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写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还要写普通人物！（来源/学习时报）

    龚育之同志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他似乎没有走远。每每翻开他留下的著作，都会感到他在同我们谈党史，谈理论，谈治学，娓娓道来，丝丝入扣，那么熨贴，那么睿智，那么引人深思。我有幸曾几次近距离地接触他，有他寄我的书和信，有我们一起的合影，常常唤起我对他的回忆。

    2004年4月，我去昆明出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的换届暨学术研讨会，开会期间，见到了龚育之同志，此前听说他患脑梗塞住了院，一直为他担心。这次见到，感到他身体稍显孱弱，拄着手杖，但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和悦，还应邀与我们合影留念。开幕式上，他代表中共党史学会表示祝贺并讲了对党史人物传编写的意见，还特别申明，讲话的第二部分，“代表我自己，是个人随感式的发言”。可这个“随感式”的发言，让我们从事党史人物编写工作多年的同志，感到思路豁然开阔，解决了我们经常讨论或争论的一些问题。
他讲了党史人物的研究与写作传记的意义，说：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
    他还针对为党史人物立传的规格问题讲了意见，说：古史的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列传是将相的传记、大官的传记、名人的传记。大与不大，名与不名，这标准、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经过什么程序。我们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了。但我们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见报，什么人不见报，什么人详细报道，什么人简略报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规格。不过，“这规格对于修党史，写党史人物传，顶多可供参考。如果就按这个规格来定名单，写党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什么眼光和史识了。”
我们当时正在进行《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个五十卷的编写并开始讨论第三个五十卷的入传人物名单，有人主张划个杠杠，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界人物应为正部级，军事将领应为1955年授衔的中将级以上，等等。这时听龚育之同志讲到立传规格问题，都听得很仔细。
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所以我主张，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的十二个分篇（领袖篇、先驱篇、英烈篇、模范篇、军事篇、民运篇、隐蔽战线篇、政治经济建设篇、科教篇、文化篇、统一战线篇、国际友人篇），就展现了宽选的方针。我认为还可以再放宽。
    一是要将经济建设人物方面放宽。 道理很简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数字，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但总不能见数不见人吧；写了许多事迹。但总不能见事不见人吧。 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建设、经济建设，无论从规模上，从水平上，从成就上，都是那四个人（他先回忆毛泽东主席说过，讲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钢铁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所代表的事业根本不可比拟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不能够从中写出四个、十四个、四十个中国共产党搞现代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来吗？关于两弹一星元勋的宣传，关于神舟五号人物的宣传，比较引人注意，党史人物研究要从这个起点上前进。
    他在讲了二是将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宽的意见之后，着重讲了三是政治人物也要放宽。他提出：“犯过错误、有过争议的人物写不写？重要的、影响大的还是要写。他如果在历史上有地位，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由此就联想到胡耀邦。不是要把胡耀邦同陈独秀相提并论。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就胡来说胡，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还有，为英烈写传，要不要也为被错杀的、冤死的中共党员写传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杀而冤死的写不写呢？《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写到了张志新被错杀，这有胆识有气魄，我很赞成。立传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同志。
    除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这些党史人物外，比较不容易的是怎样写普通人物。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他在讲话最后强调，“我主张写党史人物眼界要宽，但也不能宽得没有边。”他特别指出近年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的党史出版物为出了钱的“问题人物”立传而被其利用，他喟然慨叹：“党史人物编纂，谁交钱谁就能列名，此风若渐，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这次讲话，让我们不仅感到龚育之同志史学功力的深厚，更感到他心胸的宽广，心中装着那么多不同战线、不同成就、不同际遇的党史人物，特别是他独立思考的思想力量，坦然豁达的人格魅力。
    这是我同龚育之同志最后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这之后的三年，我无法想象，他是怎样以拄着手杖的孱弱之躯，又写出《党史札记二集》后半部和《党史札记末编》那几十万的宝贵文字。
    真是高山仰止。
    以此文，纪念龚育之同志诞辰80周年。

按：本文愿题目《“龚育之：写党史，除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还要写普通人物！”》原载《学习时报》，龚育之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组长，作者吴殿尧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