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的沂蒙南下宝宝们（文/徐瑞云 徐国庆）

——以此文献给英雄的沂蒙南下母亲和南下干部后代的兄弟姐妹们

（文/徐瑞云 徐国庆）

一群跟随父母南下或在南下征途中出生的“宝宝”一生注定要伴随英雄的沂蒙革命母亲历经艰辛，走向父母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和旅程。

一群“南下宝宝”，生下来便跟随父母亲参加部队行军南下，虽然他们不算是“老革命”，但他们是南下行军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宝宝”们的父母亲，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从沂蒙老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对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工作的。

1949年7月底，奉华东局鲁中南区党委命令，在山东分局党校南下干校学习了两个月，9月24日抽调的老区干部们从济南出发，踏上了“只有出发的命令，没有返回的日期”南下进军云南的8000里路“小长征”。

这些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的沂蒙老区妇女干部们就此踏上了人生更加崎岖险恶、艰辛的征程。

人们难以想象，67年前父母是怎样面对去山高路远，道路险峻，沿途困难和危险重重，所去之处被称之为“充军之地、瘴气之乡、蛮夷之荒”的云南时，对党的忠诚和信念的决心。67年前父母们离乡背景、告别挚爱的家乡、年迈的父母、妻子儿女义无反顾的踏上征程，克服了餐风宿露、崇山峻岭、缺吃少穿、山路崎岖、急流险滩、兵袭匪扰、敌特破坏等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跨越苏、皖、豫、鄂、湘、黔、滇七省，行程八千，奔赴云南。

在这中国史上的“小长征”中，我们的沂蒙南下母亲和“宝宝”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危是多么的险恶和艰辛。

战场上找回来的孩子。那是沂蒙老区莒南县南下干部薛汉鼎和叶莲荣叔叔阿姨的儿子。

薛汉鼎叔叔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1947年历尽坎坷从新疆回到郯城工作，1949年奉命从新海连和妻儿南下。叶阿姨后来留在了留守处，到达贵阳时一路上孩子由于严重营养不良，难以存活，阿姨用里边的一件毛衣换了点炼乳才将儿子救活，可那宝贵儿子却是在山东解放前一场战役中捡回来的儿子。

据儿子讲述母亲经常讲的刻骨铭心的回忆：一次父母亲他们转移，雇了个挑夫用箩筐挑着一起走的，后来碰上敌人交火打起来，父亲命令赶快撤，撤出来后大家到达安全地带，发现不见了儿子，为安全起见父亲不准母亲及同志们回去找，怕连累大家。晚上天黑后母亲思儿心切，独自一人瞒着父亲偷偷跑回战场上去找，那天月亮很亮，明晃晃的，母亲四处寻找发现我还在箩筐中，瞪着两个眼也不哭，打起来的时候挑夫丢下就跑了，母亲赶紧抱着我连夜又赶回了部队。

“我随母亲南下到了贵阳，母亲再一次救活了我……人世间的慈爱，莫过于伟大的母爱！”

听我薛哥哥讲述时，泪珠滚滚而下，我们知道，气侯多变的云贵高原山高风寒，十里不同天。叶妈妈无钱少衣，行军前行李本来就极为简单，她用自己仅有的最好的毛衣换炼乳救活了儿子的生命后，还能用什么在行军途中给儿子和自己御寒。

然而，当年南下时不是每个跟随父母南下的孩子都是幸运的，部队在过洞庭湖时一对双胞胎诞生在地上，后坐船过洞庭湖由于条件恶劣，脆弱的小生命怎耐风寒，不幸相继夭折，悲痛的母亲死抱着孩子不放，上岸时众战友强行将母子分开，把逝去的小生命安葬在湖岸上。

从济南出发时有些临盆的母亲被留守了下来，有条件时再碾转南下。1949年11月沂南籍马殿贵、蒙阴籍陈明英叔叔、阿姨的女儿走到山东与江苏交界处时，陈阿姨生下大女儿，取名鲁生。后来马叔叔已先行到达玉溪专署华宁县，开展接管政权、征粮剿匪工作，陈阿姨到达后，公路只通到通海县，只得抱着女儿骑马、走路餐风宿路、夜住庙，路不熟一路走一路问，脚都磨破了到达华宁县全家得以团聚。

1950年1月6日，六大队政委孙振华和马昭霞叔叔阿姨的女儿诞生，取名晓云。

在晓云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的母亲在南下开始时编入六大队二中队。母亲当时正生病，加上怀孕，出现早产征兆留在济南留守处待产，因打摆子发高烧怀孕7多月，于1950年1月6日提早将我生下，母亲说由于早产，我生下时浑身是毛，皱如树皮，哭声似猫叫，能否养活，只有听天由命。4月份，在我三个多月时，母亲就带着我随留守队踏上南下的征程。行军途中母亲任支部书记，沿途坐火车、换轮船、乘汽车……后徒步跋涉”。

“在部队的护送下，妈妈们身上绑着干粮袋，腰里别着小手枪，肩上前面搭着脸盆（给孩子洗用），后面搭着衣服尿布，怀中紧紧地抱着3个月大的孩子艰难前行。沿途我又不争气，晚上常常将母亲给我用作垫被的棉袄尿湿，第二天妈妈只有穿在身上捂干后晚上再用。奶水不够，就吃百家奶，喝泡软的干粮。遇到残匪扫射，妈妈就将我护在身下……船到四川万县时，由于一路恶劣的条件，几个月的我患肺炎高烧不退，由于缺氧嘴巴发青。送至万县医院，医生说已无抢救价值不愿意收治。军管会出面给医院施压，说这是军队的孩子，要死马当活马医。必须全力抢救，医院无奈，将我收入走廊。经过艰难的救治，总算保住了性命！现在还留下气管炎、肺气肿的后遗症”。

1949年10月底，云南支队到达长沙，在长沙进行休息整编，大部队将开始步行进入云南。11月中旬乘火车至湘潭，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进，然后将一些体弱有病和老区怀孕的妇女干部留下来，在湘潭易俗河成立了留守处。那些未见到孩子出生的父亲们，随着大部队出发，于1950年2月底先行到达云南，投入到接管建政，征粮剿匪的斗争中。

在留守处丈夫们与准妈妈别离，踏上生死未卜的征途，有些竞然成了永别……。

那场景恰似当年沂蒙人民送子弟兵参军参战情景再现，舍小家，顾国家，舍性命，为人民，那就是千古流传的“沂蒙精神”！南下征途中，老区南下夫妻此时的生死别离，只能互道珍重！

《在留守处的日子里》，一位来自当年一大队医务室浙江海宁的医生，后调到留守处的朱咏和阿姨在回忆录中讲述：“我的工作是负责200位病号及孕妇的保健医疗。易俗河地处偏辟，是刚解放的小镇，离城较远，交通不便，当地缺乏医疗设备，感到责任重大。病号中大部份是老解放区的抗日游击队妇女干部，她们是与敌人血战中幸存下来，因此遗留着各种肉体和精神的严重创伤。同时孕妇的产前检查，预产期登记，以及预防发生早产准备……”。“我们留守处同志盼望早日能与同志们并肩作战。可是交通太困难了，即使有足够的交通工具，但要经过半个湖南，横穿贵州及云南东部的几千里漫长战后残区，土匪盘踞猖獗。没有强大的武装保护，安全无保障。所以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不得轻易行动，且留守处人员都是妇孺病号，只得耐心等待”。

留守处在艰难的条件下缓慢行走，行军路线是绕道广西。部队进入柳州，一群呱呱坠地的“南下宝宝”迎来了他们生命的挑战。

欢笑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4月10日，莒南县南下干部吴竹林、梁玉珍叔叔阿姨的儿子诞生，这是柳州宝宝的老大，取名“笑平”。66年后笑平感叹：“我母亲生我时刚满27岁，我父亲已经进军云南五个月，父亲不在，我的名字由一位南下叔叔取的。他说，云南和平解放，大家高兴，就叫笑平吧，欢笑云南和平解放”。

《南下婴儿“小火车”》，我叫小火车，这是沂南县南下干部郭长儒、薛新民叔叔阿姨女儿的一篇回忆录：“1950年4月17日，当妇女干部一行乘火车至广西柳州时，怀胎十月的母亲突然阵痛发作，在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的帮忙下我就呱呱坠地了，因为就出生在母亲她们睡觉休息的闷罐车厢里，还来不及下车，所以就获得了众阿姨们给起的‘小火车’这个小名”。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及各位阿姨有时乘坐火车，有时乘坐大卡车，有时停下休整，一路上餐风宿露，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条件很艰苦，母亲初为人母也没什么准备，我出生后一位张阿姨给一件小衣服，另外一位阿姨给了一块布头，母亲用她的一件旧衣服把我裹巴裹巴抱在怀里就随部队 出发了”。

“在整个月子中母亲顿顿是白菜，萝卜泡饭，没能吃上一个鸡蛋、一块肉、一口红糖水，但这时母亲还是舍不得给自己加营养，用仅发的伍角钱给我买了一双小红皮鞋，一直穿到了一岁多。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我将铭记终生。”

鲁桂。1950年4月24日，苍山县南下干部房永典、任玉荣我的公公和婆婆的儿子诞生在柳州，老家山东（鲁），走到广西（桂）生的，就叫鲁桂吧。那是“柳州宝宝”中的老三。

鲁玲。1950年4月26日，干于县徐广步和日照县南下干部牟秀春叔叔阿姨的大女儿出生，那是“柳州宝宝”的小妹妹。2016年已90岁高龄的牟阿姨清楚的讲述了这段催人泪下的经历。

“在湘潭时，易俗河当时也没什么好吃的，没营养，大家凑了点钱买了点豆渣用盆煮着吃。生孩子是在柳州的一个接收的日本人开的医院生的，完全是日本护士，孩子生后没有奶吃，请日本姑娘帮买的葡萄糖、小奶嘴，在医院找了个玻璃瓶，喂糖水。当时我有个小蚊帐，撑着小蚊帐，笑平、小火车、鲁桂、鲁玲孩子们都睡在里边，妈妈们在外边，任玉荣、梁玉珍各睡一边。”

“生完孩子后第二天我就到江边洗大人的衣裤及小孩子的衣服，当时河水涨得很大（经查叫柳江），因为我最小最年青力气大，我争着天天下河洗衣服。后来江边的部队及群众告诉我，来不得了，那些敌人、土匪见了解放军就杀，丢下河，还出三十块大洋买一个南下干部的人头，后来就不敢去了，在驻地到处找水洗，没有多少的尿布，得赶紧洗，赶紧晒”。

“当时抱着孩子走，用棉衣兜着孩子，用绳子捆在胸前走，领导做过工作，说如果暴露，只能捂死孩子，薛新民有把防身的枪，你徐叔叔和赵明德送了一支枪，说如果被敌人抓着，只有自己打死。在湘潭时发过5毛钱，后来我请人花了1毛5买了双鞋，是紫红的，3毛5买了糖给孩子吃”。

南下杨月华等阿姨们共同回忆到，还有那些从山东一同南下的战友，冯贵东和赵印叔叔阿姨的女儿，1949年生在路上。孙明和王席生叔叔阿姨2月生的孩子叫“鲁明”。战子俊和左明叔叔阿姨在湖南3月生下的孩子叫“湘生”。罗志昌和李淑荣叔叔阿姨在柳州5月出生的孩子叫罗东等等，一同随母亲们一路南下、南下……

66年后的再聚首，当年随父母各奔东西的部分“南下宝宝”，在家乡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南下干部》征集感召下，几十年不曾谋面的子女聚到了一起，留下了珍贵相片，并且大家以微信等形式表达对父母，对父母战友和革命前辈的思念和感恩。“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更何况我们。”

“南下宝宝”们能体谅母亲南下的艰辛。在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环境中顽强生存、抗争。笑平珍藏着一张老相片，他说：“这是我一百天时老母亲带我去相馆里照的相，由于严重缺钙，头都抬不起来，坐不稳，由老母亲躲在椅子背背后扶着，一想起老母亲历经千辛万苦仍然不忘给我一片关爱，我就泪水涌出。”这是所有“南下宝宝”的心声。

鲁桂感叹到：“我们的名字浸透着父母对沂蒙家乡的感情，那时他们还年青，我们出生在柳州时她们肯定没有和我们的父亲商量（已随大部队挺进到了云南），就一致在我们的名字里留下一个“鲁”字。让我们永远铭记母亲留给我们名字的初心！不忘家乡，不忘生我养我的父母亲！”

“南下宝宝”们随母亲艰难挺进。慈祥的朱咏和阿姨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直到1950年春天，好容易盼到了通知，是二百辆运送被服的车队，可以得到武装保护，我们的车辆插在中间只有四辆，这支留守队伍出发了”。

“当时我的工作略有变化。因为孕妇都成了婴儿的母亲，我的服务中心主要转移到新生的革命后代。在这气侯多变、风雨无阻的军旅生活中，幼小的婴儿，如何抵抗这大自然的严峻考验？因此感到肩负不轻，时刻提心吊胆”。

“我们的行军路线，是绕道广西。途经金城江，宿营在草棚下，这是个临时戏台，为了照顾孩子与母亲，让她们睡在戏台上，其他人员均在高低不平的泥土地铺草而卧。不料半夜雷雨倾泻，我从梦中惊醒，发觉自己泡在水中……天刚亮，戏台上的母亲们发现孩子身上爬满了大虱子，正在饱餐着孩子的鲜血，妈妈的心情，只表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微笑，革命母亲的高尚品质，融合在这默默的一笑中。”

“南下宝宝”也经历了九死一生。当年也在留守处的杨月华阿姨（那时还是小姑娘）回忆道：“当时路上很乱，从湘潭怀孕的坐火车，其余的坐木碳车、大卡车。后来又把怀孕及体弱的留下，我们继续朝着贵阳走，在贵阳汇合。从贵阳坐大卡车到沾益，中间遇着几次土匪袭击。前边部队警卫打起来，消灭清剿后，保证留守处安全通过。”

朱咏和阿姨也回忆道：“进入贵州独山，此处是土匪盘踞的高山虎穴，与国民党败兵串连在一起，行使抢劫、杀人，我们车行途中，发现路边有二具尸体和一辆破车，高山上还有吹牛角的老人放哨，好在车队紧接，没敢妄动。”

我们慈祥的好阿姨，当年您31岁，为呵护“南下宝宝”们您尽其所能，奉献了不是母亲胜似母亲的大爱，当看到玉溪史料上您老年后慈祥温暖的面孔、看到您的回忆录时，您已离我们而去，在此，“南下宝宝”和南下后代们叩谢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将铭记终生。

前来军事接管的“南下宝宝”。今年90岁高寿的李肇秀阿姨是日照人，二大队（专业技术队）的南下干部，李阿姨回忆：“1949年我和孔庆华（二大队原名周玉真曾在华东野战军军邮总局）结婚，奉命南下从南京随大部队一路南下，此时已怀孕便与大部队一起从长沙走着到云南的，当时怕影响行军，也不知道要走这么长时间，穿着棉衣自己坚持走，也不吱声。进入滇黔路山太大了翻山越岭，一天走120里，很辛苦咬牙坚持，1950年2月到了小石坝。”

“1950年2月底进入昆明，3月4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孔庆华和我作为省邮电局军代表接管邮政，开完成立大会，与其它接管人员及地下党的同志汇合开展工作。”

3月5日到医院生下女儿，伴随着母亲一路南下的宝贝，迎接云南军事接管，取名“周南”。

整整一年到云南。朱阿姨回忆录中记载：“经过长途颠簸，安全到达贵阳，交通工具又一次遇到困难，不得不继续等待。于1950年7月到达玉溪。”

晓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一批南下队伍中的婴儿，在服务团战友的热情关心帮助下，在妈妈们历尽艰辛的温暖怀抱里，有幸成为了西南服务团的最小成员。跟随部队完成了南下征程”。

据众阿姨回忆，当时很苦，路上很乱，走到哪里算哪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也没钱买，孩子们大都营养不良饿得哇哇的。从沾益坐火车7月份才算到达小石坝，男的早已分配工作了，从小石坝带着孩子骑着马、走路去玉溪，武定专区各县，从7月到济南学习，我们整整一年到云南。

沂蒙南下宝宝和牟秀春妈妈在一起，右起小火车、鲁玲、牟妈妈、鲁桂、笑平

南下67年后，当年的“南下宝宝”而今已步入老年，无不感慨母亲们对党对信念的奉献和坚守，心里有情、有放不下的责任，母亲们何等伟大永远牢记心头。跪谢母亲恩赐予我们脆弱的幼小生命！跪谢父母间情同手足的南下战友深情将我们哺育成人。

笑平说到：“小火车回忆真切，感情满满的。”当年老妈生下我们经历了艰辛万难，我们永世不忘。写出来，就是对他们永远的怀念，让孩子们记住不忘。

从我可爱的沂蒙山家乡出发，到达嵩山峻岭的云贵高原，母亲们走了整整一年。从父母亲共同分亨怀孕的喜悦，到各奔东西赴云南，亲人间牵肠挂肚的思念。从浑然不知来到世上，跟随着母亲成为军营中一名南下成员，“南下宝宝”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作为南下军中的“老资格、老革命”，他们不算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算工龄，但在辉煌的南下史上，作为南下队伍中的一员，也应载入史册。

我们为有这样的大爱母亲和沂蒙南下前辈，而深感骄傲和自豪，我们泪湿沾襟，写下此文，也将他们载入史册，流传于世！

2016年12月