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胶东公学,是革命干部的摇篮。来自敌占区、边沿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青少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种种阻力,汇集到这座学校里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进行文化培训,使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境内由于地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群众革命觉悟比较高,这所艰难而顽强的流动式学校在境内活动的时间最长,先后多次在20多个村庄驻扎过,他们艰苦而正规的教学生活,热火朝天的抗战宣传活动,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都在群众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胶东公学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朝气蓬勃、团结奋斗,不断克服困难,改善办学条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抗战建国大业,培养了大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革命干部。上千名学生从这里走上了抗日前线,他们大都分配到抗日政府、部队和民运机关工作,很快发展成为党政军中的骨干和领导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胶东公学也是境内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艰难而顽强的流动式学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10月,日军铁蹄踏入山东,国民党军队一败如水,山东政权土崩瓦解。中等学校纷纷停办或按省教育厅指令南迁,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山东教育从此陷入停顿和空荒。
1938年4月,胶东特委在境内马石店村召开会议,决定仿照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办胶东公学,以培养大批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需要的人才。是年8月,直接隶属中共胶东特委(12月改称中共胶东区委)的胶东公学在原黄县中学旧址成立,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黄县县长曹漫之兼首任校长,赵野民任副校长。学校第一期招生250人,设社会、师范、普通三科,在课程配置上,彻底摒弃了抗战前的旧式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由于战局紧张,为了坚持持久抗战,1939年2月,胶东公学奉命与胶东抗日军政干校合并,直至1940年12月才重新正式恢复胶东公学的教学工作,初期只招了130人左右,编为两个队(两个班)。
1941年8月,胶东军民取得反击国民党投降派斗争的胜利,栖霞县的牙山和牟海县的马石山一带成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胶东公学奉命从掖县东迁。师生们在地方武装护送下,穿过日伪军多重封锁线,于9月初迁移到牟海县的凤凰崖和西涝口两村,全校师生参加了胶东党政军机关和当地广大群众在凤凰崖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大会。12月,胶东公学在这两村一带招生。由于抗日根据地群众觉悟高,招生对象多,学生达到300多人。学校规模扩大了,设师范科两个班(分甲乙班),普通科两个班,职业科一个班。同时还设一个研究班,招收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学习后,担任中等学校的教师,当时招收五六人。
1942年,是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寇频繁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衅侵扰。胶东公学为了反“扫荡”而经常不断转移,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位于群山怀抱之中、群众觉悟高的凤凰崖、西涝口、炉上、青山村一带是驻扎时间比较长的地方。
由于是战争年代,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情是需提高警惕,时刻提防日伪军的袭扰,所以学校经常转移也是家常便饭。虽然多次转移都是有惊无险,但还是有流血牺牲的事情发生。如1942年胶东公学部分学生在境内转移时就发生了“七八血案”。
那年6月中旬,胶东公学师生500余人在校长赵野民的带领下,转移到境内的马石店、青山、北果子等村庄。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周年纪念日,那时候,这是敌后抗日军民的一个大节日,通常是跟“七一”党的生日一块过。当日晚饭后,学校到马石店村与当地群众联合举行了“七一”和“七七”纪念大会。当会后的文艺演出即将结束时,接到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紧急通知:距此七八十里外的水道据点的300多日伪军正在出动,直向胶东公学长途奔袭而来。行署命令学校立即向东北方向的垛山一带转移。全校立即紧急集合,在一片黑暗中,赵野民校长做了简短的情况报告后宣布:在大队先行前进的同时,由十五六名同学加护理等其他人员组成的24人小队伍,以较慢的速度随后跟进。
凌晨4时许,胶东公学大队沿着指定的路线,从马石店出发,经崖子村西沙河向北面的垛山进发。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当他们穿过崖子村西沙河时,还不知道日军的骑兵已到达崖子村村东,离前来奔袭的敌人不过两三里路之远,等于在敌人的鼻子下边擦肩而过。但是滞后跟进的小队伍,在大队完成转移后的约半小时,天还在蒙蒙亮的时候,在转山头村东头与奔袭的敌人迎头相遇了。日、伪军遂向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和毫无思想准备的师生开枪射击,当场牺牲10人,伤4人(其中3人因伤重不治牺牲),带路的老乡宫润九也遭枪杀。这是胶东公学历史上受到的又一次惨重损失。
1942年底开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扩大阶段。胶东地区的抗日战争形势逐渐好转,东海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特别是牟海县已全境解放,境内已无日伪军力量存在。1943年1月起,胶东公学从文登、荣成地区(1942年冬季,日军对胶东进行的大“扫荡”,胶东公学奉命转移到文登县、荣成县交界地区,师生疏散在老百姓家里。)先后迁到境内东南沿海峒岭、徐家、宫家一带安营扎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稳定的教学工作,学校增设高中班,全校师生达到600多人,设有十几个班级,进行了较为正规的教学工作。这是胶东公学的一个全盛时期。洋水、院后、斜山、珠塂、上庄、靠山、宫家庄、南黄、大陶家、八甲、辛家口、南口、石灰刘家等村庄都住过胶东公学的学生,分散食宿,集中上课。胶东行署、胶东文协以至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的视察组经常在胶东公学驻地活动。刘居英、曹漫之等领导同志经常给师生作政治形势报告。文艺活动也相当频繁,气氛热烈非凡。此时期是胶东公学最盛时期,直至1944年的秋天学校西迁海阳、莱阳。
艰苦而正规的教学生活 胶东公学创办初期,由于条件艰苦,再加上恶劣的战争环境,学校学制分别为四个月、半年不等。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包括抗战教育、民运工作教育、劳动教育、政治时事教育)为中心,同时不放松文化教育。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转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学习环境逐渐稳定,在校学生逐年增多,即开始较为正规的教学工作。学习年限也就延长到一年到三年,开设了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的文化课程,师范班增设了教育课,但政治教育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教育联系实际,强调从抗战实践中受教育,从实际生活中受教育。胶东公学实行供给制,从入学开始,师生吃饭、穿衣均由学校统一供给。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三角菜金、三钱油、三钱盐,每月一元(女生二元)津贴费。单衣每年每人一套,棉衣好几年发一套。因为行军多,每三个月发一双鞋,半年发一条白毛巾。
因时值战争年代,胶东公学历经的磨难令人难以想象。当时的环境、条件极端恶劣,生活学习极其艰苦。学生流动性很大,人数时多时少,转移频繁,学习也时断时续。1942年学校在境内的时候,校址不固定,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住宿,集中上课。各班级教室因地制宜,冬季在村里祠堂和闲房上课,地下铺麦秸,席地而坐。春夏秋在树林里、打谷场上上课。没有桌凳,坐在背包上,以膝为桌。一块可拆卸组合的黑板、几支粉笔就是全部的教学设备。但学生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学知识干革命其乐无穷,表现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43年春至1944年秋,学校的近千名师生分驻在境内东南沿海的十几个村庄里。那时,既无校舍、教具,又无现成的课本。上课、开会,除向驻村和房东借用少量民房和桌凳外,经常以河滩、林间、场院为课堂、会场,以背包、石块为座椅,以双膝为课桌,吃饭要靠学生搬运粮食、推磨、做饭。课余时间,师生要抢时间挖洞备战,帮房东干活,作群众工作,还自己动手修建操场、开荒种地。
学校在驻峒岭一带时期,教学环境比较稳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完备。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军体、音乐、美术等课,师范班增设教育学。但是仍然没有现成的课本,教材的来源只有依靠教师、学生想尽各种办法去搜集。有的回家把战前中学时期学过的数、理、化和语文、史地等课本找来,有的到敌占区托亲靠友搜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种课本,从中选出有益的内容改编成教材。在做民运工作时,偶尔也能从群众家中发现几本不完整的初、高中课本。经过师生们东找西借、到处搜罗后,各课教师和教务处就自选自编教材,然后交给出版队刻蜡纸油印、装订成册。有时因时间来不及,只好印一册,发一份,现印、现发、现教的现象是常有的。当时的物质条件差,蜡纸、油墨、纸张都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油墨、纸张颜色不一样,搞到什么样的,就用什么样的,所以印出来的讲义,字迹有时模糊不清,上课前,老师和学生要先校对讲义。尽管学习条件这样差,同学们拿到讲义,如获珍宝,谨慎地把它折迭好,日积月累,便可装订成一本厚厚的红、绿、黄、蓝,五彩缤纷的教科书。同学们从中获得了各种知识,增长了才干,大家都叫它是“百宝囊”。没有学习用纸,就到处搜寻旧线装书,把书页拆开翻过来装订成本。
那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也不多,同学们的课外读物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进步书刊,如苏联的《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母亲》和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要看的人太多,不得不把它拆开分成若干本,同学们交换着阅读。
学校采取分班上课与集中上大课相结合、听课与讨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切实让学生学的扎实,理解的深刻。为了保证完成课时,学校是见缝插针,教师挤时间教学。在经常转移中,每到一地,立即连夜上课;在大生产时,将黑板抬到地头,休息时各班集中在田头上课,确保了每门课程课时的足额。在学习同时,胶东公学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如篮球比赛、黑板报墙报、文学创作、文艺演出、手抄文艺刊物等,五一劳动节的文娱比赛、五四青年节的体育比赛更是热闹非常。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乳山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