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南北的东江纵队女卫生战士（上篇）
集合在抗日红旗下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广东，国民党腐败军队仓惶溃逃，仅十余天，东江下游各县和广州地区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人民群众陷入苦难的深渊。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由曾生同志率领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为新编大队)和由王作尧同志率领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后改称为二大队)，迎着抗战烽火诞生了。广大爱国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从内地、从香港、从南洋接踵来到惠东宝，参加抗日队伍，献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这批青年当中，有十多个女同志，在新编大队的是周昆、招丽真、梁帼莲、韦毽珍、叶萍、邝爱莲，蔡冰如、容敬玉、张淑文、江群好、谢秀远等，在第二大队的是张惠文、杨元有、叶妙有、林杰、陈怡、王雅宜等，最先担任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从此，她们成了东江纵队卫生战线的骨干。
我游击队成立之初，高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主动出击，伏击日本侵略军，扼守东江河，收复淡水、沙鱼涌、葵涌等圩镇，摧毁敌伪政权，严惩汉奸败类。我们的初胜振奋了东江人民，也震惊了蓄意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驻惠州市的国比党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主任香翰屏，策划种种阴谋，企图消灭我游击队。一九四O年三月九日，部队被迫撤离惠东宝根据地，向海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很大。我们的女卫生战士第一次经受了艰苦的行军作战的考验。战斗中，有的同志牺牲流血，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多数同志被打散了。这一年九月，曾生、王作尧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带领东移后保存下来的一百余名游击队员，返回惠东宝前线，被打散的女卫生战士陆续回到了战斗岗位。这时部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正确方针，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为适应斗争的需要，部队充实了医疗卫生队伍，原先做其他工作的李玉珍、易焕兰、莫福娣、莫银裳、莫就兴等女同志被分配当了卫生员。江枫(男)、徐绮云、欧坚、欧风、何景珣、余丽云、曾新英、叶婉娴、叶雁如、王月仙、张漪芝、周洁冰、周文等医务人员也陆续来到部队。当部队东移回来初期，医药最感缺乏的时候，女卫生员王雅宜回家将她姐姐开的诊所的全部医药和医疗器械，送给了三大队医务所。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党组织动员了在香港广华医院当护士生、具有爱国热忱的女青年冯慕贞、麦雅贞、江培茎、邝丽英、冯长风等，携带一批医药和医疗器械，参加了游击队。这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员，给部队卫生战线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时期，游击队在宝安的岗头仔、沙梨园、自石龙，东莞的甕窑、大石板，惠阳的竹坑、赤径、大鹏半岛等地，设立了医务所或医院。卫生战士们在设备简陋、医药奇缺、驻地分散、战斗频繁的条件下，积极地开展了医疗卫生工作，同时担负起宣传群众、建立民兵和妇女组织、为伤病员筹粮和送情报等多项任务。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奉党中央的命令，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这支东江人民的子弟兵，从无到有，经历五个年头艰难曲折的斗争，成长壮大起来了。几乎是清一色由女同志担任的卫生人员，发展到了三十多人。朱依群、张霏、吴影子(男)等同志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医务工作。当时各大队医务所或医院的负责人是；第二大队邝爱莲，第三大队韦世珍，惠阳大队陈湘子，宝安大队梁帼莲、叶婉娴，护航大队叶萍，港九大队麦雅贞。一九四四年后，我东江纵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力量迅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成立了九个支队的番号，每个支队都设有卫生机构。这期间，一批在兴宁等地医务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如男同志邓天帆、刘纪三、金帆、林毅和女同志方演、李任坚、金玄、肖萧、肖滔等，还有在东莞石滩镇开业的医生马烈(男)和阮群治，都加入了部队的卫生战线。这些同志在我地下党的影响和教育下，曾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有一定的医疗技术水平，是抗日队伍急需的宝贵专业人材。此后，部队医疗卫生水平相应有了提高，原来分散、简陋的医疗机构逐步健全起来。一九四五年二月，东江纵队司令部迁到罗浮山，五月创办了部队第一所能接收一百多伤病员的医院。江枫同志担任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医院配有实践经验的中西医医生，以及一定数量的护理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为了提高部队卫生人员的业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卫生队伍，纵队司令部派江枫、冯慕贞等同志负责，在惠阳的土洋、洋坑、王母等地举办三期卫生员训练班，每期学员三十多人，时间两三个月；以后又在罗浮山，由江枫、周昆、陈曙光等同志负责，举办一期卫生员训练班，学员四十多人。训练班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常见病如疟疾，感冒、肠胃病、夜盲等的预防和治疗，重点是战场救护、外伤处理和连队卫生管理。教员大多是有专业知识的医生、护士，学员是各支队和各大队送来的，几乎都是参军不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青年。教学方法注重联系实际，上课与实习相结合。教员经常带着学员下病房，一边护理伤病员，一边传授打针、服药，处理伤口等常识和技术。学员学习情绪高涨，刻苦钻研业务，结业后多数分配到连队当卫生员。在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下，还有不少女卫生员没有机会进训练班学习，她们在实践中学会一点卫生工作的本领，便勇敢地挑起救死扶伤的责任。部队领导也想方设法提高她们的业务能力，支队长彭沃同志红军时代当过医官，他在指挥作战的空隙，就亲自给卫生员上过业务课。
到了抗日战争前夕，集合在东江纵队抗日红旗下的女卫生战士，已从最初韧十多人发展到了二百多人。这些被游击队员所爱戴的白衣战士，年龄最大的二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十三四岁。她们之中，有的是历尽辛酸的女工童工，有的是被旧社会压在最底层的童养媳和婢女，有的是冲破封建枷锁投笔从戎的学生妹，有的是飘洋过海回到祖国怀抱的华、侨女，有的还是抛弃富裕家庭、瞒着父母跑来参加革命的姑娘。她们出身不同，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都抱着共同的革命目标——抗日救国，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在东江两岸，在广九沿线，在粤北山区，在大鹏湾、大亚湾之滨，工作，学习，战斗!她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经受了罕见的艰难困苦和严酷的战争考验，大多数成长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少巾帼英雄在战场上，在敌人屠刀下，英勇牺牲，慷慨就义。她们的鲜血洒在广东的山山水水，她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广东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坎里。
在艰难岁月里
东江纵队长期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部队缺少稳定的医疗后方，医疗卫生工作困难重重，医务人员常年累月都在艰难中苦斗。因为没有后方医院，部队打到哪里，医务人员就带着伤病员跟到哪里。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的柴房、茅屋或破祠堂、庙宇，凡能遮风挡雨的地方，把它打扫干净，铺上门板、稻草，就成了病房。更多的时候是，部队在一个地方打完仗，立即转移走了，留下不能走动的伤病员，由医务人员带领，到深山老林找个山洞、炭窑或者搭个茅寮，隐蔽起来治伤治病。有时把伤病员分散隐蔽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医务人员天天爬山越岭、走村串户去送医送药。就算办起医臌务所或医院，收治重伤重病的同志，也很少有固定的地点。为了躲避敌人的包围袭击，医务所在一处住上两三晚，就得用担架抬着伤病员东移西转。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药品十分紧缺。医务人员帆布药箱里装的药物，通常只有几支止血针和止痛针，几个急救包和一点棉花敷料，一个注射器，少量的碘酒、酒精、红汞、灰锰氧和常用药如建连丸、A P C，外加一个洗伤口用的口盅。医疗器械更少得可怜，常常用瓦罐代替消毒锅，削尖竹片代替探针或镊子，甚至不得不用碎布消毒后代替棉花敷料。这样的医疗条件，遇到破伤风患者，医务人员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淌泪看着伤员死去。
面对着重重困难，我们的女卫生战士没有被吓倒。她们在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下，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阶级兄弟一颗火热的心，又通过大胆的实践和摸索，使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战胜困难中步步发展。
部队各级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医疗卫生工作，经常对医务人员讲解抗日战争的形势，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表彰卫生战线的模范人物，鼓励大家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每当医务所转移或隐蔽，领导同志总要反复交代当地党组织、人民武装和交通人员，尽力保护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协助医务所解决给养，医药等困难。为了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有的医务所配了一名政治服务员，如平海医务所的袁靖，铁岗医务所的陈笑影，白石龙医务所的郭云翔等女同志，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在连队，卫生工作由政治指导员领导。
战士们很爱护和尊重卫生员，热情支持卫生员的工作。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连队经常在野外露营，生活又艰苦，营养又不足，战士们容易生病。卫生员除了经常进行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还作出有关个人卫生和预防疾病的各项规定，都得到战士们的积极配合。许多战士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卫生员上山采集草药。所有这一切，鼓舞了卫生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为了克服缺少医药的困难，医务人员突出地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最常用的棉花、纱布、绷带太少，她们就把用过的收集起来，不管它沾脓带血腥臭不堪，洗涤干净、煮沸消毒后再用。她们爱惜医疗器材如珍宝，一个注射针头，用钝了磨尖再用，舍不得丢弃。在西药奇缺的情况下，医务人员每到一个地方，就上门访问民间医生，采集土方偏方，用中草药来治疗各种常见病。如凤尾草煎水治痢疾，鸡屎果叶炒米煎水治腹泻，苦楝叶煎水治烂脚，眉豆煲蒜头治脚气，猪肝拌锅底灰治夜盲症，崩大碗、田冠草煮水作清凉饮料，等等，都收到一定的疗效。医务人员还在吸取民间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些治病治伤的好办法。例如，治贯通枪伤和粉碎性骨折，用一种自制的药膏敷在伤口，过不多久，嵌在伤员体内的弹片、碎骨就被吸出来。一九四一年，东莞大队指导员韩藻光同志在战斗中肱骨被打断，伤势很重。医务所长周昆走访民间，用捣烂生鸡肉加五加皮配六十度米酒调和，敷伤口一昼夜，起到了恢复肌体活动能力的作用。中队指导员徐慧常同志在肖边战斗中被敌人放火烧伤，面部，腹部烧伤面积很大，头发、眉毛全烧光。医务人员用生油浸纱布和凡士林纱布一起给他敷伤口，加上细心照料，使创问一直没有感染而迅速治好。中队指导员陈一民同志颈部负伤，神经受损，也是采取“中西结合”的方法，即内服中药松筋藤，外敷消毒凡士林纱布，效果很好。一九四三年，三大队队部张继同志在自制炸药时，不慎被炸药炸伤面部、胸部和手脚，高烧昏迷。卫生员韦世珍用煮沸消毒的石灰水给他敷伤处降温，减轻了伤员的痛苦。战士张煜华脑部负伤，身体半边瘫痪，动弹不得，半边兴奋，乱抓乱动，病情十分严重。当时敌人频频出动扫荡，医务人员把他隐蔽在树林里，几昼夜寸步不离地悉心治疗，使他脱离了危险。在一次反扫荡中，小游击队员温仔被日本鬼子抓去。凶残的鬼子兵扒光他的衣服，捆住他的手脚，放到火堆上烤，直烤得皮焦肉烂，又把他扔进池塘里浸泡，最后将他丢弃山坑。当温仔挣扎着爬回部队时，已奄奄一息，身上伤口化脓生蛆。医务人员每天用灰锰氧水给他洗伤口，塗上从民间学来的中草药膏，并精心护理，终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过来。在如此困难的医疗条件下，创造出如此奇迹般的医疗成绩，我们的女医务人员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
在战争年代，遇到一些单用中草药无法治愈的伤病，或行者当时的医疗技术无法解决的危重伤病员，医务人员就依靠党组织的支持和群众的掩护，到敌占区或香港购买一些急需的药品，或者把伤病员千方百计地送到敌占城镇的医院或香港的医院去医疗。一九四三年，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同志战斗中肩部受重伤，非动手术不可。根据上级指示，女医生麦雅贞化装成贵妇，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本鬼子关卡，把刘培同志送到香港华人办的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一九四五年二月，战斗在东莞水乡的大队政委何清同志，亲自带着女卫生员孔毓冰等来到敌伪重兵盘据的东莞城，进入德国传教士办的普济医院，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的斗争，争取到该院德国人院长何济民的同情，先后为我游击队收治伤病员四十多人。
香港沦陷后，我抗日游击队排除万难，从日寇铁蹄下抢救出重要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我们的女医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著名人士看病治病，煎药送汤，在生活上倍加照顾。当日伪军扫荡时，女医务人员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保护池们的安全。这些都受到他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四年，我游击队在港九和大亚湾营救了被日寇击落的盟国飞行员克尔中尉等数人。女医务人员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医药条件上的困难，热情地为他们治伤、护理。克尔中尉等被我护送到大后方后，多次来信表示感谢。
为伤病员献出一切
一切为了伤病员!我们的女卫生战士从背上药箱的第一天起，就把全部的阶级感情倾注到伤病员身上。为了减轻伤伤病员的痛苦，她们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嗽命，她们不惜献出自己的亲人，献出自己的热血和青春。
游击队在敌后作战，行动是神出鬼没的，越是伸手不见五指和风雨交加的黑夜，越是部队隐蔽行军的好时机。女卫生员经常带着伤病员，在这样的黑夜里跟随部队爬山越岭、涉水过河。她们自己背着背包、药箱、米袋，又总是争着替伤病员扛枪枝、背米袋。为了避免伤病员掉队，卫生员在前头探路，牵着伤病员跋涉行进。有时伤病员太疲劳了，边走边合上眼皮打盹，脚步一乱掉下山沟水坑，把卫生员和别的同志一起拽倒。卫生员带患夜盲症的战士行军，更不知要跌多少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经过一夜行军，天亮了，患夜盲症的战士睁开眼睛能看见东西了，可他们看到的女卫生员满身泥污，衣衫扯破，脸上、手上挂着血迹。这些在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坚强战士，这时也感动得掉下了热泪。我们的卫生员却顾不上洗去身上的泥土，就到各班检查病号，替战士挑脚泡，给带轻伤的同志换药。战士们休息了，卫生员就去煎药、做病号饭，为伤病员洗衣服，或者上山采药。遇到紧急情况，卫生员往往来不及躺下合上一眼，又带着伤病员重新上路了。有的医务所设在大鹏湾、大亚湾的海边，医务人员经常驾着小帆船，顶狂风战恶浪，运送伤病员和粮食、药品，被颠簸得连胃液都吐了出来。
当医务人员带着伤病员在深山密林隐蔽治疗的时候，总要和饥寒交迫的困境作顽强的斗争。因为粮食的来源经常断绝。医务所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开饭时，医务人员就相约吃得很慢很慢把仅有的一点食物让伤病员先吃。伤病员问：“卫生员，你们为什么吃得这么慢呀?”卫生员就回答：“我们女同志胃口小，吃得少嘛。”伤病员不相信，第二天要求分饭吃，一人一口盅。这时卫生员又把自己口盅里的饭拨出一半给伤病员。她们看到伤病员一个个面黄饥瘦，哪里吃得下呀!有时粮食吃光了，卫生人员就去摘山果、采野菜、挖竹笋、捞坑螺，给伤病员充饥。要是能捡到野鸡蛋，捉到田鸡、乌龟、鱼虾，给伤病员增加点营养，卫生人员更高兴得不得了。夜里，伤病员感到凉了，疟疾病人发冷了，生人员马上把自己的毯子、被单、衣服盖在伤病员身上。然后几个女同志卷缩一团，互相挨着取暖，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寒夜。
当伤病员的生命处于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女卫生人员总是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一九四三年夏天，发生过这样感人肺腑的事迹：排长黄秀同志在龙岗圩同日本鬼子战斗中腹部受重伤，肠子流了出来。女卫生员易焕兰冒着弹雨冲上前去抢救，包扎后立即把他背下战场，躲进山边一座炭窑里。这时部队已经撤走了。晚上，黄秀伤势恶化，小便排不出来，膀胱肿胀，痛苦异常，几次休克过去。易焕兰知道，伤员的尿液排不出，就会中毒死亡。怎么办?药箱里没有导尿器，作膀胱按摩又没有效果。为了挽救阶级兄弟的生命，这个年轻的姑娘毫不犹豫地伏下身去，用嘴直接吸吮伤员的尿液，吸了一阵，淤塞在膀胱里的尿水终于被一口一口吸了出来，黄秀同志得救了。他苏醒后叫了声“兰姐呀兰姐......”，便感动得泣不成声。易焕兰同志的模范事迹，受到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一九四五年初，在一次粉碎日伪扫荡的战斗中，在宝安石坳医院，女卫生员徐绮云临产前几分钟，仍强忍着婴儿躁动母腹的阵痛，沉着地为伤员换药治疗，直到站立不起来，她才急忙爬到隔壁一间破柴房分娩。刚一进门，婴儿就呱呱坠地了。这时，敌人逼近伤员隐蔽点，徐绮云又忍痛把刚出世的孩子留在柴房，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带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一次，日寇向我游击区自石龙一带进犯。女卫生员张惠文奉命去乌石岩深山的医务所，组织伤病员疏散隐蔽。她背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婴儿，从清早上山到天黑下山，心中只挂着伤病员的安全，为他们奔波忙碌，完全忘却了背上的孩子。待到把伤病员安顿好了，她坐下来休息，发现奶水渗透了衣襟，这才想起孩子早晨曾发烧啼哭，一整天没有吃过奶。她赶忙解下背带想给孩子喂奶，可是病魔已经夺去孩予的生命，他全身僵硬，不能吸吮母亲的乳汁了。张惠文悄悄地掩埋了孩子的尸体，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还有几个女医务人员，如周昆、陈湘子、蔡冰如、叶萍、张淑文、蔡明等同志，有的新婚数日，就接到爱人牺牲在战场上的沉痛消息，有的为了跟随部队行军作战，忍泪把亲生儿女送给群众抚养，不多久惨遭敌人杀害。战争夺去了她们的亲爱伴侣，敌人夺去了她们的亲生骨肉，但是没有动摇她们的革命意志，没有消磨她们为伤病员服务的一片热忱。她们把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亲人的痛切怀念，化成了对敌斗争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人民群众怀抱中
东江两岸的人民群众，和东江纵队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他们把游击队员看成自己的子弟兵，把女卫生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女儿。游击队每到一个地方，大伯大娘们总要拉住卫生员的手，“阿妹!妹仔!”地叫个不停。他们主动热情地腾出房子，送来粮食、蔬菜，帮助卫生员照顾伤病员。他们看到卫生员和伤病员一个个又黑又瘦，总是心痛地说：“阿妹好辛苦呀！”“妹仔好辛苦呀!”随后把家里不多的鸡蛋、黄豆拿来塞到卫生员手里，说是要给阿妹阿仔补养身体。卫生员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钱给他们，往往磨破嘴皮也无法使他们收下。在危急关头，许多群众不顾个人安危，给医务所报告敌情，主动当向导、抬担架，帮助医务人员隐蔽、转移伤病员。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游击队有的医务所就设在离敌伪据点很近的山坳丛林里，甚至能看到日本鬼子的了望哨。几十个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在敌人眼皮底隐藏了几个月，没有遭到一点损失，靠的全是人民群众这堵铜墙铁壁的掩护。东江根据地的一些群众，如宝安杨尾村的刘亚娘、杨嫂，东莞瓮窑村的张七稳、石鼓村的亚满嫂、二嫂，后街双岗村林炳开烈士的母亲，都舍生忘死支援过游击队，象父母亲一样爱护过伤病员。一九四四年八月，东纵二支队隐蔽在坪山竹坑的医务所遭到顽军的袭击。医务所负责人陈湘子同志立刻布置伤病员分散躲藏在群众家星。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女卫生员黄惠庭是本地人，她把十多名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有的躲进阁楼，有的藏在村外荔枝园。她所在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在国民党里做事。黄惠庭和她母亲瞒着村里人，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她们每天夜里给躲在阁楼的伤病员喂饭、敷药，天蒙蒙亮又假装去送肥、锄地，给藏在荔枝园的伤病员送饭送水。黄惠庭白天化装成农妇，四处寻找游击队联络点。就这样，十多个伤病员安全地度过了敌人的搜捕，最后顺利地返回部队。在大岭山区，有一个负伤的游击队员来不及去医务所，正碰到日伪军扫荡，一位老大娘把他接到家里，给他穿上女人衣服，包上头巾，假称是她的儿媳妇，瞒过了敌人的搜查。象这样的动人事例，在惠东宝地区是不胜枚举的。
人民群众支援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倍加爱护人民群众。我们的卫生战士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在甘蔗园里隐蔽，尽管蔗地很潮湿，也不去剥一片甘蔗叶垫地。医务所住在果园里，尽管熟透的荔枝、沙梨举目皆是，也没有人伸手摘一个。医务人员随时随地注意做群众工作，每到一个村子，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女卫生员还和妇女群众一起下地干活，一起上山打柴，一起烧水、做饭、喂猪、洗衣服，象亲母女、亲姐妹一样亲热。她们特别热情地为群众看病治病，受到群众的衷心欢迎。一九四三年夏，宝安县杨尾村霍乱流行，许多人被病魔吞噬了生命，有一家三口人两天内全部死亡，群众万分焦急。女卫生员江培荃等同志及时赶到，把患者隔离起来，积极治疗；同时广泛宣传卫生常识，破除迷信，发动群众用石灰水进行环境消毒，很快扑灭了疫情，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部队住在大船坑村附近，几天之内，村子里有一个男孩爬树掉下来昏迷过去，另一个男孩掉进水塘受淹休克。卫生员张惠文等同志闻讯后赶去救治，及时做人工呼吸，救活了两个小孩的生命。还有一次，部队住在横岗村，肯个男孩看水牛打架，不慎设牛角尖挑破了腹部，露出了肠子。卫生员邝爱莲赶紧给孩子缝合伤口，经过细心护理，不久得到痊愈。这几件爱民事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孩子的家长和亲属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给卫生队送来酒肉；有的把自家做的茶粿、糖糕硬塞到卫生员的衣袋里，表现了人民群众和游击队之间的鱼水深情。
枪林弹雨显英豪
在游击队同日伪顽军的多次作战巾，在一些医务所遭受敌人包围袭击的紧急情况下，我们的女卫生战士总是冒着枪林弹雨，不惜一切地抢救战友；并且常常拿起枪杆，与战士们并肩杀敌，成了无畏的战斗员，有的还当上了出色的指挥员。
这是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发生的事情。虎门太平外围土匪头目麦浩投敌，派兵突然包围了我隐蔽在离太平镇仅几里路的咸田医务所，几十名伤病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危急关头，医务所负责人周昆同志和伤员中的中队长沈鸿光同志一起，坚定沉着地指挥伤病员突围。先是向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晓以民族大义，与伪军周旋了大半天，同时做好夺枪突围的准备。经过顽强的斗争，伪军答应让路给我伤病员撤出咸田。
当夜幕降临时，周昆把伤员编成几个小组，转移到另一块咸田隐蔽。隆冬季节，天寒水冷，伤病员既没有饭吃，又没有草棚歇脚。为了摆脱伪军的包围和恶劣的环境，周昆和一位女炊事员在茫茫黑夜里，涉过一道道河涌，踏过一块块咸田，一边探听敌情，一边寻找部队。经过两天跋涉，终于和部队取得了联系，使全体伤病员安全脱险。一九四二年五月阳台山战斗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袭扰，我游击区日益缩小，第五大队卫生所长梁帼莲、政治指导员黄海平带领全所医务人员，在极其艰险的环境里，分散隐蔽好几十个伤病员，梁帼莲同志带一部分伤病员隐蔽在白芒花南头岗的山坑里。医务人员除护理伤病员外，还要担负筹款、借粮、警戒、侦察等任务。有一次，梁帼莲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出发侦察敌情，路上恰遇一股化装成游击队的伪军。梁帼莲等机警地同伪军搭讪，假说带他们去找游击队，但嫌他们带着枪行动不方便。伪军听了她们的话，乖乖地把枪解下来放在一边。梁帼莲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枪夺过来，子弹推上膛，枪口对准伪军，迫使他们投降，缴获了十几条枪。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游击队在宝安游松村同日寇作战，小队长张新同志受了重伤，卫生员叶蕴娴、韦世珍同志不顾敌人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轮流背着张新撤离战场，把他隐蔽在村外一个破炭窑里。以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韦世珍又精心护理伤员十多天，直到他的伤势好转才送回部队。一九四三年的白芒花战斗打响了，女卫生员江培荃同志冒着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带两个同志把受重伤的中队长韩捷同志抬下火线。回来后她才发现自己的背包被子弹打穿几个洞，一颗子弹头还嵌在背包里面。可是她当时只顾抢救伤员，根本没有觉察出来。一九四五年五月柏塘战斗中，有个战士腿部中弹负伤，鲜血淋漓，行走不得。女卫生员徐元红同志迅速为他包扎好。这时部队后撤，顽军反扑上来，情况危急，徐元红立即背起伤员往山下跑。一路上，敌人朝她开枪射击，子弹从她头顶飞过。她不顾一切，双手背紧伤员，弯腰涉过稻田、洼地，一下子双脚陷入水沟的烂泥，终于精疲力竭和伤员一起摔倒。伤员同志见她浑身泥浆，不忍让她再背，要她单独先走。徐元红宁死不肯丢弃一个伤员!她从泥沟里爬出来，又背起伤员，足足走了三华里，找到老百姓一间茅屋，才把伤员安顿好。也是在这一年的六月，我三支队和五支队在博罗公庄围歼国民党顽军。徐元红和王彩莲、王素珍三个卫生员，冲到战斗最激烈的山顶附近的坟地上救护伤员。在漆黑的夜空下，她们沉着而熟练地给伤员包扎止血，然后一个个背下山去。她们背着伤员在水田、泥沟里跑着、爬着，直背到隐蔽所，浑身上下已分不出血水和泥水了。一九四五年六月，在东莞塘尾村一次同敌伪战斗中，女卫生员邓英同志见到前沿有一名机枪手负伤倒在地上，她冲上去正准备把伤员背回来，突然有三个敌人端着刺刀扑上来，乱叫乱喊“抓活的!”邓英临危不惧，立刻操起伤员的机枪向敌人猛射，当即击毙一个敌人，另外两个敌人吓得掉头就跑。女卫生员袁品端、周嫦、邓女三同志在东莞簕棚围一次战斗中跟随部队后撤，因携带的药箱、担架床、背包等东西过重，行动不便而跟不上队伍。这时几个敌人追了上来。她们把自己用的东西一件件丢下，最后剩下一个药箱和一颗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幸亏夕阳西下，黄昏来临，敌人不敢再追。她们几个在附近农民的掩护下，安全返回部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我彭沃大队在莲花山同前来扫荡的日伪军展开激战。女卫生员李玉珍同志背着一个重伤员下山时，腿部中了两弹，她抢救战友心切，全不顾疼痛，继续向前猛跑。傍晚部队转移走了，李玉珍带着三个重伤员到大王岭的一个大山坑隐蔽。山路崎岖，走了一夜才找到一条山坑，可是山坡太陡，伤员下不去。李玉珍就双手抓住山坡的树枝和石壁，伸出没有受伤的右脚，让伤员贴着脚掌慢慢吊下。在坑里，李玉珍忍着伤痛，照看着三个重伤员。药品用光了，伤员伤口化脓，她用泉水给伤员洗净伤口，义拆下自己的衣服当绷带给伤员包扎。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正巧碰见前来寻找他们的地下党同志，李玉珍和伤员才脱离了险境。在一九四四年冬天龙岗低山的一次伏击战中，李玉珍跟着一个战斗班埋伏在甘蔗林里。敌人进入伏击圈了，部队瞬间就发起冲锋，恰恰这时班长疟疾发作，浑身颤抖。在这紧急时刻，李玉珍挺身而出，对班长说：“病号留下，枪交给我！”她拿起枪，挥手喊道：“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被她高昂的喊声所鼓舞，跃起冲击。激战中，机枪手受伤倒下了，李玉珍又迅速拿起战友的饥枪，向敌人射击。这一仗李玉珍打得很英勇。另一仗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部队攻打龙岗圩肖天来顽军。驻横岗、深圳的日本鬼子前求增援伪军，进到龙岗圩内与我攻击部队展开激战。李玉珍为了把鬼子增援的紧急情况送给在大井的支队指挥部，她果敢地冲出鬼子的包围圈。几个鬼子兵从后面追来，她边跑边抽出一枚手榴弹，跑到拐角处突然转身，把手榴弹向鬼子掷去，“轰隆”一声，鬼子兵倒地完蛋了。李玉珍一口气跑到大井，向支队部报告了敌情，部队迅速登山，使日寇合围我游击队的企图归于失败。这一仗，李玉珍同志机智勇敢，受到部队的嘉奖，并被提升为中队副，不久成为闻名东纵的女连长。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东江纵队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光荣册上，写着梁通、莫福娣、王丽、芦玉华、张漪芝、余丽云、陈笑影、叶丽珍、胡润清等女卫生战士的英名。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为东纵卫生战线的历史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女卫生员梁通同志，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挺身抢救战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举枪向敌人射击，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二支队谢阳光大队攻打东莞马嘶圩的日伪据点。战斗开始后，班长游成带领一个小分队冲杀进去，卫生员梁通跟着冲锋队伍前进。突然，敌人从一座阁楼上射出猛烈的火力，游成等同志中弹倒地。梁通正要冲上去抢救，几个战士拉住她说。“敌人火力太猛，冲上去太危险。”梁通两眼含泪说：“同志们流血牺牲，我是卫生员，死也要把他们救下来!”她猫腰跑到游成身旁，立即背起就往回跑。就在这时，敌人射来一阵机枪子弹，梁通的脚部、腹部多处中弹，同伤员一起倒下，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裳。但梁通没有死。为了战斗的胜利，她使出最后的气力，撑起上身，拿起游成身边一挺手提机枪，对准敌人阁楼的枪眼，“嗒!嗒!嗒l”喷射出一排复仇的子弹。敌人的机枪被打成哑巴了，我游击砂立即发起冲锋，杀进了村子，打垮了敌人。巾帼英雄梁通因流血过多而英勇牺牲了。
女卫生员莫福娣同志，横眉冷对敌人带血的屠刀，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呼口号，走上刑场。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国民党顽固派徐东来所部围攻我东宝抗日游击队。卫生员莫福娣在龙华深坑的山坑里掩护一部分伤病员，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位刚参军的女卫生员(至今仍不知姓名)。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利诱之下，莫福娣和她的战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残暴的敌人下令枪毙她们。临刑时，敌军如临人大敌，一大群士兵持枪押着被捆绑的莫福娣两人，在观澜圩游街，一路上，奠福娣挺起胸膛，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她呼一句，她的战友跟着呼一句。“反对内战！” “反对投 降！”“团结抗日，反对分裂!” “我们是抗日战士!”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悲壮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激动着趁圩群众的心弦，不少阿公阿婆低声啜泣为她们送别。敌兵企图阻止她们呼口号，用枪托猛击她们。但是敌人打得越凶残，她们高呼口号的声音越响亮，直走到晒布岭下英勇就义。烈士牺牲后，敌人下令不准收尸，企图以此恐吓群众。可是群众是吓不住的。两日后，在地下党的组织下，观澜圩附近白花洞等几个村子的群众，挥泪偷偷地掩埋了烈士的忠骨。
女卫生员王丽同志，在凶恶狡猾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一息尚存仍与敌人搏斗，为后人留下铮铮铁骨的英雄形象。那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我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医务所。卫生员王丽为掩护伤病员，来不及突围，被顽军捉住。敌人一个连长“审讯”王丽时，逼迫她供出游击队情况，还要她答应做他的小老婆。王丽抱定宁为玉碎的决心，怒斥敌人无耻。那家伙恼羞成怒，拔出驳壳枪放在桌上，以死相威吓。就在这一刹那间，王丽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抢过手枪，对准敌连长猛扣板机。可惜手枪予弹没有上膛，枪声未响。一群敌兵扑将过来，王丽拼命和他们扭打，最后手枪被敌兵夺走。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仍不停口地痛骂敌人。敌人无计可施，便下了毒手，把王丽吊死在鸟石岩村边一棵大榕树下。这个历尽人间苦难、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参加革命的泰国华侨工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在残酷的战争中，有的女卫生员不幸被俘入狱。她们把敌人的监狱当作另一个战场，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保持了冗产阶级革命者的气节。那是一九四O年三月，我游击队被迫东移海陆丰时，女卫生员周昆、邝爱莲、韦世珍三同志在行军途中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抓去，关进了惠州监狱。国民党当局耍尽花招，企图从她们口里捞到游击队的情况。每次过堂，我们的女卫生员都慷慨陈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抗日救国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害我们?”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阴谋。她们和其他难友一起，团结在狱中秘密的党组织的周围，始终保持革命的坚定信念，并且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不向国民党屈膝投降。监牢里九个月的时光，她们含泪送别六位战友走上刑场，咬牙战胜饥饿、寒冷、疾病的折磨，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她们立即回到部队，重返抗日前线。
(根据东纵女医务人员提供的材料，由黄创坤、何小林整理 一九八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