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锄奸队
“父亲19岁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村里自发的抵抗土匪、保护家园的活动。”柏建芳说,后来,父亲在王新元(解放后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带领下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就调到鲁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工作,具体工作就在锄奸队。
“父亲曾在当地的四十里铺担任公安员。当时老百姓有个说法:‘不怕死的去四十里铺’,来形容那里的特务土匪猖獗。为了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在组织上确定那些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对象后,就由父亲他们摸情况,制定执行方案。
有一次,为了除掉一个汉奸,父亲他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父亲就化装成穿长衫、戴礼帽的绅士,终于在一个集市上发现了目标。父亲悄悄地走到汉奸身后,用手枪顶住汉奸的后腰。那汉奸回头一看情况不好,就大声喊了起来。父亲立即开枪把他打死,接着朝天放了两枪。这时,人们吓得纷纷逃走,父亲也趁机随着人群走掉了。
不过,对待敌人也要区别情况。1941年,为了革命工作需要,军区司令部决定争取敌人的一个宪兵队长,而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锄奸队。临走时,领导把父亲找去问:“去他家,你估计他能不能杀你?”父亲说:“不会。”因为他是父亲的表叔。
那天晚上,父亲和王新元到了宪兵队长家,父亲一个人先进去见他。谁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区上布置另外的同志去逮捕这个宪兵队长,但因为他去了鬼子据点而没有逮着。等这个人从据点回到家时,正好父亲又来到他家,他就误以为父亲是来逮他的,马上抓住父亲的胸口,举起枪对着门打了一个洞。
父亲刚要解释,外面来了一群鬼子。父亲心想:坏了。可是,这个宪兵队长并没有出卖父亲,而是把父亲藏进了里屋内。鬼子走后,父亲就做他的思想动员工作,说得他一家都哭了。“只要你以后不帮鬼子做坏事,配合八路军的工作,就不会伤害你。”后来,他帮助我们的队伍做了不少工作。
柏建芳回忆说,锄奸队的同志经常到我们家开会。他们开会时,母亲就端着针线筐去村口假装做针线或捻个麻绳、纳个鞋底什么的,替父亲他们放哨。有一次,母亲在村口发现鬼子要进村,就赶快跑回来,叫父亲他们赶快分散躲到高粱地里去,使鬼子扑了个空。
此外,村上的百姓对锄奸队是非常拥护的。有一次,石砬子村有个叫贺赵的媳妇回娘家,在她娘家村里听说国民党夜里要来石砬子村抓我父亲,就赶快假装到河里洗衣服,然后从娘家村子里跑回来叫我父亲快躲起来。当天夜里,国民党果然来到家里抓他。
一人打败一个营
当时,鲁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设在蒙阴的坦埠村。有一天,接军区命令:有 13 个县的同志在坦埠开会,要部队去保卫会议。“当时,部队住在离坦埠约15 里路的艾沟村,部队出发时征求父亲的意见,问他是不是躲一下。父亲说不,就坚守在艾沟。”
那时,根据地和敌人是拉锯战,部队一走,国民党就会回来报复。部队领导对父亲说:“原来说好,临过年要打下敌人的三个据点,让群众过个好年的,但是这次有任务要去坦埠,暂时离开艾沟,就把打敌人第一个据点时缴获的一小车子手榴弹留给你吧。”父亲说:“好,只要有这些手榴弹,我就有办法抗得住。”
在部队走了后,父亲就和一个叫袁开宽的同志守在艾沟村。 到晚上,国民党来了一个营。父亲他们就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敌人周旋,手榴弹派上了大用场。
但打到后半夜,袁开宽被敌人抓去了,捆在一边,他拼命喊我父亲的名字。在手榴弹烟幕的掩护下,父亲摸黑找到他,把绳子给他解开了。不过,他的眼睛失明了,父亲就叫他不要怕,也不要喊,不要动。
最终,父亲因要抵抗冲上来的敌人,顾不上他,他还是被敌人抓去了,后来被国民党活活砍死了。在袁开宽被抓走后,父亲一个人继续在黑夜里和敌人拼杀。
父亲利用一个油坊作为掩体,向不同方向围过来的敌人扔手榴弹,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顽强反击。打到快天亮时,弹药全打光了,只听见围上来的敌人到处喊:“抓活的!抓活的!”这时,父亲发现有一口小井。父亲心想,绝不能被敌人抓活的,就一下子跳到井里去了。
这井里的水有近一人深,父亲想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钻到水里淹死也不能当俘虏,如果没发现就露出头来呼吸。结果,敌人到处找、到处乱放了一阵枪也没找到他。天亮以后,敌人不敢久留,撤走了。父亲就从小井里爬了出来。
艾沟离我们家石砬子村 10几里路,母亲知道父亲在艾沟工作。那天夜里,母亲被枪炮声炸得一夜都没合眼,说那枪声就像炒豆子一样。 天亮以后没有了枪声,母亲心想:这下完了!于是,就托大清早赶集的人去问:“请你看看人怎么样了,赶紧捎个信来。”到下午,赶集的人回来告诉母亲:“没事!是跳到井里藏着!我还看见他呢!”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在艾沟这次的战斗,父亲一个人和一个营的敌人激战了一夜。敌人因不熟悉地形伤亡不小。第二天,部队回来后见父亲还健在,非常震惊和高兴:他们在昨夜也知道敌人来了,但是不能回来救援他们,主要是怕中了敌人调虎离山的圈套。
父亲说:这没有什么,多亏了那些手榴弹。为此,部队将战斗情况上报到了鲁中军区司令部,司令部还专门召开大会表彰了父亲独自一人英勇杀敌的事迹。同时,还奖励了一支匣子枪给我父亲。由于这支枪是奖品,父亲一直随身带到了连云港。
在艾沟战斗以后,组织上认为我父亲已经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了,就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火线入党”。
“南下”解放接管连云港
1948年,父亲的部队奉命打到济南府,活捉了王耀武。接着,我们的部队速战速决,解放了连云港,据说从进军到战斗结束仅伤亡了36人。
不过,我们的部队在连云港仅过了1天2 夜,就接到任务去阻击黄伯韬兵团有可能的突围南窜,配合野战军打歼灭战,连云港就移交给山东滨海地区接管。“快打到兖州时,父亲就接到命令让他率领几人接管连云港。”
柏建芳说,“当时的连云港隶属山东省,父亲的单位全称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连云港边防保卫局,担任调研股股长,暗地里还有秘密任务在身,就是侦察港务局以及社会上的敌情。因为当时刚解放,特务多,边防保卫局楼上专门养鸽子,用来送信联络。”
那时,国民党在青岛有一艘舰艇叫黄安舰。因为不满国民党的领导,并看清了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必然趋势,舰长就决定率舰起义,日子秘密选在了中秋节。
在国民党忙着过节时,他先把舰艇朝着青岛港港外开,然后趁其不备一直把舰艇开到连云港港口外的海面上。
我们的部队发现后立即报告驻军师长,师长正在睡觉,就打电话问我父亲是哪儿来的船?我父亲说不知道。这时,师长还没有穿好衣服,就下命令:“开炮”!黄安舰一看部队要开炮,就急忙令信号兵打旗语表示投降,并拼命喊:别开炮,我们是来投降的!
正巧,港务局有个叫黄金谣的科长懂得旗语,就赶快和师长联系,说是来投诚的。 部队这才没开炮。 当时,部队、公安、港务局一起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到马腰子集训。后来,又投降过来一艘船,拉了一船炸药过来,这在当时是最好的礼物。
当时,连云港边防保卫局归属青岛边防管,在青岛海军基地办公。父亲每次开会都是到青岛去,和部队关系很密切,像一家人一样。“父亲生性直爽,做事干练。那时候,开会间隙会安排大家去看电影,感觉到能享受解放后的新生活了,心里就特别幸福。”
“1952 年,因为父亲对港务局工作的比较熟悉,他就转业到了连云港港务局工作,担任过港务局副局长等职务。”柏建芳说。
(日期:20090522 作者:记者 王红军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