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推开记忆之门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组织单元、一个家族形成、发展、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历史，本应是生动的，因为它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写就。通过本文几位跨越时空的受访者讲述，我们发现口述历史在当下中国热度徒增的原因———一个个重温历史事件的个体，在跨越代际、倾听中产生的共情、反思，在亲身进行口述历史相关实践中产生的对于历史更加切身的感悟，也许就是口述史学区别于过去我们熟悉的抽离情境、高度概括的历史记录，以及它最大的价值与吸引力。
1记录“人”的历史，才是完整的
“最近发生的江西电厂坍塌事故，一个原因是缺乏加工过程设计。过去老一辈科学家很多都是‘电机＋物理’或‘数学＋物理’两个专业背景，这样的背景支持他们在考虑问题时能够反复画图推敲、反复论证，那时他们没有测试机会，要一次成功。”
11月29日上午，75岁的原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祖哲，坐在位于北京西二环外被一摞摞资料围绕、略显局促的家中客厅，对本报记者感慨道。
“媒体最近在讨论机器人能不能替代人。今天，当计算机对3岁小孩都不再是稀奇物，甚至人人都离不开它时，我倒是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当年人们为什么要发明计算机，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计算机，为什么计算机成为国之重器？”
此前一周，作为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年龄最大的论文提交者，徐祖哲讲了华罗庚倡导成立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组的故事。
退休后，徐祖哲花了十年时间，访问了200余位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科研工作者，以人物故事为讲述方式，写出了《溯源中国计算机》———第一部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立史的书。
“徐老，您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故事？听了您的介绍，真激动！好多事情原来老领导们都早有思考、有做法！”听过徐祖哲的一次报告后，工信部一位司长握着他的手感激又好奇地问道。
“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得太快，好多东西出现了断层，来不及总结和记录。我清晰地记得，一年元旦前刚参加完院里一个项目的总结会，元旦后院里就组织开始了新项目，大家重新分组，又开始投入新项目，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大家都没有精力去好好挖掘、归纳和总结。”
只有在回望、总结、梳理中，才能产生敬畏与行动的智慧，找到科学的前行路径。而徐祖哲悟到这一点，正是在与老一代科学家的对话、听他们讲自己在工作中的反思中触发的。
2013年，英国人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火遍全球，被称为是“未来社会的预测家”。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然而，在徐祖哲的寻史中，我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有了大数据运作项目的能力。在《溯源中国计算机》中，他写出了这段历史。
1972年，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妇产科学奠基人的林巧稚，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访美国、加拿大。访问中的所见所闻让她断定：计算机在我国医学界的应用是必然趋势，回国后她和时任肿瘤医院院长的吴桓兴、副院长李冰确定肿瘤科研应用计算机的课题，从1975年开始，先后采集到100万病人的病理信息，并于1978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中英文版），被国际同行评价为中国医学走在了世界医学的前列。
“你能想象中国发射东方红卫星时，是发动了60万民兵来护卫绵延2000公里、每隔50米就有一个的电线杆，来完成轨道回收数据吗？”
抽离了具体人物活动，加入了人思想与行为的历史，才能触发反思。最初，徐祖哲因为大学一位老师的嘱托，“要帮助我找到没拿到的那张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也就是如今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推动着他循着老师工作的轨迹，探寻老一代中国计算机科研工作者工作历程的寻史之旅。而寻史立传的冲动又让他一路向前。
“中国计算机之前没有‘史’，很多人都不在了，档案里也没有留，太可惜！昨天我还和第一个中国计算机研制小组中唯一健在的夏培肃先生通了电话。”徐祖哲说。
“一个个看似平凡的个体，是我们民族史、科学史的见证者。如果不记录个体在其中的努力，不管对于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民族，都是不完整的。”徐祖哲说这话时，手里还翻看着那本陪伴了他十年寻史足迹，大约两张A4见方大的大影集。十年间，他的工作就是让照片里这些人生动地存活在中国计算机发展历程中。
“科学工作者一般都不太爱讲自己的故事，一是顾虑多，二是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就带着这本大影集，看到里面的老熟人，得到信任后，他们会愿意说一些。”出了《溯源中国计算机》这本书，并不意味着徐祖哲的口述历史记史工作结束了，最近他又忙着在写水雷弹在中国的发展史。
“口述历史于我，就是将隐藏或失落的历史，从众多当事人的身边找到，拼接起来。”徐祖哲说。
2根须里生发的东西才最有力量
“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崇拜我父亲，因为他参加过很多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剿匪……一条胳膊负过三次伤，从小常听他讲有关战争的故事。但是当我做口述历史相关工作后的几年，委托同事去家里采访父亲时，他对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到去年他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家里每一个人他都不认识了。”
2002年，由于做《我的抗战》系列人物访谈，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口述历史，那时口述历史这个词在国内还不太被人知晓。
“我们当年采访的老人很多都不在了。有些是上周刚确定了采访，这周再打电话过去，家人说，老人已经不在了，就这么快。但是他们经历的很多故事、与这个国家怎么来的有关的故事，还不被人知晓。如果一个儿子不太知道、没法准确描述自己父亲的经历，一个民族不能准确描述自己国家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在苟且地活着？”崔永元的遗憾和忧患，正在年轻一代中被唤醒和起而行之。
2014年末，北京化工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潘超参加了由崔永元发起的永源公益基金会组织的“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拿起摄像机，记录父辈的故事”，这年寒假，他花了30天的时间倾听奶奶的故事。
“在你爸爸3岁时，你爷爷就去当兵了，整整五年才复员回来。”镜头前的奶奶掰着手指头计算。
那年夏日的一天，一阵疾雨从天而降，背着的箩筐中一边装着沉甸甸的糠麸，一边是爸爸，奶奶慌忙中被路中凸起的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一箩筐的糠撒了，3岁大的爸爸也被甩出去滚到坡下，摔得破面淌血。
“我赶紧把你爸抱起来，在地上唾了一口，‘呸呷，捡起来’（一句江西乡村土语——编者加）。”
镜头前的奶奶说这话时是笑着的。可是镜头后看着监视框的潘超拿机器的手不稳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一个人，淋着大雨，带着受伤的孩子，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可她完全忘掉了当时在大雨里的哀伤。”
回忆当时的感受，21岁的潘超用了一句超越年龄的话：“奶奶那是内心经历漫长煎熬和痛苦后的笑，是与生命最宽广的和解。”
这次影像记录计划还让潘超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拍摄中，潘超第一次回到了祖屋，一个已经破败、行将消失的小村庄。
不通公路，水泥路走到一半就断了，爷俩徒步进村。村里只剩下几位八九十岁、不愿出去的老人，因为当地迷信死的时候要在老宅，灵魂才找得到归途。站在一片杂草地里，父亲煞有兴致地讲这是他当年出生的地方，“这是厅堂，井就在后院，你爷爷喝了这水，才升官发财。”
“那你怎么没发财？”潘超与父亲开玩笑说。
父亲默默回过头，望着身后的那片空地，自己当年出生长大的宅子。但现在地上连一根当年搭房子的废木都找不到，只是不知哪家村民犁出一小块地，种了点小菜苗。父亲足足一分钟静默无语。
“忽而我感受到，他心中有种喊不出来的声音。守村的这几户老人过世后，谁还记得这个村子存在过什么呢？如果我的儿子、孙子问起我,至少我还有拍摄的影像放给他们看，可以告诉修族谱的人，老家的样子。”
已经确定被保送至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继续深造的潘超，说记录影像、从事口述历史记录不会是自己的专职工作，但是倾听家人述说往先，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奶奶说，以前的事是祖祖辈辈的根，现在想来，只有了解了祖祖辈辈是如何走来的，才更有底气地去走未来的路，因为从根须里生发的东西，才最有力量。”
3他们需要倾听者
2014年，93岁的饶平如花两年时间记录自己与妻子相伴60年的故事——《平如美棠》，获得当年“最美的中国图书”奖。老人坦言，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一是为了悼念病逝的妻子，二是想把他们夫妻二人一生的经历，趁着还清醒如实记录下来，留给儿女们和孙辈们看看，让他们能了解上代人的生活经历。
也是在那年底，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收到一份珍贵的文档，内容是一位93岁老人对子女口述的整理，记录了老人经历的抗战时期津浦铁路厂、国民政府第十一战区、北京汽车厂制造第一代井冈山摩托车等往事。文章寄出不到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
许多的中国老人有经历，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来写作记录了。
“一天我父母所在部队干休所的一位叔叔，听我妈说我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就说想让我采访下他。”生长在北京部队大院的崔永元，周边都是有故事的老人，但是他也是做口述历史相关工作后，走近才发现，原来这么多中国老人需要走近和倾听。
“那个要求我们采访的叔叔，后来我们同事去采访时才发现，他是开国大典时空军方队的指挥员。平常我回大院，经常觉得像进了集中营一样，一些穿着很破衣服的老人眼巴巴地站在大院门口。因为现在不像以前，出门就是马路，很危险，干休所就想了一个办法，让门口站岗的哨兵告诉他们，军区有命令，不能出大院。这些人小则团长，大则都是以前的军区司令员，都很听组织的话。但是口述历史是不是一个安抚他们的很好方式？”
崔永元的思考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同。
“口述历史不仅给了孩子们、学生们，或者说年轻人，一个理解过去事情的机会，了解上一代的重要窗口，通过了解家史、国史，获取同理同情心和心理疗愈，同时，口述历史对家庭凝聚力和社区凝聚力也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在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上的观点。
4我们研究的是热腾腾的“人”
国际学术研讨会、学员研习营、公开讲座、项目海报展，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系列项目人气兴旺。不仅学员研习营的30个学位在开放报名一周就已报满，学术研讨会还邀请到现代口述历史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托马斯·戈德、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钱文忠、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等十余位国内外知名口述历史研究者。保罗·汤普森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对口述历史如此关注的国家”来形容此次他来中国所见。
在百度搜索引擎上键入“口述历史”，可以检索出235万余条记录，同时，这种热度还散播在不管是学界、机构抑或个体，对于口述历史的浓厚兴趣。
“我来自武汉电视台，正在为武汉协和医院拍摄院庆一百周年的系列人物口述历史片”；
“我来自中核四O四有限公司甘肃煤区口述历史办公室”；
……
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史，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尚书》、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都是口述体，《论语》也是按照孔子口述的形式被记载。但普通人被宏大的历史洪流所关注，在中国，还是近十年的事。
温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杨祥银是中国第一批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1999年，他在查阅《美国历史杂志》时，惊讶地发现从1987至1998年，每年的夏季版都有一个口述历史专栏。当时他就觉得，口述历史应该“有所作为”。
“我发现我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过往的那些不会说话和相对固定的文献档案资料，同时，我可以让那些在档案室里沉睡千年的口述历史采访资料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触摸得到、看得到、感知得到。”研究对象的变化，带动了杨祥银作为专业研究者在研究思维、研究习惯、研究方式与研究目的方面的变化。
在杨祥银看来，口述史学在当下中国日益被关注，发展甚至呈现出“火爆”的趋势，一方面得益于现代技术手段的革新，如录音机、摄像机等记录介质在中国的普及性应用，印刷出版的门槛降低；另一方面有赖于近十年来，中国社会个人自我历史意识的提升，“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看来，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与精英人物的活动与思想，任何个人都是其特定时代与生命经历的历史主体，因此他们希望借助人人可做的口述历史方法来记录、保存与呈现他们的生活经历、历史记忆与个人观点。”
在历史学者钱文忠看来，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崔永元这样的领军人，因为一股新思潮抑或新趋向要成为一门显学，需要一支有公信力的队伍。
也正基于让中国口述史学学术化、积聚更大年轻后备力量的考虑，崔永元2014年与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中国传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并在第二年开设了口述历史硕士阶段研究方向。
“在过去的60多年间，尽管口述史学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与质疑，但在世界各国口述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它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超越历史学的学科界限，被广泛应用于人类学、民俗学、文学（传记研究）、教育学、社会学（家庭研究、社区研究、城市研究、移民研究）、医学（临床医学与健康护理）、心理学、灾难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1999年专事口述史学研究至今，杨祥银利用不同的报告、演讲场景，建议鼓励听众行动起来，选择某个特定的群体，去记录他们的生活经历与历史记忆，“走近就会理解，为何生活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具有时代的差异性与异质性。”
“最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应该是采访完毕，被采访者完成了一次记忆旅行，采访者也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坐在被称为“口述史学发端”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课堂里，中国第一位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的毕业生范海涛曾发出这样的感喟。
普通人记忆的集合，汇聚成时代记忆。
在这个时代，人们常常自问，我们究竟该将什么留给后代？也许最好的馈赠，就是留给他们了解过去、进而更好走向未来的工具，例如口述史学。
（人民政协报 2016-12-06期03版 作者 修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