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的秘密材料为接管上海立了大功

“京（南京）沪调查提纲”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捷报频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以下简称华东社会部)已把两淮地区和江南的沪宁一带的敌情调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翌年1月中旬，淮海战役甫告结束，中共中央社会部即指示华东社会部，要求为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的调查、材料工作，并附发了“京(指南京)沪调查提纲”。
　　2月，华东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情报、材料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14日，杨帆一行离开山东青州的华东社会部驻地，经济南、徐州等地于下旬抵达苏北淮阴。杨帆参加了中共华中工委所属的江南工委的领导工作。在部署和开展对江南的情报工作的同时，责成由华东社会部一室三科(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江南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部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由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丁予任南京组组长；韩祥林任特字组组长。
　　材料工作一开始就遇到很多困难。三科虽然掌握了一些有关江南的材料，但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许多情况已经时过境迁，变化很大，作为接管江南时的参考，就显得不足。其次是人力有限，华东社会部原有从事材料工作的干部不过二、三十人，再分成为三个摊子，就更显得捉襟见肘。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是必须抢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拿出材料来，否则，就成了明日黄花，功亏一篑。因为当时苏北的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长江北岸，到底哪天挥师渡江，谁也且难以预测。但是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解放江南，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一工作的紧迫性，是十分突出的。
　　在杨帆一行抵达淮阴时，中共上海市委设在华中的“工委”也已成立了一个调研科，集中了一些在上海已经暴露而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员，着手搜集和整理有关上海的材料。杨帆到苏北以后，迅速与上海市委驻华中工委的领导取得联系，商定把工委的调研科同志和所掌握的材料，集中到华东社会部三科的上海组，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样，在人力上就得到了加强，上海组的人员达40人。同时各自占有的材料，也能统一使用，便于对照查考，避免了重复劳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功效。原来上海组的干部，除个别同志外，都是从上海参军入伍的，再加上上海地下党员，对上海的情况都比较熟悉。这可说是上海组的一项优势了。
　　上海来的地下党员，有的还带来了他们自己所熟知的情况，这些“回忆材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分工，上海组的全体同志，又分成政治、经济等几个组，在每个组内，又分了几个专门问题，责成几个同志负责。如有些同志负责国民党政府系统的；有些负责军警系统的；有些专门搞工业、交通的；有些搞金融方面的等等。原始资料是整理编写接管材料的基础。华东社会部将济南战役中和济南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平、津、沪等地的图书、报刊等公开出版物，通过秘密情报渠道所获得的材料，刚解放的南通国民党县政府、文化馆、南通学院、图书馆等处搜集到的有关资料，都集中到淮阴。特别是上海地下党提供了许多情报资料，包括公开出版的上海电话簿、各种年鉴，以及获悉的有关消息，时间近，内容新，更符合实际情况．如原来只掌握俞叔平是上海的警察局长，后来由于地下党提供了关于1949年3月毛森接任警察局长的消息，成立不久的上海组就及时地在警察局长俞叔平的名字下，加上“最近闻已调毛森继任”一语。

30册 百万余字
　　杨帆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不仅要求尽快完成，还强调力求完整、全面、准确。钟望阳也提出了在编写上要做到“不加主观评论，还他本来面目”的要求。具体做法是先把所有材料大体上分成类别，分别交给有关同志阅编，各人在阅读材料时，发现涉及其他方面的资料，主动互相交流。编写出来的材料，先经组长初审，再经钟望阳复审，最后由杨帆逐篇审定。
　　由于国民党飞机还在不时扰袭淮阴，为了防止空袭，杨帆、钟望阳和材料组的全体同志都远离城区，在郊外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几个村子里的农民家里住宿和工作，全组同志，每天工作至少是14小时，到了将近午夜时间才“收工”。这时大家肚子里已空空如也，不仅没有什么“夜餐”，甚至洗脚也只有冷水了。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什么“业余时间”，“一早起来就干，天一黑就埋头于油灯下苦干，有时还不得不挤出一二个小时，讨论和解决一些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除了生活上的艰苦，工作条件也较差，用的纸张，有的还是“有光纸”，墨水是用颜料自己泡制的“土墨水”。尽管如此艰苦，大家一想到“大上海”即将回到人民的怀抱，情绪高涨，决心为解放、接管上海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赶在渡江战役之前，不仅把共计30册、百余万字的上海材料编写出来，而且还铅印成册，内部出版。出版工作同样也是非常紧张的，领导上派出干部携带原稿，分赴济南、徐州、淮阴等地，在当地有关领导的支持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包括南京：杭州等地的全部材料，赶印成册。这套由华东社会部组织编写的材料，封面署名“江南问题研究会”编。材料印成后，就先在青州发了一部分，其余带到丹阳分发，发给接管上海各个系统的接管专员、部队军以上的领导干部。
　　内容全面详尽
　　这30本上海调查材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季宗仁、宋予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都有具体的记载。如《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中，就包括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吴淞要塞司令部、京沪卫戍总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军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办事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讯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如各检查组、站、纠察大队等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各军事系统的工厂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有的还注明其住宅地址、电话)、编制人数、装备等等，一应俱全，都作了颇详细的介绍。并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直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一清二楚。’在《伪中央各院部会驻沪机关》、《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3册中，从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地政8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经历以及政治背景，都一一作了简介。在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中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局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还附有其简历及政治背景。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城市，因此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大量材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金融业方面，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及农商银行；证券交易所及票据交换所等；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等。在证券交易所的专册中，不仅有该所的历史沿革、数以百计的经纪人姓名、地址、电话，而且还有在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等。
　　除了工厂企业外，另外还有一册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中历次分配给在沪的国民党和上海各单位的办公和居住用房(包括接收后多次标卖的敌伪房产)全部资料。各官僚资本工业单位以及邮电、海陆空交通和市内交通单位、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公司，都出了专册，作详尽的介绍。
　　其他如上海各种宗教团体、工商业团体，各种社团、医院等，有的虽不属于接管对象，但都各出专册。外事方面有联合国驻沪机构、上海各国领事馆、驻沪美军以及外侨的材料，内容也都颇为详尽。

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
　　这些材料发到各接管专员手里，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好评。尽管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国民党在败退前实施“应变”措施，有的实际情况与材料有些出入，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各系统接管专员和接管组，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接管。再加上各系统地下党员的配合，整个接管工作顺利顺当，有的材料在接管中起了明显的作用。
　　材料中有一册搜集有从蒋介石起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和上海的要员住址(有的还有电话号码)。其中有“总统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上海寓所，接管后分配给市军管会秘书长周林居住。周迁去时，见到有一大批俞济时来不及销毁或携走的公文，即通知杨帆派员前去验收。公安局将其取回后，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有保密局、内调局、内政部警察总署、国防部二厅、交警总队等各个特务组织关于“应变”措施给蒋介石的报告。特别是保密局的材料，最为具体详尽，而且其内容不限于上海一地。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一意外收获时，立即呈报中央有关领导机关。这时敌特机关虽然都已纷纷撤离上海，但对人民公安机关掌握敌情，仍是一批难得的、极为重要的敌情材料。
　　陈毅最初在丹阳看到这些材料后，相当满意。一天他见到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时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个大功”。在上海解放35周年时，周林、王尧山、范征夫等当年参加过接管工作的领导人都在纪念文章中提及此事。周林在文章中说：“这批材料，提供了上海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王尧山撰文中说：“在青州时，华东局就把这些材料刊印成册，使组织的配备与材料的准备相结合，做到心中有数。”范征夫在文章中也谈到当他在丹阳看到这些材料后，就感到“使大家对接管的单位的主要人员、组织机构、内部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增加了顺利开展接管工作的信心。”这批材料不仅来之不易，编印也很及时，对上海解放时的接管工作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对一些从未到过上海的接管人员来说，更加感到它在接管工作中很有用处。一位参加上海粮食系统接管的同志，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我们从农村来，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参加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老同志，很多人长期在苏、鲁、皖工作，上海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大城市”，有了国民党警察局的材料，人手一册，心中就有了底。再加上战斗在警察局内的近500名上海地下党员的配合，不仅在短短一星期中，初步完成了接管任务，同时也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
　　参加过这批材料编写、印刷工作的同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正如陈毅所说是有功的。但是这些材料的来源，不少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发动和组织全体党员，有计划地进行社会调查取得的，以及许多从事情报工作的干部所提供的。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才收集到有关国民党的许多资料、情报，同样又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输送到解放区，这是形成这些材料最根本的条件，否则，仅仅在一个多月中完成是完全不可能的。
　　（作者:上海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 选稿:贾彦 摘自《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编辑组编。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