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杰李秀芳讲述南下中的电波“情缘”
４月２１日，在听说老家山东的记者来访后，８６岁的张志杰和８０岁的老伴李秀芳早早起了床，在家里等着。“我们特别想回家乡看看。”阔别家乡多年的张志杰说，“ 我最想的是回平度看看，那是我们抗日战争经常活动的地方，我的老政委也牺牲在那片土地上。”
在乡音中，两位老人共同回忆起了那段峥嵘岁月。
“开小差的”南下干部
“我１６岁参加革命，是五旅十四团的。”老家荣成市的张志杰，言谈举止依然保有军人的本色，“抗战时，我们部队开始在昆嵛山一带活动，第一仗就是打石岛，然后往西走，在平度、掖县、招远一带打游击。”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志杰１９４８年跟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我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没有正式参加过战斗，但在渡江的时候，我们团被国民党的炮弹打中了，机要科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之后，我们一路往南边走边打，在解放浙江后就跟随谭震林到浙江省委工作。”
面对张志杰的经历，老伴李秀芳觉得自己平平淡淡，“别人说我是老革命、老干部，我就觉得心里有愧。因为，我们赶上了解放这个好时候，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功劳，我们的文化、技术都是党培养出来的，这不是唱高调，而是自己的心里话。”
李秀芳老家是潍坊坊子。“我们老家靠着铁路，那儿有个车站，家里人包括祖父、四个叔叔都是铁路工人，父亲也是铁路维修工人。当时，坊子工人多、地下党比较活跃，我父亲就是共产党员。不过，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只有五六岁，模模糊糊地刚记事。”
“当时，有‘二鬼子’向日本人告密，我们后张路院村就有７个共产党员被抓了，关在了坊子当地的监狱里。后来，他们集体越狱逃跑。一开始，父亲跑到了祖父朋友的家中，人家把他藏到了地窖中，日本人到处戒严搜索，把群众都赶到了场院里，不交出人来就全部杀掉，最后父亲自己走了出来。”
第二天，李秀芳的父亲被日本人用铡刀杀害了。“那时候，我母亲刚生了双胞胎。在父亲牺牲后，家里就是妈妈带着我们，过得非常艰苦。”李秀芳哽咽着说，也许是部队考虑到自己牺牲的父亲，在培养“南下”干部时就收下了自己。
在１９４８年坊子解放后，我解放军计划在山东培养一批南下的报务人员。“那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对解放军的了解并不多。而当时招人还要参加考试，我也没上过几年学，文化程度比较低，但是他们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还是接收了。”
“一开始，我们知道的就是昌乐有个学校要招生，教我们学习技术。等到了昌乐，我们第二天就开始了６个月的文化学习和立场学习（政治学习）。 这时，我们才知道是为南下培养报务人员，是华东军区通讯学校第七期的学员，大部分人都来自胶东、济南、潍坊等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虽然想待在部队里，但也想家了。”李秀芳表示，“从学校望向昌乐火车站水楼的灯，感觉不是太远，自己就想晚上回家看看第二天再回来。于是，自己也没有请假，就走啊走啊，全都是玉米地，哗啦哗啦地响，突然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最后，我走到了一个茅草房，有位老太太说：你怎么大黑天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你看我们这儿刚解放，土匪多得不得了！”等到天亮，老太太的儿子把李秀芳送到了昌乐火车站。“还没到车站呢，单位来人把我‘抓’回去了，指导员就要脱我的军装：你回家吧！”
不过，李秀芳最终坚持留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学校里１０００多人，说起‘开小差的’就都认识我。”李秀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不是想开小差，就是想回家看看，第二天就回来，哪里想到路这么远。”
电波中的“情缘”
李秀芳说，“刚开始时，我们连电台都没有见过，每天起来就是跑到树林里，一个人发一个四方板子，板子里夹几张纸头，老师用嘴念符号：‘嘀嗒’是１、‘嘀嘀嗒’是２，……本子写完了怎么办？就找点沙子或把土弄松了，然后直接写在沙子或土上。”
在艰苦的学习中，李秀芳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了。“我们本来是要学习两年的，但是解放后全国急需要用人。于是，学校就挑选了３０名学习成绩好的人成立了‘突击队’，比别人早半年毕业，然后就分到了南京大校场机场，这儿原来是国民党的空军基地。”
“那时，我们的飞行技术比较差，训练时经常发生事故，有好几次飞机撞到了紫金山上。因此，我们的无线电台指挥特别重要。我除了在塔台指挥飞机起落，还负责把天气预报手抄下来再发出去。不过，当时的天气预报连１０％的准确率都达不到。有一次，大家晚上睡得好好的，半夜吹号把人叫起来固定飞机，说是要来台风了。但是第二天起来，天还是好好的。”
虽然没有经历过战斗，但是李秀芳感受过死亡的威胁。“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有个正在发报的小姑娘非常害怕，她一听到炸弹响就上厕所，把我们的报务主任急得：‘你要是再上厕所我就崩了你！’因为那时候，电台的信号很小，我们离开了就抄不下报来了。”
在浙江解放后，张志杰就跟随谭震林到浙江省委工作了。他说，“电台相当于我们部队的耳朵和眼睛，部队打到哪儿，我们电台就要跟到哪儿。在浙江省委的时候，我是带着一部电台跟着谭震林，主要负责省委跟中央、跟各部队的联系。”
“虽然我们只负责一部电台，但是工作很忙。”张志杰表示，“当时，全国各地都进行军事管制，部队也都在参加‘剿匪’战斗。因此，当时的电报非常多，我们在晚上都不能睡觉，大家轮流上机器收报、发报。”
“在浙江时，我们的汽车走在路上，有些国民党残余势力就开枪打我们，直到１９５０年以后浙江的形势才好多了。”也就在１９５０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张志杰也离开浙江省委调到了华东军区“空五军”，继续担任报务主任。
１９５２年，李秀芳从大校场机场调到了“ 空五军”所在的杭州笕桥机场，并在那儿认识了张志杰。 “ 当时，张志杰是报务主任，人长得挺精神的，好多女孩子都在追他。”说起两人的情缘，李秀芳表示，“ 他很有名，一上机大家都能听出他的声音，一分钟能抄１６０多个字，我每分钟是１８０多个，都是电台‘能手’，就这么熟悉了。”
“那时，我们相互都比较有好感。但是，我接着又调回了南京。在此期间，他一直给我写信，这样过了一年他又把我调过去了。当时的中队长还问我：你觉得报务主任张志杰怎么样？后来，他又去问张志杰觉得我怎么样，其实我们两个人已经成了。”
１９５３年，两人正式结婚了。
《苦菜花》的故事素材
在杭州笕桥机场，李秀芳还见到了自己在华东军区通讯学校的老同学冯德英，也就是后来《苦菜花》的作者。“在我们同学中，大家的年龄都比较小，那时候冯德英只有十四五岁。在１９５０年通校毕业后，他直接分到了笕桥机场张志杰所在的报务组。”
有一次，冯德英到南京看望张志杰和李秀芳夫妇，一见面就对张志杰说：“如果没有你讲的那些素材，也许就没有《苦菜花》了。”这时，张志杰的子女才知道，父亲把抗日战争的好多经历都讲给冯德英听过，从而写进了小说里面。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张志杰是团长于得水的小警卫员，有时候跟着部队跑不动了，于得水就把马给他骑，是不折不扣的“见证者”。“ 抗日战争时候的事情，尤其是于得水的好多经历，我就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听，他都记下来，写《苦菜花》的时候就用上了。”
说起老同学，李秀芳表示，冯德英就喜欢看小说，每天都到俱乐部图书馆借书看，但部队９点就熄灯了，听说他就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看完以后讲给我们听，我们就说：你不要吹！“吹什么吹，我不仅会吹，我还会写！”然后，冯德英就搬出一个纸箱子来，把他用电报纸写的《 苦菜花》初稿给张志杰看。
“刚开始写的时候，冯德英是以他的家庭为背景写的，说的是他村子里的事情。 后来，他投稿几次都被退稿了，然后他根据老张提供的素材重新整理才发表了。最终，为了写出《苦菜花》这部小说，冯德英的原稿都有几纸箱子了。”李秀芳说。
后来，张志杰又跟随空军，南下到了福建。“当时，国民党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我们部队就从杭州到了福州。在坐车过杭州摩天岭时，由于司机没掌握好车子翻到了沟里，坡度虽然不大但翻了两个跟头，牺牲了好几位同志，我的肩膀也脱臼了。”
在福建，张志杰一呆就是８年。“在福州、厦门、漳州、龙岩等地方，我们的部队来回调动。”张志杰表示，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骚扰。我们也有飞机，就从地面起飞进行拦截。“当时，我们空军的几个战斗英雄，都是在福建打出来的。”
“１２师有一个战斗英雄叫卢敏（音），打掉了国民党的好几架飞机。但遗憾的是，现在好多英雄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张志杰说，“他们在空中打，地面就使用无线电进行指挥，而我的职责就是确保指挥信号不能中断。”
回想起自己南下的经历，张志杰表示自己有好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自己是北方人，而南方比较潮湿、闷热，我就爬到杭州的井里面，凉快，上上下下就得了伤寒病，一个大病房９个人就活下来了自己一个人。”
（日期:20090522 作者:记者 王红军 来源:大众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