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下篇）
Admin 发表于 2016-05-07 13:28:02
主要战斗与大青山突围
1．主要战斗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敌我斗争尖锐紧张，战斗激烈频繁，学校全体同志“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经受着新的斗争考验。学校采取了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的措施，学员大队在战时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职能。这种编组更便于实施灵活指挥，遂行战斗任务。
学校到山东后，训练对象是部队基层军政干部。这些学员多数参加过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为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他们分编在第三和第五大队，这两个大队，成了作战的主力。
1940年3月16日，学校参加了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当时，沂水、莒县、铜井、朱位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进犯沂蒙根据地，沿途横冲直撞，到处抢劫，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抵孙祖附近，遭山纵第二支队的痛击。学校奉命配合作战，当即派出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翼侧截击敌人。敌为逃脱被歼命运，多次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逃窜，均被击退。这次作战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在祝捷大会上，校文工团演出了赶排的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台恐日症》。广大军民无不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1940年6月中旬，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学校奉命进行铜井战斗。校长周纯全动员时指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会后发扬军事民主，让学员摆情况，出主意，提方案。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精心拟制了作战方案：以第三大队部分兵力佯攻沂水以西之敌，阻其增援；以第三、第五大队主力攻击铜井，同时以少数兵力袭击周围其它据点，迷惑敌人。战斗发起后，机智地进入铜井，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成为向“七一”召开的学校首次党代会献礼的“珍品”。展出时，引人注目，对全校同志鼓舞很大。
1940年6月，山东党政领导决定组织发动反顽战役，消灭根据地内之伪顽势力。学校刚从外线回到根据地，驻在沂南垛庄。这里许多村寨为地方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黄沙会盘踞，他们自称国军，与日伪勾结，残害抗日军民，经常制造磨擦，阻挠抗日。上级命令一分校担负垛庄一带的反顽战斗任务。
学校受领战斗任务后，对伪顽情况作了周密地侦察分析，认为小股者居多，而侍郎宅之敌起着“蛇头”作用，一旦斩断，其他敌人，将会土崩瓦解。侍郎宅是个比较坚固的土围子，仅凭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攻克的。学校领导，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出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炸毁寨墙。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会同攻坚部队经过秘密的掘进，用棺木装满炸药，乘夜幕通过地道送入寨墙底部。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把寨墙炸出10多米长的豁口。攻击分队迅速突进寨内，很快消灭了顽敌。战斗中，学校三大队二中队长安心铭不幸牺牲。此处敌人被消灭后，如前所料，经过10多天的战斗，周围小股伪顽全部被歼。此役之后，沂水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学校也有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
2．在沂蒙山区与敌周旋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加强对沦陷区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
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部队要熟悉地形，要求在经常活动的60里以内地区不用向导；各部队要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学校的任务是在东西蒙山一带活动，坚持内线斗争配合外线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为统一这一地区的指挥，蒙山警备区与抗大一分校由周纯全指挥，一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任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武装部长朱则民兼政委。
学校受领任务后，迅速向全校师生进行了动员，并从组织上物资上作了认真的准备。在动员中，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讲明了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大家既要防止麻痹轻敌，又要防止惊慌失措；要做好在分散、独立活动时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以学员队为基础，把学校大部分机关人员编进去统一行动，以利于机动和战斗；对学校、大队及其主要领导规定了代号，以便于保密；全校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和快速行军的应急训练。
10月中旬以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沂水等县城的敌人，不断增加兵力。加紧派车派夫，各种迹象表明“扫荡”即将开始。学校决定抓紧进行后勤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抢时间，把备好的棉衣面料与棉花，分发给师生自己缝制。规定行军负重限额，每人不得超过5斤。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埋藏了多余的和不便携带的东西，如粮食、工厂设备等。骡马、自行车交给可靠的群众代管。不宜埋藏的面粉抓紧食用。10月，经常吃面食，有时一天吃两顿饺子。同学们风趣地说：“鬼子帮了忙，让我们改善伙食，到战场上干定得用子弹、手榴弹，好好‘感谢’。”
经过紧张地准备之后，校部及二、三、五大队从11月1日起，先后离开驻地进入中、西、东蒙山。4日，日军开始“扫荡”。这次“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手段也是极其野蛮残忍的。敌人采取“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跳出东蒙山南部后，活动于芦山至蒙山北部一带，日军跟踪而至，五大队乘敌之隙，夜间穿过封锁线，跳到泰莱根据地，又从沂水北部到蒙阴北部，再到泰南及新泰。这时期都是黄昏转移，半夜宿营，派出警戒，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同时加强侦察，多方侦探敌情，防止遭敌合围。一般在一个地方住一天就走，分散行动，短小精干，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到活动规律和驻地。经过20多天的周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十室九空，断垣残壁，到处都有被敌人杀害的群众尸体。敌人的滔天暴行，激起了师生的无比愤怒与仇恨。
在“合围”与反合围的斗争中，学校二、三大队始终在中、西蒙山坚持内线斗争。二大队活动在中蒙山的洋山、玉皇顶、望海楼一带，依靠群众，机动游击，同敌伪的清剿、蚕食作斗争。此间，敌人曾合击该地区，二大队领导认真研究敌情，机智行动，使敌人扑了空。三大队在西蒙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先后在猪尾巴沟和紫荆关、东峪与敌交锋。12月，曾主动出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是月末，拔掉了敌人按在西蒙山南北通道上的前程子据点。
3．大青山突围
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径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东南部彩云山一带。学校决定二大队由中蒙山移驻东蒙山，三大队、五大队原地休整待命。
11月39日拂晓，情况发生突然变化，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形成大规模合围大青山地区的态势。学校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这时，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单位的1000多人向大青山迎面而来，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闫捷三等领导研究决定；学校必须迅即组织力量，扼守要点，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审慎分析了敌情，西南方向敌军战斗力弱，易于对付，决定向西蒙山突围。
校长周纯全担负起统一指挥的重任。这位久经沙场、有处置危急情况经历的战将，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立即命令第五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得力中队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第三中队，分别抢占梧桐沟北和大顶山北山口高地，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周纯全命令闫捷三负责组织突围。在此成败关键时刻，闫捷三勇敢地承担起杀出重围的重担。他身先士卒率领学校警卫连和山纵特务连，向西蒙山方向冲去。勇士们边冲边向敌人射击，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掩护着突围人员迅速通过。
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些同志不幸中弹倒下，队伍中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以及搀扶伤员向前疾进的场面。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急促猛烈的排枪、手榴弹声，从两侧高地响起。这是第五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的战友，向敌人实施的主动冲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围。与此同时，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在闫捷三的指挥下，回身向两侧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终于使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大青山突围是成功的，但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五大队第二、三中队的两个区队几乎全部阵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第二中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副队长汤世惠等16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警卫分队和机关突围人员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在突围后的当晚，校长周纯全派出军事教员郝云虹等，找山东分局领导汇报情况。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村庄，郝云虹向山东分局朱瑞、黎玉等领导汇报了大青山突围战斗的经过。几位领导边听边看铺在炕桌上的军用地图，并不时提出询问。听完汇报，黎玉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一仗发生得太突然了，伤亡也太大了。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处都缺干部，一分校牺牲了那么多连排干部学员，实在令人痛心。你们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冲杀出来的，这就是胜利。没有拼死的搏斗，要从敌人围歼圈里冲杀出来是不可能的。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抗战史上一次空前壮烈的战斗！抗大一分校立下了有独特意义的战功。”朱瑞接着说：“正是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才换来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学校全体人员的转危为安，胜利脱险。我们认为一分校领导遇变不惊，勇挑重担，决心正确，指挥果断，以局部牺牲换取了全局胜利，为山东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学习。”朱瑞与几位领导短暂交换意见后说：“我们虽然很快要发起战役反攻，但沂蒙山区还可能出现反复争夺，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应尽快转移到滨海区根据地，以抓紧干部的培训工作。”之后，学校便向滨海区转移。
校卫生所的200余名伤病员，在敌人的两次合围中，安全无恙，被人们称为奇迹。卫生所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指挥得当外，是和亲密无间的群众关系分不开的。鱼水般的群众关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显示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威力。
精简整编与南墙峪突围
1．第一次精简整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1942年年初，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学校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学校的第一次精简，组织机构变动不大，对原来的三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四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一大队政委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这次精兵简政还根据中央军委2月发出的《关于交流干部的建议》精神，调出数百名干部，分配到山东分局、各部队和战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这一措施，加强了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作和锻炼干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分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是在1942年的8月份。8月初，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将训练部原属的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只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学校的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政委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部长袁也烈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教导二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1943年，学校大队机构缩编为营。这次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由上级统一分配工作，和部队干部进行了交流。
2．继续精简整编
经过两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学校的机构已经比较精干了，干部陆续调出，人员大为减少。到1943年1月，为了发展壮大文化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为使学校机构人员更为精干，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一分校文工团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组成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从此，曾为一分校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工团，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1943年3月8日，一一五师电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敌后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拟将抗大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16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第三支校改为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
1943年7至8月间，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率工作组全面检查学校工作。萧华主任在总结中肯定了一分校在敌后办校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后，组织机构和人员，又作了调整。校（团）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校长（团长）、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仍分别由周纯全、张雄、袁仲贤担任。教育长闫捷三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教育长由孙继先（原山纵二旅旅长）接任。第一、二、三营和上干队的编制未动，各营领导成员也基本未变，只有第三营营长姚世峰调上干队任队长，其营长职务由陈士法接任。1943年7月，校长周纯全奉命调山东滨海行署工作，9月，山东军区任命袁仲贤接替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梁必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为副团长兼教育长。张雄调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
1944年6月，一分校奉命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又有较大变动。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职务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其教育长职务由李梓斌接任，关静寰为副教育长。三个处的机构未动。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干队、城市青年队（为山东分局城工部代训）外，还编有四个队：第一、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文化队的学员，大部分是领导机关的公务员、勤务员，以及领导的警卫人员。这些同志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这次专门开办了文化队。
3．开展生产与助民劳动
学校在晋东南时期和到山东后的前两年，在开展生产和助民劳动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前者由于时间短，后者由于流动频繁，开展得都不很充分。1942年到达滨海区后，环境相对稳定一些，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即对农副业生产作出规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菜金、杂费自给。
学校的生产股和各基层单位的生产组，具体组织落实生产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除要求各伙食单位种菜、养猪以外，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海边运盐，办豆腐房、粮食加工厂、被服厂、服务社等。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水平，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培养和增强了劳动观念，使大家对毛主席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亲身感受。毛主席为解决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一分校从上到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农副业等各项生产活动，生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同时，一分校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建设。学校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和实行军民一致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大家认识部队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部队的建设与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1942年，学校驻莒县十字路一带。这里是老驻地，军民具有深厚的情谊。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学校召开军民座谈会肯定成绩，检讨工作。还以文工团为骨干，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歌舞队、京剧组等，春节一清早，各单位领导带队，到各村给军烈属和广大群众拜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晚间，各单位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热烈的“双拥”和军民共庆新春佳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过后，学校又大力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全校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天一亮就上地，摸黑才收工。尤其对军烈属，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包下来了。帮助驻地群众的日常劳动，如担水、扫地、修场院、清扫猪圈等，都有计划地安排专人负责，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有时学校转移了驻地，还在庄稼成熟时，派人回去帮助收割、打场。群众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把群众的事，时时挂在心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出公差，抬担架，支援军队多打胜仗。”
1942年5月，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作出关于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改善雇工待遇的决定，并指示抗大一分校抽调力量，组成精干的工作组，参加“双减”工作。学校受领任务后，以校文工团和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临沭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当地县区干部开展“双减”工作。
4．反“扫荡”中的南墙峪突围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扬言“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显然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上级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当时学校上干队、被服厂等300多人，在副校长袁仲贤带领下，为避开敌人锋芒，由滨海区转移到鲁中沂水县境内活动。没料到敌人扬言“扫荡”滨海是假，“扫荡”鲁中是真，使机关部队一时陷入被动地位。
10月26日，敌人集中万余兵力，从四面合击鲁中南墙峪地区。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机关，及时跳出了合击圈，而军区后勤部、鲁中第二军分区、常恩多部一一一师一部分，以及一分校部分人员却被合围在南墙峪周围狭隘的山沟里。随队行动的还有将要临产的几位女同志。
10月27日拂晓，敌人步步压缩合围圈，机关、部队退至沂蒙山高峰南墙峪山下。这时形势十分严峻，只有两个主峰在我军手中，主峰北面有常恩多部的一一一师特务营与敌激战，周围其余山头全部被敌人占领。空中有数架敌机轮番低空扫射轰炸，山头机枪火力交叉封锁射击。这时，上干队副队长徐奕贵、政治教员丁文（魏树谟），不幸中弹牺牲。在两个主峰之间的深沟内，人员、马匹拥挤在一起，处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领导积极稳定人员情绪，组织力量实施突围。
上干队的学员毕竟是经过战斗锻炼的，在危急关头显得镇定。他们有的掩埋文件，有的清理行装，准备同敌人拼死一战。
夜幕降临，敌人在山顶、沟口点起了篝火，并派出哨兵游动巡逻。狂妄的敌人以为“拉网合围”就要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发起总攻，搜山捉“俘虏”了。
副校长袁仲贤召集队干部和军事教员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他指出：“咱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再没有别的选择。从何处突围呢？从山口出去，有敌兵扼守，突围不会成功。有两位老农提供，南山半腰有条小道，老乡砍柴放羊走过，从那里突围，危险性固然存在，但不易被敌察觉，成功的可能性大。”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突围方案。
决心已定，大家分头迅速进行突围准备。具体组织工作由代理副队长韩斧负责。他是上干队军事教员，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他向大家介绍了敌情和突围的具体要求，然后把近40名带步枪的学员编成班排，担任突围的战斗掩护任务。代理支部书记司东初把伤员和孕妇组织起来，明确互助办法。夜幕降临，听到周围山凹里的枪声渐渐远去，判断是各单位已开始突围了。
晚10点左右，开始降雾，整个山区迷迷茫茫，恰似施放的烟幕。此时，韩斧向袁仲贤请示是否立即行动？袁仲贤果断地下达了突围命令。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带领侦察员和向导，从大家面前走过，他那坚毅的步伐和从容镇定的神态，增强了人们胜利突围的信心。紧随袁仲贤之后的，是韩斧带领的临时组成的掩护排，再后就是突围人员。人们紧张、快速、寂静地沿着羊肠小道向南插去。
队伍行进在两峰之间的凹部，这里敌人没有布置任何警戒。韩斧立即将掩护排布设在两边，其他同志紧跟向导快速前进。等大家过完后，掩护排立即撤离。终于未费一枪一弹，从敌人的间隙钻出来了。
突出合围圈后到哪里去，又是一个紧系安危的关键问题。由于夜雾，在图上难以辨出立足点及方位，根据向导提供的周围村庄的地形判断，再往南走便是通向沂水的公路。这时，黎明将至，如再继续前进，很容易暴露目标，那将前功尽弃。袁仲贤和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按照出其不意的原则，大胆选择了距公路约3里的一片马尾松山林，布设警戒，隐蔽休息。
中午，敌人合围部队开始撤离，一队队敌人在眼前的公路上通过，络绎不绝地撤回沂水县城。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合围的对象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领导正确果断的指挥，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充当向导，同志们安危与共，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是这次成功突围的主要经验。
整风与教育训练
1．开展整风运动
为在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2月的三年时间里，一分校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直把整风运动放在重要工作日程。这期间，学校领导对整风运动抓得很紧，并针对在职干部和学员的不同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在职干部中，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强调学好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整顿作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步进行对照检查，即在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在这两个环节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学习文件安排的时间不够充裕，对文化低、理解阅读能力弱的同志，没有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照检查中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的效果。对这些偏差，一经发现，都作了较为及时的纠正。例如，把文化低、理解能力弱的在职干部编到学员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同学员一起听整风文件的讲课；对乱戴帽子等现象，主要是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联系个人思想检查得入情入理的同志作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启发，从而使整风检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普遍反映检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心情比较舒畅。第三步是审干。由于前两步在进行中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审干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对教育训练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学员的整风教育，利用政治教育时间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没有放松。营、团上干队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减少了军事技术教育时间，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问题几项规定》精神，学校召开了民主检查报告会。会上，政委梁必业传达了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在军区直属队民主检查总结会上的讲话。罗荣桓的讲话，对山东党政军开展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及今后的工作任务。接着，梁必业作了本校的民主检查总结，他说，三年来的整风学习，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的最实际的教育，使全校师生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改进领导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他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2．第二次党代会与第六期开学
1942年4月初，第五期最后一批——第三大队的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学校政委李培南在向毕业学员讲话时，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精神，强调指出要切实掌握调查研究武器，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所学知识搞好整风学习。
1942年6月1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上届党代会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与会代表审查通过了李培南的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和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书记为李培南。
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罗荣桓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学校认真学习罗荣桓的讲话，根据教学力量，决定在办好校内训练的同时，抽出力量走出校门开办各类训练班，以加快干部的培养。
第六期教学时间最长，经过一年半的军政训练和整风学习，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萧华为该期毕业学员题词：“打通思想，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高技能，准备反攻。”
3．走出校门，到部队办训练班
1942年以后，伪顽力量逐渐有所削弱，与日军直接交战增多，鉴于我军兵器、火力较弱，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要求进一步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以便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夺取胜利。据此，学校不仅在学员中开展了刺杀训练，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多期刺杀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刺杀教员。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千方百计制作了几十套刺杀训练护具。有了护具，学员苦练近似实战的对刺，提高了刺杀训练的战斗性。刺杀教员郑绍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茂德是原东北军军官，受过刺杀专业训练，还有一位是参加过反战同盟的日军军官。他们技艺精湛，要求严格，教学得法，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1943年以后，学校还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开办刺杀训练班。刺杀训练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近战的士气和白刃格斗的能力，在战斗中，特别是对日军作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除抓刺杀外，还加强了爆破、近迫作业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近战能力。
此时，我军从敌伪顽手中缴获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逐渐增多。但由于部队指战员对这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不够熟悉，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这些武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器，调到学校训练有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强兵器性能和射击技能的训练外，还多次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训练重点是故障排除和射击技能。当时我军弹药不足，不掌握一般故障排除和“点射”技术，不仅浪费子弹，而且很难发挥武器的战斗性能。经过培训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但节约了子弹，而且提高了射击命中率，特别受到部队的欢迎。徐行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于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对提高部队射击技术起到了一定作用。罗荣桓接见了徐行、赵志坚，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一分校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作贡献的鼓励和表彰。
4．开展军事体育比赛，掀起练兵热潮
1943年7月7日，全校举行军事体育比赛大会。项目有单杠、木马、越障碍和刺杀，各项都评出前三名。炮兵连当时获单杠、木马连队比赛第一名。这些比赛项目使用的器材，都是教员和学员用木头、土坯、石头、泥土、旧棉花等代用品制作的。条件虽差，练兵热情却很高，技术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学校的炮兵连是以红一方面军炮兵连为基础组建的连队，是技术性较强的基层单位。军区和校（团）领导都很重视炮兵技术，经常给连队以具体指导。学校政委张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鼓励干部战士学好炮兵技术，准备大反攻。营、连干部，团结一致，组织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政治指导员赵培桐，把“九二”步兵炮的零件，绘成立体图形。既方便学习，又保护了武器，受到大家的欢迎。红军名炮手、连长李玉章和战士们称赞说：“这是一个创造。”炮兵战士的体力最为重要，尤其在山地作战，骡马行动不便的时候，要靠人力把炮抬上去。装炮弹也要靠臂力。为此，炮兵连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在石沟崖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后来许多人担任了我军炮兵的重要职务，为发展、壮大人民炮兵作出了一定贡献。
5．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1943年冬至翌年春，学校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等论述，政委梁必业就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去实践。他组织大家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
为了改进政治工作，学校很注意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2月，政委梁必业率学员一、二队副政指廖习仗和赵广恩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听取了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政委黎玉的《会议总结报告》和主任萧华的《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仅向全校干部进行了传达，还结合学校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把部队经验贯穿到教学中去。2月5日，又派政指赵培桐等人参加了滨海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主任刘兴元主持，政委唐亮作报告。吴岱在会上作了政工经验介绍。
为倡导尊老敬贤风尚，1944年春节期间，学校给50岁以上的老同志祝寿。这些同志多数是长期分散搞生产或做炊事工作的老红军。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政委梁必业热情致词，颂扬老同志的业绩，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渡渤海，挺进鸭绿江
1．第七期开学和开办城市青年队
1944年6月15日，第七期开学，学员共654名。该期经过一年多的军政训练，于1945年5月上旬在鲁中帅巨浦汀一带毕业离校。第七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受领了开办城市青年队的任务。
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战争形势的发展，把搞好和加强城市工作的任务提到了重要日程。这年8月，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一期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对象的审查、选调和毕业分配，一分校负责教育训练工作。
这期城市青年队的学员，是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学生最多。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高中，少数为大学；年龄18岁左右的占绝大多数，男生多于女生。学员在学习期间都改名换姓，不准谈真实姓名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彼此只谈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是当时工作环境的要求。城工部事先向学员进行了教育，学员对此既无怨言，也不感到意外。
青年队的学员，由敌人统治下的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充满革命生气。他们热情高，学习认真，文化生活开展得活跃。主要课程是学习党的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期间，教员和队干部的热情关心，耐心教育，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与抗大一分校的其他教育融为一体，取得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效果，给这些城市青年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青年队毕业后，由分局城工部接回分配工作。
2．第八期开学和北渡渤海归建总校
1944年7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在8月份召开全区英模代表大会。学校根据通知精神，民主推选宋锡纯、杜乎斋、赵立苍、郭绍仪为教育英雄，余兴华、张尊吾为文化学习模范，郭树科、徐国栋为工作模范，司东初为一等工作模范。8月13日，山东军区英模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宋锡纯、赵立苍、郭绍仪、郭树科和徐国栋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受到军区首长的亲切接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鼓舞下，山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不失时机地奋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一分校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根据党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4月2日，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期开学典礼，学员名额扩大了一倍，达到1200多名。这是一分校七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开学典礼。大家心情兴奋，典礼热烈隆重。曾国华、梁必业在会上讲话，要求学员为迎接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开学典礼后立即对学员进行编队。
9月3日，传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欢喜若狂。全校在费县召开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学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其余干部、学员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代主任徐洪才率领于近期开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
政委梁必业、团长曾国华分别于9、10月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机帆船和木船，在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湾。8日，全校人员安全抵达庄河。14日到安东（今丹东）。在这里全校人员听取了东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作的《关于东北及东满形势报告》，使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基本的了解。同志们兴奋地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打到鸭绿江边，实现了驱除日寇于国土之东的愿望。”接着由安东出发，途经沈阳、抚顺，最后抵达吉林通化。此间，部分人员调至军、兵种部队工作，部分人员参加了地方政权建设。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一分校立即归属总校建制，并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不久，学校转移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由山东带来的第八期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工作。至此，一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摘自《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编委会编写的“历史概述”）
1．主要战斗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敌我斗争尖锐紧张，战斗激烈频繁，学校全体同志“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经受着新的斗争考验。学校采取了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的措施，学员大队在战时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职能。这种编组更便于实施灵活指挥，遂行战斗任务。
学校到山东后，训练对象是部队基层军政干部。这些学员多数参加过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为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他们分编在第三和第五大队，这两个大队，成了作战的主力。
1940年3月16日，学校参加了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当时，沂水、莒县、铜井、朱位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进犯沂蒙根据地，沿途横冲直撞，到处抢劫，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抵孙祖附近，遭山纵第二支队的痛击。学校奉命配合作战，当即派出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翼侧截击敌人。敌为逃脱被歼命运，多次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逃窜，均被击退。这次作战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在祝捷大会上，校文工团演出了赶排的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台恐日症》。广大军民无不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1940年6月中旬，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学校奉命进行铜井战斗。校长周纯全动员时指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会后发扬军事民主，让学员摆情况，出主意，提方案。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精心拟制了作战方案：以第三大队部分兵力佯攻沂水以西之敌，阻其增援；以第三、第五大队主力攻击铜井，同时以少数兵力袭击周围其它据点，迷惑敌人。战斗发起后，机智地进入铜井，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成为向“七一”召开的学校首次党代会献礼的“珍品”。展出时，引人注目，对全校同志鼓舞很大。
1940年6月，山东党政领导决定组织发动反顽战役，消灭根据地内之伪顽势力。学校刚从外线回到根据地，驻在沂南垛庄。这里许多村寨为地方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黄沙会盘踞，他们自称国军，与日伪勾结，残害抗日军民，经常制造磨擦，阻挠抗日。上级命令一分校担负垛庄一带的反顽战斗任务。
学校受领战斗任务后，对伪顽情况作了周密地侦察分析，认为小股者居多，而侍郎宅之敌起着“蛇头”作用，一旦斩断，其他敌人，将会土崩瓦解。侍郎宅是个比较坚固的土围子，仅凭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攻克的。学校领导，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出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炸毁寨墙。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会同攻坚部队经过秘密的掘进，用棺木装满炸药，乘夜幕通过地道送入寨墙底部。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把寨墙炸出10多米长的豁口。攻击分队迅速突进寨内，很快消灭了顽敌。战斗中，学校三大队二中队长安心铭不幸牺牲。此处敌人被消灭后，如前所料，经过10多天的战斗，周围小股伪顽全部被歼。此役之后，沂水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学校也有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
2．在沂蒙山区与敌周旋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加强对沦陷区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
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部队要熟悉地形，要求在经常活动的60里以内地区不用向导；各部队要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学校的任务是在东西蒙山一带活动，坚持内线斗争配合外线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为统一这一地区的指挥，蒙山警备区与抗大一分校由周纯全指挥，一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任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武装部长朱则民兼政委。
学校受领任务后，迅速向全校师生进行了动员，并从组织上物资上作了认真的准备。在动员中，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讲明了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大家既要防止麻痹轻敌，又要防止惊慌失措；要做好在分散、独立活动时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以学员队为基础，把学校大部分机关人员编进去统一行动，以利于机动和战斗；对学校、大队及其主要领导规定了代号，以便于保密；全校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和快速行军的应急训练。
10月中旬以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沂水等县城的敌人，不断增加兵力。加紧派车派夫，各种迹象表明“扫荡”即将开始。学校决定抓紧进行后勤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抢时间，把备好的棉衣面料与棉花，分发给师生自己缝制。规定行军负重限额，每人不得超过5斤。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埋藏了多余的和不便携带的东西，如粮食、工厂设备等。骡马、自行车交给可靠的群众代管。不宜埋藏的面粉抓紧食用。10月，经常吃面食，有时一天吃两顿饺子。同学们风趣地说：“鬼子帮了忙，让我们改善伙食，到战场上干定得用子弹、手榴弹，好好‘感谢’。”
经过紧张地准备之后，校部及二、三、五大队从11月1日起，先后离开驻地进入中、西、东蒙山。4日，日军开始“扫荡”。这次“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手段也是极其野蛮残忍的。敌人采取“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跳出东蒙山南部后，活动于芦山至蒙山北部一带，日军跟踪而至，五大队乘敌之隙，夜间穿过封锁线，跳到泰莱根据地，又从沂水北部到蒙阴北部，再到泰南及新泰。这时期都是黄昏转移，半夜宿营，派出警戒，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同时加强侦察，多方侦探敌情，防止遭敌合围。一般在一个地方住一天就走，分散行动，短小精干，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到活动规律和驻地。经过20多天的周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十室九空，断垣残壁，到处都有被敌人杀害的群众尸体。敌人的滔天暴行，激起了师生的无比愤怒与仇恨。
在“合围”与反合围的斗争中，学校二、三大队始终在中、西蒙山坚持内线斗争。二大队活动在中蒙山的洋山、玉皇顶、望海楼一带，依靠群众，机动游击，同敌伪的清剿、蚕食作斗争。此间，敌人曾合击该地区，二大队领导认真研究敌情，机智行动，使敌人扑了空。三大队在西蒙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先后在猪尾巴沟和紫荆关、东峪与敌交锋。12月，曾主动出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是月末，拔掉了敌人按在西蒙山南北通道上的前程子据点。
3．大青山突围
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径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东南部彩云山一带。学校决定二大队由中蒙山移驻东蒙山，三大队、五大队原地休整待命。
11月39日拂晓，情况发生突然变化，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形成大规模合围大青山地区的态势。学校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这时，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单位的1000多人向大青山迎面而来，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闫捷三等领导研究决定；学校必须迅即组织力量，扼守要点，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审慎分析了敌情，西南方向敌军战斗力弱，易于对付，决定向西蒙山突围。
校长周纯全担负起统一指挥的重任。这位久经沙场、有处置危急情况经历的战将，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立即命令第五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得力中队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第三中队，分别抢占梧桐沟北和大顶山北山口高地，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周纯全命令闫捷三负责组织突围。在此成败关键时刻，闫捷三勇敢地承担起杀出重围的重担。他身先士卒率领学校警卫连和山纵特务连，向西蒙山方向冲去。勇士们边冲边向敌人射击，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掩护着突围人员迅速通过。
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些同志不幸中弹倒下，队伍中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以及搀扶伤员向前疾进的场面。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急促猛烈的排枪、手榴弹声，从两侧高地响起。这是第五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的战友，向敌人实施的主动冲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围。与此同时，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在闫捷三的指挥下，回身向两侧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终于使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大青山突围是成功的，但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五大队第二、三中队的两个区队几乎全部阵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第二中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副队长汤世惠等16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警卫分队和机关突围人员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在突围后的当晚，校长周纯全派出军事教员郝云虹等，找山东分局领导汇报情况。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村庄，郝云虹向山东分局朱瑞、黎玉等领导汇报了大青山突围战斗的经过。几位领导边听边看铺在炕桌上的军用地图，并不时提出询问。听完汇报，黎玉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一仗发生得太突然了，伤亡也太大了。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处都缺干部，一分校牺牲了那么多连排干部学员，实在令人痛心。你们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冲杀出来的，这就是胜利。没有拼死的搏斗，要从敌人围歼圈里冲杀出来是不可能的。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抗战史上一次空前壮烈的战斗！抗大一分校立下了有独特意义的战功。”朱瑞接着说：“正是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才换来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学校全体人员的转危为安，胜利脱险。我们认为一分校领导遇变不惊，勇挑重担，决心正确，指挥果断，以局部牺牲换取了全局胜利，为山东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学习。”朱瑞与几位领导短暂交换意见后说：“我们虽然很快要发起战役反攻，但沂蒙山区还可能出现反复争夺，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应尽快转移到滨海区根据地，以抓紧干部的培训工作。”之后，学校便向滨海区转移。
校卫生所的200余名伤病员，在敌人的两次合围中，安全无恙，被人们称为奇迹。卫生所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指挥得当外，是和亲密无间的群众关系分不开的。鱼水般的群众关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显示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威力。
精简整编与南墙峪突围
1．第一次精简整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1942年年初，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学校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学校的第一次精简，组织机构变动不大，对原来的三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四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一大队政委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这次精兵简政还根据中央军委2月发出的《关于交流干部的建议》精神，调出数百名干部，分配到山东分局、各部队和战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这一措施，加强了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作和锻炼干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分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是在1942年的8月份。8月初，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将训练部原属的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只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学校的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政委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部长袁也烈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教导二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1943年，学校大队机构缩编为营。这次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由上级统一分配工作，和部队干部进行了交流。
2．继续精简整编
经过两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学校的机构已经比较精干了，干部陆续调出，人员大为减少。到1943年1月，为了发展壮大文化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为使学校机构人员更为精干，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一分校文工团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组成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从此，曾为一分校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工团，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1943年3月8日，一一五师电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敌后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拟将抗大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16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第三支校改为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
1943年7至8月间，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率工作组全面检查学校工作。萧华主任在总结中肯定了一分校在敌后办校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后，组织机构和人员，又作了调整。校（团）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校长（团长）、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仍分别由周纯全、张雄、袁仲贤担任。教育长闫捷三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教育长由孙继先（原山纵二旅旅长）接任。第一、二、三营和上干队的编制未动，各营领导成员也基本未变，只有第三营营长姚世峰调上干队任队长，其营长职务由陈士法接任。1943年7月，校长周纯全奉命调山东滨海行署工作，9月，山东军区任命袁仲贤接替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梁必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为副团长兼教育长。张雄调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
1944年6月，一分校奉命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又有较大变动。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职务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其教育长职务由李梓斌接任，关静寰为副教育长。三个处的机构未动。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干队、城市青年队（为山东分局城工部代训）外，还编有四个队：第一、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文化队的学员，大部分是领导机关的公务员、勤务员，以及领导的警卫人员。这些同志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这次专门开办了文化队。
3．开展生产与助民劳动
学校在晋东南时期和到山东后的前两年，在开展生产和助民劳动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前者由于时间短，后者由于流动频繁，开展得都不很充分。1942年到达滨海区后，环境相对稳定一些，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即对农副业生产作出规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菜金、杂费自给。
学校的生产股和各基层单位的生产组，具体组织落实生产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除要求各伙食单位种菜、养猪以外，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海边运盐，办豆腐房、粮食加工厂、被服厂、服务社等。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水平，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培养和增强了劳动观念，使大家对毛主席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亲身感受。毛主席为解决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一分校从上到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农副业等各项生产活动，生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同时，一分校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建设。学校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和实行军民一致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大家认识部队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部队的建设与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1942年，学校驻莒县十字路一带。这里是老驻地，军民具有深厚的情谊。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学校召开军民座谈会肯定成绩，检讨工作。还以文工团为骨干，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歌舞队、京剧组等，春节一清早，各单位领导带队，到各村给军烈属和广大群众拜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晚间，各单位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热烈的“双拥”和军民共庆新春佳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过后，学校又大力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全校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天一亮就上地，摸黑才收工。尤其对军烈属，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包下来了。帮助驻地群众的日常劳动，如担水、扫地、修场院、清扫猪圈等，都有计划地安排专人负责，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有时学校转移了驻地，还在庄稼成熟时，派人回去帮助收割、打场。群众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把群众的事，时时挂在心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出公差，抬担架，支援军队多打胜仗。”
1942年5月，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作出关于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改善雇工待遇的决定，并指示抗大一分校抽调力量，组成精干的工作组，参加“双减”工作。学校受领任务后，以校文工团和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临沭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当地县区干部开展“双减”工作。
4．反“扫荡”中的南墙峪突围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扬言“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显然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上级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当时学校上干队、被服厂等300多人，在副校长袁仲贤带领下，为避开敌人锋芒，由滨海区转移到鲁中沂水县境内活动。没料到敌人扬言“扫荡”滨海是假，“扫荡”鲁中是真，使机关部队一时陷入被动地位。
10月26日，敌人集中万余兵力，从四面合击鲁中南墙峪地区。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机关，及时跳出了合击圈，而军区后勤部、鲁中第二军分区、常恩多部一一一师一部分，以及一分校部分人员却被合围在南墙峪周围狭隘的山沟里。随队行动的还有将要临产的几位女同志。
10月27日拂晓，敌人步步压缩合围圈，机关、部队退至沂蒙山高峰南墙峪山下。这时形势十分严峻，只有两个主峰在我军手中，主峰北面有常恩多部的一一一师特务营与敌激战，周围其余山头全部被敌人占领。空中有数架敌机轮番低空扫射轰炸，山头机枪火力交叉封锁射击。这时，上干队副队长徐奕贵、政治教员丁文（魏树谟），不幸中弹牺牲。在两个主峰之间的深沟内，人员、马匹拥挤在一起，处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领导积极稳定人员情绪，组织力量实施突围。
上干队的学员毕竟是经过战斗锻炼的，在危急关头显得镇定。他们有的掩埋文件，有的清理行装，准备同敌人拼死一战。
夜幕降临，敌人在山顶、沟口点起了篝火，并派出哨兵游动巡逻。狂妄的敌人以为“拉网合围”就要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发起总攻，搜山捉“俘虏”了。
副校长袁仲贤召集队干部和军事教员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他指出：“咱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再没有别的选择。从何处突围呢？从山口出去，有敌兵扼守，突围不会成功。有两位老农提供，南山半腰有条小道，老乡砍柴放羊走过，从那里突围，危险性固然存在，但不易被敌察觉，成功的可能性大。”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突围方案。
决心已定，大家分头迅速进行突围准备。具体组织工作由代理副队长韩斧负责。他是上干队军事教员，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他向大家介绍了敌情和突围的具体要求，然后把近40名带步枪的学员编成班排，担任突围的战斗掩护任务。代理支部书记司东初把伤员和孕妇组织起来，明确互助办法。夜幕降临，听到周围山凹里的枪声渐渐远去，判断是各单位已开始突围了。
晚10点左右，开始降雾，整个山区迷迷茫茫，恰似施放的烟幕。此时，韩斧向袁仲贤请示是否立即行动？袁仲贤果断地下达了突围命令。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带领侦察员和向导，从大家面前走过，他那坚毅的步伐和从容镇定的神态，增强了人们胜利突围的信心。紧随袁仲贤之后的，是韩斧带领的临时组成的掩护排，再后就是突围人员。人们紧张、快速、寂静地沿着羊肠小道向南插去。
队伍行进在两峰之间的凹部，这里敌人没有布置任何警戒。韩斧立即将掩护排布设在两边，其他同志紧跟向导快速前进。等大家过完后，掩护排立即撤离。终于未费一枪一弹，从敌人的间隙钻出来了。
突出合围圈后到哪里去，又是一个紧系安危的关键问题。由于夜雾，在图上难以辨出立足点及方位，根据向导提供的周围村庄的地形判断，再往南走便是通向沂水的公路。这时，黎明将至，如再继续前进，很容易暴露目标，那将前功尽弃。袁仲贤和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按照出其不意的原则，大胆选择了距公路约3里的一片马尾松山林，布设警戒，隐蔽休息。
中午，敌人合围部队开始撤离，一队队敌人在眼前的公路上通过，络绎不绝地撤回沂水县城。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合围的对象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领导正确果断的指挥，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充当向导，同志们安危与共，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是这次成功突围的主要经验。
整风与教育训练
1．开展整风运动
为在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2月的三年时间里，一分校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直把整风运动放在重要工作日程。这期间，学校领导对整风运动抓得很紧，并针对在职干部和学员的不同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在职干部中，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强调学好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整顿作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步进行对照检查，即在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在这两个环节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学习文件安排的时间不够充裕，对文化低、理解阅读能力弱的同志，没有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照检查中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的效果。对这些偏差，一经发现，都作了较为及时的纠正。例如，把文化低、理解能力弱的在职干部编到学员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同学员一起听整风文件的讲课；对乱戴帽子等现象，主要是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联系个人思想检查得入情入理的同志作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启发，从而使整风检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普遍反映检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心情比较舒畅。第三步是审干。由于前两步在进行中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审干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对教育训练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学员的整风教育，利用政治教育时间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没有放松。营、团上干队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减少了军事技术教育时间，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问题几项规定》精神，学校召开了民主检查报告会。会上，政委梁必业传达了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在军区直属队民主检查总结会上的讲话。罗荣桓的讲话，对山东党政军开展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及今后的工作任务。接着，梁必业作了本校的民主检查总结，他说，三年来的整风学习，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的最实际的教育，使全校师生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改进领导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他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2．第二次党代会与第六期开学
1942年4月初，第五期最后一批——第三大队的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学校政委李培南在向毕业学员讲话时，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精神，强调指出要切实掌握调查研究武器，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所学知识搞好整风学习。
1942年6月1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上届党代会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与会代表审查通过了李培南的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和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书记为李培南。
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罗荣桓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学校认真学习罗荣桓的讲话，根据教学力量，决定在办好校内训练的同时，抽出力量走出校门开办各类训练班，以加快干部的培养。
第六期教学时间最长，经过一年半的军政训练和整风学习，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萧华为该期毕业学员题词：“打通思想，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高技能，准备反攻。”
3．走出校门，到部队办训练班
1942年以后，伪顽力量逐渐有所削弱，与日军直接交战增多，鉴于我军兵器、火力较弱，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要求进一步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以便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夺取胜利。据此，学校不仅在学员中开展了刺杀训练，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多期刺杀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刺杀教员。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千方百计制作了几十套刺杀训练护具。有了护具，学员苦练近似实战的对刺，提高了刺杀训练的战斗性。刺杀教员郑绍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茂德是原东北军军官，受过刺杀专业训练，还有一位是参加过反战同盟的日军军官。他们技艺精湛，要求严格，教学得法，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1943年以后，学校还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开办刺杀训练班。刺杀训练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近战的士气和白刃格斗的能力，在战斗中，特别是对日军作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除抓刺杀外，还加强了爆破、近迫作业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近战能力。
此时，我军从敌伪顽手中缴获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逐渐增多。但由于部队指战员对这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不够熟悉，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这些武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器，调到学校训练有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强兵器性能和射击技能的训练外，还多次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训练重点是故障排除和射击技能。当时我军弹药不足，不掌握一般故障排除和“点射”技术，不仅浪费子弹，而且很难发挥武器的战斗性能。经过培训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但节约了子弹，而且提高了射击命中率，特别受到部队的欢迎。徐行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于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对提高部队射击技术起到了一定作用。罗荣桓接见了徐行、赵志坚，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一分校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作贡献的鼓励和表彰。
4．开展军事体育比赛，掀起练兵热潮
1943年7月7日，全校举行军事体育比赛大会。项目有单杠、木马、越障碍和刺杀，各项都评出前三名。炮兵连当时获单杠、木马连队比赛第一名。这些比赛项目使用的器材，都是教员和学员用木头、土坯、石头、泥土、旧棉花等代用品制作的。条件虽差，练兵热情却很高，技术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学校的炮兵连是以红一方面军炮兵连为基础组建的连队，是技术性较强的基层单位。军区和校（团）领导都很重视炮兵技术，经常给连队以具体指导。学校政委张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鼓励干部战士学好炮兵技术，准备大反攻。营、连干部，团结一致，组织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政治指导员赵培桐，把“九二”步兵炮的零件，绘成立体图形。既方便学习，又保护了武器，受到大家的欢迎。红军名炮手、连长李玉章和战士们称赞说：“这是一个创造。”炮兵战士的体力最为重要，尤其在山地作战，骡马行动不便的时候，要靠人力把炮抬上去。装炮弹也要靠臂力。为此，炮兵连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在石沟崖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后来许多人担任了我军炮兵的重要职务，为发展、壮大人民炮兵作出了一定贡献。
5．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1943年冬至翌年春，学校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等论述，政委梁必业就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去实践。他组织大家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
为了改进政治工作，学校很注意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2月，政委梁必业率学员一、二队副政指廖习仗和赵广恩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听取了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政委黎玉的《会议总结报告》和主任萧华的《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仅向全校干部进行了传达，还结合学校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把部队经验贯穿到教学中去。2月5日，又派政指赵培桐等人参加了滨海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主任刘兴元主持，政委唐亮作报告。吴岱在会上作了政工经验介绍。
为倡导尊老敬贤风尚，1944年春节期间，学校给50岁以上的老同志祝寿。这些同志多数是长期分散搞生产或做炊事工作的老红军。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政委梁必业热情致词，颂扬老同志的业绩，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渡渤海，挺进鸭绿江
1．第七期开学和开办城市青年队
1944年6月15日，第七期开学，学员共654名。该期经过一年多的军政训练，于1945年5月上旬在鲁中帅巨浦汀一带毕业离校。第七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受领了开办城市青年队的任务。
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战争形势的发展，把搞好和加强城市工作的任务提到了重要日程。这年8月，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一期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对象的审查、选调和毕业分配，一分校负责教育训练工作。
这期城市青年队的学员，是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学生最多。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高中，少数为大学；年龄18岁左右的占绝大多数，男生多于女生。学员在学习期间都改名换姓，不准谈真实姓名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彼此只谈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是当时工作环境的要求。城工部事先向学员进行了教育，学员对此既无怨言，也不感到意外。
青年队的学员，由敌人统治下的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充满革命生气。他们热情高，学习认真，文化生活开展得活跃。主要课程是学习党的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期间，教员和队干部的热情关心，耐心教育，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与抗大一分校的其他教育融为一体，取得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效果，给这些城市青年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青年队毕业后，由分局城工部接回分配工作。
2．第八期开学和北渡渤海归建总校
1944年7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在8月份召开全区英模代表大会。学校根据通知精神，民主推选宋锡纯、杜乎斋、赵立苍、郭绍仪为教育英雄，余兴华、张尊吾为文化学习模范，郭树科、徐国栋为工作模范，司东初为一等工作模范。8月13日，山东军区英模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宋锡纯、赵立苍、郭绍仪、郭树科和徐国栋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受到军区首长的亲切接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鼓舞下，山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不失时机地奋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一分校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根据党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4月2日，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期开学典礼，学员名额扩大了一倍，达到1200多名。这是一分校七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开学典礼。大家心情兴奋，典礼热烈隆重。曾国华、梁必业在会上讲话，要求学员为迎接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开学典礼后立即对学员进行编队。
9月3日，传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欢喜若狂。全校在费县召开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学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其余干部、学员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代主任徐洪才率领于近期开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
政委梁必业、团长曾国华分别于9、10月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机帆船和木船，在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湾。8日，全校人员安全抵达庄河。14日到安东（今丹东）。在这里全校人员听取了东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作的《关于东北及东满形势报告》，使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基本的了解。同志们兴奋地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打到鸭绿江边，实现了驱除日寇于国土之东的愿望。”接着由安东出发，途经沈阳、抚顺，最后抵达吉林通化。此间，部分人员调至军、兵种部队工作，部分人员参加了地方政权建设。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一分校立即归属总校建制，并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不久，学校转移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由山东带来的第八期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工作。至此，一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摘自《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编委会编写的“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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