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傥：接管上海的参与者 ——后人追忆父亲南下经历

       他，１６岁投身革命事业，参加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历经鲁南保卫战和淮海战役全过程；他，作为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中的一员，参与接管百废待兴的旧上海，离休前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他在政法战线上奋斗了几十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父亲是一个对理想、对信念坚定不移的人，在他身上有许多闪光东西，一直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４月２０日晚，记者在江苏省南京市，见到了刘少傥的女儿刘晓华和儿子刘进生，聆听他们追忆父亲刘少傥南下的道路。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
    “我们老家是山东新泰市坡里庄。”刘晓华说，父亲１９１６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在当地的羊流镇完小读书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１６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新泰县羊流小学任教的父亲，参加发动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当时，父亲他们打鬼子、杀汉奸，当地百姓传说：‘共产党的游击队来到了徂徕山。’最有影响的就是处决伪县长朱奎声，由于子弹比较紧缺，那时候都是用刀砍，而执刑的就是后来成为书法家的武中奇，他跟父亲在一个中队。”
    后来，这支武装力量发展成立了山东纵队。为此，党中央指示山东分局组织报告团赴延安汇报。“父亲当时是营教导员，也参加了汇报团，之后被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听过毛主席的两次讲演报告。１９４４年，父亲回到山东，开始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
    在淮海战役前夕，原是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的刘少傥，被组织抽调到４７师代理政委工作。“从华东局在曲阜决定打淮海战役起，到最后押送大战犯杜聿明至华东局，我父亲都参加了。”
    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毛主席曾写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有一天晚上，父亲睡得正熟，突然有人敲门说：“傅秋涛司令有要事找你，请你立刻就去。”来到傅司令办公室，父亲被告知：“大战犯杜聿明被活捉了，华东局来电报要立即把杜送到华东局去，这是个既紧急又光荣的任务，准备由你来完成。”
    “是真的吗？”在听到杜聿明被活捉的消息后，父亲冲口便说：“好！好！我愿意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杜聿明和他的副官以及警卫１４人，化装潜逃，在陈官庄附近的张老庄被抓到，押送到纵队俘虏管理处。在审问时，杜聿明拾起一块石头就往自己头上砸，企图以自杀来表示忠心，当即被我们的两位同志制止住。
    押解杜聿明正要登车启程时，当地同志来汇报：徐州市的群众听说把杜聿明抓住了，一定要亲眼看看才能相信。最后，决定采取“行前亮相”的办法，请徐州市各界人民推选出代表，集中在司令部大院里，在押解杜聿明出发上车时，让他在群众代表队伍的面前停留几分钟。
    在路上，父亲曾风趣地问杜聿明：“昨晚有许多徐州市的群众来看你，你有何感想？”杜聿明惨笑着说：“不免有今昔之感。”第二天中午，父亲他们就把杜聿明押解到了目的地。在简单地汇报了押送过程中的情况后，便把杜聿明移交给了华东军区战俘团安排了。当时，华东军区司令部特地写了一张“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的收条给了父亲。
    “这个收条，现在陈列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刘晓华向记者展示了“收条”的图片(见导读栏目图)。
接管上海警察机构
    １９４９年３月，父亲从鲁中南军区政治部调到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准备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当年５月，父亲到达京沪线上的丹阳县城，与其他各路接管队伍会师，父亲被任命为治安中队的中队长。“那个时候，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陈毅在丹阳向接管上海的干部作了报告，他风趣地说‘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了’。”
    到５月底，南下干部正式进驻上海市警察总局和各分局。到６月，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治安行政处处长。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的工作非常庞杂，整个上海市公开性的治安行政事务几乎全部包揽下来了。其中，治理城市交通秩序，就是父亲他们的重要职责。”当时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治理城市交通秩序，有人甚至说：“上海人是属蜡烛的，不点不亮，你们光宣传教育不行，要用警棍才行。”最终，由解放军战士和交通警察一起站岗指挥交通，到10月上海的交通秩序就管好了。
    在改造妓院、赌场、夜总会等特种行业的过程中，斗争非常尖锐。“有个舞厅的老板，私下里找负责人谈交易，‘只要允许我们舞厅营业到晚上１点打烊（规定是１１点），就可以按你入股３０根金条的股份分红给你。’”但被严词拒绝了。不过，也有个别人犯错受到了处分。有人在查抄地下银元铺时，在不明对方身份时，竟与一歹徒握手，被该歹徒趁机掏枪打伤，另一警察逃跑，为此被记过一次。这在留用的警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围剿“金融投机”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货币金元券狂跌，黄（黄金）、白（白银）、绿（美钞）统治金融市场，物价一日涨好几次，市民叫苦不已。在解放后，他们故伎重演，疯狂进行投机活动。
    在解放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就规定人民币是唯一合法流通货币。 不过，金元券收光了，他们又以白银和美钞来兴风作浪。
    当时，上海市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但是，银元不是外币，投机商就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在６月，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和警卫部队，配合华东局财委金融处，向投机奸商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进军了。“父亲他们也派出干警参加了这次战斗。”
    当时有个名叫张兴镛的，他的办公室外面挂着“寿昌金号”的招牌，但进去一看原来是个投机买卖、操纵市场的指挥所，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
    很快，投机奸商的指挥所被摧毁了。但是街上仍可听到银元的敲击声。有一天晚上，警备旅副旅长刘德胜忽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小孩说他奶奶仅有的１０块大洋在买卖时被没收了。刘德胜叫人把１０块银元还给他们，并向老太太解释政府的政策，“凡是１０元以下的我们抓到就放。银元贩子扰乱金融市场，军管会只取缔银元贩子。”
    老太太感激地说：“我知道许多银元贩子，可以带你们去抓。”没想到，竟从这些普通人身上找到了奸商的线索。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４万多名银元贩子从此销声匿迹，打击金融投机、围剿银元贩子的战斗取得了胜利。
三擒“远东江洋大盗”
    解放初期，上海有个号称“远东江洋大盗”的乔奇，据说会飞檐走壁，任何保险柜都能打开，专偷贵重物品。除了在上海作案之外，他还染指日本、菲律宾等地。
    在１９５０年春的一天，乔奇刚从菲律宾作案回来。公安局得到线报，父亲他们立刻采取行动，出其不意地把他抓了起来。可是，第三天他就逃跑了，跑出去后还给公安局打电话：“ 你们有本事再来抓吧！”
    接到电话，大家到看守所，见乔奇的床上睡着一个人，拉起来一看，是另外一个人。问他是什么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昨天下午来为乔奇送东西的，他要我穿上他的衣服睡在这里，乔奇穿上我的衣服走了。”
    乔奇明目张胆地挑衅，上海市各公安分局刑警队一齐出动，决心在３天以内将他逮捕归案。公安部门弄清了他在上海的所有窝藏点，终于在榆林路的一个姘头家里发现了他，当即包围了这所住宅。
    那时，乔奇住的是一幢三层楼独院。当追捕人员进入院墙时，他发现了。这个江洋大盗立刻打开窗户从三层楼后面顺着楼墙角滑了下来，这时负责监视的刑警来不及追赶了，便举枪朝他的腿部打去，枪响人倒，这个作恶多端的大盗便束手就擒了。
    在受伤后，乔奇被送到公安医院关押治疗。两个星期后，乔奇的腿逐渐痊愈了，他又开始动脑筋了。这次，他利用家属送衣物的机会，夹带进来一寸多长的钢锯条。每次上厕所时，他都用锯条把厕所的铁窗栅锯几下。有一天夜晚，他以上厕所为名，把锯断的铁栅拉弯，身子一挤就钻了出去。
    不过，经过前几次的侦查，公安机关已对他的活动范围、地点和手段了如指掌。乔奇刚逃窜到一个团伙的住处，就被跟踪的刑警一举抓获。这时，他垂头丧气地说：“我服气了，你们比国民党厉害，比美国、英国、日本的警察都厉害，想不到你们在两周之内连续三次把我抓到，我向你们投降!”
    这次接管上海，几乎沿用了国民党政府机构的全部人员，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是南下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值得自豪的一段光荣历史。
    １９９６年父亲逝世时，手上还紧紧抓着一张珍贵的照片，是他早年在新泰市羊流镇小学门口的照片。“逝世前，父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我终于有闲暇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感到欣慰的是：八十回首，壮志已酬。’他是带着满意和快乐的心情走的。”
(日期:20090522   作者:记者 王红军   来源: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