟的战争
　　旧提篮桥监狱押犯一般在6000人左右，最高时达8000余人。从1948年起由于监狱入不敷出，囚粮奇缺，物资匮乏，并在特定的形势下，根据国民政府司法院和司法行政部的指令，监狱采取保释、假释等方法疏散了大批犯人。当1949年5月军管会接收监狱时，仅有犯人650人，男犯594人，女犯56人，其中外国籍犯11人。除去50名“政治犯”（革命同志）外，其余人员十分复杂，其中有汪伪、国民政府的高官政要和大汉奸，如汪伪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粮食部部长顾宝衡、考试院院长江亢虎、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汪伪驻“满洲国”大使陈济成（著名作家陈祖芬、围棋国手陈祖德之祖父）、汪伪驻日本大使蔡培等人，也有被国民政府法院判决、被新闻媒体追踪的要犯，如杀妻夺命的国民党少将陈希吾、杀夫分尸的上海酱园弄詹周氏、中央银行盗窃一块重达543两金砖的陈元盛，还有英国籍强盗犯却利?阿却等多名外籍犯。
　　当时，许多旧判犯人认为，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50名政治犯被人民政府隆重迎接出狱，我们刑事犯也可以无条件释放了，因此在监狱内哄闹，不守纪律。工作人员管理他们，他们还不服管教，有的还公开对抗，甚至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国民党判决的，现在为什么要吃共产党的官司？监狱管理人员一方面及时做工作，以稳定监规秩序，另一方面把有关问题及时汇报上级组织。从同年8月起，上海人民法院专门组织人员在今监狱局机关的3号楼内设立临时法庭，对原国民政府判决的罪犯，除汉奸犯等外，大部分人作了重新判决。同时，司法机关又及时收押了解放前夕被保释留在社会上的一些汉奸犯，如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櫆于6月收押于监狱（1951年9月，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在管理方式上，市军管会接收监狱后，就明确提出，废除旧监狱打骂体罚犯人的体制，对犯人实行文明管理，公开犯人伙食标准，（当时实行一日两餐制），取消旧监狱原有的对少数汉奸允许个人使用电炉、开小灶、收听收音机等优待制度；打击牢头狱霸；废除旧监狱的教诲师制度，建立新型的训导员制度。在工作指导思想上，坚持教育改造应成为监狱工作的中心环节，对罪犯的思想教育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核心，工作人员深入监舍第一线，把犯人组织起来，建立学习制度，组织犯人开展读报活动，组织犯人出墙报、壁报；组织有一定文化、表现较好的成年犯对少年犯进行扫盲和文化学习，学会读、算、写。同时，还成立了少年管乐队和歌咏队。当时的新闻媒体《新闻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商报》常刊登有关监狱的报道（从1951年起，就长期停止报道了）。
　　为了净化社会环境，维护新生的政权。从1949年6月起，新生的提篮桥监狱开始收押犯人。从6月初到年底，共计收押犯人15170人，其中还包括大汉奸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和日本籍女犯中岛成子，她们一起从苏州监狱移押到上海，关押在“十字楼”（时为女监）。
“自新人俱乐部”
　　监狱的管理是严厉、有序的，是“刚性”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也是“柔性”的。上海解放初期，在正规场合或书面用语中，监狱管理人员称犯人为“自新人”（类似目前称犯人为“服刑人员”）。
    为了教育改造工作的需要，监狱把犯人中具有一定文艺专长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自新人俱乐部”，下设京剧组、话剧组等排演节目，主要在狱内演出（少量也去社会上演出，后来被制止），丰富犯人的改造生活。他们还结合犯人改造情况，创作、排演了话剧“废铁炼成钢”，在犯人中引起较大反响，原任汪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汉奸犯罗群强曾在该话剧中出演“杨科员”。
　　1949年9月下旬，监狱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个中秋节，这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在今天“十字楼”周围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监狱举行了第一次犯人文艺晚会，丝弦悠悠、锣鼓阵阵，让犯人表演京剧、沪剧、越剧、话剧、魔术、滑稽等节目。如原在旧上海大新公司演出的魔术师、烟毒犯余一飞登台表演魔术，汪伪南京市市长、汉奸犯周学昌上场清唱京剧，气氛十分热闹。700多名犯人到会，秩序井然，犯人情绪饱满。一些原留用的旧职人员惊讶地说：“在反动派时代，监狱杀头也不敢开这样的犯人晚会，共产党真有办法！”
狱中生产
　　旧提篮桥监狱早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时，就在狱内设有工场，让犯人进行生产作业。种类有：印刷、木工、铁工、糊盒、缝纫、藤竹、洗涤、摇绳等，产品主要供司法机关内部使用，少部分投放市场。1948年下半年，监狱生产已全部停工，存在中南银行内钱款仅50元。上海解放后，接收监狱时库存原料短少，器械破损，狱内生产场地是个烂摊子。
　　上海解放后，随着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监狱押犯数量很大。为了不让犯人坐吃闲饭，减轻国家负担，更主要为了通过劳动改造教育犯人，监狱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恢复狱内生产。在1949年7月间最早恢复了糊盒、印刷、洗涤、铁工等四个工场。8月份又恢复了缝纫、制鞋、木漆等生产。狱内生产十分红火，如印刷工场，为新华书局印刷装订《李闯王》等两部书，每本印数为两万册；缝纫工场专替机关团体赶制棉制服，制铁工场打造锄头、钉耙等农具，木工工场接到了上海香烟厂的订单，加班赶做“双斧牌”香烟运往外地的木箱。从事生产的犯人，整座监狱从最初的不足100人，扩大到年底的1700多人，生产收入从最初的200多元发展到7000多元（已折算为新币）。
　　监狱不但挖掘工作搞好生产，而且派出干部接收原属监狱的场地。1949年6月，监狱首先委派干部前去市郊漕河泾接收原江苏第二监狱（又名漕河泾监狱）占地面积有100多亩的遗址，组建隶属于监狱管辖的漕河泾农场，后来又陆续派出部分罪行较轻的短刑犯，在干部的带领下从事监外的农副业劳动。
狠刹“跑条子”歪风
　　搞好监狱工作，首先就要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机构的建设。在整顿机构、清理旧职人员的同时，人民法院监狱大力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废除旧监狱的积弊陋习。以狠刹“跑条子”歪风为突破口，整顿和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所谓“跑条子”，就是在押犯人写了纸条托看守人员到家里进行通风报信，为犯人带进物品、食品到狱内，看守从中索取财物，索取好处。“跑条子”是旧监狱管理中长期存在又难以根治的顽症。“跑条子”的叫法主要通行于民国、租界和解放初期，以后被称为“地下航线”。它在旧监狱的各种制度中也是明令禁止的，如果发现，轻则训诫，重则开除。但是丰厚的好处，往往让人铤而走险。“跑条子”对监狱管理和队伍建设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解放初期人民法院监狱狠刹“跑条子”，态度十分坚决。先通过动员教育，提高认识，向监狱管理人员宣布各项纪律要求，对过去已犯者从宽；对现行者，特别是大会宣布后继续“跑条子”者，从严惩处。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后，“跑条子”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原旧监狱留用人员，以“老官司”自居，错误地认为“跑条子”，是监狱管理的“潜规则”，根深蒂固，共产党当权者无非做做样子，吓吓胆小者，所以有的人还我行我素，依然顶风作案。案发后，监狱领导对违法乱纪者开除公职，并对屡教不改、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翁某、丛某、袁某、郭某等4名看守，宣布逮捕法办，还在报纸上公开曝光。通过严格整顿，狠刹了旧监狱流传下来的陋习恶风，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60年，一个甲子。在庆祝上海解放6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1949年接管上海监狱的这些老前辈的英名：原上海市军管会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1990年9月在山西运城去世，享年74岁；接收副专员王正福，1990年12月在云南昆明去世，享年75岁；上海市监狱首任监狱长武中奇，2006年3月29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9岁。（据《档案春秋》作者：徐家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