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盐解放初期,粮食生产落后,当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县委、县政府成立后,南下干部们克服语言障碍,深入农村第一线,带领全县人民承担起征借粮草的艰巨任务。
1949年6月,海盐县征借粮草工作委员会成立,县委副书记赵星、县长耿志义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亲自指挥全县征粮、支前工作。各区、乡、村也分别成立相应的征粮组织,具体领导征借粮草工作。当月20日,共完成70万公斤稻谷运往上海、杭州的支前任务。由于海盐刚解放,农民生活十分困难,粮食自给尚有很大的缺口,加上群众对政府存有疑虑,征借粮草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为此,南下干部们结合海盐实际,采取“先借后征,以借顶征”的办法,在全县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发动群众开展“反黑田”斗争,由此逐步打开了征粮工作局面。至1950年,全县共征收粮草2985万公斤,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支前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开展征粮工作的同时,为了支援上海、浙江全境解放,南下干部们领导全县人民开展支援前线的工作。1949年5月至7月,全县组织运粮船队,完成了运送粮食到上海、杭州、嘉兴的支前任务。执行第一次运粮任务时,南下干部刘乐智、李益亭带队,组织4条木船前往杭州,途经常有土匪出没的海宁县水网地带,安全运到杭州指定地点,支援了浙江全境的解放。1949年8月起,海盐县的支前工作转入支援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县政府将征集到的80名船工编成1个中队,由刘乐智任中队长,中队以下设分队。各分队均配备南下干部1名、湖嘉公学毕业的青年学生2名。1950年2月27日,县长耿志义签发《海盐县人民政府为(进)攻定(海)支前嘱城郊区动员三十名船夫由指令》,要求“澉浦区动员廿名、城郊区动员十名”,“自带被子”,“限三月三日来县府集合出发”。3月20日,县长耿志义又签发《海盐县人民政府为动员领航向导者致郊区人民政府紧急通知》,要求郊区动员熟悉海情、熟悉路途、会使用船、忠实可靠的向导10名,自带棉被,于21日下午到县政府集中后,立即投入支前工作。支援解放舟山群岛,全县共组织民工近700人、船工200人、民船100余条,运送粮食和军需物资757余万公斤。
枕戈待旦守县城组建武装剿顽匪
海盐刚解放时,人民武装力量还十分薄弱,而散布于海盐全境及周边地区的匪患仍十分猖獗,形势十分严峻。在一次土匪偷袭中,南下干部、中共沈荡区委书记王化东被击伤,另一区委农会干事被杀害。土匪偷袭、暗杀活动在沈荡、澉浦、官堂及县城均有发生。从1949年5月至1950年8月的15个月中,被匪特杀害的区乡干部、解放军战士及群众有20多人。
南下干部工作队接管海盐后,原驻守海盐的解放军某部侦察营于次日凌晨奉命离开海盐,投入解放上海的战斗。南下干部工作队47人中,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其中有许多是妇女和不满20周岁的青年,真正有军事战斗经验的人并不多,枪支弹药也很少。在人民武装力量相对薄弱、土匪武装十分猖狂的情况下,南下干部工作队一方面加强戒备,白天武器不离身,晚上手枪藏在枕下和衣而睡,枕戈待旦,随时防备土匪武装的突然袭击;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党和政府的强大政治优势,向土匪武装发起政治攻势。
1949年5月24日,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赵星和县长耿志义,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政治优势,不顾县城内外敌众我寡的实际兵力情况,与匪首徐福新、方中立在县城某茶馆店当面谈判。在认真听取匪首们提出的各项条件的同时,开展耐心细致的教育、劝导工作,解答对方疑问,指出对方出路——遣散人员,交出武器,回到人民怀抱。徐、方两人当面点头答应,但在夜晚便率残部乘船下海潜逃舟山,投靠“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浙沿海游击纵队”黄八妹部继续为匪。
在向土匪发起政治攻势的同时,县委、县政府着手建立人民武装,开展剿匪斗争。1949年6月,县武装科建立。7月13日,由解放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八师派出的指战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所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盐县大队成立,共258人,县委副书记赵星兼政委。10月15日,赵星又兼任海盐县剿匪指挥部总指挥,亲自参与制定了全县剿匪计划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而以发动群众自卫为主”的剿匪方针。同时,全县开始组建民兵队和自卫队。
从1949年5月至1951年5月的两年间,全县组织开展了3个阶段的剿匪斗争。共抓捕、歼灭、管训土匪武装分子15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动员生产自救奋力减灾渡荒
海盐解放前后,连续遭遇自然灾害,人民面临严重饥荒。为了帮助群众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南下干部们围绕省委提出农村中一切工作“均应围绕生产救灾这一中心环节”,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实现减灾渡荒。
1949年初夏,县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赵星、县长耿志义带领县级机关干部,到县城郊区开垦荒地,种植南瓜、番薯和蔬菜等早熟作物,发动群众恢复生产,以“瓜菜代粮”渡荒自救。同时,县委、县政府加强对全县的农业生产进行管理,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春耕生产、治虫、治水、积肥、贷种、垦荒、养蚕等。县政府还发出保护耕牛的通令,用以发展农业生产。
1950年春,海盐发生大面积饥荒,影响了群众生活。为了克服饥荒引起的社会混乱,县委于2月中旬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在灾荒情况不是很严重的地区,实行以春耕为主结合救灾;在灾荒严重的地区,以组织群众救灾为主,做好春耕准备。”同时,选举产生生产救灾委员会。会后,县政府放贷早稻种250公斤、晚稻种3万公斤、棉花种26230公斤、麻种400公斤,放贷肥(豆饼)75万公斤。还发放春蚕种26万张,秋蚕种101万张,发动群众开展积肥、除虫竞赛,进行生产自救。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还向部分军烈属和孤寡老人等特困户发放救济粮,抽调县级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区、乡开展工作,采取措施组织群众生产渡荒。一是开展副业生产,换粮充饥,解决燃眉之急。二是开垦荒地,大量种植早熟作物,如南瓜、马铃薯等。三是参加水利建设,以工代赈。四是开展自由借贷和社会互济。五是救济重点困难户。
经过生产自救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顺利渡过春荒,农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全县渡过了解放初最困难的时期。
铲除封建剥削实行土地改革
南下干部庄子祥晚年生病期间总结自己“一生最为感动事:一、当兵打日本鬼子;二、地方工作期间凭支前工作打垮国民党74师;三、参加土改,打垮地主,分田给农民。”
实行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当时海盐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协会承担起基层土改的实际领导责任。1949年11月,县委副书记 兼任县农民协会主席。1950年初,全县各区、乡、村农民协会也纷纷建立。区乡一级的领导骨干,大多由南下干部担任。绝大部分南下干部来自农村,他们深知土地对农民的重要。因此,在全县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们倾注了大量心血,许多十分年青的南下干部也在土改运动中得到锻炼、成长。
1950年9月,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推选成立由县委副书记赵星兼主任、县长耿志义兼副主任的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确定欤城区张鼎乡为土改典型试验乡。并派出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冯化东,县农民协会副主任林元济在内的南下干部4人,青年学生8人和当地区乡干部及农民积极分子12人,组成强有力的土改工作队进驻该乡。在县、区土改基点试验取得经验后,全县其他各乡土改工作从1950年12月起全面展开。至1951年4月,土改工作基本结束。
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县共划地主932户,半地主式富农260户,富农941户;划中农19315户,大佃农193户,贫农23431户,雇农1675户。共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1466万亩,有24513户无地、少地农民共分得土地132万亩。此外,没收地主、富农农具10149件、家具39743件、耕牛449头、房屋61315间、稻谷3037万公斤海盐县志编纂委员会:《海盐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除少量收归公用外,其余全部分给贫农、雇农及部分缺少生产资料的中农。土地改革的胜利,使全县农村在政治上、经济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面貌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动员参军捐献支援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军事斗争。从1951年至1953年,南下干部们响应党的号召和国家需要,动员全县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支援抗美援朝。
为了统一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南下干部们迅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以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行径为中心内容的时事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全县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人民的斗争信心,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同时号召全县人民站好自己的岗位,做好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1951年5月1日,全县城乡举行有79万多人参加的示威大游行,449万多人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395万多人投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2月,县委下达《关于动员新兵工作的指示》和《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完成参军任务的意见》,动员第一批参军。共录取新兵754人,超额完成地委分配的征兵任务。7月至8月,县委又开展第二批参军动员工作,共录取569人,超额完成地委下达的征兵任务。
同时,县委、县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美援朝。至1951年11月,全县共捐献黄金及金饰品248件、银子14斤10两3钱4分、银元594枚、“捐献子弹款”4518元、“捐献飞机大炮”款295225元,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捐献“一机一炮”24万元的任务。1951年至1953年间,全县征集到的粮食分别为16789万公斤、179777万公斤和1745万公斤。这些粮食相当一部分作为支前物资用于抗美援朝。1951年3月至5月间,全县开展慰问中朝指战员和救济朝鲜难民活动,共筹捐款4490余元,钢笔、牙刷、毛巾等慰问品137万余件,慰问袋3600多只,各种书报杂志186本,寄慰问信146封。当年,全县享受代耕的烈军属820户,代耕土地面积44146亩。从1950年开始,在两年多时间里,全县向327户贫苦烈军属先后发放稻谷4300余公斤、大米17550公斤、人民币1218元。
1953年1月下旬,县长徐永三兼任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开展第二次动员参军工作。至3月初,完成了动员160名青年光荣参军的计划。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112名海盐籍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其中有10人在朝鲜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禁赌禁娼禁毒清除千年“毒瘤”
毒品、赌博、娼妓泛滥,是旧中国延续数千年无法根治的民间“毒瘤”。海盐解放初期,毒、赌、娼现象一样十分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南下干部一到海盐,就借助驻军力量,依靠当地人民,在全县开展一场禁赌、禁娼、禁毒,荡涤旧社会污浊的群众运动。
1949年6月,县公安局在驻盐解放军部队配合下,以武原镇为重点进行城市治安清查工作。1949年底,共查获赌博案51起,涉及人员372人,没收赌具187副。1950年7月,全县共查处赌博案件55起,查获赌博人员230名。1951年,又查获赌博案件53起,涉及人员358人,没收销毁赌具350余副,全县十分猖獗的赌博势头得到有效扼制。
1950年初,县公安局在县城武原镇查处暗地卖淫嫖娼场所3处和暗娼11名。在处罚改造老鸨的同时,对妓女、暗娼进行体检、诊治和教育改造。有3名暗娼回乡务农,4名暗娼做工,另有几名暗娼改良成为家庭妇女。至此,曾作为职业的卖淫嫖娼这一社会丑恶现象基本绝迹,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1950年7月,县委宣传部部长徐永三和县公安局局长段书友分别担任县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正、副组长,又从民政、公安、法院、卫生等部门抽调12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对全县禁毒工作进行指导和督查,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禁毒工作。县公安局在驻军配合下组织巡逻队加强巡逻,有针对性地对公众聚集的茶馆等场所及水上船只进行突击抽查。在此基础上,全县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船业公会会议,发动群众制订禁毒公约,开展群众性禁毒运动。1951年3月,县政府发出布告要求全县人民禁种、禁贩、禁吸鸦片,违者按禁烟法令严处。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全县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10月6日召开控诉毒品危害和群众宣判大会,依法传讯贩毒犯26名,宣布逮捕2名、管制4名。至此,全县毒品犯罪活动基本肃清。
南下干部到达海盐仅3年多,就依靠人民政府的力量,清除了毒品、赌博、娼妓这三个祸害海盐社会几千年的“毒瘤”,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对全县城乡社会风气好转、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恢复国民经济保障人民生活
海盐县解放初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为此,南下干部们始终将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作为头等到大事来抓。
1949年海盐解放时,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有53500公顷,农业总产值268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在组织力量自救渡荒的同时,南下干部们将解放生产力作为防止饥荒的根本办法。县委、县政府于1949年8月成立实业科,对全县的农业生产进行管理。1951年县委、县政府发出《关于1951年农业生产工作的指示》。1952年又提出“在1951年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发动群众开展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推广先进耕作技术等生产运动。经过3年的生产自救,全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农村荒灾基本消除。1952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到63400公顷,全县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63230吨增加到1952年的85700吨,棉花产量从1950年的110吨增加到1952年的288吨,农业总产值达到5109万元。
解放初,海盐工业基础薄弱,只有酱园、印刷所等小型私营企业7家,职工138人,工业总产值273万元。由于购买力薄弱,整个手工业开工严重不足。为此,县政府建立了工商科,加强对公私工商业的管理,开始着手国营工业建设。先后筹建第一家国营米厂、接管私营海盐电灯公司、成立甪里山采石工程队。同时,县委、县政府还采取措施扶持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195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617万元,比1949年增长126%。在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的同时,全县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财政状况的基本好转,使全县人民基本生存条件得到保障并有所改善。解放初的头三年,尽管承担着支援解放沿海岛屿、抗美援朝等重大支前任务,但由于粮棉油等产量的快速增长,使全县人民的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条件仍得到保障并有所提高。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全县人民通过民主建政、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生产斗争与社会活动,真正体会到生活上的自主和政治上的翻身。这正是海盐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也是此后海盐人民愿意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基本动力。
从1949年5月南下干部接管海盐起,到1952年底的短短3年半时间,海盐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与进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与进步的取得,既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县人民的支持,更要归功于前来接管海盐的南下干部。是他们与海盐人民一起渡过了解放初期的艰辛岁月,开创了海盐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为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